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2年1月8日，由新工人文学小组发起的第四届“劳动者文学奖”在鲁迅书店举办。第四届劳动者文学奖自2021年12月发布征文以来，共收到138篇投稿，近百万字，最终评选出了31位获奖者。张老师从非虚构、小说、散文和诗歌四个类别获奖作品的文学特色中总结出了新工人文学的两个突出特征，一是大多数作品都从新工人的视角出发，这些“我”的故事都是劳动者的故事；二是这些作品主要关于两类主题，一类是在城市打工、工作的经历，第二类是讲述农村的风土人情，这种在城乡之间流动的状态也是新工人最重要的社会经验。张老师认为，新工人文学写作的意义和价值正在于尝试重建文学与生活、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让更多普通劳动者借文学之名，创作出更有个人生命温度和时代感受力的作品。
本文原刊于《新工人文学》2022年第十八期，特此感谢！
新工人文学写作的意义和价值——第四届劳动者文学奖印象记
文/张老师，新工人文学小组志愿者
2022年1月8日，第四届“劳动者文学奖”在鲁迅书店举办。“劳动者文学奖”是新工人文学小组发起的一项文学交流活动，从2018年底开始，已经举办了四届。新工人文学小组成立于2014年9月，是工友之家为喜爱文学的工友们举办的群众文化活动，属于工友之家2005年搬到皮村以来开展的图书借阅、周末电影、广场舞、二手商店等公共文化服务项目之一。这些年，文学小组的活动主要有四种形式，一是，每周末在皮村社区工会办公室举办文学讲座，邀请作家、编辑、高校老师与文学小组成员一起分享文学写作，这两年因为疫情，多采用线下与线上讲课相结合的方式；二是，2016年开始，每年中秋时节举办“劳动者的诗与歌”联欢会，由文学小组成员和喜欢文艺的工友们一起朗读、演唱自己的作品，是一种典型的群众创作、群众参与的文艺聚会；三是，2018年底发起、举办了第一届《劳动者文学奖》，通过公开征稿结识了更多喜爱文学的朋友；四是，2019年5月1日推出《新工人文学》电子刊物，每两月一期，工友们的作品有了自己的展示平台，文学小组的几位骨干也逐渐掌握了期刊编辑的流程。这些活动的初衷都是以文学为媒介，鼓励更多普通人、劳动者讲述、创作自己的故事，把对生活、生命和社会的观察、体悟变成一种公共文化。
因为疫情的原因，2021年第六届“劳动者的诗与歌”经过多次推迟，2022年元旦过后，与第四届劳动者文学奖颁奖会一起举办。文学小组成员阿牛帮忙联系了鲁迅书店的场地，这也是难得在城里举办文学小组的聚会。活动开始前，文学小组的朋友们一起参观了鲁迅博物馆和鲁迅故居。阜成门西三条胡同21号院是鲁迅先生在北京的最后一处寓所，从1923年购得房产，住到1926年去厦门前。在临时搭建的书房“老虎尾巴”里，鲁迅先生创作了《野草》、《彷徨》、《华盖集》、《华盖集续集》、《坟》、《朝花夕拾》等200多篇作品，也是他文学创作比较活跃的时期。看到院中还有鲁迅先生当年栽种的丁香树、黄刺梅，距今已经快一百年，既感受到历史的沧桑，也感受到生命的顽强。2021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直到今天鲁迅先生依然是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精神源头。鲁迅的文学实践代表着对强权、黑暗的批判，对自由、民主等现代基本价值的捍卫以及对“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深切关照。这种文学介入社会、文学反抗不公的现代传统，使得现代文学与政治革命、社会改革建立了密切关联。文学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特殊的功能，一是，文学是印刷时代的大众媒介，用文学的方法创作形象、讲述故事更容易实现传播效果；二是，文学作为一种以抽象文字为基础的艺术，可以表现复杂、丰富的价值观。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文学重新锻造了新的中国文化，使得中国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真正蜕变。作为写的作家也扮演者双重角色，一是现代生活、社会经验的体验者、观察者，二是文学世界的创。这种文学与社会的互动性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逐渐被瓦解，一方面文学丧失了印刷媒介的优势，另一方面支撑文学创作与社会改造的历史动力消失了。
新工人文学尝试重建文学与生活、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让更多普通劳动者借文学之名，创作出更有个人生命温度和时代感受力的作品。新工人文学的意义在于，一是重建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这里的生活指是日常化的、现实的生活，因为劳动者有着丰富的生活阅历，这使得新工人文学作品中充裕着丰富的社会经验和生活细节；二是发挥文学的媒体功能，文学是相对低成本、廉价的文化媒介，这使得在社会资源处于弱势的新工人有可能挪用和借用文学的语言来表现自己的所思所想；三是新工人文学带有民间性、业余性和人民性的特征，每一位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劳动者只要掌握基本的文字能力就能创作文学，不必背负专业化、精英化文学的包袱，再加上自媒体时代，也使得文学发表和阅读更为便利。“劳动者文学奖”的名字来自于对天津工人文学社举办的“劳动者文学奖”的借鉴。1956年7月29日天津市工人文学社成立，在孙犁等天津作家的支持下，形成了工人文学、群众文学写作的传统。劳动者是指工人、农民等用自己的劳动获取收入的群体，劳动者文学是指劳动者书写或书写劳动者的文学，新工人文学也是劳动者文学的一部分。只是在新的语境下，劳动者的概念可以更宽泛一些，既包括体力劳动者，也包括脑力劳动者。如外卖小哥把订单送到千家万户、作家用文字创造作品、工程师用图纸和材料建造城市，这些都是不同职业分工的劳动者。
第四届“劳动者文学奖”征稿启事
第四届劳动者文学奖自2021年12月发布征文以来，共收到138篇投稿，近百万字，经过8位评委老师的评选和打分，最终有31位获奖者。从这些获奖作品中可以看出新工人文学有两个突出特征，一是大多数作品都从新工人的视角出发，这些“我”的故事都是劳动者的故事；二是这些作品主要关于两类主题，一类是在城市打工、工作的经历，第二类是讲述农村的风土人情，这种在城乡之间流动的状态也是新工人最重要的社会经验。下面从非虚构、小说、散文和诗歌四个类别谈一下这次获奖作品的文学特色。
一、非虚构作品呈现
新工人视角下的城市故事
新工人文学往往有清晰的书写者的自我意识，对于新工人来说，用文学来表达主要不是一种职业化的创作，而是有感而发、有情可抒，写作是对自己生命和生活的再审视。因此，新工人文学的写作伦理是一种更人文主义的文学观，写的是亲身经历、自己熟悉、了解的人和事。这与非虚构写作的理念是高度契合的，非虚构写作一方面强调书写普通人、平凡人的故事，赋予个体生命以意义和价值，另一方面强调普通人写自己的故事，“做什么，写什么”，写作主体就是写作对象。这次有7篇非虚构作品获奖，呈现的大都是新工人在疫情下艰难找工作以及在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境遇。
梦雨的《一个家政女工找工记》和施洪丽的《烹小鲜——按下暂停键的人》写的是家政女工找工作的故事。梦雨的作品以第三人称讲述疫情下家政姐妹频繁换工作的艰难经历，在工作中不断遭受雇主的刁难、苛刻和不尊重，其中有一个故事是在某个富裕之家，从进家门到晚上休息，她始终处于洗衣、做饭、看孩子的紧张忙碌中，“窄小的硬床板让她难以伸展腿脚，洗了一天衣服的手像火烫了一样疼，腰腿胳膊也疼得不听使唤。”梦雨是2017年从甘肃来北京打工的女性，这些年她在北京换了很多工作，主要是从事照顾老人和小孩的家政服务。工作之余，梦雨积极参与鸿雁之家、新工人文学小组的活动，表现出很高的文艺、文学才能，能歌善舞，也能做晚会主持，是一位非常有活力的、有才华的女性。梦雨认为城市释放了自己的天性和才华，但也在家政工作中遭受歧视和心酸。在梦雨的文字中，城市仿佛分成了双重空间，一边是不自主、不自由的雇主家，一边是与家政姐妹周末聚会的畅快和放松。1月8号，梦雨一早就来到鲁迅博物馆，虽然劳动者文学奖是下午的活动，但她已经和雇主说好，周六是她自主支配的时间，她好好享受这一天自由的日子。施洪丽是另一位经常参加文学小组活动的大姐，她得了大病、做了手术，把自己描述为“按下暂停键的人”，即便如此，施大姐依然积极乐观。《烹小鲜——按下暂停键的人》是一篇带有个人生命色彩的文章，“烹小鲜”既指老子的名言“治大国如烹小鲜”，又指施大姐免费上的厨师班。这篇文章以施大姐回村治病、参加村里组织的职业培训为主线，串联起自己家庭的故事，从出生、成长、到与丈夫相遇、相爱的经历，还有培训班的学员张琼、赵二狗、李君等人的故事，展现了与施大姐同命相连的农村人几十年的众生相。记得每次在新工人文学小组遇到施大姐，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爽朗的笑声，我想“烹小鲜”的隐喻也能感受到经历苦难的施大姐对人生“举重若轻”的洒脱和自信。从梦雨和施洪丽的文章中总能看到家政劳动的特殊性，一是很难量化工作量，劳动过程中需要付出巨大的情感，最大和最难的心力成本是获得雇主的信任；二是没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家对雇主来说是从社会、工作中回到自由的私人领域，而家对家政工来说却是工作场所，随时随地处在雇主的注视和挑剔之下。所以，她们也会感恩于遇到善解人意的雇主，有的还和雇主成为好朋友。
苑伟，笔名“微尘”
徐怀远的《钟鼓楼大杂院》和微尘的《老张》讲述的是新工人眼中的老北京大杂院里的人和事。徐怀远在北京从事医药工作，租住在老城区张旺胡同，靠近钟鼓楼。徐怀远喜欢写作，在家乡的文学刊物上发过作品，还出过个人文集《浮梦》。这篇《钟鼓楼大杂院》篇幅很长，叙述了疫情期间他与大杂院的老住户们日常交往的故事。文中不仅有对钟鼓楼人文历史的介绍，更有对老北京人的生动刻画，符合人们对上通天文、下晓民情的北京侃爷的印象，借老王、白头翁、老林等几位退休老人的坎坷阅历，展示了几十年来北京、中国的沧桑巨变。相比徐怀远有些夸张、戏剧化的写作风格，微尘的《老张》在表达上要更内敛、更冷静。微尘也是一位北漂，早年主要做木匠活，这两年在一个高档社区当维修员，他的文学创作已经非常成熟，形成了自己的写作风格。《老张》一开头就用简洁、有力的语言塑造了一位残疾、古怪的老人形象，“每天醒来，71岁的张振达都会摸到遥控起关掉电视机，他患有严重的颈椎病腰椎病，整个脊椎关节被焊死，不能扭动分毫。休息片刻，身子拧向90度，双腿耷拉到床下，探寻到拖鞋，双手摁床，手脚并用撑身子。在晒得黝黑的肩头搭一条同样黝黑的毛巾，塔拉着拖鞋打开大门，站在大街中央刷牙，把白色的泡沫连同昨夜的西瓜皮白菜帮分散抛向大街，在过路妇女的骂声中开始新的一天。”几个动词和动作，就把老张倔强的性格展现出来。老张住在等待拆迁的城中村，一生落魄，有过几次不成功的婚姻，靠拾破烂为生。看到老张就让人想起老舍笔下生活在民国北京的平民百姓，他们生活在社会底层，但并不卑微，也没有看不起外地人，反而老张和“我”成为好邻居。徐怀远和微尘的作品表现了新工人与老北京人的相遇，这些北漂因为租住在相对便宜的大杂院、城中村中而与老北京人成为“邻居”，这本身代表着两种历史主体的相遇，一是来北京打工的新工人，二是生活在城市底层的老北京人。他们比邻而居，成为嘘寒问暖、互帮互助的老街坊。
北京市钟鼓楼
郭兰英的《50岁，我退休了》写的是人生50岁终于下决心辞职“做自己”的故事，“近16年里，由于没有什么技术手艺，妻子一直做着车间普工的工作，我则干过保安，普工，装卸工，库管，企业文化宣传专员等工作”。繁重的加班给郭兰英带来对工作的厌烦和对生活的乏味，这恐怕不只是新工人的困惑，对于“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都市白领来说，工作和职业也经常让人感受不到价值感，像文中所写是一种“睁眼工作，闭眼睡觉，工作挣钱，挣钱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无意义感。我想这篇文章提出了“打工人”的普遍困惑，工作的意义何在？为什么付出劳动却无法找到认同感？李奈的《我维权的一年》讲述的是民办中学的老师补缴社保和公积金的故事，用流水账的方式呈现了一年中“我”奔波于单位、税务局、银行、镇行政服务中心、教育局、区公积金管理中心等部门补办各种手续的繁琐过程，这种规范化的制度在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同时也造成程序化的荒诞效果。苏木清清的《痕》是一篇带有自我痕迹的作品，讲述了出生于70年代的农村少女默默的人生成长的经历。默默读完小学就退学，80年代中期跟着家里人外出打工。在打工过程中，喜欢上读书和写作，养成了边工作、边看书、边写作的好习惯。这虽然是默默的个人故事，但也是千千万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离开家乡到城市打工的青年人的普遍经验。相比路遥的《人生》中塑造一心离开农村到城市、又对农村保有道德愧疚的高加林，默默的故事更代表普通的70后农村青年随着时代大潮背井离乡到城市颠沛打工的经历。我想苏木清清就是喜欢文艺的默默，这种读书写作的能力使得默默的故事变成文学作品。
张艳军的《当年炉火》讲述了过去农村冬天生地炉取暖的故事，家里的炉子是做瓦匠的父亲亲自垒的，这种对抽屉砖、搪炉子、掏炉灰、和煤等民间生活起居的详尽描写带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味道。冬天的炉火不只是带来屋里的温暖，更重要的是让想起与父母在一起的浓浓亲情。从张艳军的简历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发表过很多作品的地方作家。在每次《新工人文学》和每届“劳动者文学奖”中，都能看到很多小有名气的地方作家投稿，他们的写作技巧娴熟，文字也很文学化，但过于顺滑的文字表达反而使得写的主体身份不那么突出，生活的质感和棱角被磨平。不过，这种对文学的热爱充分说明，时至今日文学在中国依然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新工人文学的发展也是这种文学普及化、民主化的产物。
二、新工人小说表现
时代与社会的寓言
在新工人文学中，小说是相对缺乏的题材，这与小说创作需要精心谋划、长时间写作有关，但小说这种文体的优势是可以更复杂、更完整地呈现生活和经验。在新工人文学小组中，微尘、万华山等都写过不错的小说，他们显示文学创作的才能。这此获奖作品中有6篇小说，基本都偏现实主义题材。
杨松华的《兄弟工》用朴实的语言叙述了一对正直、本分的装修工人举报黑心老板、保护生态环境的故事，把工人生活与环保议题结合起来。赵景任的《平凡人》同样也涉及环保议题，工人们承担了把垃圾场改造为水塘的生态工程，但老板、村干部想偷工减料、节约成本，工人们担心会出现质量问题。最终工人们凭着良心把工程修好，显示了这些平凡人的品质和美德。胡天琪的《在葬礼上》以孩子的视角展现了一次爷爷的葬礼，用携带着现代教育目光的“我”来审视农村有些繁琐的葬礼仪式。王国宏的《有病》是一个过于荒诞的曲折故事，叙述了一位中年男人在家庭系列变故中失去了所有亲人又重新出发的故事，但这篇作品有两个缺点，一是情节过于狗血和“故事会”化，与现实和生活脱节，二是不断变换叙事主体，这种过于技巧性的叙述与故事本身存在裂隙。
胡杨树的《灰气球，蓝气球》是一部有野心、有思考的现实主义力作。借一家人在深圳打工、发展的故事，展现深圳奇迹的两面性。一方面患有精神疾患的“我”跟着父母先打工、后创业成为新深圳人，“我”也与梅子结婚，另一方面“我”的小舅尤理想到深圳寻找歌唱的梦想，却在一次暂住证的搜查中被无故殴打留下精神创伤，而小姨夫、朝阳等打工者遭遇工伤、献出年轻的生命。小说用“我”和小舅的无法治愈的精神疾患来隐喻时代发展留给个体的伤害。正如小舅尤理想去世前创作的《圳深似海》的歌曲来描写外乡人在深圳闯荡的双重感受，“一滴溪水是一枚月亮/一滴海水是一颗太阳”代表着希望，“一滴溪水是一条血脉/一滴海水是一颗心脏”代表着创伤。
马大勇的小说《柘枝舞》最为特殊。马大勇是文学小组里的大秀才、大才子，对中国古典文学有着极高的修养，他的工作是插花师，对古代插花艺术和美学有深刻的造诣，也出版过多部中国插花艺术的书。马大勇平时斯斯文文，话也不多，说出来文绉绉的，非常内秀，时常让人感觉马大勇就像古代文人穿越到当代的奇才。近些年，马大勇创作了一部古典小说《花辰之舞》，把中国古典的花艺与舞姬融合起来，既带有古典小说的韵味和铺陈，又带有现代小说的心理和意识，是《聊斋志异》和《故事新编》的结合体。《柘枝舞》是其中的一章。这篇作品有两个特点，一是，用华丽、歌赋的语言呈现了中国古典文化，尤其体现在对跳柘枝舞的舞姬所穿戴的舞帽、腰带、舞衫、腰裙等舞衣、舞饰的描述，显示了华丽、贵重之美，“首先是两顶舞帽，是柘枝舞特有的卷檐尖顶帽的模样，尖顶弯曲，高隆约一尺许，以仪凤宝相花纹真红缎为面，天鹅绒为里，帽子下部围有两层卷起的帽檐。帽顶与卷檐都如波浪、云朵一般起伏。用轻金细巧地錾镂、编结有鸾鹤回飞、王母献仙桃等仙人层叠纹样。正当眉心有圭形的尖尖的金质搏山。帽顶与卷檐每一浪上、正中的金博山上，都缀列列硕大的绿、金、红等五色的明珠。还有衔着珠滴、小金铃的凤凰，玲珑相接。帽后联有一幅红纱披巾，帽两侧飘下两条红纱帽带”；第二，这部作品又把编织华丽装饰的劳动者作为写作重点，是一些封建时代的受苦人，如“在那万里外的群山里，幽谷深峻，终年不见日月、寒风凄凄。一群群披着破麻布的人正在开采银子。他们攀在危岩峭壁上苦苦寻觅，看石壁缝隙上有黑色乱丝，便是银矿脉。他们随着矿脉在坚固顽石上凿穴而入，举起沉重的鹤嘴锄，竭力一寸一寸地掘进，如虫蠹木。坚硬的山骨开裂，火星四迸。凿出仅容人身的小穴，深至十数丈、数百丈，再点燃如豆的油灯照明，匍匐入内，凿取筐筐矿石拖出。不断有岩壁石块崩塌合拢下来，地水涌出来，压垮他们，啃啮他们。很多人就被封闭在深穴里，血自石缝中流出。”在这个意义上，马大勇的作品带有清晰的劳动者意识，从神话、仙境、神怪的文学世界中还原出“他们”的沉重身影。
三、用散文书写故乡的亲情
从广义来说，散文与非虚构类似，都是偏纪实、抒情和游历的作品。这次有8篇散文获奖，大部分和故乡题材有关。
夏梓言的获奖作品《山河与袈裟：在人间赶路》写了操劳一生、命运坎坷的父亲，这是一位任劳任怨、很少说话的父亲。夏梓言是一位学现当代文学的博士，语言风格有点像沈从文、汪曾祺，都是短句和简洁的语言，叙述生动而有画面感。金红阳的《古镇情深炉火红》写的情真意切、感人至深。讲述了他在故乡临水玉泉古镇的一段往事。青年时期，金红阳为了家里每天清晨到古镇售卖平菇，一位善良的古镇女店主经常帮助他。在那段人生最艰苦的时刻，这份“雪中送炭”的恩情让金红阳无法忘怀、不吐不快。金红阳是一位在北京创业成功的外地人，2017年参加文学小组，每次在不同场合听讲座，都带着《新工人文学》杂志，是文学小组的义务宣传员。2020年因为疫情和外地车牌进京限制，红阳大哥很少参加文学小组的活动，但依然在群里关注和支持文学小组的发展。
徐克铎的《三花拜堂记》记述了农村的一件“奇事”，毛剩、毛兴、毛星三兄弟与杏花、菊花、桃花阴差阳错的成亲故事。徐大哥也是文学小组的成员，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虽然加入文学小组比较晚，却非常喜欢创作，擅长写乡村里的各种奇闻逸事。疫情以来，徐大哥没有来北京，他在今日头条有一个叫“顶棚匠”的头条号，可以从那里经常读到他的文章。日涉园的《乡村蚁族》写的是农村一个外号叫蚂蚁的五保户怀义的故事，日涉园也是文学小组的老成员，从事泥瓦匠的工作。王一牛的《头顶有一盏灯》以自己的视角，写母亲像持灯人一样教育自己爱好读书，养成受益终身的好习惯。魏太红《柴捆》写的是小时候看着母亲背着柴捆为家庭操劳的故事，“此刻，在母亲背上有了一种宗教虔诚般仪式感，像一尊神，像一座山”。浦站先的《烟火缭绕的火塘》是一篇回忆南方农村用火塘来取暖、烤火和煮饭的民俗，写出了童年时代浓浓的乡情。黄廷付的《移动的家》写的是随着自己工作变动和为了孩子上学，家变成了“移动的家”，这种居无定所的流动性也是劳动者打工生活的常态。
四、新工人诗歌
展现丰富的现代经验
今年获奖的新工人诗歌作品整体水平非常高。诗歌是新工人文学中最重要的题材，近些年涌现了一大批新工人诗人。诗歌写作强调对意象、意境的锻造和对语言节奏感的追求，诗歌更容易让劳动者抒发对生活、生存和生命的思考，再加上篇幅短小，也适合新工人利用工作间隙来创作。
王志刚的《幻想书》组诗显示了对诗歌语言的娴熟运动，这组诗表达了一种被绑架、被敲碎、被风干的身体经验。用“中年的骨架”、“将我身上，深刻的不深刻的伤疤”、“失眠者白眼球上布满的血丝”、“病恹恹的脸”、“五官的棱角愈发陡峭”、“旧下来的身体，像一所空房子”、“一个佝偻的腰身”、“双鬓沾染的霜雪”、“嶙峋的瘦骨”、“一身是病的人”等病态、衰老的身体，来对抗岁月、时间、异乡、城市、风、乌云等事物的摧残。李明亮的《喜欢》组诗中表达了两种情绪，一是对“春天”、“枝叶”、“深夜起跳的鱼”、草丛里的扁担”、“村庄”等充满生机的自然风格和农业气息的乡土生活的喜爱，这些都是“那些离大地近的/熏染着泥土气息的事物/都是我所喜欢的”（《喜欢》）；二是感到城市生活的疏离感和分裂状态，如“在城市多年/我不关心月亮/也难得看到月光”（《月亮》）、“看着一套连体的衣服挂着晾晒/我就感觉，是一个人吊在那里/只是魂暂时抽离了”（《躯壳》）。这既是新工人在都市拼命工作与乡村有机生活之间的反差，也是现代人在都市生活普遍面临的异化性。
纪录片《我的诗篇》海报
李日清的《重金属》组诗是一系列工业诗歌，把煤矿工业生产变成一种自然化的、浪漫化的景观，如“这起早贪黑的矿工，其实就是本分的鱼群”（《鱼群》）、“他们这些煤黑子/离不开水/就像鱼儿离不开荷塘/这泉水叮咚的声响/只有相互遇见/才能让矿井现出生机”（《泉水》），或者是一种恋爱的状态，如“我与煤一次次交流/我与铁机械盘根错节/说出所有的隐私/交出我全部的爱恋”（《爱着》），甚至是诗意的古画，如“当黝黑的煤体占据视线/它们如同一幅来自千古的壁画”（《相逢》），也携带着一份自豪感，如“打破围堵 勇往直前/冲锋陷阵 敢叫日月换新天/它们是黑暗中的王者/它们是煤层深处绽放的铿锵玫瑰”（《采煤机组》）。这种工业体验延续了社会主义文化把工业叙述为田园的传统，与国有企业的劳动状态和乐观的工业想象有关。与之不同的是，家政女工赵新亚的《难》写的是非体制化的劳动者在打工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尤其是疫情下更是遭遇各种难题。
张虎的《新生集》是一首由105个短诗组成的长诗，追问的是生命、死亡、软弱、善良、智慧、无知、虚无等人生哲理，呈现一种悖反和错位的状态，如“九七：农夫在别人的土地上劳作/工匠为别人的房屋添砖加瓦”。陈赫的《我在人间，带发修行》组诗有点像隐士、居士的身份写的禅言禅语，“翻手为云，历来为百花所称道/灿星之下的骚动，多爱指引上/掌纹的交叉”（《别有暗扣》）。诗人站在相对抽象的位置上，对历史、对典故、对经典成语进行重新的审视、调侃和解构，如“日薄之处/我所拥有的西山，都逐个光明磊落——/即使有‘舌头艰难地绽放’/我一一按下不表”（《日薄》）、“挖一层土，就要埋下一颗种子/讲一段经，就要用坏一个蒲团”（《光度计》）、“已经躲过蜕变的翅膀，于无声处/会衍生出青草的怯怯”（背离）、“那里，三日就能生出繁花/一口清新的棺材不会说告别的话/只埋头，装着尸体”（《不与士别》、“夜色里发光的事物，都带着一颗反叛的心/夜色里反叛的事物，都有着/一种发光的本能”（《金锁记》）、“以大量的考证来得出/壮士冲冠的原因/最后，披头散发才是最好的归宿”（《燕丹引》）、“南风渐沉，慢慢佝偻出了我的闭口不谈/让我明白自古隐者，才应该留下姓名/若我放下身躯，就少了一半的信仰/分不清藐视的，还是蔑视的自己/那是笔画输入法”（《归南山》）。这种“带发修行”并非变成真正的居士，而是以现代人、世俗的角度与传统文化、历史经典进行对话。
杨俊富的《棉花记忆》组诗写的是自己从农村到城市打工、漂泊的经验，“棉花”既是农业经济作物，也是乡土、乡村的意向。在新工人诗歌中经常出现故乡、土地，但与现代诗歌中把土地、故乡自然化、浪漫化不同，因为农业生产的经验，使得新工人把土地和故乡书写为有生命力的、有生产性的地方，尤其是在城市打工的回望视角下，乡土是一个温暖、有机的“希望的田野”。在《棉花记忆》中把棉花比喻为“世界上最白最暖的花朵”、“长大后，被棉花洗礼过的手/跟随我的脚，走遍大江南北/从不去触摸污浊/我的手，干净至今，温暖至今/如我盖的这床棉被/如我儿时的记忆，如你给我的爱”，棉花是故乡、是母亲、是洗礼“我”的精神之物。《三月的赞歌》《一株没被改良的老桃树》《我被太阳骗过一次》这几首都是对乡间生活的礼赞，那是一个“干干净净、完完整整”的地方，《春天里的庙儿梁》《在万佛寺》《内心里的愧疚，袅袅不绝》这几首关于庙宇、佛寺的书写又把乡村生活以民间信仰的神圣色彩，“便香火一样，袅袅不绝”既指寺庙里烧香拜佛的香火，也指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乡土世界。只有《绿皮火车》是关于打工、漂泊的诗，绿皮火车成为载着“我”去远方建筑工地的“鞋”，“有时脱在北京，有时脱在太原/有时脱在广州，有时脱在成都/更多时候，脱在罗江”，这种地理空间的流动正是新工人几十年外出打工的足迹。
郝小峰的《在异乡触摸疼痛或幸福》组诗写的是在异乡打工的经验。《夜深了》是丈夫和孩子在深夜等待下班的女人回家，“一位身心俱疲的女人/要多久？她才能穿过茫茫夜色/顺利回到深巷里的租房”。《靠窗而眠》是在狭小的出租屋里，打工者就像“像无根的浮萍在荡漾的水波中沉浮”。这种在异乡打工的感觉被表现为一种“寒冷”，如《一场雪花好像就要落下来》“在一个工厂的楼上/我推开一扇爬满了雨水的窗户/寒风扑面而来/对面那个喧哗的建筑工地没有施工/寂静得像一个没有灵魂的空架子”、《冷，想家》中“天真的冷了，冷来的那么突然/却又在意料之中/一些灯光也只是为冷装饰、照明/而当时间好不容易翻到岁末/一些冷，匆匆打包回家/一些冷回不了家，又继续想念”。这种寒冷既是“天气”，也是一种与城市的疏离感，《人行树》中“在异乡的城市里，常常会看到/那些呆在路边的人行树”，“那些沉默的人行树”就如同在这些异乡打工的劳动者，“就这样，在别人的城市里/在坚硬的生活里，我们也像/那些挂在枝头的树叶一样/努力让自己的青春/绿一点，再拼命绿一点……”。在这首组诗中，还有对“堂弟”“怀孕女工”“农民工老李”“街边喝酒的农民工”等普通劳动者生存状态的“速写”。
杨剑文的《地铁记》（散文诗）聚集“地铁”这一现代都市中最常见的交通工具，把“地铁”拟人化，如“铁轨在夜色里向灯光说着：晚安！”。从“地铁”的视角观看城市，与新工人诗歌中把现代都市表现为一处异化的、孤独的、寒冷的空间不同，《地铁记》把地铁描述为“一条地下河”，城市则变成“一座炊烟袅袅的村庄”，如“地铁像是一条地下河，泛动着铁质的浪花的河……第一次乘坐地铁的小孩，像是一只怯怯的小黄鸭！”等诗句把地铁、城市乡村化。这种用乡土经验来比喻都市地铁生活非常有创意，如“在地铁上，你与她，他与你，他与她，现在都像是拥挤在一起的麦子，但身体之外的那一种距离却远过两棵树、两只鸟、两朵云……”、“地铁到站，挤下地铁的人，挤上地铁的人，都像是一个又一个低垂着金黄色麦穗的麦捆！”、“他用粗笨的笔画抄录下一串地铁站名，像是在家谱上记下一些失散多年的亲人的名字”。还比如把地铁中的陌生人比作“土豆”，把刷手机的乘客比做网兜里的鱼，如“地铁里的风带着深秋的凉，扫过紧盯手机屏幕的脑袋，像扫过土地里新挖出来的土豆。/最冷的那场秋雨来临的前夜，‘土豆’与‘土豆’紧挨在一起取暖，/然而，来自天际的手机信号，依旧像是一根又一根无形的鱼线，编织出一个巨大的网兜，把拥挤/在一起的那些‘土豆’像一尾一尾亮白的鱼一样打捞起来，/在冷空气中哆哆嗦嗦的鱼儿，有时会吐出一种叫孤独的水泡……”这既表现了地铁中人与人的孤独感，又表现出虚拟网络搭建出巨大网兜，这是一种既陌生又在想象中建立密切关系的人际状态。地铁像“一条红色的虫子”、“梦”、“蓝色的脐带”、“蓝色的蛇”，这就是地铁所负载的城市生活的迷梦和“疼痛”，“地铁到站的声音，加上钢铁摩擦空气的声音，一起在深夜里撬开她们所有存放记忆的骨缝，把疼痛像青草一样种植下来！”。
从这些获奖作品中，能够看出新工人文学的丰富性和多元化，也存在着很多不足和缺陷。春暖花开又一年，希望新工人文学能够继续开花结果。
2022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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