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悲哀

伟 大 的 悲 哀　　

——毛泽东荐赠革命者的一首古词　　

陇上流水　　

  毛泽东的人生哲学，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他从一个普通农家子弟，心怀“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雄怀大志，向社会、向古人、向前辈学习求知。最终找到马克斯列宁主义，以此作为他终生不渝的人生信念。抱定欲与天公试比高，阅尽人间春色，环球同此凉热的革命理想，以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大无畏气概，为国家为人民贡献了他的六位亲人和自己的毕生。　　

毛泽东以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哲学和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中的超人智慧和全面超前的知识具备，成功地战胜了国内外异常强大的敌人。他领导共产党，依靠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军队，硬是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蒋介石由美国武装到牙齿的800万军队（古今中外所无有），搬掉了压在中国人民头顶的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 “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又两次战胜了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打败了有两个超级大国作后援的印度和南越对中国的挑衅。使受尽长达百年之久西方列强凌辱的东亚病夫，在东方大地上挺胸昂首站立起来。　　

可以说像毛泽东这样的雄才大略，这样改变世界的人，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他是一位战无不胜的、没有真正对手的世纪强人。　　

然而就是如此旷古强人，在他行将走完人生历程，回顾他为之奋斗终生的革命大业，面临后继乏人，充满变数时，却为未竟的革命事业，失望、哀痛，以至大放悲声。　　

毛主席逝世前一年，　1975年7月23日　夜晚，上海眼科专家唐由之先生为毛作左眼白内障摘除手术期间，在毛的卧室外屋值班。次日凌晨忽听毛泽东哭泣，声甚凄凉，老泪纵横，且越哭越甚。唐先生吃惊而不解，安慰之余问其故。作为回应，毛泽东平静情绪，给唐先生背诵了南宋大诗人陈亮的词《念奴娇·登多景楼》：　　

“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长江，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　　

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关头，着意这样一首词，大有深意，这并非只给唐由之先生一人。他老人家特意荐赠此词，应该引起全党全国人民和世界上一切受压迫受剥削者的重视。　　

 一年之后，即1976年毛泽东即将去世，重病中的他在病榻上就曾对部份政治局委员，郑重作了交待：“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跟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晚年给共产主义和人类做出的新贡献，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和由他亲自发动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实践的伟大示范。毛泽东清醒地确认，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成为执政党后，主要的危险是党内必然产生、存在的修正主义。因此革命的对像，就由资产阶级变为他们的代理人——共产党内那些搞修正主义、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　　

 经过文革，无产阶级新生左派政治力量虽然得到壮大，但并没有占绝对优势，斗争充满变数。以对全国各行业进行“整顿”为名的“右倾翻案风”，使他最后判定在文革问题上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不可调和。可是这个时候，他的身体和精力，已经不再允许他进一步采取什么有效措施，来确保革命路线的继续。 　　

毛泽东对身后事深忧大虑，对“血雨腥风”尤其担忧，也就是对左派的失败，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事业的被强力中止的担忧。借南宋陈亮之所问，他站在历史的高度“危（高）楼还（环）望”，发出“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的惊天之问。 　　

“叹此意”是千年前爱国诗人陈亮撕心裂肺的慨叹，也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毛泽东，对身后继续革命事业可能会遭遇挫折的无尽的伟大悲哀。　　

陈亮是与辛弃疾才气相当的大诗人，他俩诗文唱酬相友好，政治上都是南宋著名反对投降卖国，主张抗击强敌，收复失地、恢复中华大一统的爱国名士。他们诗词的艺术性估且不论，那种大气磅礴，开拓万古心胸的强音，是足以振奋今人的。　　

陈亮《念奴娇·登多景楼》是一首借古论今之作。词中所涉历史上的“六朝”与词人所处之南宋当朝，七个王朝的那些当权者，都是些能为而不为，缺乏争雄的远略与勇气。他们只迷恋于自己与小集团的私利，无顾国家被强敌分裂，只顾眼前贪权恋位，醉生梦死，偏安江南一隅，是一帮不顾民族大义，与统治者中的爱国力量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相对立的腐朽黑暗势力。　　

词中所讲的国家问题，特定的政治格局与民族所面临的危机形势，这与文革后的国家大势，有着某种可类比之处。陈亮悲情慨叹，自然地引起毛泽东的千年共鸣。　　

词的上半阙，艺术地反映出对国家南北分裂，抗金局势，民族和国家命运问题上，有着完全对立的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　　

历史上吴、东晋、宋、齐、梁、陈，连续六个王朝，都是偏安江南，以今南京为国都，史称“六朝”。南宋王朝与“六朝”同样面临着放任南北分裂，一味妥协退让、不去谋求统一、积极抗敌的政治局面。两个不同历史时期，七个王朝的统治阶级主流，都是把国家前途、民族利益放在他们贪图一己享受私利之后，决无“恢复意”，最后全都是落了个彻底灭亡的下场。　　

“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作为全词的起句，既是对统治者主流醉生梦死的遗责，又是对历史反复证明了的投敌败国的惨痛教训和由此产生的反对投降路线的正确主张，不能为多数人所理会、所警觉的悲叹。　　

站在北固山上的多景楼上环望，长江天堑、镇江要塞，可以作为收复北方失地，进军击敌的有利的出发点。这种“鬼设神施”，江山形势的奇险，不被统治者当作进取的凭藉，而是看成了天设的南疆北界，可以消极等死的依靠。“浑认作”三字，是对统治者不辩是非，认不清国家危险的愚昧浑噩的讽刺愤慨。　　

“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镇江北面横贯着波涛汹涌的长江，东西南面是起伏的山岗。如此险峻的地理形势，似乎是老天爷为有作为者特意造就的“争雄”出发地，问题在于统治者缺乏积极进取的雄才大略与勇气。　　

正因为如此，接着就借批判六朝统治者，来揭示现实中当权派苟安误国的思想实质：“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他们所以实行苟安妥协退让，一糸列错误方针大政，原来这一切全都是为了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的狭隘利益打算。　　

前几年中央电视台有关节目，不知有意还是无意“曲解”毛泽东的本来用意，把“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错误地理解、解释成是毛泽东对江青、张春桥等所谓“四人邦”的批评。可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词的下半阙，有两层意思。一层是承接前半阙，继对“六朝”和宋王朝的卖国顽固势力的批判之后，对南宋士大夫们只知道感叹山河变异，不能与顽固派争锋，徒作空望、空叹的中间派立场的批评。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一名劳芳亭，在今南京市南），藉卉（坐在草地上）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河山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六朝”与南宋的统治者由于执行卖国投降政策，造成国家南北分裂局面，在彻底亡国之前的割据形势下，与那些仍然痴迷于与敌国“共存共亡”的顽固势力有所区别的是，统治阶级内部还有这么一些期望改变投降误国的政策，争取收复失地的中间派人士，即“王谢诸人”。但是这种人又不可避免受其阶级局限性约束，心有余力不足。他们无力左右投降派最高代表—皇帝老儿的主张，无力改变主流派奉行的卖国路线，只能徒发慨叹，而无北伐实际行动，只能眼睁睁看着顽固派重复历史上“六朝”亡国者的覆辙。“登高望远，也学英雄涕”，就是对中间派困惑的告诫和辛辣讽刺。　　

 “凭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这是对投降卖国势力，已经丧失了黄河流域大片国土，仍然不思猛醒，继续执行投降卖国到底的错误政策，听任广大中原地区的人民，呻吟于异族铁蹄之下，他们“只把杭州当汴州”，沉迷于醉生梦死的现状的进一步深度揭露和无情鞭笞。　　

 这首词下半阙的后半结语部分，是全词的关节点。也可以理解为伟大领袖毛泽东荐赠这样一首古诗词的真正用心所在。　　

 “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晋书·祖逖传》载，祖逖统兵北伐，“渡江，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辞色壮烈，众皆慨叹。”从天时地利和中华民族从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传统出发，只要像祖逖那样不畏强敌，誓死抗击，勇于长驱猛进，就会无往而不胜。　　

 歇拍二句，承上“长驱”，坚定必胜的乐观信念。公元383年东晋与前秦战于肥水。东晋以区区8万人战胜了前秦秦王符坚亲率的百万强大之敌。“肥水之战”是人类战争史上蔚为壮观的战例。　　

“小儿破贼”见《誓说新语·雅量》：肥水之战，谢安之弟谢石、侄谢玄等统兵8 万，以绝对劣势击败符坚百万大军，捷报至，谢安正与客人下围棋，看捷报毕、顺手放于床上，了无喜色，依旧对弈。客问前线怎样，答曰：“小儿辈大破贼。”“小儿辈”，可理解为子弟兵。　　

 “势成、宁问强对。” “强对”即强大的敌人。《三国志·陆逊传》：“刘备天下知名，曹操所惮，今在境界，此强对也。”大势有利于我，又何必怕它是强敌呢。　　

陈亮临去世考取进士第一名，终生没有做过官。但在这首《念奴娇·登多景楼》一词中所表现出来的词人兼政论家的见识，只有他的挚友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也深慨于“无人会登临意”，之外历史上的文化人中是极少见的。　　

毛泽东在800多年后，独具慧目，成为陈亮、辛弃疾的知音。岂止政治思想上的共鸣，他们都是站在民族大义、爱国爱民的共同立场之上，超乎常人的胆识，看到了只有坚持积极进取，敢于斗争，勇于胜利，才能维护国家统一的这样一条道理。　　

毛泽东超乎古人的地方是，他站在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度，为中国的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贡献了“继续革命理论”；用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捍卫无产阶级的政权和继续革命的路线。他又以超乎常人的深遂，清醒地看到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的艰巨性、长期性。对“文革”之后，国内政治形势及两大力量斗争的发展趋向，做出了客观冷静的判断。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因此令他揪心的事：一是坚持“文革”路线的左派力量虽有较大发展，但还不是压倒优势，还不足以完全控制局面，；二是“文革”对走资派和修正主义者是一次空前规模地斗争，使他们受到很沉重的打击，造成了有利于革命人民的大好形势，只是碌础推到半山上，只能进不能退，充满了变数；要左派处理得当，“义无反顾”，誓死向前，胜利的条件是具备的。三是关键在于，对于这场较量的严重性、长期性、复杂性，真正“能会此意”的人没有几个。　　

毛泽东去世后，没有多长时间，形势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事实再次验证了毛泽东的英明伟大。“文革”被反对派视为“一场浩劫”，以党中央正式“决议”的名义彻底予以否定。 　　

毛泽东以他临终前给政治局部分委员的谈话，以陈亮的这首《念奴娇·登多景楼》词，荐赠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还有他老人家这次无可抑止的伟大的悲哀，无疑是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和世界共运的伟大领袖，为劳苦大众贡献终生之后的政治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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