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马列毛主义有着双重的价值体系。从立场上，她是被压迫人民的圣经，体现为“党”性（表跟河蟹们吹的党性混为一谈）；从科学上，她深刻揭示了社会运行的客观规律，体现为“真”。马列毛主义是“党”和“真”的统一。从方法论讲，她是先有“真”再有“党”。这是人类历史的一次革命。
在此以前，要当皇帝，必先奉天承运。老天爷青睐某人，体现了老天爷的“党”性，可惜并不“真”，因为没有老天爷；同样的，暴民要造反，总是要从河底掏出一石人，然后“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石人支持暴民造反，也体现了“党”性，可惜依然不“真”，因为它是预先埋好的。
可见在马列毛主义出现以前，人类中尽管充满了党同伐异，但都不知道为什么。这跟自然界没啥区别：动物们也从来不缺乏“党”性，老虎是一党，兔子是一党，只是老虎不明白它为什么就得吃兔子。马列毛主义对此的经典表述是：自然规律以自己力量强行在自然界中开辟道路，社会规律以自己力量强行在社会中开辟道路。
被规律蹂躏的人类是非理性的。顺便说一下，这里我用的是“理性”的本来含义。这年头，好词儿被白岩松的“反对抵制家乐福”，成龙的“要感谢菲律宾警方”给糟蹋了，堕落成“装孙子”一类了。
“真”和“党”的高度统一自然是好的。然而，在社会舞台上活跃着大量的非马列毛主义的势力。无产者该怎么看待他们呢？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不见得是容易的问题。
有朋友很随意的就搬出“统一战线”的法宝来。可坏就坏在“随意”上。“统一战线”不是一个筐啥都能往里装。最现实的就是你有没有搞统一战线的实力。没这实力恐怕就不是你和别人联合，而是别人消灭你了。在实力弱小时，还不如旗帜鲜明的表达自己主张更有利。当然，这种观点涉及到了“实力”，涉及到了“利益”，可能会让某些追求“纯粹”的朋友不舒服。那么不妨换一个说法：统一战线也得看什么能统一什么不能统一。
对革命的无产者来说，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利益是无法调和的，这意味着“统一”战线再怎么着也不能给阶级对立刷石灰。这点上， 鲁迅 先生给我们竖立了光辉的榜样。先生晚年都在跟周扬这类披着革命外衣的骗子鼓吹的“国防文学”斗争。
何谓“国防文学”？顾名思义，就是通篇写打仗。坦白说，这类小说我打小就爱看，冲锋，厮杀，同归于尽，多畅快，多悲壮，多荡气回肠。这类作品特点是矛盾冲突单一，而且矛盾性质具有相当的“普世价值”。比如打击侵略者，换了南宋的臣民们看了多半也会热血沸腾。有趣的是，如今河蟹盛世，居然也有一些朋友写出相当不错的“国防文学”来，尽管都是YY如何东征日本西讨欧美，但看了就是带劲。通常相似的土壤结出类似的瓜果，这现代“国防文学”的社会根源有兴趣者可以继续探索。
周扬之流尽管鼓吹“国防文学”，可没见出过什么好作品，反倒是小资作家张恨水的《虎贲万岁》流传至今，还成了反映两岸资产阶级握手言欢一家亲的《浴血孤城》电影剧本。可见周扬之流挺无能的，更重要的是他们放着亿万劳工在民族危难关头的诉求不管，却跟小资作家抢煽情的饭碗，纯属狗咬耗子多管闲事。
鲁迅先生主张发展革命的大众的文艺。这跟主席不谋而合。主席后来感慨“党内真懂马列的不多”，那我斗胆认为，鲁迅这个非党员当属中国“懂马列”的少数人之一。“战争伟力之根源在于民众之间”，主席强调的是在人民之中蕴含着无穷的潜力。要胜利，必须把潜力释放出来。那么潜力是被什么东西压制呢？反动统治！众生皆平等，人人生而有灵性，是谁让国民木讷笨拙的“做好本职工作”，是谁让国民伸长脖子观赏同类的人头落地？反动统治！
正本清源，不反抗反动统治，胜利无从谈起。为此，发展革命的大众的文艺，唤醒最广大民众的灵魂，是唯一的选项。而周扬一伙却选择了另一条路，他们唯恐大敌当前惹怒了权贵，走上了靠刺激人类小脑肾上腺素把人类变成纯粹杀人机器的路。小资作家走这条路没问题，因为那是小资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张恨水不写鸳鸯蝴蝶梦改写“国防文学”，这不是堕落而是进步。反过来，标榜革命的周扬一伙只能是堕落。
有这样的前科，当“春天”来临，“四千”老干部集体叫春的时候周扬对毛主席大放厥词，那就毫不奇怪了。再往后，周扬更是卖力的鼓吹起“人道主义”，连当时的大头目也看不过眼了，不得不让其下课，最后抑郁而终。大头目不见得真生气，只是觉得周老头子有点飘飘然了，比他本人思想还解放。事实上，只要背叛了无产阶级，接下来的必然是鼓吹阶级调和，不如此不能立牌坊，而牌坊上最适合刷的金漆招牌正是“人道主义”。伯恩斯坦干过，考茨基干过，戈尔巴乔夫干过，周扬和大头目也不是最后一个。“人道主义”的中国版就是“炎黄子孙血浓于水”，该理论广泛应用到对台港澳统战中。秉承周扬“国防文学”绝不得罪权贵的衣钵，河蟹们统战从来是取悦当地社会贤达，商贾名流，忽视当地工农诉求，最后落得在香港把工农推给“民主派”，在台湾把工农推给台独。
“国防文学”的叙事中，把原本属于“历史地理”概念的“炎黄子孙”推广到政治利益层面。这是其反动的本质。在周扬一伙看来，“血”何止“浓于水”，而且“血”是至高无上的。只要有共同的“血缘”，矛盾就简化成“我们”和“侵略者”两极。但是，周扬一伙无从解释皇族内部的刀光剑影，无从解释鸦片战争时期农民们吃着西瓜观赏官兵和洋人火炮对射，无从解释抗战时期河南农民为什么要缴国军的械，最后无从解释抗战时期中国工人为什么要罢工，学生为什么要游行。而所有这一切无非是不厌其烦的反映出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这个“真”罢了。
周扬曾卖力宣传过“文艺为政治服务”，并自认为是对主席“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诠释。主席的指向相当明确，文艺的受众是工农兵，文艺也应当反映工农兵的诉求，更重要的是要让工农兵成为文艺创作的主体，让才子佳人滚蛋。而周扬说了什么？为“政治”服务！“政治”固然谈不上善恶，既然共产主义者从不讳言自己的主张，我们也无须像资产阶级豢养的文人们那样虚情假意的高喊“远离政治”，“纯艺术”。可是周扬的观点依然谈不上“科学”，因为正确与否取决于他如何理解“政治”。如果他把政治理解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那是对的。相反理解成某党某派或者某一特定时期的风向标，那就是实用主义，是反动的。
很遗憾，周扬的历史表明他确实反动。他鼓吹“国防文学”倒不见得站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一边，而是他把革命当成一种“事务”。他的“政治”就是上级的讲话文件，他的“日常事务”就是要贯彻上级的讲话文件。可见，周扬堕落从沦为“官僚主义者”开始，心中首先消失的是工农兵这个标杆，取而代之的是他所理解的“政治”！于是王明鼓吹“一切通过统一战线”，周扬就起劲的推行“国防文学”，甚至谁不做“国防文学”，统统是“汉奸文学”。此时，王明的指示就是周扬的“政治”。而王明，跟周扬一样，不见得站到反动派一边，他的“政治”也只是当时共产国际一时一地的决议而已。对此，主席曾这样评价周扬：“他的长处是听党的话，党正确他正确，党错误他错误”。
王明，周扬都是一类人，他们把革命当成“行政事务”，成为了不折不扣的“官僚”，这是他们堕落的开始。在官僚眼里，是没有“阶级”的地位的。而作为共产党人，一旦“阶级观念”被“行政事务”所消解，那么堕落必定加速进行。
不妨推演一下，不外两条路：一是沦为“愚忠”。因为官僚们的圣旨是决议和文件，不排除他们滋长起对制定决议文件的上级的崇拜之情。如果他们的上级果真伟大，那这类“愚忠”的官僚们对人民来说多半是无害的，甚至有用。但话说回来，真要“愚忠”，还是需要气节的，因此走这路的官僚不多。
另一条路更符合周扬们的本性。既然丧失了阶级立场作为标杆，那就是没了灵魂，没了灵魂就是随风倒。因此，实用主义大多成了周扬们的最终归宿。可以复现一下50年代周扬在文艺界使劲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心路历程。这种人，“阳奉阴违”的魄力是肯定没有的，因为他没有“立场”。他宣传，那是因为上头要宣传，上头就是“政治”。这跟张思德，王进喜，焦裕禄，雷锋等这些有着高尚灵魂的人有着根本区别。有灵魂首先要求有“立场”。所谓“自由之人格，独立之思想”，那得先回答完社会提出的一系列判断题。没“立场”，判断题就无从回答，官僚们的标准答案就是“上头”。
最后怎么评价周扬在“春天”里发生的故事呢？此时他似乎很斗胆的提出“人道主义”的主张，一改唯唯诺诺的“官僚”本色。周扬的“春天的故事”受到右派的称赞，右棍们认为这是洗心革面回头是岸的典型。果真如此？恐怕在 丁玲 女士看来远不是这样。否则她不会说出“我只晓得现在骂我‘左’的人，都是当年打我‘右’的人！”。这只因她说“看到很多人指桑骂槐的骂他（毛），我心里很难受”。在春意盎然之时，说这话确实大煞风景，于是触怒了“当年打我‘右’的人”-----周扬正是其中的主力。如前所述，周扬这类人是没“立场”，没“灵魂”的，他如何判断丁玲“右”呢，这当然来自于他的上级----古今中外第一完人。只是，到了“春天”，事情又有点变化。周扬的上级换成了那位最热衷把工农干部打下去，把知识分子扶起来的三号完人。当其时，三号完人下农村能废了集体经济，上高原能把农奴主放出来，到西陲能把干部划成“少数民族”和“汉族”两类，后者活该滚回内地去，如此有精力有魄力，颇有后来居上之势。加之周扬在“浩劫”时期没过几天舒心日子，就一拍即合。于是在三号完人的指引下，周扬又获得了丁玲“左”的判断依据。
实用主义让周扬选择了三号完人，放弃阶级立场让周扬选择了鼓吹超阶级的所谓“人道主义”。这就是周扬“洗心革面回头是岸”的来由，完全是右派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捧杀”，其实大家都明白，周扬到死也是一条狗。我认为，对周扬，就此盖棺定论吧。
通过介绍周扬的堕落史，相信看官们会对“真”和“党”的复杂关系有所理解。从“党”而言，“炎黄子孙”确实该团结一致抵御外敌。可话又说回来，一个人偶尔挨揍，算是意外，倘若老是挨揍，那就不由得分析一下原因，探求一下“真”了。偌大的国家被形形色色的洋人蹂躏了上百年，必有不为人所知的“真”。而这个“真”不被揭示出来，也无对策，断无靠厮杀能获胜的可能。更具体的，没有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作为远期目标，光靠“消灭狗日”的吆喝，是无法动员民众的。
周扬们满足于鼓动民众作为战争机器为了“炎黄子孙”去厮杀，而鲁迅却继续揭露反动统治的“真”，在这样的理性之光的普照下，反动派喝兵血，抓壮丁，“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丑态方暴露无遗。人民切实感受到真实的“黑”，心中才燃起对光明的渴望，这是中华民族绝地反击的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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