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夏南街行(续一)
不一样的女孩儿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刚……”
6月30日 ,早晨6点30分左右,我刚刚接近南街村宾馆的院门,就听到里面传出一阵清脆悦耳的歌声。歌声虽然出自女子之口,但并不缺少刚性。门口站着一个上了年纪的警卫,他微笑着冲我点点头,大概是权当打了招呼。
走进院门,便看见十几个年轻清秀的姑娘分成两排,训练有素地站在宾馆门前的台阶下,她们的年纪大约在十八岁到二十五岁之间。她们都穿着旧式军装,而且衣领上都挂着红领章,如果再戴上一顶有五角星的军帽,那就是一群上世纪70年代的“飒爽英姿”的女兵。其中一个身材均匀苗条的姑娘站在前面,非常优美地挥动胳膊指挥着,一张一拢的纤纤十指似乎要把每个音符都聚拢在小小的掌心。
她们没有因为我的出现而受干扰,依然目光平视地望着指挥,尽情地唱着,“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
我稍微停顿了一下,然后绕过她们走向台阶。等到我踏上台阶之后,才发现这一段非常短暂的路程,自己竟然是踏着歌声的节拍不知不觉走过来的。
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相信有这种感觉的不会仅仅我一个。
守候在大堂门里的一个十八、九岁女孩儿,先一步拉开了点尘不染的玻璃门。负责登记住宿的是个文静娟秀的、二十多岁的姑娘,同样穿着一身军装。
或许是时间还早,宽敞的大堂没有其他旅客,显得十分寂静。
“姑娘,网站有人来吗?”
“还没有,他们打电话说明天到。”
我想起来红色旅游团成员报到的时间是7月1日下午5点之前,也就是说我提前了一天,这没什么好说的,况且我还有自己的行动计划。很快办理好了住宿登记,但我并没有马上离开柜台前。
“姑娘,你们每天都必须穿这身衣服吗?”
“这是工作服,是上班时穿的,是规定。下班以后穿什么都没人管。”
“我能同你聊聊吗?”
“现在是上班时间,我们有规定,上班时间不允许和客人聊天。”小姑娘口气平和地拒绝了我的要求。
我住的是标准间,里面的面积、装饰及设施都不低于城市里上星级宾馆的标间,价格在打过折之后每天只需100元。用温水随意冲洗了一下,本想大睡一觉以解旅途积累的疲惫,所以早餐都没有吃就爬上了床。不料刚睡两个小时,便被窗外一阵惊天动地的鞭炮声惊醒了,后来经过了解才知道,是外村的一对新人在宾馆的餐厅举办婚宴。
据说南街村的年轻人结婚都是由村委会组织集体婚礼,即喜兴热闹又避免了铺张浪费。关于这件事情,我在以后的时间里,采访了南街村的几个青年男女,得到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我所要给予肯定的是,这与南街村人多年坚持的红色理念有关。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随机游览了南街村的一些地方,但真正引起我关注的不是那些整洁的街道、宽阔庄严的广场、高大的厂房、拥挤在一起的办公楼以及触目可及的、涉及到政治思想、公共道德、科学发展等方面内容的红色标语,我相信有关这方面的文字和图片资料在网络上非常多,其中的描述肯定比我的描述更精彩更完整。我所关注的是南街的人,是南街人的心态。而此时尤其引起我关注的是那些正直青春年少、如花似玉的女儿家。
大约在上午10点左右,我走出了南街村宾馆的大堂。在炎炎烈日下,原来很宽敞的庭院眼下显得非常拥挤,到处停满了各种类型的轿车和面包车,不过没有多少人,只有四个服务员在干活,其中的两个在清扫红色的纸屑,那是激情后留下的遗迹;另外的两个则在清洗一块很大的红地毯。汗水已经湿透她们的衣背,她们却依然有说有笑,偶尔扬起的笑声宛如滴滴晨露,洒向谁的心头都会留下一片清凉。
我原想退回大堂,同门后的服务员聊一聊,但想到那个负责登记工作的服务员的拒绝,只好放弃了这个打算。在我走到院门口的时候,那个老年警卫从门卫室走了出来,依如先前一样向我友好地点点头。
我迎着他的目光走过去,说:“师傅,我跟你打听个事儿。”
他没有犹豫,直爽地说:“啥事,你问吧。”
我指了指身后的女孩子们,说:“南街像她们那样年纪的女孩儿多不多?”
他又爽朗地笑了一笑,然后告诉我说,在南街工作的年轻女孩儿很多,数目不知道,就是很多。她们有的是本村的,多数是外面应聘来的;有农村的,也有城市的,有的还在这儿成家了。我问他本村的年轻姑娘外流的多不多?他说不多,十个有九个都留了下来。我问,外来的呢?他说走的也不多。干啥走呢?这儿吃住都不花钱。本村的不说,福利好着呢;外边儿的也不错,她们虽然少了一点福利,但工资拿的要比本村的姑娘多啊。
我递给他一支烟,还要接着问下去。他没有接过烟,平淡地看了我一眼,说他知道的也不是很多,并且以开导我的口气接着说,你要是想知道更多的情况,你就去多访问一些人。
这是当然。
我致谢后离开了他。
宾馆到那个颇有名气的东方红广场只是咫尺之间。广场中心坐落着汉白玉质地的毛泽东主席的塑像,四周是苍翠的青松,还有两个年轻的武装民兵在守卫。
在我的记忆中,当年在中国大陆的每个城市的许多地方,都挺立着老人家的塑像,应该说在数量上是有些过多,但没必要一一摧毁。我不知道当年那些背后指挥以及前台具体操作的人,在老人家塑像坍塌的那一瞬间,是否会产生强烈的罪恶感,这种罪恶感是否伴随了你们的一生。
在广场的四周矗立着两块巨大的毛主席语录牌,和马克思、恩科斯、列宁、斯大林的巨幅画像,语录牌上的语录对于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都不陌生。有人在语录牌和画像之前拍照,有意思的是还有两男一女三个年轻人在抄写语录牌上的语录。
广场上游客很多,前一拨没走,后一拨又乘着游览车来了。在人群中,最醒目的还是那些衣着朴素大方、相貌亮丽的、属于南街村的年轻女孩儿。她们每个人都身兼二职,既是司机又是导游。她们的技术熟练,态度和蔼,知识丰富——在讲解时,她们不是在背书,而是有着很深厚的文化底蕴。看着眼前的情景,我知道没有采访她们的机会,因此转身离开了广场。
开始在广场四周转了一转,在一个售货亭买了一本有关南街村的书,还有一本印有毛泽东头像的、红色塑皮的日记本。后来想起还有一个地方应该赶在上午之前去看一看,于是又踏上了颖松大道。走了片刻,便到了一座很有气势的建筑物前,其所有的门窗都是木质结构,雕刻着不同的图案,古色生香。这里是南街村展销仿古木艺制品的处所,遗憾的是我忘记了这个展销处所的名字。
一个身穿浅色上衣、深色短裙的,面貌清秀稳重,口齿清晰的姑娘,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这个远方来的游客。同其它处所一样,这儿也安装着空调,在清凉舒适的气温中,我缓缓行走在那些工艺精湛的仿古红木或其它贵重材质的家具间。我边欣赏家具边向身边的姑娘提出一些问题。她没有回避我的提问,而且回答时的口气非常真挚诚实,语言流畅,条理分明。
她是临近村子一户普通农家的女儿,高考时就差一分未能进入录取分数线,想读自费生,可家里的经济情况又不允许,所以就应聘到了南街村工作。那是2008年,也是南街村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她知道这种情况,可她还是来了。这主要是她自己的主意。在这里有一些她熟悉的姐妹,她们都曾先后向她描述过在这里工作和生活的情形。另外她的父亲也支持她来这里的工作,因为这儿没有社会上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这就叫他放心。通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她就上岗了,起先在车间工作,后来又调到这里。
在这里工作比在外面打工的工资少一些,这是事实,可在外面吃的住的都要自己花钱,挣得多花的也多,仔细比较起来还是在这里划算。在这方面,不仅她算计过,其他姐妹也都核算过,她停了一下,又接着说,她喜欢这里的气氛,当然包括工作和生活两个方面。大家互相关心关爱,领导们也都把她们当自家的孩子
我有针对性地告诉她说,外面有些人说你们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是被剥削的对象。
乱说话!她很生气地说,我们在外面打工就不是被剥削了吗?老先生,这种话我在网上看见过,他们是在乱说话。我们在这里打工,吃的住的都不花钱,看病也不花钱。我的一个同学在广东那边打工,有病了也不敢花钱去看,怕花钱。其实不重,只是感冒,后来发展到肺炎,花掉了所有的积蓄不说,还差一点死了。如果我们这样也算被剥削,那我宁愿被剥削到底了。她在说完后一句话时,不由自主地做了一个鬼脸。
她静静滴思考了片刻,突然向我发问道:“老先生,你说他们为什么这样说?”
我看看四周,指着一个木制花瓶,说:“如果这个花瓶和你有强烈的仇恨,你会咋样?”
她毫不犹豫地说:“我会扔掉它,或摔碎它……啊,我明白了,老先生。我说他们咋总是在网上攻击我们南街村,还不停地诅咒我们南街村。我看他们是白费力气,我们南街垮不了……”
她边说边进入了沉思状态。这时我正好走到门口,看着那张有些肃然的又有些娇嫩的面庞,悄然退出了门外。她会学会更深层次的独立思考,犹如小树一定会在风雨中长大,因为她不但有求知的欲望,还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打字打到这里,我的手有些不敢再触及键盘了。我的眼前又出现了那些年轻、灵秀、聪明的服务员、导游员、营业员,还有后来采访过的女工,她们或许还不太懂得什么人生价值观,但她们却做出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她们仿佛都在对我说:
“南街村垮不了,因为还有我们!”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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