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传播是一个很宽泛的话题，从时间上看，有不同年代、不同时段的传播；从空间上看，有国内与国外的传播。为了使论题更加集中，更具历史感，本文把传播时间界定在20世纪40年代，传播空间选择在解放区与国统区。一方面，这段时间距离“座谈会”最近，容易捕捉到历史进程中的细节真实。另一方面，在抗战烽烟弥漫的年代，在国共统一战线相互猜忌、冲突不断的特殊时期，来讨论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传播，容易形成比照，理性地分析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冯雪峰的人民文艺论与毛泽东《讲话》关系的微妙之处。
一、《讲话》见报的时机选择
从现有史料看，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消息最早见报是在1942年5月14日，《解放日报》第四版用很小的篇幅刊发了一则《告读者》，全文如下：
最近由毛泽东、凯丰两同志主持所举行的“文艺座谈会”是一件大事，尤其对于关心当前文艺运动诸问题的读者。本版决定将与此有关诸材料，及各作家意见，择要续刊于此，以供参考与讨论。
严格意义上说，这仅是一则刊讯，意在用“座谈会”之“砖”引出“诸材料”、“各作家意见”之“玉”，反倒是同一版面的萧军文章《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底我见》的开头，向人们传递了座谈会的召开信息：“五月二日毛泽东、凯丰两同志主持举行过一次‘文艺座谈会’。为参加者之一，对当时所提出诸问题，曾口头上表达过个人见解，并提出几个问题，算为个人的补充。这里想把它就所能记忆的大致写出，同时增删一些，以佐参考。”当然，这也不能算是一篇完整的动态消息，因为萧文的重心是“当前文艺诸问题之我见”，而非“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过程。
现在，让我们把时间拉长，看一下延安权威媒体、中国共产党党报《解放日报》的反应。1942年5月1日，《解放日报》登出“本报启事”：“五一节本报休假一天，二日无报。三日照常出版，此启。”5月2日召开的座谈会正值假期，自然无法报道。让人费解的是，从5月3日正常出报至5月底，也没有任何相关报道。此段时间，《解放日报》的新闻报道主要集中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等方面，如“斯大林宣称今年击毁纳粹”（5月3日）、“政府给民众各种帮助安塞掀起春耕热潮”（5月4日）、“八路军挺进热河”（5月5日）、“边府号召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5月5日）、“英军昨日实行登陆”（5月6日）、“畹町附近激战中敌侵入云南境内我军紧急增援阻敌前进”（5月7日）、“欧陆被奴役，民族的革命运动”（5月8日）、“盟国海军大捷”（5月9日）、“晋察冀巩固党的方法”（5月10日）、“苏联红军节市胜利”（5月11日）、“在我军阻击下，侵滇敌向畹町败退”（5月12日）、“为什么整顿三风是党的思想革命”（5月13日）、“领会二十二个文件的精神与实质”（5月14日）……“红军粉碎德军进攻”（5月27日）、“开辟欧陆第二战场”（5月28日），并没有“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消息，更不要说会议的议定事项和主要精神。
另外，专门发布边区日常信息的《解放日报》“启事栏”，也没有登载“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启事。5月14日的启事是“旧瓶盛新水”，回收墨水瓶；5月15日的启事是“五四青年文艺奖金征文”；5月16日的启事是“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售书”；5月22日的启事是“安塞县鞋靴化工业合作社转让经营权”；5月23日的启事是“陕甘宁边区艺术干部学校成立”。难道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重要性还比不上这些平常事务吗？难道是《解放日报》我行我素，仍然奉行改版前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党八股作风”？
事情显然不是这样。延安文艺座谈会是毛泽东在深入调查基础上，与党中央商量后决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举行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陈云、任弼时、王稼祥、博古等悉数参加。这样的一次文艺界大会，不要说在延安，即便是在国统区也是空前重要的，何况它还是“一支鲁总司令领导的军队”，是革命战线的重要一部分。而《解放日报》从1942年4月1日起，在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和通知下，就已经改变了之前的“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市”、对党的政策和中心工作宣传不力的局面，增强了党报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并且在社论《致读者》中宣布：“今天我们的版面以新的形态呈现在读者面前，《解放日报》需要一个彻底的改革，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的战斗的党的机关报。”从《解放日报》改版后的工作重心来看，没有及时报道延安文艺座谈会及毛泽东“讲话”内容，应当说并不是故意的，更不是什么视而不见。作为中央政治局成员、《解放日报》社长，博占亲临会议，他不可能不知道会议的重要性。报社编辑黎辛事后网忆说，第一次座谈会后，“舒群说议论正题的不多，不发消息，舒群估计会议结束一块发消息吧”。事实上，即便第三次座谈会结束，“讲话”文字稿也没有正式发表。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讲话》迟迟不见报端并非《解放日报》之故。
《讲话》何以迟至1943年10月19日才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胡乔木认为原因有二：“一是毛泽东要对稿子反复推敲、修改，而他当时能够抽出的时间实在太少了；二是要等发表的机会。”毛泽东对待诗文素来要求很高，推敲、修改当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是对于一生惜时如金的他来说，即便是日理万机，花上几周、几个月总是能够完成的，何以要延迟1年零5月之久！如果说是为了等待像鲁迅逝世纪念日这样所谓合适的时机，那么1942年10月19日不也是一个很好的日子吗！如此看来，更为合理的解释恐怕还是前者－－对《讲话》精益求精，反复修改。至于在哪些地方做了修改，一共修改了几次，因为没有发现过程稿，不得而知。
除了文字上的修改之外，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毛泽东还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为《讲话》的理论升位做了许多工作。这之中，不仅包括座谈会期间《解放日报》“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专栏的译介文章：列宁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5月14日）、《恩格斯论现实主义》（5月15日）、《列宁论文学》（5月20日）、鲁迅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5月20日）等，还包括1942年5月28日、30日分别在整风高级学习组和鲁艺的两个讲话，前者是面向党内高层领导人的，后者是针对广大文艺工的；一个是“结合”问题，一个是怎样“结合”问题。如此缜密的安排，虽不能说是故意为之，但其间却有某种逻辑可循。
我们知道，在人类思想史上，一种理论的提出只有在原理方面有所创造，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才会具有真理品格。如果一种理论仅仅在实践层面获得支持，而没有原理方面的创造，那么它的真理品格就会受到限制，由此建立起来的思想体系也必然会存在先天缺陷；相反，如果一种理论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没有落实到具体实践，那就是空头理论。前者在《讲话》发表前后，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经典译介，以及党内理论家周扬、陈伯达、张直心、陈云等人的阐发，理论体系渐趋成型。后者经丁玲、艾青、何其芳、周立波、刘白羽等人的学习，以及秧歌剧《兄妹开荒》演出等的践行，获得了极大成功，从而奠定了《讲话》的权威性。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等主张开始在解放区文艺工和读者中深入人心。如此，经过反复修改、理论准备和实践检验，《讲话》终于在1943年10月19日的《解放日报》上全文发表。
二、《讲话》在解放区的学习与接受
文艺座谈会之后，延安知识分子敏锐地捕捉到《讲话》与自己有关的两个主要问题－－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他们纷纷在《解放日报》上著文，表达心得与感受，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
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做“结论”讲话的当天，塞克就在《解放日报》上发文《论战时艺术工作和创作态度》，对文艺作品的艺术性和政治性作了明确区分，砝码明确压在了政治一端，认为“假如有一个作品，他既不是出白名家的手笔，在技术上又很粗劣，但在思想上是新的、尖锐的、明晰的，题材是活泼新鲜的，他在群众中间掀起了一个打击敌人的巨大的行动”。在这种情形下，选择它是必然的，作家“不应该有一丝一毫脱离开或放松这个意义而去偏爱艺术形式的美”。1942年10月16日，何其芳在《解放日报》发表《论文学教育》一文，指出“教育的目的必须明确而具体地服从政治的要求”，不仅鲁艺的文学课、美术课、音乐课如此，而且延安各部门的人才培养也应如此，“要彻底消灭不合乎毛泽东同志讲话的观念，深刻检讨自己身上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因为它们妨碍了对新的社会现实的理解，容易产生不利于新生活的作用，并可能成为‘党’的对立面”。
1942年5月31日，刘白羽在《解放日报》上发文《与现实斗争生活结合》，指出作家不仅要抨击外在的黑暗，也要“注意内在批评，从那长期黑暗社会生活里面，你原来的小资产阶级所带来的不好的东西”。作家的一生是“思想革命斗争的一生”，“同工农兵由接触到结合的过程，是作家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由减少到改造的过程”，为了实现结合，作家只有“走进去，失去身七原有的气息”。1942年6月12日，周立波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思想、生活和形式》一文，清理自己身上遗留下来的小资产阶级根性，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子参加了革命，心还留在自己阶级的趣味里，不习惯，有时也不愿意习惯工农的革命的面貌”；歌唱个性自由的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文艺，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就成了反动的东西，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受了影响，“中了毒”，“上了当”，他们只有“把革命的旗子举得更高些，才能够创造很好的艺术”。
我们知道，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适值整风运动，《讲话》理所当然地被列入整风必读文件，整风学习的过程也就成了《讲话》的传播与接受过程。经过整风学习，“延安文艺界的气象焕然一新。报纸上的小说、诗歌、杂文、报告、剧本、木刻、漫画，都和群众接近起来了；新年以来，鲁艺、西北文工团、党校等学校团体所创造和改造的秧歌舞成为地方群众和干部的宠儿了。文艺界同志的招待、访问、描写吴满有，表明文艺工作和工农群众已经开始建立一种前所未有的友谊了”。为了进一步贯彻《讲话》精神，中央文委于1943年3月10日召开党的文艺工会议，会上通过了凯丰的《关于文艺工下乡的问题》和陈云的《关于党的文艺工的两个倾向问题》的报告，前者阐述了文艺工响应《讲话》精神、积极“下乡”的意义，后者对文艺工思想情感的“工农化”提出了要求。这次会议“对实现毛泽东同志去年文艺座谈会上所指示的方向，可说有决定作用”。实际上，它可以视为中央召开的一次全面学习、宣传《讲话》精神的动员大会，陈云的报告也是《讲话》之后中央领导人对文艺工的又一次告诫，报告与其说是“动员”文艺工走与工农兵结合的道路，毋宁说是“劝诫”他们进行思想改造，从灵魂深处认识到工农兵的重要性。
动员之后是落实，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全文发表《讲话》，同一天，新华社播发了中共总学委关于学习毛泽东《讲话》的通知，第二天，《解放日报》全文发表了这份电文：“《解放日报》十月十九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此文件决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各地党组织收到这一文章后，必须当作整风必读的文件，找出适当的时间，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深刻的整风学习和研究，规定为今后干部学校与在职干部必修的一课，并尽量印成小册子发送到广大学生群众和文化界的党外人士中去。”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用公开的文件形式高度评价《讲话》、贯彻《讲话》，也是第一次把《讲话》列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进行了精典化解读，普遍适用于党内外。
1942年5月13日，边区文委所属的戏剧委员会在文化俱乐部的凉亭召开“戏剧界座谈会”，王震之、柯仲平、塞克、萧三、罗烽等剧团负责人以及剧作家、导演、演员等40余人到会，讨论了“剧运方向”、“如何配合目前政治情况”以及“戏剧界团结”等问题。会议从早晨9点一直开到晚上8点，得出结论－－剧运方向就是为了“更多和更好的发挥艺术对政治的服务的积极功能”。至于普及与提高关系，“一种意见认为普及和提高是同一工作的两个方向，既要精确的分工，又要有机的联系。另一种意见认为普及和提高应该分开，而且各自专门化起来”。5月19日，《解放日报》发表唯木的文章《当前剧运方向和戏剧界的团结》，记录了这次座谈会的讨论情况，并表达了个人看法：“在一定条件下，要有偏重的一面，目前应偏重于普及。”这次座谈会堪称是一次学习和宣传《讲话》引言的最早行动，普及与提高的关系这一问题直到5月23日毛泽东才在“结论”部分作出阐述。
1943年4月24日，中共北岳区党委（即晋察冀边区党委）召开文艺座谈会，贯彻《讲话》精神，批评了晋察冀文艺界脱离实际的倾向，反对作家中流行的“艺术人生观”、“人性论”、“政治落后于艺术论”、“化大众论”等观点，反对夸大艺术的独立性和特殊性，强调文艺与群众结合，批评了文艺界存在的脱离人民群众的倾向。1943年11月21日，西北局宣传部召集各剧团负责人开会，动员和组织剧团下乡，宣传部长李卓然说，自《讲话》发表和中宣部指示下达后，文艺界做了很多努力，尤以鲁艺的秧歌剧、民众剧团的《血泪仇》、平剧院的新型歌剧、青年艺术剧院的活报剧等最受群众欢迎。今后的任务是到实际工作中学习，帮助各分区的文艺运动，使之认真贯彻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方向。决定下乡的有鲁艺秧歌队、文协的民众剧团、西北文艺工作团、留守兵团政治部的青年剧院、平剧院，节目主要反映生产运动、丰衣足食、军民团结、保卫边区等现实的斗争生活。
这些会议与其说是座谈文艺现状，不如说是在结合整风运动贯彻《讲话》精神，学习党的文件，落实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政策。每一次会议的召开都以《讲话》为标准，带有检讨、学习之意，所以，每一次座谈会的召开都意味着《讲话》精神的强化。
三、《讲话》在国统区的传播与争议
《讲话》不仅指引着解放区文艺的前进道路，也对国统区的文艺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1944年1月1日，《新华日报》以《毛泽东同志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为题，摘要发表了《讲话》的主要内容，不久又转载了周扬等人阐释《讲话》的系列文章。这是《讲话》在国统区第一次公开和广大读者见面。第二天，《新华日报》又在“读者与编者”栏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在文艺运动上所提出的意见不仅是在文艺运动上，而且也是一般的文化工作上的方针。”接着，《新华日报》、《群众》等报刊转载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以及周扬等人介绍延安文艺整风内容的文章。
1944年4月，党中央派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何其芳和刘白羽到重庆，向国统区文艺工传达《讲话》精神，并调查重庆的文艺运动情况。此一时期，在延安为配合整风运动所开展的知识分子下乡、文艺下乡运动被周恩来等人作为一种方向，介绍给重庆的文艺界，得到了国统区文艺家的赞赏。周恩来说，《讲话》以后，许多作家“从城里走到乡村，走到广大的农民中去，并且生活在他们中间，因此发现了深厚的民间艺术源泉，如秧歌舞等等，中国的新歌剧是从这里发展出来的，话剧也要吸收这个形式的优良因素”。他号召重庆的作家向解放区学习，取得更大的成绩。
《讲话》传人国统区后，郭沫若、茅盾等人积极响应，郭沫若说：“人民是文艺的真正主人，真正的老师。今后我们的新文艺，就需要把人民作为老师，作为主人。为人民大众彻底服务，向人民大众学习一切，要和人民大众保持密切的关系。”茅盾认为，在歌颂与暴露的问题上，“歌颂的对象是坚持民主，为民主而牺牲私利己见的，是能增加反法西斯战争的力量及能促进政治的民主的；反之，凡对抗战怠工，消耗。自己的力量以及违反民主的行动，都是暴露的对象。同样的，凡对抗战有利对民主的实现有助的，就是光明面，反之，就是黑暗面”。其中，郭沫若的“有经有权”说深得毛泽东的认可，据胡乔木回忆：“毛主席很欣赏这个说法，认为是得到了一个知音，‘有经有权’即有经常的道理和权宜之计。毛主席之所以欣赏这个说法，大概是他也确实认为他的讲话有些是经常的道理，普遍的规律，有些则是适应一定环境和条件的权宜之计。”
《讲话》在国统区的传播中，不能不提到胡风和他的“主观战斗精神”。1944年3月中旬，由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负责人冯乃超主持，在重庆乡下召开了一次小型座谈会，学习和讨论毛泽东的《讲话》。讨论到培养工农兵作家的问题时，胡风表达了不同意见，认为“在国民党统治下面的任务应该是怎样和国民党反动政策和反动文艺以至反动社会实际进行斗争，还不是，也不可能是培养工农兵作家”。由于话不投机，会议不了了之。
何其芳、刘白羽来莺庆的这段时间，胡风正忙着筹办《希望》杂志。1945年1月，《希单》创刊号发表了舒芜的《论主观》和胡风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论主观》从哲学的角度凸显主观战斗精神的作用，“提出了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张扬现实主义“主观精神”的同时，强调作家主体与客观对象的相生相克，反对冷静旁观的客观主义和演绎概念的主观主义，主张作家深入人民大众的生活时不要为它所淹没，因为他们身上“随时随地都潜伏着和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而应发挥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使作家主体突人生活、拥抱生活。胡风和舒芜的文章立即引起重庆有关人士和延安方面的注意。一方面，1942年延安开始整风运动，提出“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口号，而胡风、舒芜却为“主观主义”大唱赞歌，为作家保持“主观战斗精神”呐喊。两者意见明显相左。另一方面，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文艺的工农兵方向，要求作家深入生活，改造思想和世界观，、而胡风在《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中指出，“作家应该去深入或结合的人民，并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生生的感性的存在……他们底精神要求虽然伸向着解放，但随时随地都潜伏着和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不仅不俯身学习，与之结合，相反还倡导主体精神，批判农民身上的精神奴役的创伤。
事实上，在早前进行的民族形式讨论中，胡风的意见就引起了延安的注意，被认为是与整风运动不一致的错误思想。为此，中宣部在1943年11月21日专门致电董必武，指出：“现在，《新华日报》、《群众》未认真研究宣传毛泽东同志思想，而发表许多自作聪明错误百出的东西，如××论民族形式，×××论生命力，×××论深刻等，是应该纠正的。”12月16日，董必武复电中宣部，说：“11月21日对《新华日报》、《群众》指示，我们完全同意。在接到指示前，我们已进行理论斗争。大后方知识分子思想得太多，感觉得太少，关于人与人性，生活态度及人道主义，这些同志是观念论与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他们在这一串问题上，观点都相同或相近，已成系统，很危险，并警告他们，要他们反省，除了×××有一点表示外，×、×并无表示。”舒芜后来在总结这场争论时说：“当时，胡风、陈家康等人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就是响应延安整风运动的号召反对教条主义，特别是反对国民党统治区内进步文艺界的教条主义，据我看来，延安所要反对的教条主义，是以王明为代表的照搬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胡风所反对的，是文化上文艺上的唯‘思想’唯‘政治’而轻艺术的倾向，即只要政治倾向政治口号，而艺术上不惜宽容各种脱离生活歪曲生活的东西。胡风、陈家康等把后者也纳入教条主义的范畴来反，同延安整风运动并不一致，后来的许多矛盾由此产生。”胡风的良苦用心非但没有被理解，相反还招来了批判与责难。《讲话》中，毛泽东说“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源泉”，胡风却倡导创作过程中的“自我扩张”；毛泽东主张“向工农兵学习”，胡风却要呼吁“精神奴役的创伤”批判；更为糟糕的是，在何其芳等人看来，“《讲话》传人国统区后，不久就成为那个区域的革命文艺工作的指南，胡风坚持自己的文艺思想，就实质上成为一种对毛泽东的文艺方向的抗拒了”。
客观上看，胡风的“主观论”持守的还是“五四”启蒙思想，他的“环境与任务区别”主张也是基于此的，没有因时因地进行必要调整，与《讲活》的“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思想确实有一段距离，他的“精神奴役的创伤”写作也与解放区文学昂扬向上的格调不相一致，受到批判是很自然的。这既是启蒙与救亡的吊诡，也是文学与政治的歧路。
《讲话》在重庆的传播中，还要提到的一个人是冯雪峰。1945年10月，进步文艺界以“过去和现在的检查及今后的工作”为题组织了一次“漫谈会”，冯雪峰在会上作了《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的长篇发言，从文艺的特殊性、现实主义原则、大众化等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这些见解与《讲话》的功利性、政治性、民族性也有一定距离。发言分三个方面：
（一）批判文艺界的左倾教条主义。冯雪峰以见证人的身份，指出左翼文学的最大弊端是“左倾机械论和主观教条主义”，“离开文艺对人民生活的反映与推动，将具体的生活现象看成简单的抽象概念，使文艺与政治的战斗的结合变成机械的结合，使文艺服从于政治的原则变成被动的、简单的服从”。这是中国小资产阶级革命作家先天的弱点，即鲁迅所说的“开始质地就不大好”。冯雪峰认为，文艺家在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民族解放呐喊的同时，也要遵循艺术的特殊规律，不能以政治取代文艺。
（二）重新认识现实主义原则。抗战期间，重庆文艺界曾就现实主义问题进行了长达五年之久的论争，论争双方都同意提倡现实主义原则，但在什么是现实主义问题上分歧很大。冯雪峰认为现实主义是“主观与客观之对立的斗争过程”，它“不该成为脱离实际生活而没有活的内容的空洞的东西，成为形式的抽象的方法论”，而应该“不断地从现实得到修正、扩充和发展”。针对《讲话》发表后，许多作家把思想上、感情上向人民大众学习看作是革命现实主义的“人民性”，冯雪峰指出：“人民就是复杂的矛盾统一体，有进步的一面，也有落后的一面；有光明的一面，也有灰色的一面；有要求解放的一而，也有依然被封建意识束缚的一面”，“这落后的最为本质的严重意义，是它不仅为过去的历史和反动统治的压迫的结果，并且它自身还成为旧的压迫势力和反动统治之群众的消极的基础”。历史地看，冯雪峰的现实主义理论虽然不能说是解决了创作的所有问题，但它对机械的现实主义创作倾向的批判，对艺术表现对象复杂性的认识，对革命现实主义是否能批判人民中落后面的肯定回答，直到今天仍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三）大众化不等于民族化。文艺大众化是“五四”以来新文学始终没有解决的问题，随着抗战的深入，左翼文学的大众化运动发展成为一场民族形式问题的大讨论。讨论中，有人脱离内容，把大众化理解为一个纯粹的形式问题，主张用传统的民间形式来表现新的时代生活；有人主张旧瓶不能装新酒，新的时代生活必须要用新形式表现。冯雪峰认为，不能把大众化理解为形式的通俗化，“本质的大众化是强健深广的革命内容－－人民之历史的姿态和要求－－和民族的形式”，民族形式不仅要“摄取和蜕变旧的民众文艺”，而且还要“吸收世界文艺中的适用的东西”。对于《讲话》开列的大众化途径：“普及”与“提高”。冯雪峰说，“提高与普及的原则，应该有进一步深刻的理解与展开”，如果说普及是大众化的要求，即新文艺深广的现实内容与创新的民族形式的完美结合，那么“大众化将完全体验着新文艺‘提高’的发展的历史过程，‘普及’体验着‘提高’，而‘提高’要求着‘普及’”。遗憾的是，冯雪峰的上述警示并没有引起文艺界的重视，《讲话》在还没有充分传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片面化、偏执化接受。
今天，我们梳理《讲话》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传播与接受以及由此引发的一些争议，不仅能够还原《讲话》发表前后的历史语境，捕捉历史进程中的细节真实；而且能够从接受学角度把握解放区、国统区文艺走向的差异，进而历史地、整体地认识《讲话》的文本价值与理论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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