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聚焦于作家李准的早期创作(1954年到1955年7月合作化高潮前)，追踪李准如何观察互助合作过程所引发的农民在价值观念、心理、意识、情感、家庭关系等方面的变化状态，深入分析他围绕互助合作的动员组织方式、个人与集体关系、集体形成路径、新的家庭关系与乡村日常生活状态等主题所展开的观察和把握的具体意涵。文章进而揭示，李准的体察突破了惯常的“阶级”视角，有助于我们突破相关历史表述及其逻辑重新认识那一段历史中经验的真实意涵，同时使我们得以在更为丰富的维度中思考20世纪50年代合作化进程中集体与个人、公与私、情与理等重要问题。文章还将思考李准当年这些观察和理解对我们今天认识中国乡村社会和农民的启发意义。
一、引言
作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代表性作家，李准的写作密切关联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互助合作运动的历史展开。1953年秋，李准正式发表第一部小说作品《不能走那条路》，此后的写作基本限定于农村。本文所聚焦讨论的是李准从1954年到1955年7月合作化高潮前的写作，即其早期创作阶段。相较1953年的成名作《不能走那条路》和1960年的《李双双小传》，李准这一阶段的写作所获得的研究上的关注度相对有限。因此，若想对李准20世纪50年代的创作发展轨迹和内在问题形成更为连贯、深入的把握，就需要更认真地对待其50年代中期的写作。更为重要的是，李准这时写作所开展出的视野、基点、面向与相关意识敏感，呈现了合作化这一新的生产、组织形态所启动的乡村社会“新”“旧”交叠转化过程，有关公—私、集体—个人关系以及新的观念意识、家庭关系状态、情感与伦理状态等方面的重要观察。在考察合作化与农民如何发生关系、如何可能发展出更好的关系时，李准的写作潜在地体现出“新与旧、公与私、理与时、情与势”这些因素的交互、化合的生动样态。这些将有助于我们突破过度聚焦物质生产的视点和“阶级”视角，而将当年有关合作化、农民的历史表述予以有效相对化，从而揭示理解那段历史中真实经验的新的路径。
与此同时，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合作化进程体现出阶段性的特点，不同阶段的推进目标、推进方式及其所牵动、引发的社会状态都有所差别。因此，尽管在基本视野、视点、意识敏感方面呈现出贯穿性，李准的创作不可避免地体现出阶段性的变化印记。文本所考察的李准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写作，属“新民主主义”时期、土改完成后农村合作化的起步与初期发展阶段。相较合作化“高潮”、“大跃进”和60年代前期，李准在这一相对“平缓”阶段对乡村社会的感受、观察和相关意识，在某些方面更为从容、更为展开，是后续阶段所无法替代的，而这对我们深入观察、认识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乡村社会和农民提供了重要线索。另外，对这些状况的深入认识，也是在更长的语脉中考察李准创作变化的基础性工作。这将有助于我们深入思考文学与政治的复杂纠葛，及其给作家的社会认识所带来的形塑与影响。
二、在“家”与“社”、“公”与“私”之间：天祥护母的背后
李准最初的两部正式的小说作品《不能走那条路》与《白杨树》，围绕农民转变意识加入互助合作的主题展开。接下来，从1954年年初到1955年合作化高潮之前阶段，他的作品的描写对象由互助组变为初期发展阶段的合作社(1)。在与他的写作对应的现实中，合作化运动相较此前明显增速发展。1953年底，互助合作运动由整顿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到1954年春，全国范围内合作社从“一万四千多个发展到九万多个”[1](P246)。1954年春夏经历整顿后，到1954年9、10月间，全国共发展十万个合作社，至1955年6月发展到六十五万个合作社[2](P362)。合作社快速发展的同时，因部分条件因素配合不足、制度规划尚待完善、统购统销压力较大等，导致农村与国家关系一度紧张，合作化进程面临诸多问题，如合作社管理范围扩大、集体对农民的管理加强、农民的生产任务加重，干部权力加大但干部队伍建设严重不足，社内民主机制没有获得切实发育。在此情况下，有效调整互助合作组织内外关系，合理调整、平衡组织内部不同农民群体的利益与关系，较此前阶段更成为实践中必须处理的工作重点。
在此背景下，在思考如何回应现实变化的同时，李准深化、拓展着《不能走那条路》与《白杨树》中已经开展的思考基点与思考视域(2)。他此阶段作品的人物身份、性格更为丰富；表现范围与题材拓展到合作社的民主空间与组织管理、个人与集体、先进与后进、老社与新社的关系等，涉及的家庭关系面向也更为丰富。如何在合作化日益深入社会基层的情况下合理认识和把握公—私、个人—集体关系，干部和先进者应如何认识农民，如何在合作社和家庭空间中对待他人，家庭特别是年轻女性在合作化下落到乡村的过程中所能起到的作用，成为重点探讨的主题。下面，本文将通过对李准《孟广泰老头》《农忙五月天》《散会路上》等作品的解读，展开具体讨论。
李准完成于1954年7月的《孟广泰老头》，首先围绕公—私、个人—集体关系的调适问题展开思考。这部作品的写作过程，正值合作化加速发展、统购统销首次实施以及农民与集体、国家关系相对紧张的阶段。作品的梗概为：孟广泰老头解放前是贫农，给地主打过长工，给大户当过“把式”，因为懂牲口、爱护牲口、勤恳用心、特别有公心，被选为合作社牲畜队长和劳动模范。孟广泰老头在家疼爱儿子，儿子天祥也是社里的好劳力、好把式。父子俩加上精明干练的天祥娘、儿媳、孙女，一家人日子和美。一天，天祥娘当着天祥的面把社里喂牲口的一小布袋草料拿回家，后被孟广泰老头意外发现。孟广泰老头以为是儿子偷的，向社里说明天祥“没资格”当劳模，回来教育儿子“只要能改”“对社里说明白”就好，“不怕丢人”。社、队干部仍然推举了天祥为劳动模范。劳模会上，望着父亲“无限焦急而慈爱”的目光，天祥鼓起勇气坦白了自己的错误，但没有说出母亲。大家原谅了天祥，拥护他当新模范。在场的天祥娘落泪，回家后向老伴说出实情，并主动交出自己从社里拿的镰和瓢。
作品极富思想能量的表达，首先体现在孟广泰老头、天祥和改变后的天祥娘对自己、家和集体的交融感受。孟广泰老头对集体忠诚、有原则，为了集体利益敢于严格要求他人，也以同样的标准要求家人。但他的“一片公心”并不影响他对家人的关爱和体贴。他在社里疼牲口，在家疼儿子(3)。因为熟悉牲口、懂牲口秉性，也因为它们为社里运输卖力，他格外爱惜它们，不能容忍儿子把社里喂牲口的草料私拿回家。老人格外疼爱旧时代受过苦而留下的独子，因为儿子劳动好而更加疼爱他，因为儿子拿集体的东西而恼怒伤心，心里难过仍然告诉集体儿子“没资格”当模范，在劳模会上又“带着无限的焦急和慈爱”给儿子在大家面前承认错误的力量。孟广泰老头对家人和集体同样深情，并且他对这之中一方的情感浓度越高，对另一方的情感浓度也就越高。在他的心目中，对家人的情感和对集体的情感相互连通，互为激发。在笔下，这两种感情的交融是健康的，且使老人的精神、情感状态更为饱满、发抒(4)。
其中的关键环节为，孟广泰老头之所以能如此认同集体，他对集体的投入之所以能够加深他对家人的体贴、关爱能力，与他对集体的体认路径内在相关。当得知儿子拿社里的草料时，老人对儿子说：“社里东西，是咱一百多家的东西，就连这一根麦秸棍，也有大家的血汗在里面。社里的东西，不是咱分的，咱连摸都不能摸！……现在这社是咱自己的社，社就是咱的家。……你偷这点料，能对起社不能？能对起你见天使的牲口不能？”[3](PP54-55)老人的陈说体现出，他对“集体”的认识基于对集体中具体的个人和劳作过程与牲口之间形成的真切的情意连带。天祥对集体的感受、理解、信任与忠实，他犯错误后在集体场合检讨、突破自己的勇气，同样基于对父亲和大家的信任(5)。
天祥娘的转变也以天祥对她的方式、态度和大家对天祥的态度为中介。故事结尾，天祥娘“眼睛红红的拿着一张镰和一个铜瓢说：‘给，这也是社里的东西，你给咱社里拿去吧。另外，那点料……那点料是我拿的，不是咱天祥拿的！’她说完以后就伏在两个大麦屯上低声的哭起来”[3](P 58)。天祥娘对老伴柔软地说出的“咱社”“咱天祥”，朴素而值得珍视。通过儿子天祥对自己的保护，以及社干部和大家对天祥的信任、爱护，天祥娘心目中低于自己“小家”的“集体”终于开始变得亲近，被当成由自己的“小家”扩展出去的“大家”。而她此时的转变，是以亲人的感受和大家对儿子的态度为中介的，这是她突破原有意识的开始。没有大家和社干部对天祥的宽容、肯定，就无法开启天祥娘重新感知大家、感知社的意愿(6)。这部作品让读者体会到，孟广泰一家对集体的认知，不是通过抽象的观念，而是由自己信赖的亲人的感受以及集体中其他成员对儿子的宽容、信任作为连通媒介达成的。这之中包含着有关集体—个人、公—私关系的重要思考。
通过天祥这一人物，进一步推进了有关公—私关系建构问题的思考。天祥也爱集体，在社里劳动勤恳踏实、任劳任怨、有责任心(他和孟广泰老头是社里两个出名的好把式)。天祥同样爱自己的父母：因为爱父亲、敬重父亲而勇敢突破自我，当众承认错误；因为爱母亲而在众人面前独自承担责任，默默保护母亲。从“公”的角度来看，天祥还没有达到孟广泰老人的认识高度，所以他虽痛苦自责但始终保护母亲；天祥在父亲面前也没有说出实情，表明他担心父亲会站在新的“公”的立场对待母亲。在作品中，天祥实际瞒过了社和父亲，而恰恰想要通过这一情节表明自己的理解：设想，如果天祥在压力下说出母亲的行为，当然会得到大家和社的肯定，但他也会因此对母亲深怀自责与愧疚——不仅出于亲情，也出于道义、伦理感——而与社有所隔阂。现在的处理，使得天祥在情感和心理上满足了保护母亲的愿望，同时又与集体没有隔阂，并更愿意加倍报偿集体。在笔下，天祥勇敢突破自我的动人状态(“像忘记了自己一样，突然说起来了”)是以保有自己心底最柔软也最重要的部分为依托的。天祥娘的转变同样与天祥、家、社保护她的自尊，以感化的方式对待她有直接关系。
孟广泰老人一家的“公”意识、“公”理解被处理为不同的层次，但在他们朴素的意识、感受变化中，新的“公”和“私”最终达成了连通。对于天祥和天祥娘来说，集体是以亲人、大家与自己的互动为中介被感知、体认的，并且大家所组成的集体同时给予了他们必要的自主空间，使他们保有自尊，使他们自身的情感与道义诉求获得尊重。也因为此，“公”与“私”在他们的感受中变得连通不隔，“社”变得亲近、可信靠，他们更愿意接纳“社”。在的意识中，这有关个人与集体、公与私的新的“理”(集体所要求的公共意愿)不是依靠观念的灌输宣传和组织方面的管理要求，而是通过将心比心、感化的教育方式以及伴随着情感的润泽(“情”“理”交织)唤起人的自尊、责任心与道义感的方式来对待农民的。正是经由这样的路径，原本意识、觉悟有差距的农民一步步接近并逐渐认同新的集体，而这也是合作组织逐步建构自身凝聚力的重要过程。
天祥在众人面前勇敢开启新的自己的那一刻，还在保护着母亲——这一情节还可以开启怎样的思考？在作品中，没有坦白母亲错误的天祥，并没有被父亲和集体指责。而在当时的现实中，天祥极可能因此被指责为缺乏原则性、觉悟不够高。的处理可引发我们思考，相比依靠监管、控制来打造组织行动准则，留下适度自主空间，调动农民相互教育、自我教育的方式，或许更有助于培育农民的主体意识与自律能力，并使共同体处于更具活力的状态。在其他因素的合理配合下，这样的方式也将有助于共同体成员之间建立起更为良性的关系。作品的表现实际传达出，不仅是集体，家庭也需要给成员以必要空间：家庭中最具“公”意识的孟广泰老头应该为“觉悟”不如自己的儿子保留必要的空间；父子俩也需要为相对更落后的天祥娘保留自尊与自主反应的空间。合作化由互助组到初级社、高级社的发展过程所引动的多方面变化，实际上越来越深地搅动着乡村家庭内部关系的变化，其中不乏新的矛盾与紧张。而这部作品中的上述这些环节，是孟广泰一家因集体而引发的矛盾获得调适、后进者开始转变、家庭成员相互关系更为和谐的重要前提。的处理让我们感受到，家庭空间的包容性以及家庭成员间既追求向上又彼此宽厚体谅的对待方式与状态，对调适公—私、个人—集体间的关系状态可发挥重要作用，也更有助于带动家庭中后进者更积极的意识转变。
这样的表现反映出李准在合作化进程深入过程中，关切有更高要求的集体如何对待、转化农民以建立更为良性的个人—集体关系，以及达致这一目标所需要的工作意识、工作方法。内中他尤为重视家庭的作用。李准起步阶段的两部作品《不能走那条路》和《白杨树》的结构，即以家庭作为个人与互助组织发生关系的媒介，且其中变化的家庭关系在新关系的建构中发挥了枢纽性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从起步阶段到《孟广泰老头》，在李准笔下，家庭伦理和集体组织所要求的新的伦理形成彼此交融的状态。天祥对父、母以及孟广泰老人对妻、子的态度与方式，既体现出乡村社会传统孝亲、公义、忠厚之理，又融入新的平等、尊重意识和新的集体、国家意识，可谓“新”“旧”混融。在这混融状态中，“旧理”因向新意识开放而变得更能回应现实和人们新的状态与要求。例如，因平等、尊重意识融入家庭，传统的孝道变得更通人情，更能促成家庭成员间相互认识的加深和相互的体贴，也有助于小辈在家庭中更被平等对待。对“旧理”的适度、合理吸纳，也有助于“新”的意识和集体要求变得更通人情、更具现实性与社会包容力。在作品中，天祥出于孝亲和为人厚道的意识而护母，这一做法实际促成新的集体对天祥娘变得更加亲近、更可信靠；同时，大家和社没有因天祥护母而责怪天祥，这实际护持了天祥对母亲的情感和道德感，使得天祥对集体的感受、态度更为积极；从乡村的角度看，新的公意识能否含纳既有乡村传统伦理中的合理部分并予以有效转化，对新的“理”在乡村社会具备感召力并切实落地，进而在社会改造过程中发挥更大的建设性，是非常关键的。
这部作品也显露出有关个人—集体关系的深切感受与期待。孟广泰一家的状态让笔者体会到，集体越能够包容、培育多样的个人，就越富有生机和活力。能让集体中的人获致如此感受的“公”不是不尊重“私”甚至覆盖“私”的，而是有意给“私”保留必要的自主空间，帮助、护持个人处于活泼、润泽的状态。天祥的表现让笔者意识到，理想的集体—个人关系状态，应该是集体能让个人保有自在而又与“公”交融不隔，让个人在宽厚的氛围中自然、健康成长，不带芥蒂地展现自我、打开自我，这样的气氛与关系感觉将会同时给个人和集体带来珍贵的滋养与护持。
《孟广泰老头》和此阶段的其他写作，回应着当时合作运动迅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状况：相比互助组，合作社所要求的土地和牲畜等重要生产资料入社，造成中农和贫农的矛盾加重；统购统销试行第一年造成1954年农村关系的紧张，使得社内外关系更为复杂(7)。同时，合作社的管辖范围、权力范围较互助组阶段进一步扩大，加上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导致农村生产、副业、商业、农民生活基本被集体、国家全面管控。在作品开篇简要介绍孟广泰老头、展现他们一家的日常生活时，精练地点出了这些变化：粮食上缴国家后由社里按季节统一分发，生产、销售、运输等由合作社统一规划，种子、牲口吃的草料和生活用的柴禾由合作社统一分配，肥料须由农户向供销社借贷，统购统销导致对农民口粮、牲畜饲料控制过严，日用品(油、糖、布、鞋)只能在供销社购买。这些背景情节体现出的现实敏感。公的权力范围抵达农民生活基层，越来越全面地掌控社会生活，会对国家—社会、公—私关系以及农民的生活与日常感受带来怎样的影响？需要在认识、实践层面做出哪些调整应对以有效调适公—私关系、社会—国家关系和社会状态？这些成为1954年后合作化实践展开过程中乡村各个层级的重要工作。
新形势也导致干部—群众关系的建设面临新的状况。合作化运动在1953年底加快发展的重要背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优异表现使党的地位迅速稳固，在社会中获得很高威望；经过土改、镇反、抗美援朝战争，国家深进社会、塑造社会的能力不断加强。相较1949年前，国家与社会的力量状况发生重大变化。在此基本形势下，干部能否切实树立群众观点，倾听、尊重群众意见，如何有效获取、把握民众的反馈与实际心理动态(8)，能否依据群众反馈和现实状况及时调整认识与做法，互助组织内部的民主管理、监督机制如何落实并有效运转，成为重要问题(9)。干部强迫命令、为执行上级任务损害农民利益、侵占农民私人财物等现象，自合作运动发展之初就时有发生[4](PP99-103)。新形势下，基层干部权力增大，工作任务加重，干部利用职权营私舞弊、克扣社员、压制群众(如记工不公平、不向社员售卖生活品等)等现象更加突出(10)。《孟广泰老头》以正面的方式表现了公—私冲突获得和谐圆满解决的过程。若翻转视角来思考，作品即指向下述问题：在公权力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如何合理认识把握公私范围与界限？集体如何更好地保护、培育个人的自主空间？如何使集体与个人、公与私、合作社生产管理与农民生活之间发展出更平衡、更具建设性的关系？
如何在越来越高的集体化进程中，既较好地实现组织既定的生产、发展目标，又保持必要的个人自主空间，使集体对个人不是单纯的管束、压制，使集体更能助益个人的成长与发抒，使个人—集体间形成更为有机、平衡的关系状态，是合作化加速推进过程中在处理物质生产和组织管理方面矛盾的同时，越来越需要妥善处理的。该作品引发我们思考：如果作品所正面呈现的公—私良性关系状态在现实中无法切实开展出来，可能会产生怎样的结果？
这又核心关涉着对于农民与农村社会的理解。在作品中，天祥娘在解放前“偷”地主的粮食瓜果，一方面被叙述为因农民劳动成果被地主不正当的剥夺，因此这种行为可被视为弱者为维护自身基本生活权益所进行的朴素斗争。作品同时揭示了另一方面内容：
……(天祥)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着过去，村里谁家庄稼也被人偷过，也有不少家偷过别人庄稼。本来都是种那十亩八亩薄地，除了地主外，谁家粮食也不够吃，捞摸点儿总宽绰点儿！他想起来就连他二伯那样正派的人，解放前也偷过人家的谷子，他爹还碰见过，也没吭。可是现在他爹见这事儿却发这样大的脾气；想到这里，他脑子糊涂起来了[5](PP70-71)(11)。
这段描写出现在《长江文艺》1954年第10期的版本中(转载自当年《河南日报》)，但在1955年的版本中被删去(12)。而天祥“谁家粮食也不够吃，捞摸点儿总宽绰点儿”的理解，天祥二伯“那样正派的人”也会偷人家东西的行为及天祥爹对兄弟的反应，显然表明李准起初意图表现过去时代村民“偷”的行为，一定程度上越出了传统“理”的范围，显示了心理、道德感与自尊被扭曲的状态。结合其后天祥依然护母和大家对天祥的态度，这一段情节更显现出，李准试图表现天祥娘扭曲的心理行为来自过去历史的烙印，且这烙印很深，在新时代也不容易被祛除。
天祥经父亲的教育(13)开始体会到，新的集体果实是大家共同的心血和劳动创造，因此个人没有权力拿集体一分一毫。而这一环节不可忽略的一个层次是，孟广泰老人说到“不能拿集体一分一毫”时，不仅强调了国家，还说明新的集体是为了大家，国家、集体的要求最终是为了农民生活得越来越好，这实际构成了他集体观的一个基础。这一意识也对应于作品中对天祥娘的处理：一方面，天祥娘计较物质利益、偷拿合作社的东西，说明她遗留着过去扭曲的心理意识，距离新的集体意识、集体要求还有不小的距离；另一方面，作品有关公社分配、管理方面的铺叙也暗示，天祥娘生怕吃亏、担心分配不公、占社便宜的行为心理，也与国家过度控制农民生活物品、生产资料直接相关(14)。日常生活与物质方面的过度管控，可能对农民的自我感受、生活感受、集体感受造成重要影响，同时事关个体—集体关系、国家—社会关系状态。对此，李准完成于1957年3月的作品《冬天的故事》中有正面、尖锐的思考。
李准有关孟广泰老人和儿子对集体的感受、认识和情感的表现，还潜含着作为基底的层次，即新民主主义时期深厚的“人民共和”感。在天祥内心痛苦、离家来到麦场和父子谈心这一关键段落中，对人的描写笔调轻柔、和缓、蕴有朴实而深厚的情感，对景物的描写也透出令人难忘的静谧、舒展与安实感(15)。这种舒展的、个人身心在新的历史中获得安放的感受深深植根于李准此阶段的表达(如《农忙五月天》《散会路上》等作品，下文还将论及)。这样的深层意识、感受使李准对合作化、农民、生活、集体的认识怀抱很深的信任与殷切的期待。
这部作品还触及集体和家庭如何认识、对待有所差异的个人的主题。孟广泰一家人性格、意识状态有所不同。孟广泰在积极参与社事务的过程中性格变得开朗，有很强的公意识、爱社如家，是有威望的劳动模范；儿子天祥性格内向，劳动好，但不属于政治上的“积极分子”；天祥娘思想意识落后，计较、贪图公家便宜。而在的表现中，孟广泰一家彼此关爱，家庭氛围温暖和美。“公”意识最强的孟广泰对儿子既严格又慈爱，向集体坦诚说出儿子过错的同时殷切鼓励儿子改过；对老伴既批评教育又体贴，看到老伴转变“又惊又喜”。儿子敬重父亲、将父亲作为自己的榜样，同时深爱母亲，不因母亲思想行为落后而嫌弃她，而是以代母亲承担错误的方式帮助她转变。
天祥这一角色值得特别分析。他不善言谈、政治意识不那么强，但忠厚善良，老实本分，劳动好，有朴素的公心(“劳动上做活很踏实”“叫干啥干啥，没说过一句怪话”)。天祥知道应该对社坦白，在模范会上鼓起勇气向大家检讨自己，但不仅在社里而且在家人(父亲、媳妇)面前都没有说出实情。作品暗示，天祥这样做不仅出于对母亲的感恩之心，更因为他很深地体会到母亲曾经被羞辱的经历(被地主当众责骂惩罚)，不忍心看到她再被众人指责，想在新社会里保护她的自尊。的处理让我们体会到，天祥的善良忠厚包含的伦理、道德意识，有传统的孝亲观念，同时包含着对乡村底层弱者历史创痛的理解与同情(16)。在乡村中，天祥这类性格的人可能不会对新的观念、实践迅速反应，但他们有着传统自耕农的重要品质：待人宽厚、包容、勤劳、本分。李准认识到这样的人是构成乡村社会的重要基础，经过引导培养能够也理应成为互助合作的中坚力量。
为天祥和天祥娘设计的不同转变方式也值得认真思考。对天祥，让爱深责切的父亲教育他，鼓励他在模范会上当众坦白检讨。对意识落后、对社有较强防范抵触心理的天祥娘，没有依照现实中的通常做法(在公共场合当众坦白)，而是通过亲人和他人对之进行感化、教育。的处理，是将“批评和自我批评”(其中包含以身作则、互相以对方为重的方式)和感化的方式结合起来，通过亲情、带引导性的集体氛围和公共舆论，让天祥、天祥娘在感召中重新感知“公”，引导他们更积极地投入集体事务。呼应上文有关“理与时”的关系，即理之“新”“旧”交融状态的讨论，作品意图通过耐心展开家庭成员间的互动过程和孟广泰、天祥做工作的方式，来观察、表现农民在合作化过程中“公”“私”感受、心理、意识细腻的转换、变化状态，以及新的理如何被农民切实感受进而逐步认同的过程。这些表现也引发读者思考：如何认识农村社会、农民身上携带的历史烙印？以怎样的态度、意识、工作方法可更成功地调动出他们的向上潜能？当时乡村基层是否有效认识、整理了有关经验？如何在此阶段社会人心凝聚的基础上，更为合理地构筑农民与集体的良性关系？这些都是需要细致考察的(17)。
如何在家、合作组、互助社、乡村这些不同的社会空间里，妥善对待和安置能力素质与性格、意识状态、敏感与接受程度有所差别的人，如何能够更为有效地将不同的人结构进新的共同体，怎样促成集体中人们的良性关系，是伴随合作化运动的发展越来越凸显的问题。这部作品通过家庭空间触及这些问题，同时探讨家庭如何更好地应对合作化加速过程中带来的新的变化和挑战。
三、在情感、心意的感通连带中朝向新的“集体”：东英的努力
关联于如何建构良性公私关系的思考，李准此阶段写作触及的重要问题还有个人与集体的连通路径与集体形成方式。
李准此阶段作品有关“新人”的塑造呼应着这一主题。其中，孟广泰老头、存厚老头(《雨》)(18)、郑德明(《冰化雪消》)等角色是老年人中的新人代表，他们具有大公无私、爱社如家的品质。李准注重表现互助合作的参与经历激发起这些年长者的主人公精神，促成他们性格、精神状态的变化，也使他们的情感状态更为细腻、饱满，更善于理解体贴他人，更加关爱年轻人。李准笔下年轻的新人富于朝气、善于学习，既有对家人的深情，也有对集体的强烈责任心和公心。他们善良、温厚、聪敏、灵透，懂得人情事理，善于洞察体贴各种人，有很强的亲和力。这些年轻人还常被表现为在家庭、合作社中穿针引线、化解矛盾，发挥着增强人际间的沟通和集体凝聚力的重要作用。其中，青年女性的形象尤为突出。《婆婆与媳妇》(1953年)中的媳妇、《不能走那条路》中的秀兰、《白杨树》中的凤英、《林业委员》中的青年劳模沈玉凤、《散会路上》的新媳妇秀芳、《农忙五月天》的周东英、《冰化雪消》中的秀芝，都让人印象深刻。积极投入集体事务、有高度责任心、开朗而富于朝气，是当时文学作品中新人的普遍面貌。而李准笔下新人的品质和能力不仅呼应于当时政策通常要求的方面，还特别包括如何认识乡村社会，如何与不同的人达成有效的沟通乃至形成连带关系，以及这些能力对个人—集体关系、集体中人际关系和人们状态的作用。
李准完成于1955年7月的《农忙五月天》呈现出有关上述主题的思考。政府当年鼓励合作组织兴办农忙时节托儿所，基本思路在调动组织乡村年老力弱的妇女看护小孩，使青壮年妇女摆脱家务、加入田间劳动，增加互助组织的生产力。作品描写青年团员周东英克服种种困难，迅速成功地组织起托儿所，特别表现她在工作中与不同人互动、带动周边人的过程。
赋予这位年轻姑娘相当全面的工作能力。为筹办托儿所，东英走访村里多名妇女调查情况，考察适合的办所地点与卫生条件，在大家普遍不理解托儿所这一新的组织和在前一年试办不那么成功的情况下，争取社干部与社员的支持，物色保育员，向大家了解已有经验和面临的问题。托儿所办起来后，东英逐家动员妈妈们打消顾虑，送孩子进托儿所，并在工作中以身作则，关心和带动其他保育员，积极探索育儿方法，最终得到了大家的认同。有高度的责任心与奉献精神，行动力和带动力强，善于了解群众具体情况，有较好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是当年新闻报道、政府的经验总结和文学作品的表述中有关先进者的主要品质和能力。李准的观察与理解呈现出更多层面。在《农忙五月天》中，东英非常突出的能力，还在于这个年轻人不但懂得合作事务推动要求于群众的“事理”，而且能够体贴她所在乡村社会的“人情”，善于感知沟通的氛围、场合、情境与契机，并在深入体察对象的基础上，努力针对不同对象运用不同的工作方法。
例如，社长张满喜原本轻视妇女工作，认识不到农忙托儿所的意义，东英一再努力和他沟通，寻找契机打通他的认识，在满喜转变态度后，又不失时机地敦促他落实具体工作。又如，在社委会上，年轻的东英懂得耐心倾听大家的议论：“哪怕人家有意见，她也很高兴地听着，因为不管怎么样，总比没有人理这件事强得多。”[6](P121)待大家的讨论出现适当契机(男社员们议论夏收劳动力紧张)时，东英抓住时机说明农忙托儿所可对生产起到切实帮助，并例举村中妇女有劳动积极性和劳动能力，以确证计划的可行性。再如，去比较娇气、回避劳动的吴秀梅家做动员时，东英灵敏地领会到秀梅婆婆同样的意见，和老人相互帮衬着推动秀梅，使得自己的劝说不那么生硬，并借老人的合力所形成的谈话中的“势”，使秀梅不好意思推却[6](P131)。这些沟通过程的细节看似不起眼，但如果缺乏这些层面的意识与能力，单纯依靠观念上正确的“说理”和上级的倡导，“农忙托儿所”这样一个在东英所在村子缺乏接受基础且初次尝试效果不好的新生事物，就很难获得切实的起步。这一环节的表现也显示了李准从《不能走那条路》即自觉表现出的一个理解：很多情况下，农民对新事物、新的观念价值的接受，不仅关乎实际利益的考量，还与沟通互动和行动展开过程的“情”、“势”、氛围、公共舆论等因素紧密相关(19)。
托儿所这一新的社会生活组织形式要想在乡村切实落地，还核心关联于组织推动者能否具体、有效地认识乡村社会和体察其中不同人的状态。在作品中，东英所互动的妇女王大凤、雷桂花、吴秀梅、华二奶和“木三家”等，家庭境况、性格、意识、能力等都有所不同，东英之所以能较为成功地展开沟通和组织工作，很大程度上缘于她能够针对这些妇女各自的性格、不同方面的需求和对她们在公共事务参与过程中意识、心理、情感状态的细腻体察来一步步展开工作。比如，华二奶是乡村中的孤寡老人，劳动能力弱，生活状况比较困难，当然特别在意工分和收入；寡居的经历和本身的性格，使她对儿童的态度比较淡漠，同时缺乏育儿的方法，又因被村人说闲话而更不愿意做保育员。东英一方面针对老人在物质、生活方面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考虑让老人避免陷入村民的闲话和议论，承诺华二奶在看孩子的同时可以看护自家杏树、淘气不好带的孩子不让老人带、避免村人说闲话、重活由东英和其他年轻人做，并在后来切实遵守了这些承诺。这些处理让读者看到，东英能够正视华二奶这样的乡村寡居妇女的实际生活困难，同时照顾到老人在乡村社会的自尊、脸面，依据个人的特定能力、具体情况和托儿所的工作内容，来妥善安排华二奶的工作。东英的安排使老人既可做托儿所的工作，又可看护自家门前的杏树，也体现出她不是以教条的方式来理解“公”和“私”。
东英和吴秀梅、王大凤的互动让读者看到，东英对人情的体察和她互动的意识、方式不仅出于使托儿所工作顺利开展的需要，还透露着对于他人的一些感受和理解意识。比如，吴秀梅丈夫在城里百货公司当会计，生活条件优越，她的生活习惯、观念和一般农村媳妇不同，爱打扮，干活怕脏怕累。东英动员她时除了讲道理，还说到托儿所的热闹：“一群小孩子闹着玩着，比你一个人在家里还强。”也即，东英从年轻人呆在家里心情寂寞、生活无味的角度来劝说秀梅，而不是只从合作社生产需要的角度看待托儿所的工作。吴秀梅加入工作的第一天，东英没有像雷桂花那样直接批评吴秀梅不干脏活，而是在下班后主动关心她，“来来回回”地把托儿所的工作和她丈夫的工作以及社与国家的建设联系在一起，引导她体会自己工作的意义，并说“谁都是加着劲干，咱也不能落后啊”。这样的沟通过程使吴秀梅心情好转，同时开始正视自己的娇气。作品还写到，看到吴秀梅裤子弄脏了、肩头磨破了，东英“有点怜惜她，可是又觉得有点好笑”[6](P136)。与雷桂花不同，东英没有以自己的标准看待吴秀梅，而是既从秀梅的角度体会她的感受、关心她，又很注意照顾她的情面和自尊心，通过她所亲近的人来引导、教育她。东英抢着干苦活，待人宽厚体贴，这使缺乏与他人互动的经验并对保育员工作有畏难心理的吴秀梅在心理感受上好了许多，也使这个不习惯于从自己之外角度来感受、考虑问题的年轻人，开启了对身边同伴的感受、参照意识。
又如，王大凤身为妇女社长却不支持托儿所的工作，为难东英，且不放心把孩子送去托儿所。东英去她家劝说，被大凤气得“忽的站起来……扭回头就走”，出门路上遇到大凤丈夫、乡长刘彦，却立即克制自己：“知道刘彦是个说话不留情面的人，对着他又不好说什么，就笑了笑说‘没有什么困难了，就是得动员妈妈们送孩子’。”在之后的对谈中，大凤的言语态度让东英更加生气。但当东英看着被丈夫批评后的大凤先是假装离家，又不忍心扔下孩子，“走到门口又拐回来”倒在床上说“头晕”，东英随即忘了自己刚才还被大凤气急，而“忍着笑出来了”[6](PP127-128)。这一段情节中东英心理状态的变化，生动地表现出这个年轻姑娘的成熟、宽厚、爽快、善良，而这些品质又与细腻体贴对方的能力相互关联，是作品传达揭示出的重要层次。
仔细体会东英对待吴秀梅、王大凤的方式，不仅体现出她更能从“公”的角度出发的意识和能力，还特别包含其站在对方角度来体会对方感受、心理、情感状态的意识与能力。“忍着笑出来了”的细节或许还透露出，东英对自己要求高，也努力带动周围人更积极地投入集体事务，但因具备能够更深体贴、感通他人(包括落后者)意识心理的能力，她对人的认识和对待方式本身内含宽厚。李准在作品中多次描写东英的“笑”。东英在与大凤的互动中几次生气，又会因大凤自私而带着几分可爱的表现而转变情绪、由衷地笑。这之中是否包含潜意识中的理解：人与人一定有所不同，调动对方的前提是具体、细腻地认识对方，进而耐心寻找能建设性调动对方的契机与方式，而不是强求他人的转变，这是先进者面对普通群众特别是落后者开展工作时须具备的基本意识和须不断努力锻炼的工作能力。在李准笔下，因更加具备认识体察他人的能力和积极思考如何才能有效促成对方的转变，东英比同样工作勤恳、有责任心和公心的雷桂花更有亲和力，具备更好的群意识、群能力。
上述有关那时中国乡村农民的特点和互动过程意识、方法的体察，具有更深层的普遍性与认识价值。这也是李准从《不能走那条路》到20世纪60年代前期作品所贯穿的视点。李准体察到的当年历史中的经验，让笔者联想到当代学者贺照田对雷锋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经验的细腻而深刻的揭示：
雷锋1961年7月2日日记……强调的“耐心说服教育”，其中的说“理”和以“理”批评，是以“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所产生的对批评对象的体贴理解，与因这体贴理解所产生的批评方式推敲为前提的。就是，批评之前和批评中，应包括针对对象特点的批评气氛、情境的营造，批评方式的细究。而这是以细心对待中国人的“情”特点、中国人的“心”方式为前提的说“理”、批评，而非直接只以“正误”为指针的说“理”、“批评”[7](20)。
李准对当时农民、农村社会的观察和贺照田研究所开显的雷锋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经验，可帮助我们认识现代中国人在过去那段历史中所体现的一些深层特点。李准的作品显示，他观察到这些经验对集体、组织的生成和运转实际发挥着重要作用。
上述意识敏感与能力的培养过程，又不断锻炼、塑造着实践者的主体状态。东英与社长满喜互动过程的细节也耐人寻味。满喜转变认识支持办托儿所，东英起初不放心，当看到满喜主动做好工作，东英转而在心里由衷夸赞说：“人家当社长也只能做到这样吧！”(21)这表明，东英的敏感灵透，也一定程度上源于她能够不持成见，积极体会他人、向他人学习，同时不断自我反观的意识与习惯。这样的感觉、意识方式能帮助东英对他人和外界保持敏感、开放的感知状态，也使她的感受、认识能力经由与他人的互动过程而不断获得锻炼。因而，东英的灵透和她饱满、盈润的状态，不应被视为这一人物具理想性的天然性格。这样的塑造促使我们思考：先进者该以怎样的态度面对社会，如何更好地认识社会、与社会互动。
一方面，东英在对集体事务的热诚投入和不断遇到困难、积极克服困难的过程中，保持着健康、清新向上而平衡的状态。东英对周围人的具体认识，帮助她更加正确地认识、评估自己在工作中遭遇的困难，促使她积极向他人学习，同时不断反观、调整自己。另一方面，在对他人的体察、感通基于更好完成社的任务和使大家更好、真诚带动他人的意识前提下，这些努力更能帮助东英在与他人的互动过程中突破自我中心的意识方式。而翻转视角感受、进入他人的努力，有助于当事人在工作情境中从更高视角审视自己和互动的对方，将自我、他人同时予以相对化的观察与认识。这些都有助于一个人在与他人的互动过程和“为公”的投入过程中保持健康、活力状态。李准所描写的东英与周围人互动过程的上述层次与东英的主体状态，可引发读者在今天思考：携带着对他人的尊重、体贴意识展开的对他人的认识努力，是不是能相当程度上防止自己有关他人的理解走向教条化和窄化？什么样的自我意识、他人意识可对群体、组织和其中的个人产生更具建设性的培力效用？
在如何认识社会的问题方面，这部作品揭示出另一问题：一个人何以能够在为他人、集体积极付出的同时保持饱满充实的个人状态，同时获得有效的自我成长？这又同时带出有关集体的形成路径和如何建构良性个人—集体关系问题。
在笔下，东英对人、自然、农事非常“灵”，这不同方面的敏感、灵动、体贴并且是贯通的(22)。东英又时常犯“傻”：干活不知道惜力，为他人着想时常常顾不到自己。很多时候，这样的“傻”不仅出于责任心、集体意识，还出于“看不得”“不忍心”。看到孩子们闹成一团、拉屎撒尿，东英不向华二奶那样“老不急”，“急忙……拿起布块就去帮忙收拾”；看到孩子们衣服“脏得不像样子”，东英觉得如果不管“心里实在不对劲”，没法“叫妈妈们在地里安心”；见孩子们哭闹，东英觉得不抱哄孩子“对不起”妈妈们。这些都显露出东英对身边同伴、对村中妇女“将心比心”“以心换心”的方式。东英的敏感、体贴使她内心更能自觉体会对方的境况与感受，使她常常因为“不忍心”而帮助他人、忘我投入。很大程度上，帮助他人和为集体的意识对东英不是“观念”上的行为准则，而是内化到她的感受、她对他人的敏感之中，强化着她对人不由自主的体贴。与此同时，东英以自己的投入有效带动起身边的保育员，同时在“人心换人心”的心理行为意识下，和妈妈们形成情意连带关系(23)，促成大家对幼儿园的认可以及对生产的更积极投入。
东英与周边人们的耐心互动所形成的个人—集体关系和人们之间的关系状态(24)让读者感受到，东英在互动过程中不断累积的对周边人们的意识、心理状态的认识与体贴，以及在此基础上人们之间越来越深的情感和心意的感同连带，成为召唤大家更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意愿的重要路径，同时支撑并不断充实着人们对于集体的理解与感受。在这样的路径、过程中，东英对人心、情感的敏感和对人的细心体察与认识，同时连通加强着她为他人、为公共事业的投入意愿与能量。这两方面能力形成正向关联关系，且相互加强。
作品里有一细节令人回味再三：东英忙累一天，心心念念要对得起地里的妈妈们，但当看到妈妈们从地里回来“欢天喜地地”抱着孩子，孩子们见到自己的妈妈不再哭闹、“跳着笑着”时，东英却“心里有些别扭”。这感受里，包含着一个年轻姑娘的责任心、好强心，是不是还有——东英虽没有做妈妈的经历，但她深深感触于孩子们与妈妈的关系状态与情感。似乎在向读者暗示，是东英对人的心理、情感的敏感体贴和她对世界非常灵的感知状态，使得她看到孩子们与妈妈亲近的情形产生非常强烈的身心感受。这样的感受和感受状态，不仅与华二奶形成对照，还与主要聚焦于自家孩子的大凤，与相对更缺乏与他人交流经验的吴秀梅，与一样付出多但对周边人的体察、感受力不足的雷桂花，都有所不同。东英对他人(包括对孩子、对自己家庭成员)的感受力与共情、体贴力，显然比她们都要宽、都要深。这反过来使得东英自己的情感、感受、精神的构成状态更加丰富。由此引申开来思考，如果这些质素形成于一个人具体的工作互动过程，那也将有助于这个人的情感、感受、精神、意识更具沟通性和公共性品质。
这些促使我们思考，东英为他人、集体的投入状态是如何培养出来的？观念层面的教育引导、身边榜样的示范可能发挥重要作用，作品则更侧重表现这样的主体状态和她经由与人互动产生连带关系的过程所不断增强的敏感、体贴能力，有很深的关联。值得注意的是，在李准此阶段和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作品中，他在更多情况下赋予了女性角色这样的意识、能力，有意让女性承担这一核心的功能。
这部作品还特别表现出村民对托儿所和她工作态度的变化与对东英工作的肯认、回馈，构成东英继续努力工作的重要动力，并为她身心、情感的饱满提供着国家号召与观念价值引导所不能达致的支点作用。托儿所办起来的第一天，大凤来找东英探问情况，不仅不体谅东英和同伴们的辛苦，还认为托儿所活轻、应减少工分。东英气愤不平，和大凤说理后忍不住想去找社长满喜理论。当听到满喜和大家背地里对她工作的肯定评价时，东英“忽然觉得自己的眼睛湿了”，自问“哎呀，这是干什么？”第二天主动去大凤家动员她送孩子入托。故事尾声，经过东英和同伴们的努力，托儿所的生活对孩子们有了吸引力，孩子们对东英像对自己的妈妈一样亲，妈妈们也深受感动，大凤改变态度，夸赞东英可以“当个总妈妈”[6](PP138-139,P145)。对于有很强的人心感通能力和情感体验能力、深深触动于母子情感的东英，这无疑是甜蜜的报偿。
这样的个人—集体关系路径，会对集体中的个人产生怎样的影响？在作品中，东英以耐心互动、建立连带的方式，有效带动人们朝向她所期待的方向改变。大家的理解、肯定和情感层面的回馈，使东英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更深确认自己投入的价值和意义，促使她更积极地反思自己，并能够以提升的意识境界对待工作和他人(25)。好的集体氛围和经过努力与人们搭建起来的信任、连带关系使东英的主体状态更加充实、饱满，使这个敏感灵秀的姑娘渴望触碰、感通于更多的人心。因此，她对集体的投入和对自我的要求就不是单向的付出和苦行僧式的奉献。在为大家的同时，东英也更好地安放了自己。同时，在妇女下地生产取得积极成效等背景下，经由东英的工作意识和“以心换心”的方式所展开的互动，也使得托儿所对村民不再是来自上级的隔膜的“任务”，而逐渐成为人们善意地观察、参与的新事物。
这样的集体形成路径和经由此路径开展出来的集体—个人关系，可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在当年国家的宣教与先进者的经验表述中最具典型性的概括便是“大公无私”(26)，但何谓“无私”，人可以真的“无私”吗？什么样的“公”能让人在“一心为公”的同时更好地安放自身？在具体的历史、社会条件下，个人为集体、组织的投入以什么因素为支点？怎样的集体形成路径和个人—集体关系更具长久建设性效力？“公”与“私”是否需要以及如何才能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从而使个人在投入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同时获得健康、平衡的主体状态和主体的充实、成长？东英和她的同伴们经由互动努力，获得大家的正向反馈，使为合作事业奉献的“应该”和抽象的“公”对她们而言变为具体、切实的身心愉悦与充实，进而使她们愿意更积极地投入工作。试想，如果仅有相对抽象的集体观念而没有人与人的互动带来的经验感受，是否足以支撑东英和同伴们对工作的饱满投入？而对集体和身边他人感受认识上的抽象与教条，将对个人—集体、公—私关系在认识与实践层面带来怎样的影响与后果？这是《孟广泰老头》和《农忙五月天》两部作品背后隐含的重要议题。李准创作于1957年的《冬天的故事》，则探讨在新的条件下这些关系一旦出现问题所引发的多方面现实后果。
上述观察，也为我们思考在“阶级”、经济视角之外，改造者对农民意识状态、身心感受、心理、情感、价值状态的细腻把握，改造者的实践介入、互动方式，个人与集体的形成路径等因素的社会意义：在生产、分配方面条件不变的前提下，这些因素的配合可发挥怎样的作用。李准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文学创作围绕上述问题所打开的观察层次，为我们在今天思考如何研读当年相关历史文献和历史表述，进而重新审视当年合作化进程的真实历史经验，提供了可贵线索。
四、“新与旧”“理与时”“情与势”中的乡村社会、家庭
《农忙五月天》的另一重要主题有关社会、社会改造者如何认识社会、如何与社会互动。1954年初完成的《白杨树》和1955年上半年创作的《冰化雪消》《农忙五月天》是李准尝试直接描写更大范围乡村社会的三部中篇小说，这之中最为成功的作品是《农忙五月天》。在从家庭内部到不同家庭、互助组和生产队乃至合作社之间关系的表现尝试中，李准密切观察合作化不同阶段提出的新要求和随之出现的新问题，努力跟随政策要求组织写作主题，同时意图在可行范围内，在通常的“阶级”视角、生产、分配等视点之外，观察、表现多方面有所差别的农民和他们不易确切定位的变化状态。
《农忙五月天》以东英组建托儿所为叙述主线，勾画出鲜活的乡村妇女形象。应该说，李准有意描绘了一群处于“中间”层次的人物：华二奶这位独居老人是不那么令人喜爱的老年女性形象——性情孤僻、冷漠，又因属乡村中的孤弱而生活境况不好，计较劳动、工分；吴秀梅嫁给城市的工人，比较娇气，不爱劳动，又因城市的生活条件、生活习惯而过不惯农村生活，同时性格较内向、不愿主动和人交往，但心地单纯；雷桂花吃苦耐劳、有责任心，但之前较少参与村里的公共事务，缺乏带动周边人的相关意识与经验方法，她的卫生习惯、育儿意识也处于原来的状态；王大凤原先是村里的妇女骨干，丈夫是乡长，高龄生下女儿后心思全在孩子身上，不仅不顾自己村妇女主任的工作，同时对托儿所这一新的育儿组织不信任，也不愿意干自家农活。作品中的男性干部王满喜的形象也值得分析：他为人诚恳、肯付出、有公心，但对青年工作、妇女工作缺乏热情，在东英的参照下，衬托出他在认识、调动乡村社会潜能和与人互动沟通方面意识和能力的不足。
这些人物体现出不同的观察点，潜在突破了主要以物质经济条件来界定的“阶级”视角和“先进”“落后”的简单区分，并呈现出对社会转变过程中一些新的因素和中间人状态的观察。并将农村托儿所这一般作家很少选择的题材视为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据此观察它所引动的家庭氛围、母子关系、夫妻关系、邻里关系特别是妇女间关系的变化状态。他没有采取以确定标准作预先评判的态度，而是努力观察妇女在日常生活习惯、家庭关系、家务劳动等方面新的感受、要求乃至情感状态的某些微妙变化。在文本中，这些人物同时交织呈现了有着不同尖锐度和矛盾的现实因素：合作组织如何对待乡村孤寡老人，如何对待培养乡村社会政治上不那么积极但有潜能的妇女(如雷桂花)，如何面对城乡生活的差异给农村青年带来的影响、城市生活对农村青年的吸引力，如何教育和对待合作化过程在工作生活上同时面临着新问题、自身也发生着变化的不同干部，等等。
有意思的是，作品对这些人物不同侧面的表现，并非基于单一的观察点与认识思路，而是基于对此阶段乡村社会中一些值得注意的新的因素、状态的敏感。例如，王大凤因溺爱孩子而对村里的妇女工作不负责任，甚至不愿干自家的农活，这种行为可以说很超出一般农民的意识与做法，却在表现大凤做乡长的丈夫批评妻子，但他们的夫妻关系依旧和睦(27)。再如，大凤宠爱孩子，嘱咐保育员照护自己孩子，偷偷从地里跑回托儿所看孩子；吴秀梅第一天当保育员后出现身体疲累的情形。东英对这两位的反应与作品的描写笔调，显示出在看来，这些行为、心理不应被轻易定性。从公共意义看，这些人物的不同侧面有的不那么理想，有的则有可能达成更具建设性的社会公共效果。的目光与描写始终处于一种“观察”状态，意图以宽厚、平和的笔调与态度呈现人物的特点和不同面向。
在有关“移风易俗”的主题表现上，作品不是通过观念式的说教或设置明显的情节矛盾，而是经由平淡、细小的情节来展开的。例如，东英教育托儿所里爱欺负小孩子的小孬的方式：给他一个责任位置并教他有效组织孩子的具体方法，在使小孬转变的同时，也让孩子们在集体生活新的组织方式中得到乐趣。再如，东英坚持给孩子们及时洗脏衣服，使得妈妈们也不好意思让自家孩子穿着脏衣服来托儿所。作品还特别传达出的一个层次是，在东英等的工作取得初步效果的同时，托儿所实际开启了一个新的乡村公共空间，围绕这一新事物、东英的努力以及各家孩子们的表现，引发着乡村的公共舆论，内中乡村社会一向发挥作用的“道义”“情面”“脸面”也构成作用因素。这些共同促动着妇女、村民对东英等工作的感受和认识，进而推动乡村日常卫生习惯和育儿方式的悄然变化。
对于这些新的因素、状态及后续可能引发的问题，选择点到为止，没有表现这些因素更丰富的形态展开，因此表现的深度有限。但这些由不同视点观察到的因素和状态，已初步显示了观察社会的视点和意识，同时也构成主人公东英体察、调动、组织周边人们的工作内容。东英在这一过程中的反应方式和处理方式，也可谓体现着对于乡村社会和其中人的观察与理解。
这些是李准在1954年和1955年合作化高潮前的创作中所贯穿的意识与思考。这一时期，初级社扩大并加速发展，高级社开始较快启动发展，经历了几次调整、整顿和反复过程，且全国大部分农村呈现出初级社、高级社、互助组、单干户并存的状态。这一过程的总体趋势是，合作组织的职能权力总体不断扩大，合作化对农村社会的渗透、影响程度越来越深，基层合作组织、乡村政府与乡村社会需要面对不断引发的新问题和新状况。李准努力体察这些状况，同时随着不同阶段政策的焦点与要求，在题材选择与表现上不断探索与调整。《林业委员》(1954年7月)、《在大风雪里》(1955年1月)、《冰化雪消》(1955年4月)、《农忙五月天》(1955年7月)涉及家庭、集体中的先进与后进、先进与先进、老干部与年轻干部、老社与新社、强社与弱社、社与互助组、单干户间的多重关系。这些探讨回应着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多种合作组织形式并存、劳动竞赛的开展和集体主义精神的倡导等现实状况。
这些作品的深层显现出李准一贯的视点。《不能走那条路》和《白杨树》显示，李准在写作起步时即从自我—他人的互动过程和相互关系感受的变化视角思考互助合作问题。在这一阶段，他继续这一视点，同时继续思考家庭内部在意识状态、性格、资质、能力以及在乡村及合作组织中的位置上有所差异的人。他同时在合作组织内外及乡村社会范围，探讨如何认识和安置在生产条件、阶级属性之外很多方面也都存在差别的个人、群体(《陈桥渡口》《林业委员》《在大风雪里》《冰化雪消》《农忙五月天》)。这些议题在其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的《冬天的故事》《参观》《五部水车》《李双双小传》《人比山更高》等作品中，有着持续的探讨。
李准此阶段写作的另一重要面向，是以家庭关系为情节结构枢纽来表现和思考变化中的个人—集体、公—私关系。
这一阶段，农村的利益分配和农民的日常生活依然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但合作组织的生产、组织方式开始打破原有家庭界限，国家与基层政府对乡村社会群体的调动重心在不同阶段也有所变化，这些变化同时配合着观念意识层面新的要求。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些变化开始越来越深地进入乡村家庭空间和农民的日常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下，乡村家庭成员在观念意识、公共事务参与状况以及在合作组织、乡村社会与家庭中的位置感和日常生活、心理、感受、情感等方面的差异(如年轻人和长辈之间)，多数情况下会加大。家庭内部差异性增大，同时集体在生产生活层面的职权范围加强，个人与集体、家庭与集体的关系的相应要求也变得更高——这些叠加在一起，乡村现实将呈现怎样的复杂状况和新问题？将对家庭和个人造成怎样的影响？面对这一新的状况，合作化实践想要更好落地、扎根农村，除生产、组织、管理方面外，还需在哪些方面展开工作？合作化干部在工作意识、工作方法和认识等方面应进行哪些调整、改善？哪些工作能有效帮助农民更加积极配合国家的要求，同时使乡村社会和农民更为顺畅地适应这些变化？其中，家庭可否在此剧烈的社会变动过程特别是在个体与集体关系的调适与建设中，在农民日常生活层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雨》《孟广泰老头》《散会路上》《冰化雪消》《农忙五月天》等作品，显示出李准的相关观察与思考。
李准似乎意在将家庭作为合作化运动扎根农村、农民的枢纽。面对合作化推进速度的加快和程度加强给家庭空间造成的影响、变化越来越大的局势，李准越发突出家的作用。在他的笔下，社能促进家，家能促进社，家庭与集体形成相互促进的正向关系。这正向关系的基础，是家庭成员之间、家庭成员与集体成员之间在观念价值、行为、情感层面相互理解的加深，以及情感与心意连通关系的建立。
李准意图在这一阶段的作品中饱满地表现一种理想的新的家庭关系状态：新的国家意识、集体意识、男女平等、老少平等和民主意识进入家庭，物质利益的作用比重下降，妇女和年轻人的位置获得提升；年轻人与长辈彼此尊重、关爱、体贴、包容，在彼此深入认识的同时也相互教育。年轻人积极投入集体事务的经历使他们充满朝气与活力，同时年轻人没有因此看不起老人，而是在家里、社里更加尊重体贴长辈。长辈对家人有着深厚的感情，对年轻人既严格要求又尊重关爱。作于1955年元月的两部小说《在大风雪里》《散会路上》，以凝练的短篇写法，聚焦于合作社和参军(连带着对于国家的感受)在家庭空间里对家庭成员的观念意识、情感、心理、家庭关系造成的影响。
《在大风雪里》的新婚夫妇小菊和铁良心心念念想着社，并将之作为对自己、对对方的要求。夫妻二人同时为“公”的过程，没有导致彼此关系的紧张：他们一方面要求对方进取投入；另一方面生怕自己落后，相互体贴又相互帮助。共同克服困难的过程加深着他们心与情感的互感、连通。
《散会路上》描写了一个四口之家的故事。其中，公公是乡民政委员，前一年就曾想给儿子报名参军，今年想在乡里的积极分子参军动员会上头一个报名。但在会上看到刚过门没两个月的儿媳低着头闷不作声，老人回想到老伴的担心，以为儿媳心里不愿儿子参军，内心焦急，却没有主动发言。在散会路上，儿子问媳妇为什么不发言，媳妇先说在生人面前害羞，犹豫了一下之后告诉丈夫，她看到公公没有表态，担心两位老人不愿意儿子离开家，因而没有当众发言。媳妇向自己的丈夫保证，一定在家里照顾好公婆，在社里也会挣同样多的工分，他可以安心去参军。两位新人商量好回家分别做父母的工作。公公半路听到小两口的对话，走近路先到家告诉了老伴。老两口知道儿媳的心，非常高兴。小两口回到家，发现老人已“打通”了思想，但“到底也没想出”老人“为什么转变得这样快”。这篇不到一千字的小说，充满了两位老人与儿子儿媳、老两口间与小两口间温厚动人的关系与情意。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是他们彼此间的相互尊重：公公和媳妇在社动员会上，因为体贴照顾对方的心思和在这样郑重场合中的情面而都没有公开表态；两位老人不是偏爱儿子，而是也尊重儿媳；儿媳通过告诉丈夫对待公婆会像自己父母一样，打消丈夫参军的顾虑。在这个故事中，情与理融合在一起，传统乡村信奉的家庭伦理、孝亲观念与平等、相互尊重体贴的意识，与对集体、国家的道义感相融通。
这些表现具有浓郁的理想化色彩。如何认识这样的处理与表现？笔者目前的体会与思考有如下几点。
其一，作品感受的真切、饱满和公与私、情与理的交融状态，显露出这些表达深切根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人民共和”生成的深厚的社会感与现实感。这些作品呈现出《不能走那条路》以来李准创作的基本精神质感。《孟广泰老头》的叙述间，饱满弥散出安实、温厚而可以信靠的精神感受。《农忙五月天》的情节层层展开，自然、亲切、流畅，内含精神的舒展、充盈感；东英的灵透、通情和她经由努力开展出来的群体氛围与向上状态，不是干枯的，而是由“以心换心”、心意感通所获得的真切饱满的精神滋养来支撑的。《在大风雪里》结尾的描写“雪越下越大，像久别的情人一样向着刚翻开的泥土身上扑去，向着年青人们冒着热气的笑脸扑上去”，形象传达出人与人之间真切的心意感通状态(28)。这种安实、舒展感连通着普通人对人民、国家的朴素感受：“人民”包含了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只有个别极少数人被划为“敌人”)，人民和新的国家是一体的(29)。
其二，具体辨析李准在这些作品中表达的平等、尊重意识，乡村传统的“孝”“公”“义”，以及这一阶段新的集体意识、国家意识，属于不同层次、萌生自不同历史时段的“理”相互融合。有时“新”的理带动着“旧”理，使这“旧”的部分更有活力，更能回应现实中人们新的状态与要求。如这些作品中有关平等意识、“以心换心”方式和有关亲人关系的处理。有时，与“旧理”的结合让“新”的理更能落实到家庭成员日常生活身心感受之中，如《散会路上》后辈对老人的孝敬与老人对后辈的体贴、尊重与情意，使得为国家奉献的观念一方面更好地结合于传统乡村原有的“公”“义”观，另一方面成为新的国家意识更能切身于农民，因此更可真实落地、扎根乡村社会的重要中介(30)。
并且，这些“理”能够被农民所接纳和在具体行为中开展、实现，与人和人的互动交流过程的方式和具体的“情”“境”“势”相关联。在李准笔下，家庭空间和合作组织空间对人的自尊、情面的照顾与尊重，以对人的意识、心理、情感变化和互动契机、情势的细腻体贴为基础的互动过程，对沟通教育的方式方法的讲求，以及“以心换心”的集体形成路径，与正确的集体观念、国家观念、公意识，与合作组织在生产、管理、分配方面的表现同样重要。很大程度上，没有这些工作为基础，没有心理、感受、意识、情感方面的相互体察与连通作为路径，而单纯依靠观念灌输和行政力量来推行新的集体强调的“理”，那么农民的集体意识、农民对合作组织的感受和他们的日常生活感受将会相当不同。
李准不是以固化的方式来理解表现“理”，而是结合“时”来思考“理”，努力观察、描写特定历史时期“理”所呈现出来的具体形态。尽管李准写作的展开度略有不足、挖掘表现深度相对有限，但读者可顺着作品已有的描写展开思考：该如何理解合作化进程、历史变动过程中落实于社会生活层面的“理”？怎样的集体观与伦理更能连通人情，更能回应现实生活中人们新的状态，同时更具社会包容力？若想有效回应、含纳现实中新的生活形态和其中存在的问题与人们的要求，是否不应执着于“理”的既有形态，而是在深切理解现实境况、社会、历史、文化条件和这其中人的状态的基础上，思考如何有效继承、转化传统“理”的合理内涵，同时积极思考、想象、探索新的现实条件下能切实发挥建设性的“理”的可能形态(31)？
参看另一重要作家赵树理同时期作品《三里湾》(1954年完成)，将有助于加深体会李准对农村的观察视点。赵树理对作品中马多寿、袁天成这两个农民家庭内部关系、氛围与其中成员的性格、心理、意识状态的表现(包括社干部范登高家)，虽也夹带着新的集体意识、新的文化等因素(通过年轻人体现出来)，但农民的心理、意识、家庭关系实际都受制于物质生产条件。作品中，最终促成马多寿、袁天成在初级社成立过程中走向转变的关键因素，也是物质生产条件(分家、合家的举动出于生产效益、物质利益考量)。这样的处理，无疑基于赵树理对当时乡村社会和农民现实状况的认识，也特别体现出赵树理对合作化发展过程可能引发问题的思考。更全面认识李准和赵树理对20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进程和农村社会的理解，超出本文的考察范围。在此仅想指出，以《三里湾》为参照，李准突破以物质经济为核心指标依据的“阶级”视角，并更加注重从农民的精神、意识、情感、心理，从他们经过具体的互动建立起来的连带关系的角度来观察乡村社会，就更为清楚。这两种视角或许也体现出，面对被合作化进程所深刻牵动的中国农村社会，赵树理更偏于立足乡村社会内部展开观察，李准则更多站在乡村社会外部观察、期待这一历史变动中乡村社会与农民的变化与其间生成的可能性。
其三，从互助组到高级社的发展过程，家庭、集体、国家三者关系在不同时期包含着不同的紧张，如何有效调适这三者的关系，成为国家不同阶段、不同程度的关注重点。在1954年、1955年合作化高潮之前的这一阶段，李准的主要思路为：表现这些因素如何克服暂时的矛盾、问题，最终取得相互加强的正向关系。在公权力不断扩大、集体要求不断提高的现实背景下，李准越发注重表现家庭成员相互尊重、体贴、彼此带动的理想关系与温暖深厚的心意感通、呼应状态，使家庭为新阶段中个人与集体形成良性关系发挥枢纽性的助推功能。相应于这一思路，作品的情节构造容易让人联想到乡村社会喜爱的传统戏曲“大团圆”结局，人物的“和美”关系也容易被认为回避了现实矛盾的表现。不过，若将李准予以正面处理的问题进一步明确化，同时思考作品所正面呈现的方面与相关条件如若缺失将会引发怎样的现实后果，可引发出更深的思考。
这些作品的处理促使读者思考，在职权范围越来越强、对个人要求越来越高的集体面前，如何认识李准一方面对合作化进程中农村家庭关系、农民的精神状态怀有信心并做出积极的表现，另一方面特别期待新状态下的家庭可以作为农民与更高要求的集体之间发展出良性关系的必要空间(32)？拓展这方面的思考需要做更多工作。在此，笔者仅初步探讨李准有关家庭—集体关系的表现中的两个重要方面。
第一，在这一阶段作品中，李准探讨了家庭空间、集体空间应给个人留下自主的反应、思考空间，干部也应努力调动并培养农民的自尊、自律意识；同时，集体需要给家庭、个人留下合理空间，好的集体状态应让人们感到自在，应帮助个人发挥自主性。同时，家庭如何对待有所差异的家庭成员？《孟广泰老头》《冰化雪消》《农忙五月天》《散会路上》显示，李准特别认识到在合作化这样的转变过程中，家庭在配合集体的同时应承担起教育、护持个人的功能，进而强调家庭对公—私关系的调适与良性发展的重要意义。某种意义上，家庭内部如何对待有所差异的人这一主题，也呼应着更大范围的互助组织如何对待合作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因素，包括贫农与中农、单干户与合作组织、老社与新社、强社与弱社之间关系的调适等主题(33)。
第二，对家庭的重点描写和对农民个人、家庭、集体间连动关系的表现，显示出在李准的视野与观察中，他特别重视思考合作化这一新的社会生产、组织形态如何落实、影响到农民的精神感受与日常生活。换一个角度说，他着力观察、思考合作化进程中乡村社会和农民日常生活处于怎样的状态。从整体来看，或许可以说，从更加立足于社会的视点来观察、表现合作化进程中农村的日常生活，并由此观察农村社会与农民，在“十七年”文学创作中是相对薄弱的。李准这一阶段的作品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以物质生产为核心评估指标的“阶级”视角，并通过对干部的工作过程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通过家庭和集体如何对待有所差异的个人等主题，呈现出更加基于社会的视点，同时展现了农民在物质利益之外的心理、意识、精神、情感方面的状态。农民的日常生活主题在这一阶段没有被更多正面表现(《孟广泰老头》表现更多)，但这一关切包含在对家庭、家庭成员的关系状态和生活氛围的表现中。李准着力于表现在投入集体的同时，农民日常的饱满状态、新的生活和情感要求以及家人之间彼此更能心心连通、情意更加深厚的关系与氛围(34)。这些映照出当时深厚的现实感与社会感，也反映出他开始观察、思考合作化进程对农民日常生活的影响。读者可由此思考，如何在实现集体目标的同时，让农民获得更好的日常精神、情感状态与更好的家庭关系、家庭氛围(而不仅是物质条件的改善)。
本节所讨论的两方面内容：有关社会改造者如何认识社会、如何与社会互动，以及合作化过程中家庭对个人—集体、公—私关系良性建构的作用，实际构成相互承接与呼应关系。李准当年围绕这些主题的观察与表现促使我们思考：是否可以不过度依赖自上而下的强势观念灌输和制度、组织方式的推行，而同时通过其他方面因素的介入与配合，有效调动、激发社会内部活力与向上潜能，并使社会在历史展开过程中更能发挥主动作用？
五、怎样认识“群众”：进才当年的教训和今天的思考
李准1957年创作的《冬天的故事》(原名《没有拉满的弓》)(35)可谓有力推进了他在此阶段的核心思考。这部作品接续《孟广泰老头》《农忙五月天》等作品的主题，但转换了表现角度，探讨管理组织者在关键环节出现致命问题导致的后果。这部作品有助于我们深化认识李准1953-1955年的写作与思考，故在此尝试展开有关探讨。
《冬天的故事》的主人公陈进才是一位成立一年多的高级社副社长，他精明能干、工作投入，不贪图个人利益，一心想着在农闲的冬天通过副业为社积累更多财富，但他的工作却一步步陷入困境。在作品的表现中，陈进才陷入困境的根源在于不相信群众。他认定群众私心重，贪图物质利益，爱占公家便宜，没有对于“公”的自觉意识，不相信大多数群众保有这些品质，并可以通过思想工作、以诚相待等方式把他们的这些品质调动出来。在这样的基本认定下，他看不到觉悟高的社员的表现，也无法平心分析导致社员积极性不高的具体原因(36)。这样的群众认定使他陷入对社员的各种自以为是的用心计、先入为主的防控中，造成与社员的严重隔阂，引发社员的抵触，从而造成他冬天副业计划的失败。作品显然在探讨一系列重要问题：代表公权力的干部要如何行为，才能在当时的乡村社会打造出一个生产成功、社员也更愿意接受的集体？干部经由怎样的工作方式能够更深入地观察、认识群众，并经由与群众的良性互动而获得更具建设性的公私理解？给予群众合理的自主空间和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力，对公—私关系的建构和集体自身状态有着怎样的作用？
作品深刻表现出，进才虽然熟悉社员情况，也常常很能把握对方心理，具有很强的沟通能力，但由于这些能力基于农民最在乎物质利益、惯于占公家便宜的认定，使得他缺乏对人在物质追求、心思计较之外其他面向的感受、理解力。并且，由于对群众的基本认定和他日常习惯用算计、管控、压制方式对待他人，陈进才的感受、认知状态和主体状态变得单面，难以体会人的意识、情感、心理的细腻和丰富面向。这使他意识不到他的方式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感受、心理、自尊感和集体理解产生的负面影响。作品的表现透露出，进才的主体状态不仅使他与社员产生了隔阂，也使他与身边对乡村和群众的理解更灵秀、更内在的妻子玉梅产生了隔阂。进才努力体贴玉梅，鼓励玉梅参与集体事务，却与玉梅内在的关键面向产生了隔阂，并在不自觉中伤害到了玉梅的自尊(37)。他不能吸收玉梅有关村庄妇女和群众状况的理解和她对自己工作方式的意见，也不能足够有感于玉梅对家庭空间的浸润，有感于自己处身的活色生香的生活世界和村庄人们鲜活热切的群渴求，更谈不上在人们已有人际感受和经验基础上引导他们获得更深的集体意识。
难以对周围人获得真切和具体的感知，使进才和大家的隔膜越来越深，集体、“公”在他的意识、潜意识中也越来越与组成这集体的具体的人隔开，越来越抽象、教条。他的公意识被隔离于周边人们的生活实际、具体状况和他自己所处的丰富的生活世界。犀利地描绘出，在进才的逻辑意识中，“公”实际变成上级的生产任务要求和生产、存款数字。建基于根本怀疑农民的意识、道德、行为和自律能力，以及在工作和感受、意识层面与他人的高度隔膜，导致他这时意识里实际已将“公”与“私”割裂乃至潜在对立起来，他的公—私关系理解僵化、失衡。在作品中，妇女希望在家捡烟叶同时照顾家的想法，被进才理解为想脱离社的监管，趁机占公家便宜。在他的潜意识中，公私之间已然变为矛盾的关系，因此公私兼得的想法变成对公的损害。若果真如此，则意味着进才这时认定的“公”实际已凌驾于集体中的个人之上。由这样的意识状态再往前推，意味着在这样僵化的感受、意识的规定状态中，进才难以突破原有意识来思考“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难以明白社会主义集体的重要目的之一便是集体中成员相互帮助、走向更理想的生活与社会形态，也无法意识到错误的群众理解、工作方式已导致自己走向自己主观意愿中“一心为公”的反面。
如何有效防止干部陷入这样危险的意识状态？作品点出两种不同的工作方式。在不信任群众的前提下，进才用物质利益管控、卡压、处罚等方式对待社员，带来的后果是“干部不相信社员，社员也不相信干部”(38)。由作品已展开的表现来推想，这后果不仅施加于对象(群众)，也会同时施加于管理者：进才的方式增加了群众的抵触心理和反弹，致使群众以同样的方式来应对他，在表现上更注重物质利益；进才则据此更直观地确认已有的认识与逻辑，更难反观检讨自己。这样的状况循环反复，导致他与群众的隔阂加深，他对“公”与公—私关系的理解越来越偏狭、失衡。通过银柱、玉梅特别是炳文点出另一种工作方式：相信群众，“厚诚”对待社员(39)，耐心讲道理，告诉群众集体工作目标的意图，给予群众民主讨论和参与空间，同时采用更为体贴的劳动方式，发放更为合理的副业酬劳和日常零用钱(40)，通过这些不同方面的工作，引导社员改善对社的观感，加深对于社与干部工作的认识，调动他们更积极投入集体事业的热情。
两种思路做法引发我们思考：给予群众合理的自主空间和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力，对管理组织者、对组织自身有着怎样的意义与作用？进才对群众的预设与认定，导致他意识中“公”先在高于“私”，同时导致进才认定有更高觉悟的自己和干部必定高于群众(41)。因此，只要自己没有私心、“一心为公”，那自己的行为就一定是正确的。这实际意味着，他认为无须经过群众检验，自己便可当然代表“公”、公正执行“公”，群众被取消参与、监督公共事务和干部管理行为的资格。通过陈进才这一人物，作品引导出一个重要问题：失去对干部和组织发挥有效反馈、监督、校正作用的必须中介——群众，将对组织的运转、干部的管理行为造成怎样的后果？
在不信任、利益算计逻辑和压制管控手段面前，群众难以表现出他们本来具有的更加积极、正面的面向，还会增加他们对于干部、集体的负面感受。作品中，进才所在的高级社刚刚成立一年多，大多数社员没有达到高级社要求的“觉悟”程度，但大家并没有以和进才同样的手段与方式回应他。他们不配合进才，是因为想要获得“现活”和更合理的报酬。而在现实中，如果一个社会和组织以利益、绩效为核心追求目标，同时设定组织成员最在乎物质利益、缺乏应有的公共意识与素质，进而忽视人们物质利益之外的价值、情感、心理需求，将实际导引出人们怎样的应对心理、应对方式和面向，进而形塑出怎样的组织状态？如果缺乏其他制衡因素，这种方式将极大助推甚至压迫个人以同样的逻辑、方式对待组织和他人，促生个人的自利心而非利他心，进而导向组织成员间恶性的竞争关系。以绩效考量为核心追求目标和围绕此标准构造的组织关系，将对组织中人的自我感受、他人感受、组织感受造成怎样的影响？将给个人和组织自身造成怎样的后果？这是作品所开启的对于今天仍然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思考(42)。
参看《冬天的故事》，李准此阶段写作中的一个核心主题——如何认识社会，如何与社会互动，如何更好地激发、调动民众的向上潜能，就更为凸显出来。李准的思考生发于20世纪50年代的历史经验。有关于此，贺照田《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一文借助对中国共产革命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经验的认识与提炼，进行了更为深刻的阐释。他指出，在当时革命最好的状态中，中共认识到对中国社会的认识要想“不断深化、向前”，就要：
……学会不只从单一社会经济，而还同时从动态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心理现实去准确认识、理解、把握这些中国社会阶级。
……时时需要根据不同的历史—社会条件不断地对他们作出新的政治—社会—心理分析。
……对……贫农、下中农、雇农、工人，也必须清楚他们的革命动力同样不仅仅被他们的社会经济阶级位置决定，而还和他们又流动又稳定的价值感受状态、心理感受状态紧密相关，和他们所遭遇的种种具体问题困境紧密相关。
……逐渐学会认清这些社会阶级在时代现实中所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与困扰；逐渐学会捕捉、领会、把握在特定困境中、面对具体课题时这些社会阶级的心理情感状态与价值感受状态；逐渐学会在动员和组织中准确诉诸这些社会阶级具体、真切的问题困扰、经验感受、价值感受、心理感受[8](PP52-53)。
这样的认知意识、认知努力与实践意识、实践努力，可切实帮助当年的革命者：
在构想自己的介入实践、革命组织时，能真的充分根据在地资源来行动作为，并同时更多消化、吸纳、解决多方面在地问题，同时又更充分畅发本有的在地生机与活力[8](P61)。
这些理解，对今天的社会建设、社会改善实践依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贺照田的阐发使笔者认识到，真正有力且效果长久的社会改造须根植于一个社会的内生力量，应立基于有效吸纳并妥善处理在地问题，有效发掘调动在地社会的生机、脉络与能量蕴藏。这是社会改造能否经由与在地的顺畅关系而获得持续动力且同时发挥真实建设性效用的关键。李准当年的观察远未达致这样的思考程度，但非常有助于今天的读者参照这些经验展开进一步的思考。
将《孟广泰老头》《农忙五月天》与《冬天的故事》三作相互参看，李准有关人与制度关系的敏感更加清晰地浮现出来。事实上，从《不能走那条路》到此阶段的写作中，哪些因素的配合可能促成农民意识的转变和对集体更积极的投入，互助合作可能给人们意识、情感、精神、主体状态、自我—他人关系感受方面带来怎样的变化，以及这些因素如何与探索过程中的合作社的生产、组织、管理达成更好的配合关系，是这些作品的核心体察面向。制度、组织、利益分配、技术这些“硬”的因素条件是合作化展开过程中实践和认识的核心着力方面，李准却极少正面触碰它们。这样的感受体察视角不仅出于文学的特点，更基于李准有关农民、有关如何将农民更有效组织起来的观察与敏感。这些作品启发我们思考，当年历史中的相关观念、制度与其中人的真实关联关系是怎样的，通过怎样的方式、路径能够让各阶层农民在利益的矛盾和资源的限制下更积极投入互助合作实践，并发展出新的人际关系样态。
若把李准此阶段有关组织的思考关联和他对农村家庭的定位与表现关联起来，还可启发读者在今天思考：不同的组织形成方式将对组织中个人的家庭关系、家庭状态产生怎样的影响？当社会组织中的人际关系方式不以人们相互间的深入理解为基础和指向，无法有效克服人们间的隔膜，导致组织间的个人关系状态出现问题甚至产生出伤害性，并且这些经验内化到个人的感受意识深层时，可能对家庭空间中人们的感受与关系状态产生怎样的影响(43)？在当代家庭关系与家庭伦理遭遇相当挑战的今天，李准当年的敏感与体察颇具启发意义。
在有关集体的形成方式方面，李准认同先进带动后进、成员共同提升、成员间发展出互为对方的良性关系的集体目标，同时体察思考怎样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其中，如何理解群众、对待群众是具有结构性意义的关键环节。
在《农忙五月天》呈现的经验中，经由人与人之间真切具体的感通连带关系，可使集体意识更切实地扎根人心；通过自我与他人相互参照、彼此深进、互为带动的过程，可更好地培育集体成员的利他、互利意识与良性关系，促成更好的主体状态。《冬天的故事》则有力揭示出，如果干部预设群众低于自己，据此取消群众参与监督公的权力，干部将失去检省、校正自身行为、意识的必要中介。在与社员的感受认识隔膜、关系不顺畅的情况下，依靠硬性的规章制度、组织管理手段和资源渠道的把控推行工作，能够达到约束群众、实现预期管理目的的效果(44)，但这样的方式实际将更多调动群众的利己心，导致群众与组织关系的紧张。依靠管控手段处理矛盾、推进工作，即便短时内可有效达到预期目标，却会因掩盖现实问题和矛盾而对组织中的个人与个人—组织关系的长远发展造成负面后果。这提示我们思考，如果一个组织的运转过于依靠制度与组织规划设计，而不真正建基于对群众状态、现实状况进行及时具体的把握，如果干部失去倾听群众真实反馈的渠道，则会使组织的日常运转丧失来自日常人心的滋养、护持，从而丧失对打造组织内部活力极具关键性的资源。
《冬天的故事》同时承接《孟广泰老头》的主题，更为展开地探讨如何更好构建集体—个人、国家—社会间的良性关系。在高级社阶段，集体对农民的日常管控范围较初级社阶段更加扩大。在作品中，群众与进才的主要矛盾，是群众要求在日常生活中自主支配本来属于他们、集体也有条件及时提供的现金和在不损害集体利益的前提下获得更为合理的对待；进才则认定这些要求损害公家利益、妨碍社达到预期的副业生产指标，又不和社员坦诚沟通，便认为干部如答应这些要求将会助长社员贪占公家便宜的风气。进才发放零用钱时的苛刻态度和讨价还价、斗心眼、哄骗等手段，让社员觉得支取自己劳动所得，自己也没有不体谅集体需要，却被进才使诈对待。进才的做法不仅损伤了社员的权益与自尊，也对群众对于社的感受和认识产生了负面影响(45)。
农民向社支取零花钱是为了在集市购买衣服、布料、鞋子、烟叶、给小孩子的糖果等生活用品。在进才眼里，这些仅仅关乎农民的小家生活而无关社的发展目标(46)，他还将这些生活要求联系到农民缺乏集体公意识。事实上，农民的这些生活要求不仅基于物质需要，而且奠基于更为深长的乡村传统，体现出乡俗社会的风物人情与浓郁的生活兴味。这些体验深深地连带着人们的生活感受、日常自我感受、人在社会中的自在感以及农民的群体感受。这对个人与社会间保有更为平衡的状态，对个人—集体、公—私良性关系的建构可以发挥辅助作用。对这一层面的过度压缩，导致“公”过度侵犯社会中人们的日常生活感受、身心维系、社会基体状态，不能不造成深远后果。
在以1953年国家“一五”计划为标志的新的社会规划与历史展开过程中，农村为国家、城市建设，农业为工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农民群体为国家整体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在社会资源享有方面和实际生活水准方面，农村和城市形成了较大差距。显然，李准认同农民应为国家建设积极贡献，但显然，李准也同时敏感体察到农民的精神、心理状态、生活感受对于他们日常生活、主体状态维系的重要意义。而这些方面对农民有关集体、国家的感受与认识实际发挥着重要影响。他的体察引发我们思考：社会主义、国家、大历史的发展目标该如何安置农民的日常生活？如何更好地平衡大历史与普通人日常生活、身心精神状态的关系？怎样才能在配合国家、社会发展目标的同时更加尊重社会、更为有效地调动社会的活力与能量？需要深入哪些具体层面、环节来切实认识、改善这些关系？
深入体察政治下落过程引发的社会、人的多方面反应和状态，使得李准此阶段的写作开展出当年政策表述和写作没有正面出现但在历史过程真实呈现的众多面向与经验。这些视点、视野与感受体察为他后来的写作奠定了重要基础，同时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那一段历史。
李准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体察到中国农民、乡村社会在合作化过程中显现、开展出来的重要特质、面向和经验。其中的核心体察——农民群体不仅在乎物质实利，还在精神、情感、尊严感、伦理、价值意义感方面有重要需求与相关潜质，在适当的激发调动下，这些潜藏可以被召唤出来，并在新的意识结构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对于今天的社会理解与实践是否具有现实认知与实践启发意义？即，在中国当代现实的急遽变动中，中国社会和多数人当年曾被激发而表现的这些面向、诉求，是否潜藏于今天的现实深处？在今天的现实条件下，是否有可能通过努力将其中可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因素重新召唤、调动出来？这些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李准此阶段有关集体、家庭、先进与后进等问题的探讨也引发我们思考：以功利逻辑主导的竞争意识和以绩效追求为核心目标的组织管理方式，对于社会组织的人际关系、组织状态，对于组织成员所在家庭的关系状态和他们的生活、精神身心状态，将带来怎样的形塑与影响？这对于能力、价值追求与上述社会发展目标及与之相配合的评价标准不相符合的弱势者，将造成怎样的影响？一个社会的规划与发展目标、路径如何能够更好地包纳、安置现实中多样、相互差异的个人，同时引导人们发展出彼此间良性、有机的关系状态？
李准的写作还可促动我们省思：在今天的现实条件下，社会整体发展目标与组织规划需要包含哪些必要的视野与意识，精神、伦理、价值、文化等要素如何能够与政治、经济等因素形成平衡发展关系？如何基于对人的多方面生存状态的具体认识和关怀反思调整已有规划目标、组织方式，以及在追求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好地安置社会普通人的精神身心问题，使社会与人获得更为平衡的发展？
当代关于新中国合作化历史的一个不能缺少的重要研究路径，是对政治、经济、乡村社会脉络、家庭关系、农民价值、观念、心理等多个领域、层面、因素予以贯通性的考察。这些探索包含突破单一理论框架、理论视角带来的认知局限，通过纳入更多视野、经验和新的意识、方法来有效激活历史对象，达致对已有认知的深化与突破的目标。而如何有效实现这些目标，如何在历史内在展开过程中把握不同领域、要素的运动、变化形态、关联状态与相互作用，以真正释放出历史对象包孕的经验，是具很大挑战性的工作。从这些角度，显然李准通过文学的方式对20世纪50年代农村人的意识、心理、精神具体性的开掘，他有关政治实践引发的人与社会变化的多个方面的体察，有关如何有效引导农民意识发生转变的因素、路径的体察，仍可很大程度上给今天乡村建设等深深牵涉社会的各种实践提供工作意识、工作路径与工作方法的参照。
当然，李准当年工作对我们这些文艺研究者最直接的意义，还在于推动我们重新认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艺实践与社会、政治的互动关系和独特的文学创作机制，并借此契机思考文学如何有力深进社会、认识社会这一对今天来说依然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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