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亲二三事
父亲，李尔重，民国元年腊月15（公历1913年1月21日）出生，逝于2009年12月26日。享年九十七岁。今天是他老人家周年忌日。
母亲，宋晓非，1924年5月17日出生，于2010年12月12日病逝。享年86岁。
数日前就有朋友想与我联系，我明白他们有意为父亲举行周年祭日纪念活动。很对不起这些好心的朋友，因为我刻意地回避了他们。父亲逝世时举办的悼念活动，已经是违心之举了。如果按照父亲的意思，就只是家里人办事就完事，既不要惊扰组织，也不要劳烦亲友。
今天，我们就只是家里人在广州银河公墓父亲的墓地，将父母亲遗骨合位，同时祭奠。
父亲逝世当日夜间突然雷雨交加。当我们将一部分父亲的骨灰撒入长江时，遡风呼号；当我们登上北上赴父亲家乡安放骨灰的列车时，大雪纷飞。
母亲逝世当夜，又是降雨。母亲举丧前一日，飞雪漫天。
昨日广州整天凄风冷雨，今日却突转晴空艳阳。
父亲出身于农民家庭，始终未脱本色。最喜欢吃的就是将生黄瓜、生的大白菜心、生的生菜蘸大酱，嚼巴嚼巴吞下肚。哪怕是已经躺倒在病床上，也还不忘这一口。直到确实无法吞咽食物时，才十分不情愿地作罢。
种地是父亲一生的爱好。无论是在什么地方工作，在屋前屋后的空地上，都要开荒种地。1960年家搬到广州，正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家里还未完全安顿好，父亲就带着我（那时我才11岁）和一个刚上高中的叔伯哥哥，用中午和傍晚的时间，抡起锄头，翻地，除芒草根，硬是开出了一亩多地的菜地，种上豆角、茄子、番茄、油白菜。我那次真正体会到了“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和“汗滴禾下土”的滋味。一段时间里，只要是出门访亲问友，肯定是要带上自家种的鲜灵灵的蔬菜当礼物。后来父亲到中南局农委工作时，让农委的同志在这片地上试验种植过棉花。
父亲对我们要求是严格的。他总希望我们也不要忘本，希望我们能像他们那一辈人那样能吃苦。初中毕业，父亲就交代我和姐姐回老家，说：“你们到老家看看农民是怎样生活的。回到家要下地，要帮大爷家里做家活。如果高中没考上，你就回老家当农民。”
高中一年级放寒假，父亲又联系将我送到一个连队去“当兵”。整整一个寒假，我都和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练投弹，练射击，操队列，紧急集合，野营拉练。春节都是在部队过的。当时一个班的战友的照片，我至今都保存着。
父亲长寿，与他长期坚持体育锻炼有一定的关系。用他自己的话说：“生命在于运动，运动要适度。”解放初期，父亲到武汉工作，时年三十八、九，却患上不少的病。有胃病、风湿性关节炎、失眠等。从那时开始，父亲学打网球、兵乓球、游泳，一直坚持下来。天热时，运动以游泳为主；天凉时，则多以打兵乓球、网球运动。打兵乓球、网球坚持到2006年年底，由于担心不慎摔跤，在我们一再劝说下才停止不打。游泳一直延续到2008年病倒之前。父亲的运动非常规律，运动量也相当的大：兵乓球、网球每次都是打一个半小时，中间会有一两次短暂休息；游泳时一下水就是四十分钟，体力好时，是自由泳、蝶泳、蛙泳、仰泳四种泳姿轮番进行，晚年则只能用蛙泳、仰泳两种泳姿交替进行，四十分钟完全不停。四十分钟一到，立马上岸走人。闲暇时，父亲也喜好登山。他六十六岁时徒步登上华山，用时一天一夜，走遍五峰。1982年10月，我曾陪同年近七旬的父亲登峨眉山。两天半时间走上走下，行程两百一十华里。登山途中有人问父亲，这么大岁数爬山为个啥，父亲回答：“爬山不为啥。爬山就是目的。”
父亲一生当中酷爱读书。一生以书为友。文化革命前父亲曾购买了一套书箱盛装的二十四史，文化大革命当中被抄家抄走了，后来也没法找回来。当他重新出来工作后，千方百计、多方寻找，终于又购得一套这样的二十四史。父亲不爱逛商店，就喜欢进书店、逛地摊，寻找各种心仪的书籍，只要一看上便会毫不犹豫地买下。父亲晚年将其一部分藏书捐到母校丰润县车轴山中学，有八千余册。父亲购得的书不是放在家中当摆设的，只要是有时间，父亲手中准是捧着本书。晚年退下来后，坚持每天上午孜孜不倦的读书。最令人称奇的是，父亲记忆力极好，用“博闻强记”去形容父亲，一点都不过分。1964年父亲买到一部苏联朱可夫元帅所写的《回忆与思考》，我和父亲先后看完这本书后坐在一起议论，没想到父亲居然能将书中所写的每个战役苏军投入的兵力、飞机数量、坦克数量，德军投入的兵力、飞机数量、坦克数量，记得清清楚楚，让我这个正值年轻、记忆力旺盛儿子，自愧不如。父亲晚年，到家中与父亲聊天的朋友、同志、武汉许多大学的学者，可以见到，谈文，父亲可以信手拈来唐诗、宋词、元曲的诗句；谈史，父亲可以整段整段地引用国学经典的章节；谈政治经济，父亲又可以一一罗列当时最实时的各种观点和数据。无有人不为父亲的思绪清晰，知识渊博，记忆准确，咂舌惊奇。
父亲一生信仰坚定，一生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生为劳苦人民谋取幸福。无论是身陷囹圄，抑或是面对炮火硝烟，或者是身居高位，父亲的信仰绝无半点改易。因此父亲晚年对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极其深恶痛绝。2005年7月是父亲最为痛苦的日子，那个月头，自己的女儿刚刚不幸逝去。就在这样的时候，父亲于2005年7月23日曾专门就清除党内腐败问题，向胡锦涛总书记、党中央秉笔陈书！父亲在信中大声疾呼：“法不能自立，类不能独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忘。”“党不敢向自己开刀，不敢承受割癌的切肤之痛，便只有承受灭亡之苦。”“坚持社会主义的共产党正，则天下正。”
母亲出身在官家，是只身从家里跑到东北民主联军参加革命的。她确有大家闺秀的风韵。年轻时面貌姣好，身材娇小。很长时间周围的同志总是以“小宋”称谓她。也许家庭出身是母亲身上的沉重包袱，她从未对我们说过就里（我一定要弄清楚）。
常说是男主外，女主内，母亲确实是在父亲全身心投身工作的情况下很好的操持了我们这个家。尤其是在解放初期家在武汉时，我们家中大小有十几号人：父亲、母亲、我们四姊弟；母亲的两个妹妹、一个弟弟；父亲的两个侄子、一个侄女；姥姥，阿姨。母亲在做好自己的工作的同时，要操心家中所有人的吃、穿，还要处理好这么三家子人的关系，真是不容易。一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母亲的亲戚，父亲的亲戚，才完全成人离开我们家。这么长的时间里，家中没有发生过任何不愉快的事情，母亲是居功至伟的。
父亲当了“官”，母亲却没有当“官太太”。她的衣着整洁朴素，待人平易，对父亲也从不提非分的要求。上世纪五十年代，许多中央领导经常到武汉停留，作为市委第二书记的父亲，自然时常作陪。父亲从未像其他人那样带上夫人随同前往。母亲也从未因见到其他人的夫人能幸运见到党和国家领导人，而去埋怨父亲。母亲从未因父亲职位升高，变得飞扬跋扈，对周围的人呼长喝短，更没有融入到官太太的圈子里去，从没学会利用这种官太太的圈子建立关系，谋利谋位。相反在我们子女们心目中，甚至感觉父亲职位越高，母亲处人处事越发谨小慎微。
文化大革命当中，柔弱的母亲表现出的刚强，让人难以置信。当父亲被当做“黑手”抓进牢狱，母亲顽强地承受着极为巨大的屈辱和压力。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对人说起，过去我是不大相信戏中所说的“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急白了头”的说法，但是，当1968年1月20日夜里父亲被当兵的押走后，我亲眼见到母亲头上粗粗的一缕头发一夜之中急白了。我相信了：人的头发可以一夜急白，不假！
父亲抓走后的一天夜里，也许母亲实在是憋屈的太难受了，偷偷地把我叫到厨房里，灯也不敢开，哽咽地对我说“你们父亲历史上的事，他从未对我说过。我跟你们父亲这么多年生活在一起，我怎么都无法相信他会是坏人。”那时我又能说什么呢。现在想起来还十分惭愧，一点都无法安慰母亲。
父亲成了“黑手”，母亲也就被呼来喝去的批斗，戴高帽子，跪条凳，被人往身上吐吐沫，甚至自己的亲戚，为了表示划清界限，也扇母亲耳光子。白天里遭受的这一切，母亲都一个人坚强地默默忍受了，回到家中就像没事人一样。1968年11月，我、姐姐和一个弟弟要离开家到海南岛上山下乡，母亲默默地为我们准备好一份份行装。
到了广东连山上草干校，母亲被安排在最为潮湿和破旧的房子里居住。我第一次由海南岛去上草探家时，看到母亲居住的条件，一下子泪流满面。母亲赶紧拉着我的手打岔说：“走，跟我上集市，买点好吃的去。”夜里，母亲与我长久地相对而坐，终于忍受不住沉默，说道：“你们父亲也不知现在何处，人到底怎么样了。我只是每次见到军管组派人来取东西，才知道你们父亲还没有被整死。他们每来取一次东西，我的心里就会增加一份希望。”
坚强的母亲胜利了。父亲于1972年5月1日前出狱来到了干校。母亲在那些难熬的岁月里，耗去了多少心力？！1978年，父亲和母亲去看望刚刚解放出来的王任重叔叔时，王任重叔叔动情地抚摩着母亲的头，说：“小宋的头发全白了呀！”
我们和朋友们一直认为健康的父亲这次真的躺下了。2008年11月23日，父亲住进了武汉同济医院。诊断是肾衰竭引起心衰竭。医生指出必须进行透析，否则人可能马上就不行了。透析一上，就再也没有停止下来。一段时间后，父亲也意识到病情不可逆转。此时人已是，眼，看不见；耳，听不清；身体活动困难。父亲曾经几次对我说：“你替我给中央、省委写个报告，就说我请求放弃治疗，不要为我浪费人力物力了。”我答复说：“我可以写这份报告。但是，没有人敢批这份报告，也没有人会批这份报告。”父亲听后，无奈地摇摇头，叹口气，无语。
后来，父亲似乎下决心要与病魔做一番抗争。他努力地进食。饭量确实慢慢在增加，最多时每餐可以吃一大碗粥，两小盒酸奶。他也开始不断地要求起床，坐上轮椅在病房走道里活动，有时可以连续活动一个多小时。
病中的父亲，时时都挂念着母亲。几乎每天都要问身边的人，母亲病情如何，饮食睡觉是否好，还不时叹息：不知什么时候我才能下地去看看你们妈妈。
正当我们满怀准备父亲过九十七岁生日的希望时，医生突然告知我们，验血发现父亲患上了骨髓癌，并且说按目前状况，不可能采取任何措施，人最多就只能坚持两个星期。医生的预测是准确的。不过父亲走的十分安详、平静。早上五点半醒来喝了点水，六点半闭眼当中心脏停止跳动，抢救了8分钟。
母亲2002年就住进了医院。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帕金森病集于一身。2005年以后，行动无法自理，要由两个护工料理。2009年11月父亲入院前来看过母亲，两人挥泪分手。父亲住进医院后，母亲不停地要求去看父亲。每次我们把母亲的要求告诉父亲时，父亲总是说：“还是等我好一点时去看她吧。”2009年11月，母亲坚持去看了父亲一次。她在父亲的床头，不停地给父亲打气：“你不要放弃啊。你看我这么多年都坚持下来了。我们两个要比赛，看谁意志坚强。”可惜母亲的表面刚强，并没能阻挡住她因见到父亲凄惨的病态所经受的精神打击，回到自己的医院当晚，母亲便胃大出血。
父亲走的消息，我们对母亲实行了封锁，怕她承受不了一下子垮下去。父亲走后的日子里，我们在母亲身边时，她总会问：“去看爸爸没有？你们爸爸还好吗？他能吃吗？是不是也像我一样总躺着？”我们心里都觉得，母亲后来其实心里头什么都明白了，只是不愿让我们难受，也不愿让自己难受。
母亲2010年12月起，不进食了。喂东西给她吃，她不张口。我感觉她是在绝食，在安排自己辞世的时间。问题是人算不如天算。母亲走的也安详平静。当晚11点半喝点水，12点半在睡梦中仙逝。
今天父亲、母亲又走到了一起。面对着墓碑，藏于心里的记忆片段一股脑翻涌了出来；面对着墓碑，我仿佛眼见着二位老人又像当时父亲到医院看望母亲时一样，手拉着手，静静地坐在那里感受着彼此心灵的声音！
儿 为民
2010年12月26日
附文一：
怀念父亲
父亲离开我们一年了，我对父亲的思念愈发的浓重。父亲逝世后，网上有各色各样的议论，应该说总体是正面居多。可以看出，在人民心中，父亲永远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是一个为人民利益奋斗终生的人。一位与父亲持不同政治观点的父亲的老战友有这样的说法：无论我们之间有多大的分歧，我们这一代人都是为信仰而活的，都是为国家和人民坚持着自己的信仰，不存任何私利。
今年我亦是快六十的人了。在和父亲生活的几十年当中，与父亲聊天、交流的机会比较少，对父亲以往的生活经历知之甚少。存留在我印象中的父亲，永远是一个忙碌的人。我年幼时，家在武汉，只记得父亲每天都是很晚才能回到家中，全身心的扑在武汉市的各项工作上去了。中学时，家到了广州，父亲那时总在不停地下基层，到农村和工厂调查研究，一去就是十天半个月。文化大革命当中，父亲被关押了四年五个月。“解放”出来后，先到海南，又去陕西，最后到河北，频繁地调动工作。1982年退下来之后，又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新战争与和平》巨著的创作之中。从他老人家退下来，到辞世前，写下了近千万字的各类文章。
父亲在人们眼中，是一位满腹经纶、文质彬彬的知识型干部；同时父亲内心也是极其坚强，具有铮铮铁骨。他曾在反动派的监狱中受尽酷刑，坚贞不屈；他曾在日本鬼子大扫荡时不怕牺牲，镇定地指挥部队突围；他曾在许多面对着上级领导（有时甚至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场合直抒己见，从不盲从。正因为父亲有这样的可贵品质，才能赢得众多人们的尊敬。
我在网上还看到了些基层干部写的怀念父亲的文章。在那些文章中记述了点点滴滴父亲为基层老百姓尽心解决实际困难，切身问题所办的实事，以及在未老百姓办实事表现出的锲而不舍、兢兢业业的精神。通过这一系列反映一件件鲜为人知的“小事”文章，可以深切感受到人民对父亲的高尚品德的赞颂，对时下许多“官老爷”的鞭挞。
最近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看到这样的报道，武汉江面上的某座长江大桥，工程质量极差，建成后不到三年，大修就若干次了。节目中将武汉长江第一桥拿出来与之比较，该桥已历经五十年风风雨雨，期间还遇到过几次大船的撞击，至今依然固若磐石，据称，经检测还可以继续使用百年。我在武汉乘的士时，也常听到的士司机们，将新旧桥的质量差别作为戏谑的话题。人们对武汉长江第一桥的评价，不正是对父亲那一代人的评价吗？父亲的精神和人格，将像武汉长江第一桥一样，永远屹立在我们心中！
儿 新民
2010年12月26日
附文二、河北省委原书记、省长李尔重在武汉逝世 罗清泉李鸿忠送别
2010年01月05日 来源：《湖北日报》
http://leaders.people.com.cn/GB/107044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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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老红军，我党优秀的党务工，河北省原省委书记、省长，原湖北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李尔重同志遗体送别仪式于3日在武昌殡仪馆举行。
李尔重同志因病于2009年12月26日6时38分在武汉逝世，享年96岁。
李尔重同志逝世后，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王刚、王兆国、王岐山、回良玉、刘云山、刘延东、李源潮、张高丽、张德江、俞正声、李鹏、朱镕基、李瑞环、宋平、刘华清、尉健行、李岚清、吴官正、何勇、钱运录、郑天翔、迟浩田、钱正英、邓力群等分别以不同方式对李尔重同志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送花圈，对李尔重同志夫人及家属表示亲切慰问。
李尔重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罗清泉、李鸿忠、杨松等省领导前往医院看望、到家中对李尔重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3日上午，武昌殡仪馆天元厅庄严肃穆，正厅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李尔重同志”的横幅。李尔重的遗体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大厅四周摆放着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组织部，湖北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河北省委、省政府、省政协，广东省委、省政府，陕西省委、省政府，海南省委、省政府，黑龙江省委等单位和个人送的花圈。9时许，送别仪式开始。在低沉的哀乐声中，罗清泉、李鸿忠、杨松、宋育英等省领导在李尔重同志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李尔重同志遗体三鞠躬，并与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
参加送别仪式的还有：省领导苏晓云、张昌尔、李宪生、李明波、周坚卫、刘友凡、蒋大国、罗辉、李佑才、陈春林、郑心穗、陈柏槐；杨永良，王生铁，石宝华；省老领导陈明、王群、钟书樵、石川、郑云飞、王汉章、李海忠、谢培栋、徐晓春、郝国道、吴华品、韩忠学；李振江、韩宏树；丁凤英、穆常生、胡恒山、董玉森、袁照臣、韩南鹏；王奎、冯洗尘、尤洪涛、钟澍钦；武汉市老领导李梅芳、李岩；李尔重同志亲属、生前友好及家乡代表，省直单位、大中型企业、大专院校和部分市州代表等。
刘西尧、关广富、沈因洛、蒋祝平、孔庆德；苑世军、黄先耀、李春明、潘立刚、吴永文；任世茂、周洪宇；郭生练、田承忠、赵斌、张岱梨、段轮一、张通；郑楚光、周宜开、李宗柏、吴秀凤、王少阶；郑少三、敬大力；邓国政、黄远志、邓道坤、刘荣礼、焦德秀、赵文源、王守海、纪玲芝；唐振生、蔡述明、翁行德、雷行；阮成发、叶金生、赵零、刘善璧等送了花圈。
李尔重同志1913年12月15日出生于河北省丰润县王豪庄一个农民家庭。1929年秋参加革命。在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冀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冀南军区武装部长，鸡西县委书记，牡丹江省委民运部长，铁道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等职，曾参加百团大战、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武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书记、第三书记、第二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宣传部长、农委主任；广东省农委副主任、主任，广东省委常委、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陕西省委书记；河北省委书记、省长；中共湖北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李尔重同志长期担任党和政府领导工作，是中共八大、十二大候补代表，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李尔重同志既是一位功勋卓著、德高望重的老领导，又是一位始终坚持文学和书法创作的革命者，被毛泽东主席誉为“我们的作家和才子”，先后创作了《扬子江边》、《新战争与和平》等著作。
李尔重同志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具有共产党人高尚的思想品质和道德情操。李尔重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
根据李尔重同志遗嘱，李尔重同志骨灰将撒在长江和家乡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车轴山中学山地上。（记者 徐和平）
附文三、沉痛哀悼李尔重同志
文章来源： 点击数：14243 更新时间：2009-12-30
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老红军，原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省长，著名作家、政论家、书法家李尔重同志于2009年12月26日早晨6时28分在武汉病逝。据悉，中共湖北省委将于2010年1月3日举行追悼会，武汉网友也将于2010年1月2日举行追思会。
李尔重，教授，男，1913年出生，河北丰润县王豪庄人。1929年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入党。曾毕业于北平大学农学院、北京大学哲学系、日本仙台帝国大学社会经济专科。历任八路军晋南干部学校政治队主任，冀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武装部长，冀南第五军分区委兼地委书记，东安土改工作团副团长兼鸣西县委书记，牡丹江省委常委民运部长，铁道兵团党组成员宣传部长，中共武汉市委第二书记，湖北省委常委，中共中央中南局党委宣传部长，农委主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中共海南区党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委常务书记，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兼省长，中共湖北省顾委会副主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华中理工大学文学院名誉院长，湖北省经济管理大学名誉校长。世界教科文卫组织专员。
自幼喜爱文学与书法，学书曾临写《玄秘塔碑》、《圣教序》等，旁及颜、欧、怀素诸家。喜作行草及楷书，凝练简捷，温雅含蓄。作品多次入选全国和国际性重大展览，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书法集》、《中国现代书法选》(第二集)、《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览作品集》、《当代名家书法作品选》、《名人入琼墨迹选》、《全国第三届书法篆刻展览作品集》、《牡丹诗词书法选萃》、《河北书法篆刻选》等，为陕西省博物馆、河北邯郸博物馆及多处风景名胜区收藏或被碑刻。亦擅文学创作。出版中篇小说《领导》(已译成日文出版)、诗歌《行歌集》、《吭吭歌》、长篇历史小说《新战争与和平》(脱稿四部，已出版第一部)。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湖北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诗词学会顾问，中国群众文化学会名誉理事，《中国文学》编委会顾问，武汉诗词学会名誉会长，湖北省屈原研究会主任。
附1：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要资本主义
——纪念毛主席逝世30周年
尔重
来源：
http://x.1931-9-18.org/index.php?action/viewspace/itemid/2831
毛主席，您离开这个世界30年了。帝国主义仍不遗余力地攻击你，修正主义分子在不遗余力地歪曲你，尽力把你当成他们的遮盖布；曾经喊你“万岁”，把你捧到天上的庸人，又造谣污蔑，向你身上泼脏水。他们都很懂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力量，一旦武装了劳苦大众，便会推翻他们的天堂。
这30年世界在急剧地变化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若干社会主义国家已转型为资本主义，两霸变一霸。美霸及其帮凶修正主义一时间弹冠相庆，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不灵了”，“资本主义万岁”了。于是以美霸为首率领其仆从，以“反恐”为名肆行侵略，凡不顺美霸统治，不行美霸“民主”与美式文化者，皆为“无赖国家”，美霸便以武装“予以制裁”。它在国内外搞了736个军事基地，以镇压本国和世界人民的反抗。它想用两个月加10天（10-30-30）就消灭一个国家。
它果然搞了个四海翻腾而云水怒，五洲震荡而风雷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敢于求解放的民族，奋起战斗了！无产阶级及劳动人民与资产阶级的战斗，求解放的民族与霸权主义的战斗，美霸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为争夺市场的明争暗斗，已经在全球展开了。事实证明了，美霸及其同夥，都是“泥足巨人”，它们征服不了求解放的民族和人民。
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记起了列宁创造过的、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上第一个消灭了失业现象，第一个实现了八小时工作制，第一个实现全民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第一个免费提供住房，第一个实现男女同工同酬。在新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又举起镰刀、斧头的红旗，响亮地喊出：“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劳动人民要的社会主义是：消灭私有制和消灭阶级）。这个口号的内涵是毛泽东毕生努力以求的，他针对中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条件，提出了新民民主义论，既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旧民主主义，又反对把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混为一谈，主张“毕其功于一役”的谬论。确认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是联合一切愿意求民族解放的阶级与阶层，推倒“三座大山”。在这个阶段对一切愿意抗日的工农兵学商实行联合政策，这时的政权是“三三制”的形式。在这个大联合条件下，只排斥了投降派（汉奸），抵制分裂、反共、倒退。在这个时期，党内的思想、政治是一致的，组织上是团结的，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正如毛泽东所说“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
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肯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决议没有明说，实际上指出了与“三座大山”的矛盾斗争已过去，迎面到来的是以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主要矛盾的斗争。党领导人民进行了“三大改造”，彻底消灭了地主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的私产，进而在经济上建设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五年计划，并大力展开了以消灭资本主义产出源地为目的、对小农经济改造的合作化运动，同时，把经济建设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做为矛盾的统一体，在发展中展开了“三反”、“五反”、“反右派”、“反右倾”、“四清”、批判俞平伯的历史唯心主义、批判维护封建典型的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立的《武训传》、《海瑞罢官》等，使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革命紧密结合在一起，使社会主义事业成为改造经济体制与改造思想的统一，自始至终贯穿着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实际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不但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反感，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如果不跳出新民主主义的圈子，舍不掉私有制传承下来的以私人享有为中心的封建阶级法权思想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也不同程度地有反感。对这些人只要奉公守法，党对他们采取了教育、帮助、改造的方针（对于已交出私有财产的资本家和地主、以及战犯和表示悔改的罪犯，都采取了这个办法）。既改造经济又改造人，收到了良好效果。国泰民安、夜不闭户。
但这并不是说完全消灭了阶级斗争。中国的剥削阶级是国际剥削阶级的组成部分，在国际上剥削阶级存在的时候，国内剥削阶级残余永远不会放弃“复辟”的希望。与帝国主义勾结的反动派如此，与资本主义同声相应的各色修正主义分子也如此。
在这场斗争中封建阶级的法权思想，及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常是无形无声地腐蚀着党的机体与灵魂。[注一] 国际资产阶级所使用最强有力的武器是这些，而不是原子弹。
国际共运的斗争，无数次地证明了一条真理：“物必先腐亡，尔后虫生之”。剥削阶级的法权思想，正是腐蚀共产党的毒剂。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若干共产党变质，都是自己烂死的，不是帝国主义攻破的。
毛泽东说过：“我党真懂马列主义的不多”（鉴于国际共运史的情况，把“我党”二字去掉，可能更确切些）。“真懂马列”指的是在历史的重重矛盾大河中游泳，高举马列主义明灯，不迷失方向，又得心应手，搏浪自如。这样的能手既不是书呆子，也不是蛮干的张飞，更不是畏首畏尾或只能听令而行的庸人。共运史淘汰了许多经过正确又转入错误而不知回头的汉子：拉萨尔、李卜克内西、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但这样的能手，不是天才，是在矛盾斗争中磨励中锻炼出来，是在党的集体领导中培育出来的。党的集体要有党性，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讳疾忌医，既批评又与人为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真懂马列的不多”，跟随正确领导而甘心为共产主义奉献的人却很多。劳苦大众在失业、饥饿、受侮辱中有丰富的直观认识，不消灭私有制，没有平等、自由和幸福。如果党的马列主义的集体领导，坚持共产主义目的，坚持通向共产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有了错，能改过来，广大的劳动人民是能够迸发出巴黎公社社员的舍身护法精神的。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胜的原因，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必胜的根据。
不过，“社会主义”这四个字，已被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糟蹋得面目全非了。
《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批判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空想的社会主义”、“德国的社会主义”等冒牌的社会主义。《宣言》发表后150余年中，出现了更多的冒牌“社会主义”，不但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者用“社会主义”遮盖，若干资本主义国家也举着社会主义牌号骗人，连希特勒都把“国家社会主义”当成“法西斯”的代名词，赫鲁晓夫把“土豆烧牛肉”当成“共产主义”的代名词，提倡“三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以处世，更有甚者，有人认为“共产主义是不可捉摸的东西”。
在1888年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序言中，恩格斯详备地论证了真假社会主义问题。他指出，“1847年，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宣言》给“共产主义”下了定义：“共产主义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更进一步指明“共产主义的特征是……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毛泽东一生自始至终是为“两个决裂”、“消灭私有制”奋斗了的；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或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对各种矛盾现象都进行了阶级的分析，求其真理，确定决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党与一切抗日的阶级、工农兵学商采取联合政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也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政策，既须统一，又须独立”，“在和反共顽固派的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是有理、有利、有节”。“对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些在1940年《论政策》中说得极其详备，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在民主革命中的光彩运用。
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党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以阶级分析观点向着两个决裂的目标，在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从而提高了党员与人民的共产主义认识，逐渐地从“本能的”共产主义者上升为自觉的共产主义者。[注二] 这是一场连续进行了的“文化大革命”，从而涵盖了“艰苦朴素、谦虚谨慎、全心全意为人民”的作风，夺得了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伟大胜利：初步地建立起了公有制现代化工业体系，农业合作化体系，粉碎了敌人的封锁和武装进攻，创造了两弹一星。这就是科学发展的正道。但对这场连续不断的“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注三]
阶级斗争实际贯穿在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全过程，这反映到党内，便有刘青山、张子善做了资产阶级政治的俘虏， 高饶反党集团，林彪反革命集团，“四人帮”篡党阴谋。这些都是暴露出来的党内走资派。“党内有个走资派”并非虚话。共产主义运动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运动，不到私有制、剥削阶级影响力彻底消灭，这个斗争是不会消灭的。
是否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否以“两个决裂”为目标，是否每走一步都是消灭私有制与消灭剥削，这便是考验真假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试金石。
150余年来，一切修正主义者，写了大量的书，无数的大块文章，丝毫也不敢触及消灭私有制及剥削阶级传统观念。举起这块试金石一试，什么冒牌“社会主义”都可以暴露无遗。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政策》《论人民民主专政》是大好的照妖镜。在这个镜子面前，披着红色伪装，向私有制、向资本主义跪拜，向霸权主义称兄道弟的鬼怪，都要现出原形。
巴黎公社失败了，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苏联解体了，苏维埃原则是永存的；修正主义在若干国家一时占了上风，共产主义运动是永存的。
无产阶级劳动大众不要受骗上当，高举“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要资本主义”的大旗，唱起国际歌，前进。
注一：毛主席阐述资产阶级法权影响时说：“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公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有人反对，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逄先知《毛泽东传》·下·第1770页）
注二：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宣言》序言中说：“工人们把自己叫作共产主义者。这种共产主义是一种还没有很好加工的，只出于本能的，颇为粗糙的共产主义；但它已经强大到足以形成两种空想的共产主义体系：在法国有卡贝的‘伊加里亚’共产主义，在德国有魏特林的共产主义。”
注三：逄先知《毛泽东传》·下·第1782页。
附2：魏巍、李尔重等老同志畅谈毛主席(旧文)
学 东 整理
旗帜网简讯：10月9日，原河北省长李尔重同志来京。京城部分同志在河北饭店欢迎李尔重同志，畅谈了毛泽东时代和当前时局，以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10周年。毛泽东的历史观研究课题组组长孙永仁同志主持了会议，魏巍、郑天翔、杨守正、喻权域、徐非光、刘润为、郑伯农、孙瑞林、王忍之、卢之超、余飘、韩德强等同志到会。李尔重、魏巍的发言特别精彩，现根据当时笔记整理如下。（学东整理，未经本人核实，仅供参考。）
李尔重、魏巍等老同志畅谈毛主席
主持人（孙永仁）：李尔重是毛主席非常器重的才子。
刘润为：毛主席称为“湖北二重”，王任重、李尔重，两位革命秀才。
孙永仁：我看他最近写的文章，就像毛主席还活着，在给我们分析时势，指点迷津。《李尔重文集》，20卷文集，1000万字，真了不起啊。毛主席曾经夸李尔重是文学家。他曾多次陪主席畅游长江，大风大浪都经过了。
李尔重：这就不要提了。借毛主席来抬高自己，这样做不好。说到文学家，那年毛主席到武汉，大家说毛主席是诗人、文学家、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毛主席一摆手说，什么军事家，那都是把军事看得神秘了。我的办法其实很简单，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这一套其实是上井冈山才学会的。上井冈山之前，什么军事都不会。到井冈山之后，遇到王佐、袁文才，就很奇怪，问你们怎么能生存下来。他们说，山区那么大，国民党管不过来。他来了我们就跑，他一走我们就趁机会“揪一把”。后来的游击战十六字诀就是这么来的。到遵义以后，凯丰说，你这一套不就是《孙子兵法》吗？我这才找《孙子兵法》来看。
反修的问题，毛主席其实一直重视。49年进城前就说要赶考，怕干部进了城腐败，学了李自成。后来苏联出了赫鲁晓夫，毛主席感到，苏联老大哥的党都能变色，问题很严重啊。再后来就是四清。四清的时候，他到武汉，当时王任重在也，要我们下去搞四清，说，只要下去搞几年四清，把基层搞好了，共产党就不会变修了。后来我们高高兴兴地向主席汇报四清成果，主席听了一言不发，脸色阴沉沉的。那时候毛主席就已经感到问题不在基层，而在上层了。所以，后来文化大革命炮打司令部。问题在司令部啊！文化革命就是要思想革命。大脑革命了，这修正主义也就不会有了。
我现在三个孙子失业，二个侄孙女下岗。将来重孙子上学都没有希望。五、六十年代我们虽然也苦，但农村医疗、教育都有保障，国家有补助，上得起学。人民不会说话？人民不会不说话！人民将来一定会说话！我们老了，见一面少一面了。虽然身体还很好，但日子不长了。将来终归是人民要说话。
魏巍：很多话想说。现在问题很多，最重要的是旗帜问题。一系列问题，一下子不可能都解决。本来毛主席在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讲，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一直这样提。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所以也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后来，就逐渐发生了变化，加上了一些东西放在旗帜上，始终感觉到起了一点变化。是不是当了党的领导人就应该上旗帜？我们也承认你是核心，是领导，但是不是思想家、理论家，是什么层次的理论家？斯大林也没有与列宁比肩。官大就有真理吗？不在这个层次上，也得上这个层次吗？现在说不清是什么旗帜，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丢掉了，只剩下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李尔重：三个代表哪个阶级都可以用。邓小平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还不知道要在黑暗中摸索多长时间。我一生有两个件事，革命胜利我快乐，修正主义上台我痛苦。没有毛主席，我就是个糊涂蛋。
魏巍：三中全会，后天就要开了。要完善市场经济，怎么完善，大家要启发启发我。现在一个劲地在资产重组的名义下出卖国有企业，不好理解。再一个是振兴东北工业，一开始很有兴趣。但是怎么振兴，走什么路，达到什么目的，没有人说起个所以然了。最近一期《瞭望》杂志，说要围剿体制性障碍。几个经济学家的意见大体是这样的。一是改革开放了不起，私有企业大发展了。二是说，虽然改革抽丝剥茧，但体制的本质还没有变，还差得远。发达国家的国有企业比例是5%，不发达国家10%，而中国竟然还有40%。攻坚就是要攻这一块，振兴东北也是这个改革攻坚战的一步，也要出卖，这国有企业就稀里哗啦了。他们说，还有一块需要攻坚的，是国家银行。银行就应该只考虑赢利，过去财政部、银行和国有企业，是旧体制的铁三角。他们还说，政府太大，要改，不应该像父亲，应该像保姆。这样振兴法，实在令人担忧。我要向大家请教。
李尔重：这的确是新情况。过去毛主席说过，帝国主义时代，像土耳其那样出凯末尔，不可能了，因为帝国主义不允许。现在看来情况变了，中国现在还真是有点象出了凯末尔。无产阶级开路，资产阶级发展。借社会主义的名义发资本主义的财，这在从前的历史上没有过。现在的银行其实也已经不像国有的了，牟其中从湖北的银行一下子借走了7200万美元。如果真是国家的银行，怎么可能？恐怕早成了一些腐败官员的钱包了。
……
李尔重：李锐骂毛主席，没完没了。我看原因只有两条，官做得不够大，没有像他希望得那么大。二是文革期间受了点委屈。他到郑州，被郑州的老同志质问得下不来台。他的话其实都是从个人恩怨出发。我一生坐过五次牢，三次坐国民党的牢，二次坐共产党的牢。要说委屈，我也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一点错误都不犯。要推翻三座大山，受点个人委屈算什么。文化大革命出发点是好的，方法可能有问题。反修防修有什么错？党内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附3：
转：著名老革命家李尔重晚年处境令人心酸
[ :孙青华 加入时间:2006-05-08 05:00:46 来自:强国论坛 ]
古老：清官难当，清官的子女也难当
晓丹，著名老革命家、政论家、作家、书法家李尔重的爱女。任中共湖北省委办公厅干处副处长。她没在办公室坐班，主要是作为李老的生活秘书，照料她父亲。
由于有父女这一层关系，他是很尽职、尽责的，有时还做得严厉无情。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马司令，早年曾是李老的下属，每到武汉必来看望，老战友见了面，就畅谈忘倦，晓丹则在旁“提醒”客人：“好了好了，再谈下去，李老身体受不了啦！”特别当马司令向尔重提出写文章的建议时，晓丹就更出面阻止了。弄得两位战友都扫兴。我也曾多次碰到这样的尴尬。有次，李老为了浏览网上的信息（他自己经常在网上发表言论），特意买了一台电脑，叫我帮他装好，接上宽带。我作好了这一切准备之后，准备找一位专家上门来设定一个简单的上网程序，让李老能方便地打开网页。但晓丹就“挡驾”了。她说：“李老这么大年纪，还学那么复杂的技术么？他身体也受不了！”一下子把我们努力了多时的事，砸了。没有办法，我们只好经常下载一些有代表性的信息，送给他看。李老很不满意这种做法，我们也不好把此事原由戳穿。
今年七月五日，李老要我去他家，交给我两本书稿：一本是《几许疏钟一三农问题》，一本是《论社会主义革命》。他要我赶紧校勘好后，送到出版社。
书稿中有一些变动之处，我必须到他家中去请示。七月上旬，至少去李老家三次，但都没有见到晓丹，是由一位老太太接待我们。李老介绍说：“这是院内一位干部家属，志愿来照顾我的”。我也不好直接问晓丹哪去了？
七月十八日，北京马司令给我来电话，说“寄给你一份材料，复印一份送李老，你一定亲自送去，当面看看李老”。我说：“近半月来，我去他家几次，出什么事了？”马司令说：“他家出大事了，你不知道吗？晓丹去世了.......”。我说：“司令员，是晓丹‘出事’还是‘去世’啊？”他肯定地回答：“死了”。我真大吃一惊，这些时，没看见晓丹，但李老家显得那样宁静，他交给我两本书稿，又一连写了好几篇文章，要我发到网上去，完全不像出了大事的样子啊！
七月十九日，下午，我陪同贺教授到李老家中，他对约见，早有准备，从资本主义的兴起产生转化，一直到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是如何解决农民问题的，特别是毛泽东可以说是倾毕生精力解决农民问题，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财富。半小时的谈话，简直把贺教授折服了，他握着李老的手说：“李老，在现任的党政高级领导人中，他们的学位都很高，但我从来没遇到像您这样博学多才，又有丰富实际斗争经验的老领导。我真是十分佩服您......”李老打断了他的话，连连摆手说：“敬仰就不值得了，今后我们一起探讨吧！”
坐下来，作这样的长谈，要是晓丹在家，简直是不可能的；但说晓丹不久前死了，我完全看不出一点迹象来。几十万字的两本书，好几篇文章写出要上网，还有这次长谈的准备……仅这些繁重的工作，是一位九十二岁老人发生丧女之痛后能完成的吗？
临别时，张秘书来了，我与他交情颇深，关于晓丹的事，我可以问问他。我把他请到另一个小客厅问：“张处长听说晓丹出事了？”他反问我：“你从哪里知道的？”我说：“马司令告诉我的，我有些不相信”。张秘书严峻的说：“真的，去世了”。我问他：“怎么死的？”张说：“起先，头脑不正常，怀疑她有抑郁症，送到医院，不几天，人不见了，找回家后，把她看起来，不叫出门。哪知第二天清晨，就从卧室的窗口跳下去了（她家住6楼）”。
事情发生在七月二日，到今天才十七天，这十七天里，我共四次到李老家,他总是异常的宁静，可以说是“超负荷”地在工作。我常对人说：“九十二岁的人，完成比年轻人还多的工作，李老身体比以前更健康了”。原来，他是在用紧张的工作排除着心头的巨大悲痛。这位92岁的老人能承受这般生活之痛吗？我又怎么能帮他排遣心头忧伤呢？
我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我想到曾护理过李老夫人的两位陪护。李老很满意她们的工作，还为她俩每人赠了一幅字。我告诉她们李老今日的处境，请她们留在李老身边，给他拉家常，讲民众的故事，拉他去打网球（这都是李老的爱好）。这样也许帮他度过困难。
七月二十三日，我与两位陪护一块到李老家。一进门，我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对李老说：“李老，我给你带来两位客人，她们来看你来了”。他很热情地与她们握手：“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帮助我家解决了很大的困难”。一面笑着，一面眼角里漓着泪水，因为她两人曾和晓丹也建立了很亲近的感情。他转过身来，瞅着我：“正华，你知道了吗？”这老人真敏感，一下子就察觉了我们的来意。我哽咽着说：“知道了”。他这才掉下眼泪，坐下来，面色严峻，对我们说到：
“这不仅是我和家庭的悲剧，也是当今社会和国家的悲剧。整整一代人都被资本的浪潮所淹没。晓丹害的是抑郁症，不是生理上的病，而是社会压抑的病。她已经在物质上、精神上都处于绝望和崩溃的境地。对我当然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我们流血牺牲，创立了一个新社会，这个社会慢慢地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又向我们反扑过来。有些共产党人，当了俘虏，成了牺牲品，我们的子女像晓丹，也成了牺牲品。我决不会倒下来，而且要给予以更大的反击。”
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在“出事”后的半个月内，他拿出了这样多的作品来。他婉言谢绝了志愿陪护者的请求，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我受得起沉重的打击，我决不会倒下！”
离开李老家，因为天气酷热，我们找了一家冷饮店，喝点饮料。两位陪护向我讲了晓丹曾同她们断断续续讲述的“心事”。可能这些都是压在晓丹身上从不对旁人讲述的心头之痛：
“在这个省级干部住宅大院内，可能要数我爸爸的官职最高，也可能算是最穷的了。我管这个家，真难。李老每月四千元左右，我妈长期住院，自己的工资扣医药费都不够，还要请两个人轮流陪护，一个人每月800元。这一笔是一千六百元，家里还要请一个人做饭，每月最少也得六百元，每人每月伙食费平均二百元，这就得一千四百元，总计开支三千六百元，剩下四百元每月水电和其他杂用，够吗？逢到开学，李老的侄孙要上学，得要寄一些钱去，他亲弟弟七老八十了，还要种田顾一家人生活，没有钱让孙子上学……”
“我爸从解放以来，在武汉、广州、海南、陕西、河北等省、市都是领导干部，有些地方还是‘一把手’，在最后任职的河北省，还是‘一肩挑’（省长、省委书记），可我们家兄弟姐妹没有安排一个人当官。我算是沾了他的光，按组织上的规定，他应有一个生活秘书，我是他女儿，就成了子女中唯一的副处级。我曾问我爸说，‘人家省长的秘书起码是正处，你向组织部门打个招呼吧，让我老了少出点医药费’！我爸说：‘我李尔重一生没打过这样的招呼！’本来我想顶撞他一下：‘这院内谁谁谁，不都是正处，副厅的么！’可是我不敢讲出口，怕惹他生气。”
清官难当！清官的家难当！清官家的子女也难当！
正华 2005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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