念出真理，求索成人
——《追思父亲李尔重》之二
李为民
父亲逝世后，有些事出乎我们家人预料，也出乎世人（包括面临处理父亲后事题目的湖北省委、与父亲持相同或相似理论观点的人们、与父亲持相反或不同观点的人们）的预料。
一是中央主要领导对此事反映之快出人意外：我是2009年12月26日一时许，和小弟一起赶到武昌家中。在家等候的湖北省委有关人员对我们弟兄三个（我的大弟此前已在家中，父亲离去时，他陪伴在父亲身旁）说：“李老逝世的情况快报刚刚报去中组部不久。省委领导对此事十分重视。一切会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省里正在开全会，主要领导都很忙。书记和省长准备30日晚到家里来表示哀悼和慰问。”当天下午三点多，他们又急忙打电话通知，叫家里人不要离开，下午五点左右，书记和省长要到家里来。五点多，湖北省的主要领导书记、省长、副书记、组织部长、省委秘书长一齐到了家中。罗清泉书记说：“我们是代表胡锦涛总书记、习近平副主席、李源潮部长到家来对李老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并向家属表示慰问。”
二是在任和卸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父亲逝世表示哀悼者之多，态度之认真，出人意外：父亲是一位未能当上中央委员的省级领导，按常例有一个分管组织工作的中央领导出面足矣。所以此情引来外界诸多猜测。港报甚至有所谓“风向标”之说。
细细想来，我觉得不要把事情想得太复杂化了。外界的议论，姑且听之吧。其实，我倒觉得，或许是父亲的政治人格魅力使然。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处在各级党政领导的职位上，一直位于政治思想理论的圈子里，父亲不可避免的面对了建国以来的所有运动和思想战线的斗争。我不敢说他在其中的表现如何正确，但我敢说，他最大的特点是：始终坚持努力运用所掌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事物的基本原理，独立思考和认识身边出现的问题。同时，不论对错，不论成熟与否，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不唯上，不畏权，不随波逐流。
1959年，我已经十岁了，是半懂事半幼稚的时候。那年为了庆祝建国十周年，武汉市在当时的中苏友好纪念馆举办了农业展览。参观展览当中，我见到全是说一亩地打多少万斤稻子，产多少万斤红薯的宣传，兴奋的不得了。出来坐上车，我嘴里还不停地说自己见到的事。没有想到，坐在后排的父亲淡淡地说了一句：“我又不是没有当过农民，一亩地能打多少粮食，我心里还没有数？”同样是这一年晚些时候，一天该吃晚餐时，父亲迟迟没从楼上下来。母亲让我去叫他。只见父亲闷坐在书房的办公桌前，心情十分沉重。我的眼角扫见桌面上摆着的是一份关于庐山会议的红头文件。事后很久，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才从一些叔叔阿姨那里了解到，父亲1959年差一点就被打成武汉市委内的右倾宗派集团的头子。
1960年，父亲调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宣传部长。这一年，为了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也为了提高干部的哲学思想水平，中央号召各地区组织力量写两本书：一本哲学书，一本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中南局布置各省后，各省很快就送来一堆书稿。父亲认真看了所有的书稿，觉得基本上都是条文到条文，与实际不着边。便对各省来汇报的同志提问：“咱们是不是真弄明白了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它与资本主义的不同何在？在哲学方面我们有什么新的发现、新的观点？”见大家答不上来，父亲又说：“这样的书，没有送呈中央的必要。我们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书暂时不能定稿。”
1964年“四清”运动当中，到处都在推广“桃园经验”。父亲下到湖北省当阳县关陵大队蹲点搞“四清”，与当时襄樊地委书记阎均、工作队员王志浩组成领导小组，父亲任组长。见到按照“经验”办事，弄得大队干部人人检讨，翻来覆去地追查经济问题。一个大队，把土地山林除外，总资产也没有二十万，竟能查出干部贪污二十万。父亲不相信。因此在给工作队员开会时强调：在落实问题时，一定要实事求是。要允许干部申辩。要多一些民主。王任重同志上京开会时，把父亲的这个讲话材料带了去，无意中让刘少奇同志看了。刘少奇认为父亲这个讲话右倾。找王任重，指着讲话材料问：“你看这个讲话有问题不？”王任重连夜打电话交代：赶快检讨，争取主动。为了不让王任重同志背黑锅，父亲违心地作了检讨。
1975年“整顿”时期，父亲还只是广东省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不知为什么，几乎广东所有战线的整顿动员报告，都要父亲去讲。母亲很不乐意。对父亲说：“你还不汲取教训，以往就是说得太多了，人家就要打倒你。”父亲回答说：“你不讲话，人家要打倒你，一样打倒你。”一次，我正好到了父亲给广东财贸战线动员整顿会议的宾馆，下午要做报告，中午父亲只在休息前把准备好的提纲过目了一下，便躺下休息了。我看了看那份提纲，也就是六、七行标题式的提纲。这就是他老人家的本事，拿着这样的提纲，就可以讲出两三个小时的报告，而且让听的人觉得过瘾，觉得有理论，有实际；不照搬书本，不照套文件，语言生动，文采照人。听的人们，不会打瞌睡，不会开小会。这个本事，关键在于有思想！
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完不久，陕西省委召开了一个理论工作会议，父亲在会议上有一个发言。发言当中，父亲一方面谈了自己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开放方针的理解，认为我们确有必要认真学习世界上所有可为我们借鉴的经济建设的先进经验、先进技术，迅速改变落后于人的现状；另一方面，也谈了以下一些观点：对外开放是一项重大决策，实施时应该避免以往曾经多次出现的“一哄而起”的现象。无论是对开放的地区，还是对开放的行业，都应统筹规划，分清轻重缓急，逐步稳妥推进；当打开国门时，我们的主观愿望是要吸收好的、先进的事物，但是事物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一切腐朽、肮脏的东西也会无孔不入地钻进来。对此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予以鉴别、抵制、清除；在我们提倡对外开放，引进的时候，依然要宣传自力更生的精神，宣传艰苦奋斗的精神。资本主义决不会拱手将真正领先的技术让他们心中的敌人轻易拿去，中国的科学事业、各类生产技术的最终大发展，还是要靠我们自身艰苦的努力。话讲完没两天，时任《红旗》杂志总编一个电话打给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同志，责问：“李尔重同志在陕西理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有些观点是很成问题的，是和三中全会精神唱反调。这个讲话，你们省委看过没有？”马文瑞同志回答：“尔重同志的讲话省委常委讨论过。如果有问题，责任在我们省委。”为父亲担了责任。
“反对推行农村包产到户”，是最后要将父亲从河北调离的理由之一。父亲曾经在许多不同的场合谈起过当时的真实想法。应该说那个时候，父亲对农村推行包产到户的政策，也处在理解认识的阶段，是对，是错，并没有定论。只是在贯彻执行当中，他和省委第一书记金明同志感觉：河北省铁路两厢是大平原。这里原有的集体所有制的农村，土地连片，水利灌溉、机械耕种、福利待遇、学校教育等，都已成龙配套，拆散了实在可惜。既然是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道路，是不是应该允许有多种探索的路径。同时，也要尊重群众自愿的选择，区别对待。因此，在河北农村当时没有搞“一刀切”。仍然保留了以晋州周家庄为代表的，300多个大队所有制的集体农业经济实体。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对“包产到户”做法的局限性和不合理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那又当别论。
离开了工作岗位，父亲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写作中。但是，他的心始终关注社会民生。同样在许多问题上，毫不隐晦自己的观点，秉笔陈书。
处在社会当中，处在社会矛盾当中，人人都会遇到如何与人相处的问题。古往今来有许多教人如何处事待人的名言、章句，国学底子不薄的父亲自然深知。而最根本的是，他知之而且能“化”之。父亲常会提到一幅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如果消极理解，会得出做人处事要察言观色，随波逐流的认识；积极理解则会懂得，要通晓事物的内在规律，做人处事不失原则。无论是对那些观点与自己相同或相近者，还是对那些观点与自己相反或不同者，父亲做人处事真的是有自己的原则的。
对与己同观点者，父亲视之为友，但只是“同志式”的友。互相可以讨论、争论、批评与反批评，为的只是：真理越辩越明。在这种朋友之间，互相有拜访、交流，但决不流于庸俗。父亲从不在朋友之间请客送礼，吹吹拍拍。如果这类朋友中，有位高权重者，父亲也不会搞阿谀奉承的一套。父亲在职时，可以说没有“派”，不属于任何一个山头。跟所有搭班子的一把手之间，都只保持同志式的密切配合的关系。同志处在逆境中，他会主动接近。刚到陕西时，父亲就找机会去看望了尚被“监护”的两位老干部。当这两位同志后来升迁后，父亲则与他们始终保持着一种有适当距离的关系。
对与己相反观点者，父亲对其中绝大多数并不视之为敌。父亲认为，社会向前发展的进程当中，人们的认识和觉悟有先后，何况形形色色的传统意识顽强地影响着人们。与己持不同观点的人们，其动机不一定就坏，也不代表他们永远不可能认识正确事物。不同观点之间是思想的斗争，是理论的竞争，只能采取说理的方式。哪怕是对其中极少数反动者的批判，也不应采取漫骂式的斗争方式。父亲的文章，从来不会拿小道消息、不实之说、闲言碎语、绯闻丑事造势。
面对那些与己不同观点者给予自己的不公正待遇，父亲表现的十分豁达。父亲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面对敌人的枪炮，冲锋陷阵，英勇牺牲；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宁死不屈，坦然走上刑场，这些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并不是最难做到的事情。真正考验一个革命者忠诚的最艰难的事情是，在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中，遇到采取不正当方式处理自己的错误时，甚至也会面临掉脑袋时，你是否还能坚持你的信仰，保持你对革命事业的忠诚。”父亲在他写的文章中多次谈到：“党的领导犯错误时，会使正确认识的同志受委屈，受错误处理，甚至还会把好同志当敌人对待，牺牲他们的生命；党的领导、路线正确时，也有可能发生局部的、因个别人不正派，或者彼此对事物认识发生矛盾，致使对某些人不正确的处理。如果不能正确对待，就容易走到革命的对立面去。”正是有此觉悟，父亲从未对曾经给予自己不公正待遇的人，以怨报怨。从未在家里议论过任何一个“整”过他的人。有时我们从其他同志口中听到些故事，回去问父亲，他要么会说：记不大清楚了；要么就根本不去理会我们。至于来自身后的暗箭冷枪，父亲从来是不屑予顾的。
2007年8月父亲写了一个简要的“年谱”，称自己的别号有六个，其中一个叫做“有念和尚”。父亲在所写的《有念集》一书的自序中指出：有些人一生坏事做尽，老了，失势了，面对余灰，自生凄凉，躬身礼佛，向佛求救，实乃欲求“无念”之“有念”；禅宗六祖慧能认为“心地无痴自性慧”，力主“无念为宗”。其实《高僧传》里的高僧，却没有一位“六根清净”。“无念和尚”是自欺，“有念活人”是不可却的。念念多方，多方归一方，万法归一念，就是要用马列主义指导，常常在矛盾运动中去思辨，念出真理，导出光明。
父亲非常看重从做人起步。他在所写的文章《闻一多颂》中赞扬闻一多15岁便有了对人生的看法，赞扬他反对“徒言道义，而鲜实践”，赞扬他力主“不随波逐流”，“不做权威的奴隶”，要“扬善伐恶”。赞扬闻一多从做人起步，最终拆毁了象牙塔，投入了人民的行列，成为了与反动派坚决斗争的忘我的斗士！父亲认为如果连做一个正直，正义，有益于人民的人都不合格，根本就没有资格在思想理论界夸夸其谈。求索，先要求索成人！
父亲，追思您，对我是一次对您人格的再认知！
父亲，怀念永在我心！
2010年2月8日 于武昌父亲的落红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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