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左翼文艺群和北京工友之家联合举办“劳动者的歌”专题讨论会，确定主题为“劳动者的歌”，要求“围绕劳动者歌曲被边缘化的实际现状，积极呼吁反映和歌颂劳动者的文艺作品重新热起来，重申劳动者对文艺的主导权”，并给俺老汉发来邀请信，让俺受宠若惊。
所谓劳动者，应是指依靠自己的体力、技能、智慧、经验等创造社会财富的群体。劳动者的歌，顾名思义，应该是歌颂劳动光荣，颂扬劳动者崇高伟大，向劳动者表达敬意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
据老夫胡乱考证，我国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劳动者的歌”，大概可追述到几千年前的《诗经》矣。歌云：“槛槛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起涟兮……”。俺想，在那个时候，劳动大概是光荣的，受人尊重的，不然怎会有歌颂伐木工人的歌曲产生，甚至载入了史册，留芳千古。
有朋友与老夫抬杠曰，《诗经》不明明是诗么，你这歪嘴老汉为何硬说它是歌，岂不牵强乎?俺劝这位朋友不要着急上火，听俺慢慢道来。其实在俺这样不懂诗也不懂歌的老家伙眼中，诗与歌的区别并不太大，二者大概属于夫妻关系，都是一家人，没必要分得那么清楚。老夫认为，将一首诗谱上曲那就是歌，将一首歌去掉曲之后，剩下的岂不就是诗乎?
遗憾的是，自阶级社会产生以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逐渐成为社会主流。于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理念便贯穿于整个历史，而劳动者又大都属于“庶人”、“由之”之例，与“礼仪”、“知之”这类“劳心”的玩意儿无缘，所以阶级社会产生以来，一直鲜有歌颂劳动或“劳动者的歌”问世，这也是必然现象。
到了唐朝时期，杜甫等同情劳动者的知识分子大概看不下去了，于是憋了一肚子气。其中李绅就创作了一些与“庶民”相关的作品，如“除千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又如《水浒》里“赤日炎炎似火烧，稻田禾苗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以及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系列诗词歌赋，以示对社会不满。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姑妄胡乱猜测，杜甫同志大概也属于“庶人”和“由之”之例，平时与“礼仪”和“知之”这类玩意儿相隔十万八千里，经济上可能也与俺老汉一样，属于打工一族，所幸还有点文化，故吟诗作赋，借此发发牢骚。但自杜甫以后，史书上确也再难寻觅关于劳动与“劳动者的歌”了，这是不争的事实。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劳动或“劳动者的歌”边缘化与否，是由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决定的。
在中国近代两百年的历史上，先后发生过鸦片战争、甲午风云、列强入侵、割地赔款、朝代更迭、军阀混战等一系列丧权辱国、民不聊生的战乱悲剧，劳动者的地位更是马尾巴串豆腐——根本提不起来矣。如此，还能有“劳动者的歌”吗?能苟且偷生活下来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直到上世纪初，一面印有镰刀铁锤的旗帜横空出世之后，劳动者心中才出现了希望的曙光，“劳动者的歌”才开始盛行大地，标志着劳动人民从此迈上了历史的舞台。在劳动者真正成为国家主人的年代里，“劳动者的歌”更是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咱们工人有力量》、《社员都是向阳花》、《石油工人之歌》、《清洁工人之歌》、《邮递员之歌》、《白衣天使之歌》……，另外还有歌颂解放军战士的，歌颂人民教师的，歌颂商业工的等等。“劳动者的歌”在那个年代达到了历史的鼎盛阶段，因为在那个年代里，人与人之间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别，即使你官帽再大，也是人民的勤务员，劳动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这当然是与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密不可分的。
然而“特别是”以来，历史的悲剧似乎又在重新上演，当资本卷土重来，重新登上社会舞台并扮演起主角的那一刻起，劳动者又不可避免地跌落回了“庶民”的位置。尽管“劳动者的歌”还在，词未变，曲未改，但唱起来已经不是原来的味道了。比如《咱们工人有力量》，在当家作主的年代，每当俺唱起来，就感觉铿锵有力，精神振奋，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动力，让俺产生一种勇于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可是当俺成为一名打工仔以后，再唱这首歌，却怎么也找不出当年那种感觉了。力量倒是还在，但不是奉献给国家，奉献给集体，奉献给社会，而是奉献给老板，奉献给资本家，心里当然不是个滋味，唱着唱着就难免跑调。试想，老板腰缠万贯，一掷千金，家中有别墅，出门坐宝马，嘴上叼名烟，餐餐食鲍翅，每晚还有二奶小密相伴，喝瓶酒都要抵俺几个月的工钱时，相比之下，你的“力量”算个“神马”玩意儿，你不就是一打工仔吗?还奉献TM个屁呀。
当前对劳动者名称的称谓，网络上有一颇为形象的描述，现摘录如下，供大家鉴赏：
本名：无产阶级
假名：领导阶级
别名：体力劳动者
洋名：蓝领
外号：蚁族
昵称：弱势群体
一般性称呼：下岗工人、农民工、失业者、打工仔
经济学定义：低收入阶层
政治学定义：社会不稳定因素
真名：穷人
可见劳动者一旦失去了平等的政治经济地位作为依托，“劳动者的歌”即便再多、再动听也难免会被边缘化，淡出历史舞台也是必然的结果，这与创作数量的多少没有丝毫关系。
想要“积极呼吁反映和歌颂劳动者的文艺作品重新热起来，重申劳动者对文艺的主导权”，这个愿望倒是好的。但以老夫之见，在“特别是”环境下，似乎有点刻舟求剑、缘木求鱼、一厢情愿的味道。试想，打工仔能唱着劳动者的歌高高兴兴地去忍受剥削压迫么?富士康十三连跳说明什么问题?那是阶级对立的结果呀!没有任何人会心甘情愿、逆来顺受地接受剥削和压迫，除非他有病，或是下贱得慌，再不然就TM不是人，而是牲畜，这与“劳动者的歌”创作数量多少同样没有关系。
与当年杜甫同志异曲同工，在“劳动者的歌”销声匿迹多年以后，春晚舞台上总算出现了一位打工仔的身影，那就是旭日阳刚同志演唱的《春天里》，这应该算得上是一首“劳动者的歌”了吧。尽管媒体一致力捧，可俺老汉并不感冒，感觉其歌词立意非常消极，与杜甫同志不可相提并论。杜甫同志当年还敢于直白地发几句牢骚，直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现象。而旭日阳刚同志的歌声中，没有揭示社会基本矛盾的勇气，没有对社会两极分化提出批评，只是一味反复地悲泣自己 “没有信用卡，没有老婆，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旭日阳刚同志身为一名打工仔，只是唱出了以他为代表的这个群体的悲哀和无奈。当然，俺也不想过分责怪旭日阳刚同志，尚不如此，他恐怕连上春晚的资格都没有。这也是在特色社会下劳动者的悲哀与无奈。
不过说到“积极呼吁反映”，俺老汉倒是举双手双脚表示赞同。问题是“积极呼吁反映”行得通么?向谁呼吁?向谁反映?如果向“特色们”呼吁反映，那等于脱了裤子放屁，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们就是当今劳动者被边缘化的始作俑者。如果是向歌曲创们呼吁反映，要求努力多创作一些歌颂劳动和劳动者的作品，那也没有找对方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要劳动者的社会地位没有发生根本转变，即使创造出再多的作品，也难逃被再次边缘化的噩运。
俺并不反对多多创作一些“劳动者的歌”，问题在于劳动者们当前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歌。如果该作品具有清醒剂的功能，能象鲁迅先生的《呐喊》一样，唤醒大家的阶级意识，使其明白自己的阶级身份和肩负的历史使命，那当然是件功德无量的好事，这样的作品自然会受到欢迎。
老夫最推崇的“劳动者的歌”首推《国际歌》，那慷慨激昂的音符，富有激情的歌词，代表了劳动者的心声和希望。中国共产党人当年正是唱着这首歌不断发展壮大，走向成功，走向辉煌，最终成为执政党的。今天，如果能让所有劳动者都能够理直气壮地引吭高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一旦将它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片全球……;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并从这首歌中明确自身的目标和方向，则“歌颂劳动者的文艺作品重新热起来”就有十分光明灿烂的前景和伟大的现实意义，也符合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立党宗旨和执政理念。愿我们的歌曲创们以《国际歌》为范本，努力创作出更多这类的优秀作品，让更多“劳动者的歌”唱响中华，唱遍世界。
(2013年5月30日写于都江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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