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形态、民族心理和文化认同方式以及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基本位置，都发生了与20世纪迥然有别的重要变化。如何讲述和认知“中国”，成为不同研究领域、不同社会实践共同关注的总问题。但目前高校和学界的文化教育、学术研究仍旧主要以学科和专业为基本单位，跨专业、跨学科、跨区域的总体性探讨还有待深入。特别是对于高校学生的学术和思想训练而言，虽然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得到很大的重视，但以有关“中国”的总体性认知和理论性探讨来统摄专业、学科训练的尝试仍不多见。
基于这样的考虑，2021年秋季学期，我主持邀请北大学界同行一起在北大中文系开设了一门名为“认识中国的方法”的课程。这门课属于本科生教育中的“形势与政策”理论选修课程，希望秉持“大思政课”理念，融合思政、专业、通识教育，立足中文学科的特点同时融入跨学科视野，探索一种具有创新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我们提出“以中国为认识对象，以专业为认识方法”的基本理念，邀请不同专业和学科的研究者，从不同侧面勾勒和探讨研究中国的方法与路径。这门课采取了系列讲座的形式，每次邀请一位代表性学者，在跨专业、跨学科的视野中讲授有关中国研究的具体话题。通过对不同学科和专业领域中的理论方法、经典文本、核心问题、研究著作的分析，带领学生从总体上把握中国问题的特点及其认识方法，力求融通理论与实践、古与今、中与外、心与物，读懂中国。
这一基本设想得到了老师们的热情支持，共有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语言专业、文献专业的11位老师以及北大社会学系、历史学系的2位老师为本课提供了精彩讲座。这一课程设想的顺利实现，得益于老师们共同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思考，他们从各自的学术研究出发，精心准备、专门打磨课程讲稿，展示了认识中国的不同路径和方法。在课程开设过程中，不少学界朋友给予肯定，学生们也获益甚多。课程结束后，我们根据录音整理了课稿，并请各位授课老师最终定稿，计划结集出版。
《文艺理论与批评》自创刊迄今，积极介入理论思潮，密切关注社会发展，具备鲜明的思想性与探索气质。在讲述与认识中国方面，曾推出“文明论”等专题，与本课程定位和问题意识非常契合。故而在此择取数篇讲座文稿，由“讲坛”栏目陆续推出，想必能为更多读者带去启发。这些文稿都经过授课老师的精心润色和修改，同时保留了课堂讲座的口语风格和行文特色，以期为推进进一步研究和思考提供另一种研究文体的探索。
—主持人 贺桂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时间：2021年12月15日18:40—20:30
地点：北京大学二教105
各位同学，晚上好！感谢贺老师和系里给我一个机会，跟一二年级的同学见面、交流，我特别希望跟大家交流。
中文系是全校很特殊的一个系，我觉得这门课就体现了中文系的优势，那就是“通”，尽可能地去做一个比较“通”的人，去把各个学科、各门知识打通。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本领，是体现大学之“大”的一个标准。
我1981年上大学，那时的世界跟现在不大一样，那时是有确定性、有必然性的，毕业后不用考虑找工作的问题，国家都给你“分配”好单位了，我们处在一个比较安定，也比较封闭的环境中。你们不一样，处在一个开放的环境当中，一方面很幸福，另一方面又有一种巨大的不确定感。用卢卡奇的话来说，我们是处在“史诗”的时代、共同体的时代，什么都有必然性，天天关心国家大事、世界大事，天天往三角地跑。今天在你们看来，那些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呀！找工作才是重要的。你们是处在“小说”的时代。小说是什么？小说是探险，你不知道未来有什么在等着你。所以，我们还是有代沟的，从哲学上说，咱们的世界观不一样，但没关系，咱们有话好好说。我先按照题目讲，讲完之后可以讨论。我主要讲以下几个问题：
1
引论：学术研究的方向
大家都做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考虑方法问题。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日益专业化，也越来越碎片化。这是很大的问题。中国现在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应该有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来说，有个古今问题，也有个中外问题，古今中外，打通了才能行，才不会碎片化。这首先需要打通“中”“西”“马”，特别是要打通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高峰，如果不了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就不可能了解马克思主义，如果不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会了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脉络。
再就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怎么弘扬呢？马克思是哪年出生的？1818年。马克思诞生200多年了。中华文明是什么时候诞生的？有人说三千年，有人说五千年，三千年总有吧。弘扬中华文明优秀传统，首先也有一个打通的问题：第一，得搞清楚中华民族的起源，对考古学要非常重视；第二，梳理我们基本的发展脉络；第三，研究那些特殊的价值理念，如郡县和封建、统一和分裂等。这都是很艰巨的任务。
但有这些就行了吗？还不行。最关键的，要从我们自己的问题出发，从我们自己干的事业出发。我们今天干的事业，我们遇到的问题，全世界历史上都没遇到过，连马克思都没遇到过。我们今天干的事业空前复杂，要想成一代之学，必须从我们自己干的事出发。
这些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都讲到了，具体内容我不再复述，概括起来就是四句话：（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二）学习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著作；（三）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四）从我们自己干的事情出发。这四句话，就是今天我们学术研究的方向。
2
地中海文明与中华文明的相遇
学术工作其实不高雅，因为它是劳动。什么是劳动，劳动是认识自己，改造自己，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但我们认识自己不能通过自己，“我思故我在”行吗？肯定不行，因为那个“我思”与外在世界是对立隔绝的，仅靠坐在那里绞尽脑汁，再怎么用功也不行。那认识自己要通过什么？通过照镜子，你会产生一点对自己的不满，这个不满就是改造自我和世界的第一个动力。所以，认识自己起码要通过一个外在的东西，认识中国应该通过世界。所以，需要打通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关系，只有在人类文明的比较当中才能认识中国。
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冈田英弘，他有本书叫《世界史的诞生》，大家可以翻翻。他说在诸多古代文明中，只有中国和地中海文明具有历史的概念，其特征是具有线性时间观、文字技术、历史因果律。什么意思？他认为在人类发展史上只有两个文明是有连续性的，一个是地中海文明，一个是中华文明。那其他文明呢？他认为都是在回应这两个文明的过程中产生、发展的。
冈田英弘的这个观点很有趣，这关系到一个问题：地中海文明和中华文明在古代是怎么交流的，又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这两个文明的交流通过一个中介，这个中介跟一个理论有关系，叫作“内亚洲”（inthe Asia）理论。“内亚洲”指什么呢？看看世界地图，离我们最近的，往西有几个“斯坦”，再往西，中华文明与地中海文明的分界线是高加索，特别是蒙古，他们是游牧文明，在地中海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两头跑。俄罗斯的兴起，是从今天乌克兰的基辅起来的，那个地方是蒙古金帐汗国的一部分。再往西，就是斯拉夫的世界，乌克兰是东斯拉夫，南斯拉夫在巴尔干地区，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在巴尔干地区打起来的。也就是说，来自“内亚洲”游牧民族的活动促进了这两个文明的联系与发展。冈田英弘认为中国历史到了蒙古时代发生了一个变革，蒙古时代打通了中华文明与欧亚大陆文明，这是一个很大的“通”，也是更高层次上的“统”—我们过去讲大一统都是以中原为核心，蒙古是什么？先进行塞外的一统，之后实现了中原的一统，从蒙古到清，把游牧民族带进了中华文明，而且游牧民族的活动也刺激了地中海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的互动。今天讲“一带一路”，历史上就有三条路：一条是中路，从巴基斯坦到印度，唐僧取经走的就是这条路。再就是阿拉伯世界，从也门出发，经印度到中国，这是一条海路。最重要的是北路，从蒙古出去到几个“斯坦”，所以从蒙古到大清以及“内亚洲”，就把这两个文明联系起来了。
欧文·拉铁摩尔也是个有趣的人。他1901年随父来华，后多次往返中国，是个中国通。他1937年到达延安，认识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1941年，由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名，担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1942年回国，进入战时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工作，继续采用不同方式支持中国抗战，他为中共游击队提供了第一批抗日武器——2.8万支美国枪。他参与的一本杂志叫《美亚》，专门研究美国与亚洲的关系。20世纪50年代中美关系交恶，美国麦卡锡主义泛滥。麦卡锡说拉铁摩尔到过延安，《美亚》杂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奸细，中情局搜查《美亚》杂志，标志着麦卡锡运动开始。与拉铁摩尔一样，1942—1945年间美国驻华使馆主要官员谢伟斯、戴维斯都访问过延安，在麦卡锡运动中也都遭到迫害，理由是他们预见到了共产党未来的胜利，主张美国政府抛弃国民党与中共合作。拉铁摩尔有本重要的著作，叫《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他在书里预言了中国革命的脉络：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在西北团结各少数民族，像当年隋唐从西北兴起一样，最后统一中国，把帝国主义从中国驱逐出去。这就是“内亚洲”理论。这提醒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历史，要看到历史发展的大势。
讲历史，要重视交通。古代世界也不是封闭的，古代中国与地中海的文明交往比较少，但与阿拉伯、蒙古、斯拉夫文明交往就很多。研究古代世界，西方比我们做得好的地方，就是很注意地中海文明与斯拉夫、阿拉伯文明间的关系，就古代中国讲中国，不讲古代世界的交往，这是我们古典史研究的一个缺陷。
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1900—1989）
讲到历史发展大势，我再补充一点。司马迁有一个纪年的方式，他说30年、50年是一个微变—微小的变化，100年是一个小的变化，500年是一个中期的变化，所以我写《五百年来谁著史》。1000年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3000年是一个巨变。这个说法比“世纪”的观念开阔很多。从这样的时间观念来看，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势大概是这样的：首先，中国的地势是由西北而东南，跟地球偏转运行的姿态恰好是一致的。所以中华文明肇始于西北，第一个千年的兴旺发达时期，秦、汉、隋、唐都是以西北为核心展开的。自宋代到鸦片战争又是一个千年，陆上丝绸之路中断，中国西北和欧亚大陆的联系发生了巨变，同时长江经济区开发日益成熟。在这个千年中，中国的发展方向是沿着大运河而倚重于东南。
研究中国，一定要注意所谓“不平衡”的问题，历史不仅是在矛盾中发展，更是在不平衡中发展。对于中国来说，就是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这个不平衡造成了封建与郡县、统一与分裂的问题。这是中国长期历史发展的大问题。钱穆比较中华文明和地中海文明的发展大势，把中国自宋代以来的千年发展方向称为顺流而下，就是说从高处向低处滑落，而地中海文明的发展大势是逆流而上，就是从南欧向着北欧，从低的地方向高的地方攀登，这是很形象的说法。更形象的说法是自宋代以来1000年，中国的发展大致上是围着东南转的，这跟地球运转的方向，与中国的地势特点是拧着的。由这个钱穆还想到人体内部的循环，认为偏于东南的循环会造成中国内部大循环血脉不畅。他又发奇想，说一个国家的首都应该建立在寒带。为什么？正如脑袋在寒冷的地方才能保持清醒，在温带则容易昏昏沉沉，逐步堕入昏庸。
钱穆说，经历了1000年的以西北为核心，又经历了1000年的以东南为核心，中国长期历史发展的大势和辩证法是什么呢？就是不平衡。因为不平衡，所以追求平衡，未来中国只有复兴北方方能均衡发展。他还补充说，中国共产党在西北的兴起体现了长期发展辩证法。钱穆讲我们每个人都是父母生的，但你不能说一个民族是父母生的，一个民族是民族精神的产物。黄河代表什么？黄河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的特点是什么？钱穆说是逆流而上、激流勇进，在激流中拼搏前进。冼星海创作《黄河大合唱》，唱出的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黄河几千年都在那里，但我们不认识它。把黄河理解为“逆流而上”的精神，这标志着黄河不再是客观的物质存在，而是被我们在劳动和斗争中认识了的一种更高的存在，这样，黄河就成为“精神”，成了精神存在。要认识我们的民族，就要认识黄河。
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大势，就是通过西部联系着世界，在不平衡中、在劳动与斗争中发展着。我们研究古代史要重视西部，就是这个原因。
3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结合
（一）唯物论：资本与劳动
我们怎么认识现代中国？要放在世界上来认识现代中国。这与古代不同，古代中国主要是与蒙古、阿拉伯、斯拉夫发生关系。近代以来，中华文明主要是与地中海文明发生关系，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中华文明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明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了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就不可能了解马克思主义，反过来也一样，你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就很难了解地中海文明。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跟中华文明结合了？近代以来各种各样的思想到中国来，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站住脚了？这首先得问北京大学。毛泽东主席在延安的时候讲，我这个人见识很浅，都活到20多岁了，还不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这个人。马克思1818年5月5日生人，100年后的1918年，毛泽东到北京大学。他说自己怎么知道马克思的呢？是在北大。马克思主义在欧洲“走”得很慢，100年还没“走”到中国。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北大是一个信息站，消息传得快，马克思就来了。
那时候北大在沙滩红楼，在中央公园举行庆祝协约国战胜的大会，七个人去讲，第七个登台演讲的是李大钊。他说大家都讲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协约国的胜利，是谁的胜利呢？是庶民的胜利，劳工的胜利。欧洲为什么打仗？是老板们想赚钱，为了扩大势力范围打起来了，起初咱们劳工也跟着瞎打，后来明白了。俄国劳工首先觉悟了，说那都是老板的事，我们不管，我们要管世界的事，要管国际的事，要管劳工的事。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协约国的胜利，而是世界主义的胜利；不是老板的胜利，而是庶民的胜利。毛泽东当时第一次听到世界上居然还有庶民的胜利，真是好激动！1949年从西柏坡进北京，毛泽东坐在车上感慨说，李大钊同志活着该多好！当时如果不听李大钊同志那么讲，哪会有我这人呢！我怎么能认识中国、认识世界呢？
北大有个特点，就是比较了解西方，比较了解资本主义。蔡元培校长在法国干过一阵，他有个好朋友叫李石曾。李石曾在法国第七大学学习，论文写了“大豆的营养研究”，之后做生意，把豆腐引进法国。法国当时正值一战期间，奉行素食主义，豆腐卖得很好，他就找人去法国做豆腐，这就是留法勤工俭学的由来。蔡校长把李石曾引进成北大的生物学教授后，他在北大搞勤工俭学。留法勤工俭学最早的人当中有蔡和森，蔡和森就特别了解资本主义，他跟毛泽东通信就说：这个世界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是资本的集权，由于货币经济发达、股票发达，财富的集中会越来越快，最后财富通过资本的方式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世界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所以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摆脱资本集权的道路，否则我们只能给资本家卖命。
西方有很多思想传过来，但北大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呢？马克思看历史有个特别厉害的出发点，叫生产力。近代中国可不是被西方忽悠败的，而是被打败的。这个世界上，种麦子的搞不过造机器的。今天，造机器的恐怕也搞不过造机器人的—你们叫人工智能，叫AI。所以劳动者要解放，第一要掌握科学技术，第二要掌握资本，除了劳动力之外，资本与科学技术，这是现代世界最大的生产力。
中华文明和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结合是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物论？唯物论的核心是说，人类社会发展受到各种法则的支配，其中最大的一个法则是经济法则，要知道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首先要知道经济发展的规律。西方社会也长期不认识这个道理，西方传统思想的主流不是唯物论，地中海文明最大的特点是一神教，信神，这是最大的唯心论。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东正教、新教，这些教派，在咱们中国人看来，都差不多，容易搞迷糊了。他们为什么互相掐？他们要争谁信的神才是唯一的真神。西方政治学有个最著名的理论叫“承认的政治”，很多人都搞不清是什么意思。其实，承认的政治最早就是说你必须承认我信的神是唯一的神。中国从周朝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宗教，讲人文精神，我们的祖先黄帝一方面是写了《黄帝内经》的中医，一方面会种粮食，吃饭养生为大，几千年都这样。但西方社会、地中海社会的特点是只有一个神，就是一神教。
马克思是西方思想当中的异类，他第一篇发表的论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批评他的院长黑格尔的，马克思是柏林大学法学院的。马克思为什么要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因为黑格尔说古代社会是专制社会，没有平等，基督教社会进步了一些，讲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但是还不够，到了现代社会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才是真正的平等。马克思就是从黑格尔出发，他先提出反宗教，说基督教的平等是假平等，说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他还更进一步说，现代社会劳动者与资本家在法律上的平等也是假平等，实际上根本不平等。
马克思在西方为什么不成？因为唯物论反宗教。但在中国行！咱们自古以来就讲吃饭重要，咱们文化的底蕴就是唯物论。中国人天生是唯物论者，所以马克思主义第一条被中国人所接受的就是唯物论。
马克思是什么人？首先是《资本论》的，如果他不是《资本论》的，那就没什么马克思了。马克思是个伟大的通才，《资本论》首先讲的是人类文明的交往，讲人类社会的交往是以经济交换为基础的，这就是我们讲的“通”，英文叫“communication”。这想法挺厉害，后来的哲学社会科学受他的影响很大。人类有三个交换结构，第一个是词语的交换，第二个是马克思说的经济的交换、商品的交换，第三个是社会的交换，是人口的交换。
《资本论》三卷分别讲什么？第一卷讲生产，第二卷讲交换，第三卷讲的是资本，特别讲炒股票，马克思主义最有当代性的是第三卷。马克思讲交换，不是斯密讲的交换劳动产品，而是讲“货币”交换。货币这种东西自古就有，马克思在经济学上最大的贡献，是讲货币经济学。从斯密的商品交换、商品市场到马克思的货币交换、货币市场是一个伟大的飞跃。马克思说货币的主要功能，不是交换的媒介，而是货币有出借、买卖的功能，可以像一般商品那样买卖—这是货币最奇怪的地方，也是货币经济与商品经济最大的不同，是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根本不同—当我们关注货币的出借、买卖功能时，我们是在不同的意义上讲货币，也就是在“资本”的意义上讲货币。当货币仅仅是交换媒介的时候，货币这种形式还是没有完成的，这样的商品经济、货币经济还是初级的，当货币发展为借贷工具，自身可以买卖的时候，这样的经济是资本经济—资本经济标志着货币的“完成形式”，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贡献。马克思揭示了一个资本的时代。什么是资本？资本不是物，而是类似上帝的东西，上帝是信仰的产物，资本是信用的产物。“资本是以货币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这句话拐了好几个弯。首先，资本的完成形态是货币。其次，货币的完成形态是成为借贷工具，成为可以买卖的商品。最后，资本成为支配社会的价值观—货币金融体系代替了神学的体系。
马克思很年轻的时候，就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当中提了两个批评黑格尔的观点。黑格尔说哲学不是怀乡，而是死亡意识，只有人才能够清楚地认识到人是必死的动物，因此他的第一个说法是人是唯一的一种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生命的动物。他说人是自由的，物是不自由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劳动神圣，人通过劳动，通过改造物质世界而获得自由。劳动创造了自由，劳动创造了自由的现代世界。这是黑格尔哲学里面最革命也最现代的东西。但问题也恰恰在这里：这个世界果然是劳动创造的吗？劳动可以创造世界、支配世界吗？马克思正是从这里出发质疑黑格尔。马克思发现不是劳动创造世界，而是资本支配劳动。马克思是一个天才！马克思年轻的时候当然是好学生，但不是循规蹈矩的好学生。他妈比较宠他，他上学时在柏林瞎逛，看橱窗里的鞋，有一天突然大为感伤，这鞋好贵，我妈给我的钱不够买这双鞋，到底是我能支配这双鞋还是这双鞋能支配我呢？连我一个富家子都支配不了这双鞋，那造鞋工人更支配不了了。原来老院长错了，不是人支配物，而是物支配人；不是劳动创造世界，而是钱支配人。马克思把黑格尔倒过来了，这是他的第一个观点。
黑格尔说人的另一个特点是人是会交换的动物。这个说法是亚当·斯密发明的。亚当·斯密原来是教文学的，说人最了不起的是什么？是人有感情，动物没有，人还有个了不起的地方，可以交换感情，这就是文学的效果。你们看见舞台上一个人声泪俱下，你也会感动，这就是同情。亚当·斯密说，瞧见了吗？同情、共感，人有情感，人会交换情感，在交换情感的基础上人会交换劳动产品。他说你见过一堆狗交换骨头吗？没有，你只会见到人交换他们的产品。黑格尔说斯密这个发现了不得，因为这句话开创了经济学，经济学是建立在文学的基础上的。黑格尔讲，斯密说得对，人可以交换，但有一种东西不能交换，人格、尊严、人品是绝对不能交换的。但马克思说黑格尔说得不对，为什么？因为人们交换是通过货币，但货币本身却可以买卖，买卖货币究竟是在买卖什么呢？买卖的是信用。货币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借贷工具，借贷的实质是什么？是信用。于是，什么是资本？就是以你的人格、美德、品质为抵押的一种东西。资本是什么？资本是信用，它是从信仰里发展出来的，从对宗教的信仰里发展出信用来。
所以，今天的生产方式跟以前完全不一样，黑格尔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劳动创造世界的时代，而实际上，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本支配劳动、货币支配劳动的时代，我们今天所有的生产活动、交换活动都是建立在资本支配的基础上。这个时候马克思才二十几岁，大一大二的学生，那个时候他不知道什么叫信用卡，不知道什么叫透支，没看到大规模的借贷消费，但预言了炒股票比劳动更赚钱。法的秩序、法的尊严，首先是要确立信用的秩序、信用的尊严。信用的秩序首先是金融的秩序，金融是什么？资本是什么？资本是把信用数字化，在此基础上货币化。当货币经济发展到如此程度—货币远不是交换的媒介，货币是借贷的工具，买卖货币本身会产生巨大的利润的时候，劳动就不能创造世界，支配现代世界的是作为借贷工具和超级商品本身的货币。
在工业革命时代，资本和利润可以从劳动中产生，但随着科技进步，随着资本扩张，剩余价值可以从机器中，从科学技术进步中产生，与其雇佣工人，不如采用机器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当资本支配了科学技术，资本主义社会就排斥人，排斥人类劳动。劳动创造世界就是不可能的，黑格尔所说的那个劳动者当家作主的世界就不可能了。
你们过去可能学了点初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讲资本家剥削工人通过半夜鸡叫，延长劳动时间。但是，奴隶主更能延长奴隶的劳动时间，他怎么没产生那么大的剩余价值？如果资本主义就是这小小的作弊，那就太简单了，马克思《资本论》里怎么讲这个？第一，社会化大生产把大家圈到一个工厂里来干，跟一个人单独干效果完全不一样；第二，马克思讲，每个资本家在开工厂的时候，都事先使工人的信用抵押给他了，不是雇你这一天我就给你钱，我雇你一个月到月底才结账。整个社会大生产是以资本和信用为前提的，开工厂关键看你能不能贷出钱来，能不能在银行取得信用。销售也一样，卖不出去怎么办？挂账！整个社会大市场的扩大、科技的跃进、销售的扩大、需求的扩大，都建立在按揭贷款的基础上。
学习马克思主义，首先要正确理解资本。我们生活在资本的时代，没有货币经济的发展，生产不会扩大，工业制造业不会发展，超前的科技不会这样投入，大量的商品不会生产出来、销售出去，这是资本进步的一面。但是，运用资本与发展资本主义不同，资本主义追求的是货币，为了货币而排斥劳动，通过炒钱、借贷发展经济，最终一定导致经济危机。现代经济危机的实质是金融危机，这是资本主义的根本问题，要利用资本，但要反对资本主义—这是《资本论》的说法。
马克思主义讲唯物论，劳动力、科学技术、资本这三个要素一个不能少，讲劳动创造世界，这是最简单的唯物论，这是黑格尔这个唯心主义者讲的，主人不劳动，奴隶劳动，奴隶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改造世界，最后扬弃了主人与奴隶的关系—这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劳动掌握和支配资本，这是马克思的唯物论，劳动者在反抗资本剥夺中逐步学会了掌握和运用资本，最后扬弃了资本与劳动的分离—这是马克思的辩证法。
从第一个方面说，中国长期有商品经济，劳动力充足，但生产力为什么落后了？因为没有资本的强大支撑，科技落后、军事落后。中国商品经济发达，货币经济不发达，中国的资本没有被有效地配置在推动科技、军事革命之上，因此，没有有效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中国革命不仅是劳动者当家作主，达成法律上的人人平等，还是劳动者怎么掌握资本、科学技术，怎么掌握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问题。
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 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中信出版社 2018 年版
西方社会是怎么发现资本的力量的呢？我写《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的时候，专门去了意大利的皮亚琴查，去看货币资本是如何配置到商业、军事、科技上的，因为世界上最早的股票交易所就是1200年—那时中国还处于蒙古时代—在意大利产生的，那里为什么会产生股票交易所？是因为意大利那时候老打仗，威尼斯、热那亚这些城邦收税很困难，于是就采用借债的办法收税。意大利股票交易所就这么来的。金融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就是把资本、科技、人才结合在一起。这个是唯物论—用资本集约化来推动发展。
劳动创造世界，但只有劳动还不行，现代世界发展需要劳动、科技与资本的结合，资本是以货币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但这种货币形式在中国没有完成，中国人也好钱，但长期以来，我们没明白什么叫资本。我国长期的小生产搞得都不错，但就没有搞成大生产。为什么？这个问题在资本。
中国有交通交换的发展，也有小生产的长期繁荣，但为什么没有跃入社会化大生产？为什么没有产生工业革命？很重要的一点，没有把资本、科学与人才结合起来。我写的《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里讲了一个问题，在西方社会跃入资本时代，西方经济跃入信用经济的时候，中国还停留在金属货币的时代。中国没有建立起与劳动体系相配合的资本体系，中国在错过了工业革命之前错过了资本的时代。我写《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是想说：今天的中国人，特别是读书人，第一是要有世界眼光，要从世界历史、中国历史看今天，这是所谓的大历史观；第二是要知道我们归根到底是要靠共同体生存、发展，所以要从最基层共同体的形式出发去研究中国社会的组织形式，这是所谓的现实关怀；第三是要创造财富，维护财富的安全，这涉及财政金融。这三个问题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引起读者共鸣的。
韩毓海：《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
中国的货币形式什么时候完成的呢？是随着人民币的创立完成的，人民币不仅是交换媒介，而且是以人民的意志为担保的投资工具，是人民的资本。讲人民币的产生，离不开冀朝鼎，他是中国人民银行的第一任副行长。冀朝鼎生于1903年。1916年，13岁，考入清华。1919年，16岁，参加五四运动，是最年轻的学生领袖。1924年，21岁，以优异成绩被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录取，赴美留学。赴美留学之前专门来北京大学拜访李大钊。192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就是我下面要说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这篇论文震惊了美国政界和学界，那一年他多大？26岁。
在美国一举成名的冀朝鼎，关怀苦难的祖国，痛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支配的世界。1927年他去欧洲参加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同盟大会，在欧洲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他去了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代表团工作。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跟周恩来相识了，周恩来立马紧紧地抓住了他。1929年，冀朝鼎结束欧洲之行，回到美国并加入美国共产党中央局，参与创办了《今日中国》和《美亚》杂志。《美亚》吸引了美国最优秀的学者，欧文·拉铁摩尔就是这个杂志的主要撰稿人。
通过纽约的学术圈，冀朝鼎结识了美国财政部的科弗兰，竟然把他发展为美国共产党员，科弗兰又把他介绍给美国财政部的首席经济学家，把他介绍给罗斯福总统的助手居里、美国财长摩根索的助手波拉德，所以当时纽约的学术圈对他言听计从，而他对延安言听计从。1941年冀朝鼎回国，他父亲冀贡泉曾是孔祥熙的老师，冀朝鼎到重庆后就住在孔祥熙公馆。1944年，孔祥熙任命冀朝鼎为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在冀朝鼎主持下，推出了金圆券的币制改革—蒋介石垮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金圆券改革。冀朝鼎搞垮国民党的金融后，共产党在西柏坡创造了人民币—董必武设计了“中国人民银行”这几个字，发行人民币。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伟大贡献，是通过创造人民币，改变了几千年中国货币的功能，使人民币成为中国人民掌握的资本，运用人民币，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科学技术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它使中国的人力资本与货币资本第一次极为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创造了资本与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掌握资本的社会主义形式。中国共产党人与世界上一切共产党人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我们比资本家还会运用资本，我们尤其擅长把劳动与资本结合在一起，只有通过这一点我们才能读懂马克思的唯物论，才能明白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明的第一个结合是资本与劳动的结合。共产党人善于运用资本，是因为党内有冀朝鼎这样的人物。冀朝鼎一辈子做了三件大事：第一件是通过金圆券搞垮了国民党；第二件是通过创立人民币制度为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资本的基础；第三件是作为中国贸易促进会会长，为实现中国和欧盟的合作，创立第三世界的经济贸易体系作出重大的贡献。什么是社会精英，什么是清华大学的骄傲、北京大学的骄傲，什么是有学问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人就是一个。
（二）辩证法：不平衡
讲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结合，第二个是辩证法。
我们现在说西方哲学的源头是希腊，日本有一个特别聪明的哲学家，叫柄谷行人，还有一个做卡通的老爷爷，叫宫崎骏。柄谷行人就是日本思想界的宫崎骏。他有一本书叫《什么是哲学》，他说哲学的源头不是希腊，而是希腊旁边一个叫伊奥尼亚的小地方，伊壁鸠鲁、德谟克利特都不是希腊的，是伊奥尼亚的。伊奥尼亚学派讲什么？就是马克思博士论文讲的矛盾，没有矛盾没有斗争就没有发展，西方哲学源头在这。希腊哲学正相反，认为一切完美的东西都是没有矛盾的，是没有发展的。希腊哲学的核心是完善、完美，跟辩证法是相反的。
西方人讲辩证法，有两个大家，一个是黑格尔，一个是马克思。历史发展是这样的，首先是物质与精神的辩证法：第一场是精神战胜物质，主人战胜奴隶；第二场是物质扬弃精神，奴隶扬弃主人。这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第三场是精神再次战胜物质，资本战胜劳动；第四场是物质再次扬弃精神，劳动扬弃资本。这就是马克思的辩证法。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特点是什么？毛主席一开始没有看多少马克思，但毛主席特别喜欢讲不平衡。研究中国，首先要注意不平衡问题，在中国讲辩证法，首先是注意不平衡。中国过去有没有朴素的辩证法？有！中国最了不起的一个朴素辩证法的学者叫魏源，他是最早的发展不平衡论者，他启发了毛泽东。他的《海国图志》很有名，但更著名的是《皇朝经世文编》和《圣武记》，这些是写中国边疆的。中国的唯物论就是经世致用，他说做学问哪有不经世致用的。中国的学问是干什么用的？最根本的是什么？他说是“外靖疆圉，下苏民困，上制国用”，这是我们一切学问的基础。他跟毛泽东是老乡，先后在岳麓书院游学。1925年毛泽东在《向导》周刊发刊理由里讲，为什么要革命？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经济上的幸福，为中国人民谋政治上的解放。现在讲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这话哪来的？1925年毛泽东的话，毛泽东的话哪来的？魏源这来的。
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朱诗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西方辩证法讲矛盾，中国辩证法讲不平衡，这之间有差别。魏源说交换就是因为不平衡，他说的交换，不是劳动商品资本交换，是人类的三种生产方式的交换，他叫居国、行国、海国之间的交换。居国是定居的文明，行国是游牧的文明，海国是海洋的文明。他说中国历史凡三变，第一变是汉武帝，把居国和行国打通了，中国人有蔬菜吃，就是从汉武帝开始的，你看《诗经》里不是采薇就是采萍，汉武帝把丝绸之路打通之后，中国人就不吃烤肉了，吃菜了，大白菜这些东西宋代才有的，都是西方来的。到了唐代之后又一变，阿拉伯兄弟来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时候把他们叫菩萨蛮，因为长得像菩萨。到了元又一变，游牧民族来了。最后，就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北边有游牧民族俄罗斯，这边有海国。中国居国、海国、行国搞不定了，致命的是强弩从海上来了，《海国图志》这么来的。把中国搞好，要处理好这三种文明—海洋文明、定居文明、草原文明—的关系，这是世界不平衡论。
讲中国发展不平衡的，还有冀朝鼎。他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很薄，大家可以找来看看。这部书1929年在纽约出版后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学术声誉。他讲中国的统一和分裂问题，中国统一和分裂的源头在哪里？就在于谁能控制住基本经济区。中国过去的基本经济区在黄河流域，隋唐之后在长江流域，谁能控制住长江流域这个基本经济区，控制住上海浙江，谁就能控制中国。但近代以来中国所出现的问题是什么？中国所出现的问题是帝国主义也要控制东南沿海地区。这该怎么办呢？所以中国革命唯一的办法是从西北开始，沿着隋唐的道路，沿着成吉思汗的道路，用行国来控制居国，再从居国控制海国，这是冀朝鼎年轻时候讲的一个很有趣的观点。
还有一个人讲不平衡讲得很好，叫全汉昇，也是北大的，后来接了钱穆的位子，做香港新雅书院院长，他的《唐宋帝国与运河》非常重要。大运河对中国经济发展很关键，因为中国所有的河都是东西流的，同一纬度之下，物产一样。运河是南北向的，把中国不同纬度的产品交换起来。这么看，中国的繁荣发展是有原因的，建立在基本经济区和运河以及把这些联系起来的基础上。
讲辩证法，除了不平衡理论之外，还有我们党的作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厉害，是因为组织能力特别强，这是指列宁主义的原则，列宁主义原则叫什么？叫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第一条，很厉害。但还有第二条，就是辩证法。邓小平同志讲了，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主席为什么能成为我们党的第一代核心？除了坚强的组织能力以外，还有一条，懂辩证法。辩证法是什么？会拐弯，撞南墙知道回头，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力图在美国和苏联之外去探索第三条道路，资本主义道路不行，苏联那种社会主义也不行，我们一定要探索出第三条道路来。美国人说历史在法国大革命那终结了，苏联人说十月革命以后历史终结了，我们说历史不会终结，我们还在找一条不同于他们的道路。这就是辩证法，中国共产党是最讲纪律的党，也是最讲辩证法的党，这两条缺一不可，不会拐弯就折了，你就长不了。
（三）以人民为中心
马克思和中华文明的结合，还在于以人民为中心。
什么是人民？黑格尔说，世界上原本只有两种人—主人和奴隶，法国大革命结束了主人与奴隶的历史，主人与奴隶互相改造，最终形成了人民，从此，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主人，也没有奴隶，只有人民。而马克思说，法国大革命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因为现代世界随后又分裂为两大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主人，还是有奴隶，资本与劳动对立。只有当劳动者掌握了资本，阶级对立才会消灭，那个时候才有人民，人民才真正当家作主。
中国共产党讲人民，既立足于阶级，又超越了阶级。什么是人民？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里讲，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共同构成了中国人民，这个中国人民就是五星红旗上的四颗星，这叫统一战线，我们能画出最大同心圆，团结最多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基就是五星红旗，我们国家最大的危险是五星红旗上的四颗星发生动摇和分裂。在延安的时候，黄克功跟刘倩谈恋爱，刘倩不愿意，他一枪把刘倩打死了，说刘倩这个小资产阶级看不起我这个工农。黄克功是井冈山来的，贺子珍的旧部，贺子珍给毛泽东同志求情，毛泽东不许，说必须杀了他，不杀他无以教育人民，无以教育革命，无以教育红军。如果工农阶级手里有了枪，他能拿着枪对准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吗？黄克功这是拿枪对着人民。四个阶级的团结，五十六个民族团结在一起，这是毛主席说的人民。人民是什么？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里讲的命运共同体。中国人民是个命运共同体，今天主要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比较贫困，主要在偏远农村，一部分在城市，以中产阶级为主。所以我们的政策一方面是扶贫，一方面全面改革开放，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我们说的人民是建立在统一战线基础上的命运共同体，这不只是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是讲人人都有感情。西方对人的理解是人和上帝的关系，只要有上帝，就很安全；中国讲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契约关系，而是责任关系。中国人都知道养小送老的道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首先就是养小送老，这是中国人的社会主义的基础。我们所理解的人的关系，起点在我们和父母、子女的关系，这是一种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的责任、义务，所以我们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讲反对自由主义，什么意思？他讲的自由主义不是西方的“liberalism”，他说我们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你出息了，一定要像对待你的亲朋故旧一样对待你不熟悉的同志，否则就犯了自由主义的错误。
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1902—1968）
中华文明是讲感情的，社会科学研究不能搞成冷冰冰的东西，学问要讲人情，要讲对人民的感情，这就是中文系的长处。中文系尤其要讲感情，讲对世界的感情，对人的感情，对人民的感情。最杰出的学者，都是讲感情的，学问怎么讲感情？我举个例子，讲讲卢卡奇和科耶夫。卢卡奇，你们知道；柯耶夫，你们也许知道他，也许不知道。在中文系，在当代文学教研室，你们会遭到理论轰炸，会知道福柯、德里达、梅罗·庞蒂这些人。这些人的师傅就是科耶夫，如果不知道科耶夫，后现代、后历史你就学不会。后现代、后历史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要我说就是第三条道路，在美国和苏联之外开创新的历史。
德国有一所伟大的海德堡大学，海德堡大学有两个兴盛期。第一个兴盛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其最高学术权威是马克斯·韦伯，他力图把西方社会科学理性化。当时，海德堡大学有两个“青椒”，一个叫布洛赫，一个叫卢卡奇。20世纪30年代，海德堡大学迎来了第二个兴盛期，当时的学术旗帜是雅斯贝尔斯，他的学生就是科耶夫。科耶夫后来到法国讲黑格尔，他影响了福柯、德里达、梅罗·庞蒂这些人。
在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史上，文学产生过三次重要的作用。一次是亚当·斯密，他是教文学的，“交换”思想是从情感交换中发展出来的；一次是卢卡奇，他认为资本主义瓦解了人类命运共同体，随着共同体意识的丧失，西方就不会再有史诗了，只会有小说和科幻了；再一次是科耶夫，他认为西方文明丧失了劳动和斗争的意识，在黑格尔和马克思之后，西方沉浸在自满之中，很难再通过劳动与斗争去创造一个新世界，西方的共同体不再是劳动与斗争的共同体，西方艺术的主题不再是劳动与斗争，这恰恰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发展造成的问题。
今天文学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离开了劳动与斗争，离开了劳动与斗争的共同体—人民。我们生活在技术和资本支配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无能为力。当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知道中文系的学生为什么必须读黑格尔、读马克思、读卢卡奇、读科耶夫。
在写《资本论》之前，马克思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即我们所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大纲》的主题与《资本论》不同，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劳动，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说，决定人类社会发展、延续的，第一位的不是劳动，不是生产，甚至不是土地，不是财富，而是共同体，人类归根到底是靠共同体生存发展的，而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不仅排斥劳动，而且它不需要共同体，它只要有资本和技术就可以了。在这个社会里，人人都是潜在的宅男宅女，都是“鲁滨逊”，只要有钱、有机器设备，完全可以一个人活着，他可以跟钱玩，跟机器玩，就是不与人玩，这是一个资本与科幻的世界—这就是你们可能要面对的世界。
卢卡奇和科耶夫预言了这个世界，为了反抗这样的世界，他们先后离开了学术界，去创造一个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卢卡奇去创造社会主义苏维埃，科耶夫参与创造了欧盟。所以，我开头就说学术并不高雅，因为学术是劳动，学术是斗争，学术是为人民服务，要把学问写在中国大地上。
正是因为对人类怀有同情，马克思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现在的经济学家往往是不讲感情的。这个世界不是缺乏理性，而是缺乏感情，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文系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把这个世界努力建立在人类的情感和同情的基础上，在人类情感和同情的基础上，我们会建立一个真正的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和平的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在此基础上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当我们把经济学院和政治系建立在文学系基础上的时候，才会有新的情感的命运共同体。从中文系出发，我们要努力地探索建立在艺术和同情、感情和良心的基础上的温暖、人道的哲学社会科学。
提问环节：
同学一：我有三个问题：第一，我觉得《资本论》第一卷阐述的是其基本逻辑和原理，以剩余价值为核心，这是马克思前无古人的创造。第二，我觉得马克思的一切思想成果，最突出的特点是革命性和实践性，基本立场是革命的批判的立场，所以，韩老师把资本当成一个中性的科学的概念，我觉得不妥当。第三，刚才老师提到毛主席的一句话，1925年他在《向导》周报发刊词上的那段话，原文意思是我们为什么要革命？是因为要实现民族的解放，跟老师说的民族的复兴不是一回事，因为民族复兴这个概念是以民族为本位的，民族是一个想象出来的共同体，而阶级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经济基础上的共同体。
韩毓海：我从第三个问题开始回答。1942年，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时候，王稼祥同志那篇文章叫《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用的是“解放”。你刚才说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这两者之间有差异，这个问题很好。我认为，从民族解放到民族复兴是一脉相承的。王稼祥讲中华民族的解放当然不是讲民族主义，而是讲三个方面，一个是中华民族，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同样的，新时代讲伟大复兴，也具有三重含义，伟大复兴更不是讲民族主义。十九大报告里讲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首先彻底改变了中华民族的近代命运，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其次，是在世界上重新高举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最后，是为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展示了一条更为合理、公正、人道的现代化道路，它向人类昭示：联合起来的劳动支配资本、掌握现代科技，创造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可行的。所以讲民族复兴也有三重含义，与当年讲民族解放一脉相承。
第二个问题，资本是不是中性的？我认为，马克思反对的是资本主义，不是资本，如果离开了资本，不善于掌握和运用资本，那你不但不能理解改革开放，也不能理解中国革命。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里，马克思提出了一个观点：人类社会在根本上依靠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要依靠劳动和斗争，但在现代社会，劳动不能离开科学技术和资本的发展，这是三个不断递进的观点。因此，马克思讲生产力的时候讲劳动、土地和货币。讲劳动力、科技和资本，是在这三者间的关系里讨论生产力问题，这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
说到马克思前无古人的创举，我认为有两个，一个是对于资本的研究，一个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马克思前无古人的创造不是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当然极大地发展了剩余价值学说，但不能说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的创造。马克思还说过，阶级和阶级斗争也不是他的创造，那是黑格尔的创造。我特别要补充说，劳动创造世界，奴隶创造历史，这也不是马克思的创造，因为这也是黑格尔的创造。
最后，如果剩余价值学说是《资本论》的核心，是马克思“最前无古人”的创举，那么《资本论》为什么不叫《市场论》《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呢？或许你不知道，《资本论》还有第四卷，就是考茨基编的《剩余价值学说》，考茨基就强调《资本论》的核心是剩余价值学说，但恩格斯、列宁都不赞成这个观点。很简单，如果把资本定义为劳动力产生的剩余价值，那么，奴隶、农奴的劳动力也可以产生“剩余价值”，但这不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马克思对资本的定义非常清楚，就是《资本论》里说的：“以货币为完成形式的价值形态”。马克思所说的资本，首先是指货币资本，其次是指货币资本的完成形式，就是指货币不仅是交换媒介，而且是借贷手段，是可买卖的价值，所以，资本是价值形态，即它构成了一个货币金融体系，这个金融体系及其与劳动体系、交换体系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我们所说的现代资本体系，没有这样一个体系，就没有现代经济体系。列宁说帝国主义是金融垄断的资本主义，就是说帝国主义不是简单地靠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建立起来的，美国的霸权地位主要是靠金融、军事霸权，所谓技术主要是与金融和军事相关的技术。用考茨基所说的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不能说明美国、英国、荷兰的霸权是怎么取得的。
这是不是要否定劳动价值论，否定剩余价值学说呢？当然不是。劳动创造价值，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奴隶的劳动和斗争创造了现代世界，这当然是很革命的思想，但这是黑格尔的思想，包括劳动者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地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这都是黑格尔的思想，而把黑格尔这些最重要的思想清楚明白地讲出来的人是毛主席。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毛主席都在强调这个思想，他跟斯诺说，在延安的时候，他主要是读黑格尔的书。黑格尔是拿破仑和法国大革命的阐释者、总结者，毛主席是黑格尔最伟大的读者，也是黑格尔思想最伟大的实践者，他同时超越了黑格尔和拿破仑，既是思想家也是革命家，既是思想的开辟者，也是国家的创造者。《矛盾论》《实践论》、毛泽东思想是科学，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绝对知识”。
我觉得毛主席很伟大的地方，是他在解放后没有停步于黑格尔，而是真正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解放之后毛主席的贡献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为冷战结束创造了根本条件；第二个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指出如果劳动人民不能掌握资本、科学技术等，就不能真正当家作主。这就牵扯到怎么理解毛主席的问题，如果说黑格尔理解了拿破仑，那么，毛主席真正理解了马克思。如果说马克思是无产阶级的黑格尔，那么毛主席既是劳动人民的黑格尔，也是劳动人民的拿破仑。这是我重读毛泽东的起点，这就是为什么要把黑格尔、马克思、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联系起来读的原因。
《资本论》讨论的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是劳动的基础，资本支配劳动。而社会主义是讲劳动与资本的结合，也不是简单地讲劳动价值论，马克思说过，离开了“资本的伟大力量”，现代化社会大生产是完全不可能的。那么，为什么《资本论》第一卷从劳动价值论讲起呢？第一是对黑格尔的尊重。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里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话，讲黑格尔的辩证法，他说，现在大家都把黑格尔当成死狗了，但我愿意承认我是他的学生，因为他最早讲奴隶创造历史，劳动创造世界，这是他辩证法的核心。同时，马克思又讲了一个话，他说思维的顺序与写作的顺序是颠倒的，我们写东西的时候由表及里，循序渐进，因为要照顾读者，不可能一下子把结论说出来，而我们思考的主题和我们表述的方式是倒过来的。马克思《资本论》中，最重要的当然是第三卷，主题是讲资本经济的特征，货币是交往的媒介，前人早提出来了，但货币是借贷工具、货币本身可以买卖，前人没有研究，这是马克思的发现，离开了这个发现，你不能了解资本是什么。同样的，劳动创造世界，这是黑格尔提出来的，劳动价值论是很古老的思想，但问题在于，在资本的世界里，劳动创造世界是不可能的，资本与劳动的分离，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读马克思，最大的问题在于误把马克思对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综述，当成了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为了写《资本论》，写了四个手稿，不读这四个手稿，不可能读懂《资本论》。这四个手稿的基础，是讨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资本之间的关系，然后才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这是《资本论》的基础。如果把劳动价值论当作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那对马克思的理解就太狭窄了，就等于把马克思黑格尔化了。
同学二：老师，我想问个基础的问题，就是价值到底是个经济概念，还是个哲学、伦理学概念？这两个概念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马克思说的劳动价值、交换价值、货币价值，是道德的还是经济的？
韩毓海：我认为尼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最好的。他在《论道德的谱系》中讲，“value”既是一个道德的概念，也是一个经济的概念，但它最终是个什么概念？价值是怎么起源的？作为道德观念的价值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尼采说它起源于对于人的定义，即人是“calculate”的动物，是会计、计算的动物。斯密定义人，人是什么？人是会交换的东西。黑格尔定义人，说人是政治的动物，政治观点使彼此变成朋友或者敌人。但尼采的看法是—人是会计算衡量的动物。人是能够估价和定价的动物，正是在买卖关系当中，最早孕育出人的社会关系，特别是敌对关系。人是能够计算、会估价的动物，因此“calculate”和“value”“valuation”就是一个概念，估价-价值-价格，是这样联系在一起的。这与马克思所说的“信仰-诚信-信用”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了善和恶，也产生了最基本的债务关系。
中国人不太会把信仰、感情等虚拟的东西数字化，包括把债务的东西数字化，但在地中海文明发展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跃。我们中国人有句话，不能出卖良心，在道德哲学与经济学之间是不能画等号的。但是在人类发展史上，把所有道德的东西进行数字化、定量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跃。你去看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夏洛克说：你欠我的债，等于你身上的一磅肉，这是非常惊人的一跃。这一跃，把康德的道德哲学转化为经济学，把价值转化为价格，把信仰转化为信用。所以《威尼斯商人》是一部喜剧，不仅是爱情喜剧，而且是关于道德与经济、价值与价格、信仰与信用的喜剧。或者说，这些矛盾通过喜剧的方式解决了。古代是史诗的时代，是悲剧的时代，而启蒙是喜剧的时代，因为不可克服的矛盾被喜剧性地解决了。
我们中文系的人，往往认为世界上的矛盾是无法解决的，道德问题怎么能转化为经济问题呢？这些问题到了光华管理学院那里就解决了，但是以喜剧的方式解决的—这个世界上，只要是钱能摆平的事，都不是事！你跟光华管理学院的人讨论价值问题，他跟你讲价格问题，你跟他讨论信仰问题，他跟你讲信用问题，这是非常喜剧的效果—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就是尼采的通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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