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保马今日推送吴舒洁老师的《“内部”与“外部”之间：论尾崎秀树的殖民地文学研究》一文。
吴老师在文章中指出，作为战后日本殖民地文学研究的开拓者，尾崎秀树在日本及其昔日的殖民地之间搭建起了一种新的连带意识，这种连带包含了对于“十五年战争”体制的总清算。尾崎的研究提供了一种跨越民族国家“内部”与“外部”的中介性视角。“非国民”与“湾生”的经验，使尾崎秀树在着手其殖民地文学研究时就已抱持某种与“日本人”相间隔的主体态度。尾崎通过文学发现了历史救赎的契机，反对笼统地将战争时期的文学指斥为“不毛文学”，尾崎关注的是文学如何卷入政治体制，而外部的政治又如何内化为文学主体的理想和判断。尾崎秀树以殖民地文学为方法，执着于探究文学所应承担的责任，通过将“外部”的殖民地“内部化”，暴露出了日本近代主义与殖民主义之间的置换关系。只有认识到文学对于殖民地意味着什么，才有可能理解日本文学与战争的关系，从而揭示日本的近代为何不可避免地走向败局。尾崎个人的生命经验与日本对外扩张的历史紧密交织在一起，从而开辟出了一个认识民族主体的新的思想场域。
本文刊发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22年01期，保马推送的是提供的完整版，感谢吴舒洁老师的大力支持！
“内部”与“外部”之间：论尾崎秀树
的殖民地文学研究
文|吴舒洁
1991年，在陈映真等人的努力下，日本学者尾崎秀树的《旧殖民地文学的研究》中译本在台湾出版。对于台湾主流学界来说，这本著作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思想方式都显得有些“另类”。穿梭于日本及其殖民地之间的文学思考，将东亚盘根错节的殖民与战争图景重新呈现在人们面前，对此陈映真曾如此评价：“日本的现代化是日本明治维新以降，继而以对外侵夺的‘十五年战争’牺牲包括台湾在内的亚洲的结果——这就是尾崎先生所欲在《旧殖民地文学的研究》这一划时代的、无与伦比的巨著中所要建构的历史意义。”[1]作为战后日本殖民地文学研究的开拓者，尾崎秀树在日本及其昔日的殖民地之间搭建起了一种新的连带意识，这种连带并非帝国优越感的延续，而是包含了对于“十五年战争”体制的总清算。在日本近代历史的发展中，殖民地究竟占有着怎样的位置，殖民地的文学又是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日本文学的一部分？对于中日关系而言，尾崎的研究则提醒我们去注意殖民地这样一种跨越民族国家“内部”与“外部”的特殊政治形态，以此为视角打开中日之间交错的历史构造。
一、“非国民”与“狼眼睛”
尾崎秀树的兄长即是著名国际情报组织“佐尔格小组”的核心成员尾崎秀实，其父尾崎秀太郎因受当时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的邀请，举家迁居台湾，担任台湾日文报刊《台湾日日新报》记者。1928年，尾崎秀树出生于台湾，在那里度过了少年时期。1945年他刚进入台北帝国大学攻读医科，随即被征召入伍，直到1946年才返回日本。尾崎一家与殖民地台湾的密切关系，决定性地影响了尾崎兄弟的中国认知，如尾崎秀实的狱中自述，正是因为在台湾直接感受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各种关系”，他才对中国的民族问题产生了格外的关心[2]。而在“殖民地生，殖民地长”的尾崎秀树，作为所谓的“湾生”，更是形成了不完全内在于日本人的主体认同。
1944年珍珠港事件爆发之际，尾崎秀实因“佐尔格间谍案”被处以极刑，这一严重的“叛国”行为将尾崎一家排除在日本“国民”的全体之外。尾崎秀树把这种处境类比为日本传统的“村八分”[3]制度，虽然表面上仍是日本人，但实则已遭到共同体的一致绝交。在日本的总力战体制下，“国民”的认定已经发展成一种排他性的暴力机制，连同以天皇制为核心的“国体”共同构成军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动员的基石。被烙上“非国民”罪名的尾崎秀树，“因被日本人疏远而有了作为日本人的自觉”，这种自觉在日本战败的那一刻得到了更加真实的确认。他曾自述，“让我意识到自己到底还是日本人的，是1945年8月15日” [4]。他不是作为日本人体验着战败，而是因战败意识到了日本人对于其它民族的罪责。
“非国民”与“湾生”的经验，使尾崎秀树在着手其殖民地文学研究时就已抱持某种与“日本人”相间隔的主体态度，这与帝国意识驱动下的日本传统“支那学”研究大相径庭。尾崎兄弟对于中国问题的关注，虽然与其父亲的汉学教养相承，却因深刻地卷入近代东亚殖民与战争的体验，而获得了全新的中国观。[5]竹内好曾经说过，日本的殖民地，从它们不再是殖民地的瞬间开始，学术上的关心也就消失了。[6]即使在战后日本学界所展开的战争责任批判中，对于殖民地经验的总结与反省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付之阙如。旅日历史学家戴国煇也对战后日本的台湾研究“姿态”多有批评，指其“欠缺以中国史的一构成部分，加上包含日本在内的现代亚洲史的一构成部分去掌握台湾”，只是作为日本国际战略的辅助，附随着所谓“地域研究”的一般命题。[7]然而，尾崎秀树的殖民地研究完全摆脱了那种帝国中心论的“亚洲-中国”的知识生产，以其背负着历史债务的赎罪意识开启了日本与旧殖民地以及中国之间的对话。
在20世纪60年代，尾崎秀树的学术研究同时涉及三个领域：殖民地文学研究、鲁迅研究、大众文学研究，三者看似跨度极大，内在的问题意识却彼此承接。当时以竹内好为首的一批战争世代知识分子组织了各类共同研究会，围绕文学的战争责任、日本近代文学的伤痕以及中日关系等主题展开系列讨论。1960年3月至年底，《文学》杂志主办了“战争下的文学”的共同研究，竹内好、平野谦、桥川文三、安田武、尾崎秀树等人均参与其中。[8]此外还有普通社组织的“日本中的中国”共同研究会，以及中央公论社举办的“满洲国研究会”等。这些共同研究代表了战后进步学者反思日本近代，以中国为方法推动东亚历史清理的知识努力，从中也可看出尾崎的研究取向与路径，他的《旧殖民地文学的研究》一书，主要即是参与这些共同研究的成果结集。不过，在借镜中国近代历史经验的热潮中，台湾史和台湾文学乏人问津，在竹内好的大力支持下，尾崎的殖民地文学研究才逐渐产生影响。当时尾崎担任竹内好主持的《中国》杂志的主编之一，经竹内好引介结识了台湾学者戴国煇，共同促成《中国》推出了三次台湾特刊。[9]到了1970年代，以戴国煇为首的台湾近现代史研究会成立，台湾研究才算是在日本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队伍。[10]
对于尾崎来说，最为内在的学术冲动来自其兄长的经历。为了追查兄长被害的真相，尾崎也经历了鲁迅式的“受挫于政治而转向文学”的思想转换。循着兄长的线索，他逐步探入“佐尔格间谍案”所勾连起的历史时空，以鲁迅为中心追寻东亚民族主体间交往对话的“痕迹”[11]。鲁迅不仅构成了战后日本自我批判的思想资源，也构成了尾崎学术之路的起点与基轴。在《与鲁迅的对话》一书中，尾崎以“狼眼睛”这一意象描述了鲁迅文学带来的冲击：“从我哥哥死刑那时起，我就被阿Q遭枪毙前看到的狼眼睛死死抓住了”，和阿Q同样被处以极刑的尾崎秀实，在其临死的瞬间是否也看到了森森的狼眼？[12]未庄人审判的目光，一如尾崎一家所遭受的“国民”压迫。尾崎从“狼眼睛”里看到了“权力的眼和民众的眼”重叠构造的暴力[13]，二者的合谋不正是推动了日本法西斯主义体制的运转，也决定了尾崎秀实的死吗？
“为何没有一个人对尾崎秀实的死表示异议”，带着这样的“执着之念”[14]，尾崎从中日相互对抗的民族主义动向中去思考“国民”的生成机制，也由此挖掘出了两国革命运动“相同的矿脉”。因此，殖民地文学与日本大众文学实际上构成了尾崎观察帝国-殖民地结构下不同民族主体生成、对话、抗衡的两条路径。在战后关于文学的战争责任的讨论中，尾崎特殊的主体意识——来自“非国民”与“湾生”的经验，产生了一种具有高度自反性的观看视角，这使他在深受竹内好影响的同时，也没有将鲁迅或殖民地问题过快地化约为“亚洲的原理”，而是在东亚近代关系的相互牵制中反复确认日本人的反思立场。这里的“日本人”，当然并不指向封闭的国民话语，而是背负着亚洲人民的“伤痕”以寻求真正解放的民族主体。在尾崎看来，“8月15日之后，也是说一亿总忏悔，这是没有主体性的和尚忏悔”[15]。“日本人”这种高度一致的全称，导致没有人会去承担实际的责任。如果说竹内好试图从日本“外部”的鲁迅/中国发现“具有自由意志的责任伦理主体”，那么被“狼眼睛”所攫取的尾崎，则迎向了“日本人”/“国民”所深陷其中的历史暴力结构。
二、体验的一般化与历史的反复
一方面，尾崎秀树继承了其兄站在左翼立场上对于东亚民族问题的思考，尤其是“在意识到民族问题在中国的意义同时，也想到了日本的国民再组织问题”[16]；另一方面，他的“非国民”体验深刻地内在于这一思考中，从而打破了个体、国民、民族三者之间的单向关系，使战争责任的反省并不局限于日本内部的视角。在尾崎秀树的研究中，总是能看到一种多重交叠的主体意识，对他而言，殖民地人民的伤痛“其实是我们日本人的伤痛”，“我能够通过自己的肌肤感觉到他们的伤痛。如果除却这一点，我将无法叙说殖民地文学”。[17]这一携带着鲜明“自身像”的研究姿态，或许缺乏历史研究的客观性——事实上，尾崎在史料掌握上的不足也加深了这种主观投射的色彩，丸山升也批评其过于依赖政治（组织或无视个性）与文学（个性）的对立框架，未能在研究者的“自身像”与研究对象之间保持一种紧张关系[18]。然而尾崎个人独特的殖民地体验不仅仅是情感性的，更是将其“作为债务加以历史性地确认，并从研究的角度对待它”[19]。正如戴国煇对于殖民地研究的期待：“作为活在同时代的社会科学家经历不幸的殖民地体验（从民众的立场来说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双方，但都是不幸的体验），将此经验在各自的历史之中做正确的定位、逻辑化。”[20]尾崎的研究无疑是在这一方法论的自觉中展开的。
如同丸山真男指出的，“在某种意义上，从8月15日的高潮点开始，日本的民族主义便担负了同那些很早就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其他远东地区的民族主义大致相同的课题”[21]。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奴役的历史，也是日本近代史无法割弃的内在组成。然而对于日本战后没有经历过殖民地统治的一代人来说，很容易把殖民地当成“外国”，以一种“客观”的态度超越这段历史。更为复杂的是，随着朝鲜战争爆发、旧金山和约以及美日安保条约的签订，日本在摆脱战后被占领状态的同时也陷入了新殖民地化的处境。然而在20世纪六十年代日本的民主化和民族主义运动中，人们对于殖民地情境的拟想并未充分建立在清理日本殖民罪责的基础上，这也导致了各种帝国主义式的亚洲想象（“脱亚”或“兴亚”）暗中借尸还魂。因此，竹内好、鹤见俊辅、尾崎秀树等人以战争体验为原点，试图重新沟通日本从战前到战后的历史，将战争经验“改写成可供利用的现在时态”[22]，使之被组织进战后的抵抗运动中。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对殖民地体验加以“主动地认识（和其方法化）”[23]，也就获得了一种从殖民地回看日本的反向视角。竹内好就认为，殖民地作为日本本国的投影，能够从中客观地看见本国的全体像，尤其是像“伪满洲国”这样一个以“国家”形态存在的殖民地，从其历史中早已能汲取到今天美国占领冲绳的教训。[24]尾崎更是明确地提出，“通过旧殖民地这一分光仪，重新定位日本在亚洲的位置的必要性”[25]，同时也在中日关系之间构造了一个复杂的方程式。对于日本而言，殖民地既是作为“外地”存在的异民族区域，同时也是其帝国-国家的政治版图努力吸纳的组成。在日本殖民统治期间，“内地延长主义”“同化政策”“皇民化运动”等治理政策的演变，充分说明了殖民地并非简单地以他者的方式被看待。而当这些帝国的边缘最终竟成为军国主义扩张的“生命线”时，日本内部的“国民”与“国体”想象也不断遭到挑战。可以说，在殖民统治的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间，始终“充满反复与异质交锋的紧张关系”[26]。正是通过对内的“国体主义”国家统合与对外的帝国主义扩张，内/外的话语界定互相置换、支撑，才发展出近代日本扭曲的“亚洲主义”国家道路。这也意味着对于战争责任主体的审视，不能仅仅局限于旧有的民族主义逻辑，而必须引入帝国-殖民地的座标去再现国家主义在“内部”与“外部”的运作和变形。
沿着这样的思路，尾崎尤为关注不同的民族主体如何在帝国-殖民地的统合体制中发生碰撞，由此制造出复合或分裂的主体状态。他的视角穿梭于台湾文人、东北文人、在日朝鲜文人、“满洲文人”、在台日本文人等多种身份之间，民族问题也被放置于一个支配与抵抗相互牵制的关系中展开。尽管丸山真男认为日本的超国家主义（极端国家主义）体制导致了个体被高度纳入集团，“所有人以及社会集团的关系都是不断地受另一方的制约，同时又制约着另一方”[27]，但是在殖民地的时空里，“一君万民”的权力体却充满了冲突与裂隙。这一特征在尾崎的“满洲文学”研究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在“满洲文学”虚幻的“民族协和”表象之下，其实各民族作家仍然在各自的传统、各自的时间里塑造着自己的文学。甚至在“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这样的想象的文学共同体中，参加者们与“国策”之间的距离也是清晰可见的。
竹内好曾高度赞赏尾崎秀树把战时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与1961年的亚非作家会议（A·A会议）东京大会重叠起来的讨论。这一研究开创性地跨越了相隔的历史时期，在战时与战后的断裂中提醒着记忆的连续性。1961年正值刚果、老挝、阿尔及利亚等亚非国家民族解放斗争最严峻的阶段，A·A会议东京紧急会议的召开，密切配合了亚非人民的斗争情势，也代表了日本在战后试图重新融入亚洲共同体的努力。然而面对日本作家与亚非人民的国际主义连带，尾崎秀树却警觉到了某种“历史的反复”。当日本陷入半真实半虚构的殖民地自我认同时，“日本与中国、亚洲、非洲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又丢弃了什么”？尾崎尖锐地指出，“又有谁因为‘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苦闷而死呢？‘亚非作家东京大会’本来应该是在这个因苦闷而死上召开的”。[28]那些先后参加了这两场大会的人，如龟井胜一郎、石川达三、阿部知二等，“在他们内心，什么东西怎样改变了本质，对此我希望听到以文学家的责任加以说明”。日本作家在“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中所抱有的那种领导亚洲的优越感，是否其实仍隐现于战后亚非连带的想象中呢？在谈论“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时，尾崎几乎是抱着一种抉心自食的态度：“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比起文学者大会，大学生的出征、征兵年龄的下降以及特攻队的出击等诸多事实，犹如过去的伤疤更让人一想起来就心痛。”[29]无论是抵抗还是协力，只有将“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置于决战体制的恐怖中，才能充分理解外部的政治如何内化为文学主体的理想和判断。在面对二十年后的A·A会议时，这样一种严苛的主体批判视角仍然有效地映射出了帝国理念的残影，正如竹内好敏锐察觉到的，日本不经自我批判地参与新共同体的热情，实际上是战后“新兴亚论”沉渣泛起的表现，欠缺的正是主体承担责任的意志[30]。
三、文学的立场
在尾崎那里，殖民地体验并非凝固的记忆，而是沟通战时与战后、日本与亚洲的一种思想取径。如果说政治的暴力随着战争的终结而消散了，那么体验及其所召唤的“个的自觉”，却无法就此轻易跨过历史的伤痕。和鲁迅一样，尾崎通过文学发现了历史救赎的契机，反对笼统地将战争时期的文学指斥为“不毛文学”，因为这样就不得不将战后的民主主义文学直接嫁接于昭和初年的普罗文学运动，“因此也就不能正确把握文学者是如何认识1941年12月8日的，同时也就不能正确把握他们又是如何为1945年8月15日所困的”[31]。在“十五年战争”期间，文学并非完全被动地丧失了主体性，倘若存在所谓的“不毛”，“那就应该把不毛本身作为对象，研究它与日本近代文学在本质上的脆弱性是如何连在一起的”。[32]殖民地文学作为配合国防国家体制、召唤国民精神的重要载体，构成了一种贯彻于日本及其殖民地的历史认知形式，引导我们去思考日本的近代性话语是如何向外扩张、延伸、移易，而又走向了自身不可避免的败局。
正如尾崎对A·A会议的批判所揭示出的，在历史重复的表象下，文学最容易以独善其身的方式逃脱政治的罪责。因此必须从文学的逻辑入手，将文学家放在文学家的位置上予以剖析,“用文学家们自己的手偿还”债务[33]。这里所谓文学的逻辑，并非指向内在自足的文学观，而是文学如何卷入政治体制并以主体的姿态进行选择与行动。也只有如此究极文学的责任，才有可能在战后重新提出文学的自律性，建立起文学与“个的自觉”之间的等式关系。
因此，不同于在竹内好那里被无限放大的文学的原理性，尾崎关注的是文学如何卷入政治体制，而外部的政治又如何内化为文学主体的理想和判断。他曾引用鲁迅对鹿地亘所说的话对中日左翼文学运动的差异进行比较：鲁迅说，日本作家的转向指的是“不与政治发生关系”，因此转向后仍能继续写作；但中国作家则不然，转向即是为南京政府工作。对此尾崎进一步作出解释：同样是转向，中国作家只有死亡或背叛两种选择，但日本作家却能在承认天皇制的前提下，只要不再从事政治活动就是转向。像日本那样从“政治家”退却为“文学者”以形成抵抗线的方式，对于中国作家来说是荒谬的。[34]
尾崎在“满洲文学”那里同样看到了这种荒谬的分裂状态。他将“满洲文学”定义为“以‘民族协和的理念’为主题的文学”[35]，这意味着不是将“满洲文学”简单地视为日本的“外地文学”或是某种区域文学，而是将其理解为日本“国策文学”的延伸。然而在这块帝国的“处女地”上，文学并不仅仅追随政治，反而比政治更具有动员性。就日本人而言，尾崎重点分析了两类逃离帝国战争的文人群体，一类是“为寻求浪漫主义的梦想而来到新土地的日本浪曼派的一群”，另一类则是“从普罗文学运动中被淘汰，自愿与之断绝关系的一群‘转向作家’”。[36]这两类群体都希望在旧帝国外部的土地——“大陆”实现其文学理想，将“满洲文学”建设成具有变革意义的新文学共同体。
然而，“在文学上越是追求诚实，就越能了解与民族协和背道而驰的、不可回避的鸿沟之存在”[37]。从文学的逻辑出发，尾崎洞悉到了“满洲文学”的宿命与悖论：一方面，“满洲文学”将历史与地理的现实要素全部舍弃，以象征化的方式重塑着关于“大陆”的浪漫想象；但另一方面，各民族文学深厚的传统仍然顽固地残留在“满洲文学”的作品里，也恰恰是因为这种顽固性，“满洲文学”才有可能把文学的含义固定在“伪满洲国”的地理环境上[38]。在“满洲文学”虚幻的共同体想象里，各民族仍然在各自的传统、各自的时间里塑造着自己的文学。满洲的“自然”——古丁所谓的“自然的教示”“自然的命令”[39]，作为当地人民“无抵抗的抵抗”，展现着强悍的民族生命力，这或许也是尾崎从文学中所领悟到的“个的自觉”。这种自觉迥异于“满洲浪曼派”等日本文人对于“诗性精神”的无限推崇，它将文学牢牢扎根于民族的地理与传统中，在被近代文明装扮起来的“满洲建国”神话的背面，发出了中国人“被压抑的生活本能的呐喊”[40]。丸山真男曾指出，日本没有作为各种思想坐标轴的原理，因而成为了各种外来思想的杂居空间，“大东亚共荣圈”的意识形态即是构筑在这样的思想地层之上的。如此看来，“满洲文学”梦想的破灭，不是政治摧毁了文学，而是文学揭示了政治的虚构性。当“满洲”被认为是战败前日本最后的希望时，“满洲文学”则已将日本军国主义的脆弱完完全全暴露了出来。
因此，尾崎将“满洲文学”视作日本文学近代性矛盾集中爆发的一个“现场”。“满洲文学”被统治者赋予了代替、甚至超越政治的功能，这一点实际上形成了对1930年代日本普罗文学运动“政治主义”的倒置。正如曾担任过近卫内阁农相的有马赖宁对于满洲农民文学的寄望，“农民文学不是要沿着现有的国策，而是希望它能成为今后制定真正地解救农村的国策的原动力”[41]。当岛木健作、山田清三郎等“转向作家”为响应国策来到满洲，试图通过开拓文学改造现实时，目睹的却是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割裂。对于“转向作家”们而言，开拓文学的浪漫主义非但没能驱散他们在政治上败北的苦闷，反而使他们联想到了日本深重的农村危机。在这些人身上，尾崎读出了一种“时代的屈折意识”，即使如山田清三郎那样费力地将自己的“转向”意识合理化，甚至效仿“纳普”的经验提议组建“满洲艺文联盟”，终究无法逃脱思想和情感上“巨大的雪崩现象”[42]。
尾崎对于满洲开拓文学与日本“转向”问题的关联性互读，凸显了其“文学的立场”所具有的总体性视野。“转向”研究是战后日本思想界的一个重要议题，但就尾崎自身而言，这一问题更包含了刻骨铭心的痛苦，因为正是日共领导人的叛变导致了兄长尾崎秀实的死[43]。由是我们才能够理解他所揭示出的“转向作家”精神上的“雪崩”。政治与文学的矛盾并没有随着日本战时体制下的文学统合而获得解决。“转向作家”们将1930年代失败的文学梦想重新寄托于殖民地，结果陷入了更彻底的溃败，其根源正是来自“转向”问题所无法消化的政治与文学的对立。开拓文学——尾崎称之为一种“幌子文学”（肩書き文学），最终随着“建国神话”的破产消失了，然而“27万余人（战争结束时在册人数）的开拓团员又是以怎样的感受接受这个‘神话时代’的终结的呢？”[44]“漫长的开拓史，终只不过是虚妄一片”，开拓文学的狂热不可能改写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强韧关系，满洲的农业开发也未能成为“解放亚洲的原动力”。作为开拓文学的意识基底的，实则是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的封建性与军事性，这种内在发展动力的薄弱，导致了各殖民地经济体必须被更加紧密地纳入帝国体制。“日本开拓移民所走的满是荆棘的道路，明明也是台湾农民所遇到的……”，开拓移民在日本及其占领地之间的横渡往返，历经战前到战后“30年的苦斗”却一无所得，文学对这一历史悲剧所应负起的责任，只有站在“十五年战争”与整个近代东亚历史形制的纵深中，才能够明白地指出来。
在尾崎那里，“文学的立场”是作为连带日本及其殖民地的一种贯彻性立场，只有认识到文学对于殖民地意味着什么，才有可能理解日本文学“内部”的问题。面对日本战争责任主体的空洞化，尾崎对于“文学的立场”的坚持，在支配与被支配、“看”与“被看”的对抗结构中剖析文学主体赖以成立的条件，从而使得任何对战争责任的转移或让渡无处遁形。他反对用“阳奉阴违”这样的说法为协力战争的文学家们开脱，“因为就文学家来说，语言便是一切。如果他说的话不足以信赖的话，那么我们还可以相信什么呢？”[45]正是基于这种对文学本真性的恪守，尾崎将语言的破坏视作殖民地文学最严重的“伤痕”。他在谈及朝鲜作家张赫宙的“转向”时指出，“作为日本人的我们，没有批判张赫宙的资格。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曾是支配国的一员，更是因为我们对作为将他们逼到这种地步的文学家的责任尚无自觉”[46]。被剥夺了民族语言权利的殖民地作家，是无法以同等的正义去评判其文学立场的，因此尾崎认为，如果要追究殖民地文人的战争责任的话，这个责任最终应当归结为日本文学者的责任。
尾崎观察到，殖民地语言存在着二重性的构造，即公共用语为“国语”（日语），在家用语为“母语”[47]，这种分裂的语言状态从根本上造成了殖民地民众在表达上的扭曲。当日语从“国语”演变为“帝国语言”的时候，表面的通用性其实并未“超克”近代语言民族主义的逻辑，相反，在强制性的语言同化政策下，民族语言仍然顽固地发挥着制衡的作用。不仅如此，殖民语言的同化教育还迎合并加深了殖民地的阶级对立与城乡差异，因为在日语普及的表象之下，往往只有殖民地的特权阶层才有机会掌握较为纯熟的日语。充满悖谬的是，日语“国语化”的教学建制在台湾地区的施行甚至要早于日本本土，帝国的“外部”对于“内部”的民族国家想象具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如同小森阳一所点明的，“不曾存在的作为‘国语’的‘日语’，最需要它的地方是进行殖民统治的前沿”[48]。殖民地人民强大的生活传统，以及殖民地作家在日语使用上的隐秘抵抗，都在暗中消解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国语-国民-国体的一体化构造，同时也强化了日本人对殖民地作为共同体“外部”的认知——尾崎由此将日本人的“台湾观”概括为：因日语的通用似乎“近在眼前”，实则“远在天边的异国”。[49]
四、作为方法的殖民地
尾崎的研究视角不断往返于日本/内部与殖民地/外部之间，实际上打破了二者的边界，展现出了殖民地作为日本内部矛盾演化的症候性意义。面对战后“美国的殖民地主义、正在复制的日本殖民地主义和过去的旧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渣余孽”[50] 等殖民意识的死灰复燃，尾崎以殖民地为方法，通过将“外部”的殖民地“内部化”，暴露出了日本近代主义与殖民主义之间的置换关系，而这恰恰是战后日本民族意识重建的过程中未能被充分警惕的。正如尾崎在《殖民地文学的伤痕》一文中对鹤见俊辅的批评，虽然鹤见俊辅也注意到了日本人对朝鲜根深蒂固的蔑视，但他却在某种程度上默认了日语同化政策对于提升朝鲜文学的必要性，并由此指责朝鲜作家在日语写作文体上的不成熟。在尾崎看来，这样一种建立在语言现代性基础上的“文体论”无疑是有失公允的。殖民地文学在日本文学史上被视为“庶出”，对于本民族文学史而言又是“异端”[51]，或者如在日朝鲜人的作品，是属于日本文学还是朝鲜文学等等，这种难以被命名和归类的困境，正是殖民地文学畸形发展的写照。当战后民主主义运动试图将“国民”从战争的污名中打捞出来，推动日本向“国民国家”转型时，对于如何安置殖民地这一异类的经验，如何消除殖民主义在日本及其他亚洲国家之间形成的思想枷锁，日本知识界的检讨仍然是极为有限的。由于仅仅将殖民地视为日本的“外部”或“他者”，人们在谈论战争经验与国民共同体的内在关联时，往往不会意识到殖民地经验对于“国民”话语所带来的挑战。
如前所述，尾崎继承了兄长的研究志向，以民族问题构筑其殖民地研究的骨骼，却并非以旁观者的立场去讨论殖民地的民族主义。台湾的成长经验、兄长的左翼国际主义经验，以及无法成为日本人的“非国民”经验，这些个人的生命经验与日本对外扩张的历史紧密交织在一起，从而开辟出了一个认识民族主体的新的思想场域。尽管他的学术研究难免被认为不够“专业”，然而如此完全地将自己包括在历史中的方式，却胀破了封闭的意识形态结构，使文学向历史敞开的同时也直面着“个的自觉”。在尾崎那里，作为方法的殖民地始终离不开殖民地体验的支撑。战后日本民族主义话语的重建，在很大程度上援引了中国及其它亚非国家的民族运动作为参照资源，然而亚非人民的历史，又是在何处、以何种方式和日本人民的历史发生着真实的关联？尾崎的研究无疑对这种想象性的共同体认知发出了清醒的警诫。
值得一提的是，尾崎特别谈到了对于后藤新平的记忆。这位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中发挥了奠基性作用的政治家，历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和满铁总裁，被竹内好视为体现了明治时代“原理的一贯性”[52]，也是台湾近现代史研究会（旧称“后藤新平研究会”）的共同研究对象。尾崎并没有以“客观”的姿态简单批判后藤新平的殖民暴力，而是通过父兄的回忆描述了台湾时期的“后藤先生”：干练勤勉，“喜欢‘尝试新鲜事’的性格中有着自始至终的进步性”，既是亲切的长辈，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殖民地政治家[53]。但另一方面，作为历史研究者的尾崎也将视线放大至整个东亚历史，通过分析“厦门事件”中后藤新平对孙文自台湾登陆福建的默许态度，洞察到了日本帝国南进的勃勃野心。[54]在后藤身上，尾崎寄托了自己“殖民地生，殖民地长”的深厚感情，却也正是经由这种共通感，更为内在地体察着殖民地如何成为日本官僚政治转型的试验场。后藤新平将自己的亚洲主义宏图建立在台湾这一殖民“中转站”上，他的“科学主义”政治治理精密地做到了既将台湾纳入日本统治，同时又将“台湾人”摈除于“日本人”之外，进而使殖民地总督府成为区别于日本本土的某种特权王国。而他的殖民地统治“成果”，更是直接成为日本迈向所谓“文明国家”以及南进侵略的模仿范例。
尾崎一家特殊的殖民地经验，贯穿起了东亚近代史的崎岖道路，对于日本来说，殖民地的遗产更是全方位参与塑造了日本的政治治理、经济形态以及民族认同。殖民地经验对于“日本”以及“日本人”边界的挑战，意味着在思考日本的民族共同体意识时，不能不首先对日本的亚洲主义话语进行检讨。正如三谷太一郎所指出的，“日本把民族的发展与帝国主义结合起来，而这一点造就了日本与欧美诸国不同的殖民帝国特性。”[55]如果说后藤新平的亚洲主义以其“文明”的同化构筑了日本的殖民帝国，那么与之相对抗的，便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尾崎秀实，在“殖民地台湾与半殖民地中国的现实”[56]中目睹到的“民族的动向”。从台湾到上海，尾崎秀实亲历着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生活，更由此认识到两地相通的社会矛盾。当其终于以自身的革命实践找到了与日本历史的交接点时，“他含笑接受了死刑的宣判”[57]。尾崎秀树对于兄长一生的理想写下了这样一段注脚：
他忠实于自己意识中的历史。这历史指的不是过去，而是未来。他想将自己的历史，与日本政治的历史相重叠。这种充满苦难与自豪的喜悦所构成的一种使命感，紧紧地束缚着他。他是一个具有理想家气质的实践家。[58]
能够诚实地将个人体验包纳进去的历史，才是面向未来的历史，其中所流露出的，实际上是从主体的角度承担战争责任的勇气。从尾崎秀实的“叛国”行动到尾崎秀树的“非国民”体验，因殖民地经验而唤起的国际主义精神，突破了日本“以侵略形式呈现的亚洲连带感”[59]，在日本与亚洲之间形成了一条跨越战前与战后的反帝斗争传统。戴国煇称尾崎秀树“是位意图与伤痕对决而一直孤军奋斗到现在的奇特的台湾关系者”[60]，这种“奇特”的关系，在与日本的近代短兵相接的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中介视角去理解亚洲内部的差异与共通，敲打着我们对于自身民族历史与未来的主体性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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