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创作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
我喜爱读书。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读书岁月里，我看过遍数最多的书是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对我创作影响最大的文章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今年是《讲话》发表70周年，回顾我国文学艺术在前进的道路上所经历的风风雨雨，感慨良多!回眸自己艰辛而坎坷的文学创作历程，真是不知该从何说起……
我的困惑与抉择
30多年前，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大门洞开，西方各种文化思潮不可阻挡地涌进神州大地，封闭有年的文学艺术家们蓦然放眼，顿感眼花缭乱，遂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与此同时，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大声呼唤“文学艺术的春天”。从此，我国文学艺术创作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无庸讳言，那时也有一些自称是先知先觉的所谓理论家借机粉墨登场，有的还把自己捧上“通天教主”的宝座，一知半解且又喋喋不休地宣扬西方的思想、理论和主义。更有甚者，一些人还连篇累牍地撰文高喊“告别革命论”，借以否定一代又一代革命先驱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中国近现代革命历史。自然，还有极个别的所谓学者利用中国共产党人的挫折和失误，刻意造谣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她的领袖们，进而达到否定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所开创的伟大历史功绩。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文艺界也有些人以权威自居，操着“教师爷”的口气，公然把批判的矛头对准《讲话》，贬低在《讲话》精神影响下产生的为时代所证明、为人民所欢迎的优秀的文艺作品。
那时，我已步入不惑之年，在苦难的奋进中业已锻造形成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面对这猝然到来的纷繁而又活跃的现象，我这个专职作曲工也陷入极大的茫然之中，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写些什么。钟爱的音乐也难以表述我内心那复杂而又痛苦的情愫!好在我有两个业余爱好：一是自称史海中的绿林好汉，二是业余从不停笔进行文学创作。历经严肃而长时间的沉思，我毅然决定弃乐从文，以《讲话》的精神为主导，学习太史公以人带史的传统，写一部上自辛亥革命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大书，还历史一个公道，还创造历史的一代又一代革命的人民一个公道，还大革命家孙中山、黄兴、毛泽东、周恩来等一个公道。我历经30多年的酷暑严寒，默默耕耘，终于在有关领导、专家和朋友们的帮助下，将这部大书分别用电影、电视和史传文学，相继贡献给数以亿计的读者和观众。
在此，我记录下进行创作时的某些经验和教训，并借以纪念《讲话》发表70周年。
如何解读我国近现代史
从理论视角分析，《讲话》有着坚实的哲学根基和丰富的文化内含。它从“文艺是为什么人”的以及“如何为”这两个最根本的命题出发，深入浅出地阐释了文艺最根本的理念。同时，也批驳了当时在国统区、延安及各根据地流行的一些言论。毫不夸张地说，在我国近现代出版发行的文艺理论著述中，没有哪一篇文章像《讲话》那样在全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讲话》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文艺工坚定地走上革命之路，以文艺为武器杀上战场，为祖国的解放前仆后继，流血牺牲，而且诞生了像贺敬之、赵树理、马可、李焕之、胡可、傅铎、崔嵬、田华、古元、华君武等数以千百计的艺术家。同时，还催生了像歌剧《白毛女》、话剧《万水千山》、长篇小说《红旗谱》、《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传世之作，且已成为我国文化长廊中灿烂夺目的文艺瑰宝。
我是在《讲话》精神的哺育下步入艺术殿堂、学习文艺创作的。即使我弃乐从文，改行当作家，依然是在《讲话》精神的指导下进行创作。我深知要完成这部大书的创作，必须以中国近现代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为纬线，以影响我国历史进程的重要领袖人物为经线，方能织出一幅浓墨重彩、跃动人心的史诗般的历史画卷。因此，《讲话》中最具生命力的唯物史观对我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换言之，若想正确解读我国近现代历史中的重要事件，完美地塑造影响我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领袖人物，作家就必须做到：
1、坚持唯物史观
历史的发展有着自身的规律，史学工的使命就是认识真实的历史，从中找出历史进程中的客观规律。但是，如何解读真实的历史，是受着不同史学家的史学思维决定的。直言之，它是受着不同的唯物史学观和唯心史学观所决定的。
例如，中国近代史从何算起?史学界有着比较统一的意见，那就是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何时结束?从众的说法是五四运动。但是，在对待这段历史中所发生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洋务运动、甲午海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看法上却是大相径庭的，在对待这一历史时期所诞生的风云人物的评价上更是针锋相对的。究其原因，盖源于他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且有着截然相反的史学观。
说到中国现代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和诞生的重要领袖人物，一些史学工无视历史发展的规律，在诋毁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的同时，还借近期公布的蒋介石的“修身日记”歌颂蒋介石。究其原因，我认为这也是受着不同史学家的史学思维所决定的。
我在进行创作时，一是坚持用唯物史观解读中国近现代史，二是坚决按照艺术规律进行创作——“这种创作必须建立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之上，是受着历史真实的制约”。同时，还必须毫不动摇地排除某些异端邪说对创作的干扰!
例如，关于电视连续剧《长征》的创作。在我看来，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创造的不朽神话，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它不仅打出了毛泽东军事思想，而且锻造出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这就是我写电视连续剧《长征》的戏魂。但是，当时受了错误影响的个别领导干部和主创人员却公然说：长征是“担架上的阴谋”!他们无视我写的文学剧本《长征》业已经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领导小组通过，强行命令我按照他们选定的戏魂——“担架上的阴谋”重写，否则他们将重新创作一部电视连续剧《长征》。这是何等荒唐的事啊!幸运的是，有关上级领导阻止了他们的错误决定，保证了我创作的这部宣扬长征精神的电视连续剧《长征》问世，并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再如，我创作电视连续剧《延安颂》的时候，社会上正在攻击延安整风运动，真可谓是流言蜚语满天飞!一时之间，昔日的革命圣地不见了，延安变成了专整知识分子的人间地狱。事后，一位文友对我说：你创作的《延安颂》帮我正本清源，不仅让我知道了什么是延安精神，而且让我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延安。另一位文友说，我看了你创作的《长征》、《延安颂》、《解放》等电视连续剧，改变了我的世界观。这些事例说明真理是不可战胜的，同时也证明了艺术家坚持用唯物史观认识世界是何等的重要!
2、要有鲜明的政治立场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到立场问题，明确指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立场。”这对于一个坚持唯物史观的共产党作家来说，是一个原则问题。
我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创作电视连续剧《辛亥革命》的时候，某些史学家以及一些创作同类题材文艺作品的公然宣称：孙中山没有参加辛亥革命，是阻挠袁世凯推翻帝制、领导辛亥革命的“搅屎棍”。为此，我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调动电视最为擅长的各种艺术手段，有理有据且又旗帜鲜明地予以批驳。请看如下事实：
清朝末年，正当康、梁变法遭到残酷镇压之时，孙中山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他上书李鸿章失败之后，自认改革之路化成泡影，毅然决定甘冒杀头危险，领头革命，在檀香山建立“振兴中华，维护国体”的兴中会，并提出革命的政纲“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联合政府”。实事求是地说，他无可争辩地站在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制高点上。
随着反清革命的失败，黄兴、宋教仁等逃亡日本，中国革命陷入了迷茫时期。恰在这时，孙中山来到日本，迅速把这些革命者集聚一起，发起成立统一的革命组织“同盟会”，提出十六字政纲：“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接着，他又提出三民主义，并写入“同盟会”时期的《建国方略》。这时的孙中山是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
孙中山一生发动过十次反清起义，除去镇南关起义以外均未亲临现场指挥，这是因为清朝政府对孙中山死令通缉不准回国造成的。如史所记，流落海外的孙中山不仅派专人、或用电报传达他制定的起义计划，而且为每次起义募集所需的军费。广州起义失败之后，他又向处于革命低潮的同志指出：“失败是成功的种子，推翻反动、腐朽的清朝政府的日子不远了!”半年之后，结束封建帝制的武昌起义爆发了!这说明孙中山有着非同凡响的革命预见性。
如果再联系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设立防范袁世凯复辟的《临时约法》等，他不仅是辛亥革命的精神领袖，而且还是一位鞠躬尽瘁的革命家。可以说，造谣中伤孙中山没有参加辛亥革命者是别有用心的。
3、歌颂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
《讲话》明确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问题。”同时，毛泽东还借用列宁的话，指出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换言之，唯有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才能放声歌颂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
持“告别革命论”者堂而皇之地说：自谭嗣同到辛亥革命，受激进主义影响，在我国开启了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阶段，使中国走上暴力革命道路，造成社会动乱，妨碍了中国通过专门的思想启蒙和发展实业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他们责难谭嗣同、孙中山等革命先贤，并高举“救国不能压倒启蒙”的大棒，责难奋起反抗列强、不当亡国奴的老百姓。同时，他们还打着利国为民的虚伪旗号，信誓旦旦地坚持保留腐败、无能的大清王朝的躯壳。然而，当我们再看看他们中的某些所谓精英分子利用“动乱”，狂妄地叫嚣推翻社会主义祖国的时候，就会真正看清楚他们爱什么、憎什么，他们宣扬“告别革命论”的真正目的又是什么。
为此，我在进行创作的时候，不仅要揭露“告别革命论”者的虚伪，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作品，向世人宣示中国人民为什么选择共产党创建的新中国，断然地抛弃国民党领导的旧中国，并进而歌颂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唯有如此，才能正确地解读中国近现代史。
如何艺术地再现我国近现代史
这既是一个学术命题，又是一个政治命题，也是《讲话》中所说的“如何去服务”的命题。作为学术命题，在进行创作时必须解决好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就艺术创作规律而言，这种创作必须建立在历史真实基础之上，受历史真实的制约。为此，我在进行创作时是遵照如下原则行事的：一是吸收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二是对历史要有属于作家自己的独到认知，三是要完成由史学思维向艺术思维的转化。为此，我在创作过程中努力做到：
1、正确地定位重大历史事件
如前文所述，由于政治、学术诸方面的原因，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至今未有完全统一的结论。这就要求我运用唯物史观去廓清散落在历史事件上的尘埃，找出这些历史事件的本质。
例如：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举起了屠刀，杀向支持他北伐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被史学家称为“十年内战”——或曰“土地革命”的时期。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某些史学家公然责难共产党人的被动反抗，影响了南京国民政府领导的中国工业化的进程。更有甚者，他们还造谣攻击共产党人为了保卫党中央，处决叛徒，应对国民党中统、军统的屠杀而设立的中央特科。接着，他们又打着所谓人权卫士的旗号，煞有介事地撰文编造中央特科杀了多少国民党人。为此，我怀着无比的义愤和良知，在即将完稿的大型电视连续剧《导路》中真实地再现了这段历史。说到违犯人权的无端杀人，历史不会忘记蒋介石所发出的杀人命令：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个(共产党)!据记载，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被杀的著名领袖有陈赞贤、杨闇公、汪寿华、邓培、李大钊、陈乔年、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向警予等数十人。从1927年3月到4月，共产党员、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被杀害的超过12万人;从是年5月到11月被杀害的革命者有16.8万人之多。试问这些自称人权卫士的史学工，你们何以面对这几十万革命烈士的英魂?
2、艺术地塑造重要历史人物
每每谈到塑造重要历史人物的时候，我都会说：“波澜壮阔的历史，浩如烟海的原始素材，都是为塑造剧中的艺术形象服务的。同时，所有创作手段，也只是塑造剧作中的历史人物的工具。”我说这段话的目的，就是为了完成毛泽东在《讲话》中对文艺作品的如下要求：它“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诚如毛泽东讲的那样，继承和借鉴是不能代替创作的。为了塑造独具艺术魅力的领袖人物形象，我在创作中除去坚持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等原则外，还有意从不同的地域文化的视角入手，希冀写出不同领袖人物所具有的文化品格。从某种意义上讲，唯其如是，文艺创作才会有真正的创新，塑造的历史人物才会出神入化，栩栩如生。
例如，我在电视剧《长征》中对毛泽东、周恩来有如下描写：
毛泽东生在湖南，自幼受着楚湘文化的影响。或许是奔腾咆哮的长江冲出三峡，一泻千里地流入楚湘大地的缘故，造就了毛泽东“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性风骨。因此，他有着楚湘先贤们特有的百折不回、以命殉节的壮烈品格。周恩来生长在江浙地区，深深受着吴越文化的影响。也或许是长江在此缓缓入海的缘故，造就了周恩来“上善若水、厚德载物”的柔性品德。从他一生“顾全大局，相忍为党”来看，这是典型的“和为贵，忍为高”的吴越文化的性格。为了更好地展现他们性格的这种区别，我在《长征》中设计了捉虱子的情节：毛泽东不能容忍一个虱子的叮咬，而周恩来却能面对163个虱子的叮咬不动声色。两相对比，毛泽东感慨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刚柔相济，始可有成。”这不仅写出毛、周二人不同的性格，而且也预示着他们二人必将相辅相成地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奋斗终生。
再如，我对蒋介石、宋美龄这对夫妻的处理：世人皆知，宋美龄是一位受教于欧美文化的女政治家。正如她自己说的：“我身上唯一可称是中国的东西是我的面孔”。蒋介石不仅面孔是中国的，而且他的思想、文化结构、民族意识都是中国的。这就构成了他们夫妻之间在观念形态上的差异和对立。可以想见，他们夫妻二人在共同的生活之中，两种对立的文化的相互碰撞、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一定会演出非同常人的戏剧来。
实践证明上述创作是成功的。电视剧《长征》播出以后，评论家高度评价毛泽东、周恩来捉虱子的情节，视为经典范例;长篇史传文学《宋美龄和蒋介石》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评说宋美龄、蒋介石这对夫妻写出新意来了。
《讲话》是不朽的，它必将继续影响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我作为一名年过七旬的作家、编剧，也仍将沿着《讲话》指出的创作之路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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