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的《创业史》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发展进程中的里程碑式作品。从至今延绵不绝的叙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长篇小说创作潮流来看，1《创业史》的小说技艺、深度与丰富性仍然堪为高峰。
《创业史》在文体上融合中外小说技艺，有重要创新。柳青整合了《水浒传》等中国传统小说与俄苏等外国小说在结构、人物描写等方面的方法，创造了一种以合作化运动推进为经、以人物网络为纬的村庄史—时代史叙述方式。
柳青显示了他谙熟传统小说中的文人写作风格的一面，例如改造《水浒传》等小说传承纪传体史书撰述而形成的“准列传体”叙事架构，娴熟地运用中国传统小说脱胎于春秋笔法的含蓄蕴藉、意在言外、伏线千里的叙述方法；他亦乐于运用同时代左翼作家常用的、可以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找到渊源的叙事者旁白或抒情的小说叙述方法。《创业史》是中国小说创作的古今变迁进程中的重要作品，柳青堪称小说结构的大师。
《创业史》叙述的主要是1953至1954年间陕西下堡乡第五村的合作化进程，其中的重心是“大家富裕的道路”问题以及围绕这一问题的分歧、辩论与斗争。1955年毛泽东在讨论农村合作化与工商业改造时提出“共同富裕”的原创概念，小说涉及了此一时期与共同富裕相关的重大问题。《创业史》的艺术成就在面世之时即广受赞誉，被视为带有史诗性的叙事作品，这是恰当的定位，但它也是一部非典型的长篇小说：众所周知，《创业史》重视人物描写，但严格地说，它没有居于中心的主人公，虽然第一部“题叙”开篇即写梁生宝及其养父梁三老汉的个人史，但如柳青自己所说，“《创业史》中梁生宝一个人的精神也不是主题，只有在各种矛盾冲突中才能说明作品的主题”2，梁生宝只是主要人物之一，至少郭振山同样重要，小说的叙事主线是围绕他们两人在黄堡区下堡乡第五村合作化进程中的竞争展开的；它叙述的也不是一个或两个家族史，梁生宝与郭振山各有其基本群众，但《创业史》并非常见的以家族为中心的历史叙事；它甚至也不是下堡乡第五村的地方史，小说叙述了诸多人物的个人史，但对第五村的历史仅仅几笔带过，不像白鹿原那样被《白鹿原》赋予深厚历史及文化意涵；它叙述的更不是一个事件，柳青在美学上拒绝以事件叙述为中心结构《创业史》这样倾注其心血的作品，他认为“小说的主轴是人物”，“《三国演义》不能算小说，那只能说是演义”，他的妻子马葳和女儿刘可风受其影响，“看不进去写事件过程的小说”3。也就是说，在柳青看来，居于《创业史》叙述主线的第五村合作化进程，不宜理解为一个结构小说叙事的事件。如果要界定《创业史》的主题，如果它不是某些人、某些家族、某个地方或者某个事件，那是什么？
柳青自己对此有清晰表述，只是对此一问题的深入系统的研究较少：
我的基本思想是写出两种制度的斗争，两条道路、农民中两种思想倾向的斗争，我把它集中表现在梁生宝同郭振山的斗争上，因此，这个斗争贯穿于全书。4
1952年初，他在回陕西长安县皇甫村安家落户之前，曾因《铜墙铁壁》改编电影一事与江青面谈，他说“要从互助组阶段起，把参加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全过程写成一部大型的长篇小说”。5《创业史》第一部第一版曾有一个“出版说明”，其中指出：“《创业史》是一部描写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长篇，着重表现这一革命中社会的、思想的和心理的变化过程。……现在出版的第一部是全书开头的部分，……贯穿全书代表各方面的主要人物，仅仅围绕着社会主义革命这一中心，大部分已经出现或提到了，但矛盾斗争还在酝酿阶段，有待于逐步展开。”6他叙述矛盾斗争的酝酿和展开，并将之视为“写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7，他要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在公开的分歧、争论与探索中诞生的。柳青说得非常清楚，《创业史》的主题就是围绕合作化和“大家富裕的道路”的公开辩论、矛盾和斗争；他回陕西农村蹲点，深入生活，要了解的是当时并不讳言的矛盾斗争及其具体形态。薄一波曾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叙述1951年党内围绕山西省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发生的一场争论。刘可风认为，《创业史》叙述的矛盾斗争与薄一波叙述的这场争论是“同一事件”。8薄一波叙述的是领导层的分歧与辩论，《创业史》叙述的是发生在村庄民众及县、区、乡基层领导中的分歧与辩论，它们是同时发生的。柳青在回陕西之前是《中国青年报》副刊主编、文艺部主任，他在1952年5月回到长安县，参照薄一波的叙述，此时1951年争论暂告一段落，但分歧和争论仍在延续，例如，毛泽东曾警告邓子恢“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9。柳青回陕西驻点创作，与此一阶段党内争论过程深刻纠缠，本身即是党内辩论的一个工作环节，是当时文艺创作深度卷入路线争论、政策制定和决策进程的一个重要表现10。
建国以后一个短暂的时期内，出现了一批致力于叙述道路斗争的文艺作品，《创业史》是代表作之一。分析这一批作品，需要根据其思路，重视分析其中所叙述的斗争。如果按照常见的小说类型来理解《创业史》，可能与这部非典型小说最深刻和最值得注意的部分擦肩而过。
《创业史》创作有一个特殊之处，其发表和出版过程比较特别，第一部与第二部出版之间横跨了中国当代历史的巨大转折期，第一部初刊于1959年，初版于196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而第二部在《延河》1960年10月号到1979年3月号连续刊载，时间跨度长，其中第十八章至第二十四章都是在“文革”结束之后发表的，上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6月初版，下卷该社1979年6月初版。11第二部虽然一部分在60年代初已陆续发表，但上卷和下卷的出版已是70年代末。时过境迁，第二部与第一部之间是否存在一些重要区别或变化？这一问题尚未有系统深入的讨论。本文尝试重读《创业史》，提出第一部与第二部差异的论题，分析第二部相对于第一部的重要变化。
本文将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既分析其文体创新，也分析此一作品中呈现的农村合作化运动的主要议题、主要矛盾及相关辩论和冲突、叙述者含蓄表达的态度及其变化，为当下理解和讨论共同富裕道路问题提供一个重要的历史参照物。
《创业史》第一部 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初版本
农业合作化的道路之争与社会网络：
准列传体创新的“交互视角”
《创业史》第一部的结构特点是偏好在一章内集中写一个或两个人物。柳青曾指出，《创业史》写的是“一个村庄的各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12。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程中的分歧、辩论与斗争，要通过不同人物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来呈现，通过这些人物合作中有斗争、斗争中有合作、在斗争中团结的动态关系来勾勒。众多人物在合作化运动进程中的关系网络及其状况（而不是某一两个人物）因此成为小说叙述的主要对象，这些关系网络中的众多人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成为小说最为重要的部分。
（一）章节与人物：准列传体的古典渊源与文体创新
《创业史》写人物群像及其社会网络有特别的结构和方法。柳青发现，“许多古典名著运用一个共同的手法，就是每个章节从一个人物的角度来发展情节和描写情节”13，《创业史》创造性地发展了这一手法。从中国历史叙述传统来看这一手法，可以称之为“准列传体”。
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或列传体，是中国史书撰述的一种主流结构方式，司马迁的《史记》是开创作品和代表作品。古代小说文体的形成与史书撰述方式的变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以一个人物为一个章节或连续多个章节的中心的小说结构方式，是在列传体史书基础上化用和发展而来的，《水浒传》是重要代表作品。《水浒传》前半部分的基本结构，是将分散的类似于史书人物列传的故事连缀成梁山聚义的故事框架。据刘可风回忆，小时候见柳青读《水浒传》，“一章要看很长时间，看一段就到院子里转，想很久才回来”，认为“《水浒传》具有高度的艺术水平”，并认为“这本书艺术结构不匀称，前头细致，后头马虎”14。柳青联系自己的创作，指出“《创业史》中梁生宝一个人的精神也不是主题”，意思可能是，《水浒传》不是宋江的个人史，而是梁山众多英雄聚义的共同史，《创业史》也一样，不是梁生宝的个人史，而是第五村合作化进程中两条路线竞争和斗争的共同史。柳青重视《水浒传》的一个重要原因，估计就是其前半部分写英雄“聚义”过程的结构方法，即“每个章节从一个人物的角度来发展情节和描写情节”，分头写主要英雄上梁山的过程。《水浒传》后半部分改为事件推进，不再采用这种结构。在当时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中，《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山乡巨变》（周立波）都有这种结构创新尝试，相对而言柳青对于此一创新最有自觉意识。15改革开放时期的小说中创作中也有这种可以称之为“准列传体”的、“古为今用”的结构创新，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日夜书》和格非的《望春风》就是如此。这些作品都致力于提供长时段历史叙事，《日夜书》是代际史与时代史的结合，《马桥词典》和《望春风》是时代史与村庄史的结合16。
（二）交互视角：《创业史》对准列传体的推进
在吸纳《水浒传》等古典作品的小说技艺的基础上，《创业史》的准列传体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交互视角的引入，是其推进和创新的一个方面。《创业史》通过他人的眼光来叙述一个人物的个人史，并以此暗示和提示读者重视和思考这些人物之间的关系特点。这些个人史的叙述，指的是对部分人物或其家庭在1953- 1954年合作化运动进程之前的历史的追述，它们是合作化运动中的道路之争这一小说叙事主干扩展出来的众多“枝丫”，与主干相互映照，形成以合作化运动推进为经、以人物网络为纬的框架结构。作家特别挑出一些人物，增加对其个人史或家族史的叙述，以示强调。
《创业史》的多数人物的个人史都是小说叙述者视角的叙述，如梁三老汉（题叙）、高增福（第四章）、白占魁（第九章）、姚士杰（第十章个人史，第二部第二章家史）等十余个人物。这些与《水浒传》及《日夜书》等作品大致类似。
《创业史》的变化之处在于，部分人物的个人史叙述是通过其他相关人物的心理活动或简或详地叙述的。例如，第一部第一章以梁三老汉的视角叙述徐改霞的简要个人史；第三章叙述郭世富的简要个人史，是“在郭振山脑子里重演”17（55）的；第八章冯有万、第十六章县委副书记杨国华的个人史，是通过梁生宝的视野来叙述的；第十九章则通过改霞的理解叙述梁秀兰的个人史。《水浒传》和当代的准列传体写作中基本没有采用这一方法，这是柳青在学习契诃夫等俄苏作家及《红楼梦》的基础上的创新。柳青指出，契诃夫是用“人物的感觉和心理”完成情节的高手，曾批评高尔基的小说喜欢罗列与人物关系不大的景物描写，后来高尔基在《福玛·高捷耶夫》中做了改进，这是这部作品的优点；他自己写《种谷记》和《铜墙铁壁》时还没学会这种方法，《创业史》则有了大的进步18。以往研究较多强调“洋为中用”的一面，即柳青在人物描写方面重视学习契科夫、托尔斯泰、高尔基等外国作家，尤其是用人物的心理和眼光反映周围世界，推进情节，使人物有立体感。19还需注意，柳青曾指出，《红楼梦》也是在每个章节里透过一个人的眼光、思维和心理，来表现人物和场面。20可见，柳青是在反复斟酌打磨的创作实践过程中形成“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准列传体”的，21他事实上提出了对中国古典小说传统的新理解。22
这一以某一人物的心理来叙述其他人物的个人史或家族史的写法，可以称为个人史叙述的“交互视角”。写某人的个人史时，究竟以哪个人物的视角来带动，不是随意安排的，有其讲究，这一文体创新不只是简单的为技法而技法。例如，以郭振山的视角来叙述郭世富，凸显的是郭振山将郭世富成分定为中农的复杂考虑，他与郭世富的利益关联，以及他在与梁生宝争夺第五村合作化主导权时与郭世富等上中农联手的倾向。又如，以梁生宝的视角叙述冯有万与杨书记的个人史，则暗示和强调了梁生宝与此二者的志同道合。上述三对相互叙述的关系，显示了第五村两个处于斗争或者竞争状态的群体的社会网络状况。柳青有时也将这种交互视角运用于人物的对比，既有自我与他人的对比，也呈现人物的自我反思状况。例如，以改霞的视角叙述秀兰，构成了两种性格和选择的对比，这种对比不表达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是形成人生道路选择的对照。小说叙述的多元视角及其对政治竞争中的人际关系的强调，有利于更为充分地呈现合作化进程中不同立场、利益、政策倾向之间的差异、辩论与斗争，使小说叙事带有很强的理论辩论特点。也可以说，柳青试图描述围绕农业合作化的社会分歧和斗争的写作目标，为个人史叙述的交互视角这一文体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此一形式可以更好地描述“人民内部”不同倾向之间的矛盾、斗争与团结。
《创业史》叙述个人史的交互视角还有更为复杂的形式，即一些重点人物的个人史，不只是某个角度的叙述，而是两个以上角度的叙述的叠加。《史记》创造的一种结构方法是，一个人物的事迹以本传为主，分散在不同传主的传记中叙述，一般称之为“互见法”。《创业史》将“互见法”与叙述个人史的交互视角结合起来，叙述郭振山、郭世富、改霞、赵素芳的个人史，都有多个视角。这些人物的共同特点是性格多面，经常在两条道路或者不同选择之间权衡和徘徊。具体叙述则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以多角度叙述，重点表现人物的多面性格及其矛盾，如郭振山和郭世富；一种情况是，另有侧重，另有内涵，如改霞与素芳。
郭振山的个人史有四个角度的叙述，包括第一部第一章的梁三老汉视角、第二章改霞视角、第四章高增福视角与第十二章叙事者视角。梁三老汉视角的郭振山能干好斗，与富农姚士杰从解放前斗到解放后；改霞视角的郭振山精明、能言善辩，帮助她解除旧婚约，像兄长一样纯洁地关怀她，帮助她在政治上成长；高增福的视角发现了郭振山的转变，他理解的郭振山历史与梁三老汉类似，敢于与姚士杰斗争，但郭振山对姚士杰可能偷运粮食到外地放高利贷的放任态度，显示他变富之后“不能再体会困难户的心情”（72）；叙述者的视角勾勒了郭振山从对“创国家大业”有热情到着意于个人“创家立业”（159）的转变逻辑，以及他在“共产党员郭振山”与“庄稼人兼卖瓦盆的郭振山”（162）之间的分裂与挣扎。这四个不同的叙述角度，全面地呈现了郭振山的复杂多面、自我分裂与自我冲突，一方面，他拥抱自发意识，主要在意自家的日子，希望超过村里的富裕中农郭世富，另一方面，他基于个人利益的算计，意识到“在党”的重要性，将自己的政治角色主要理解为“在党”，认为这样才能超过郭世富等富裕中农，压制旧地主姚士杰的反击。23这些叙述还指出了郭振山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社会主义未来的迷惘感。他有假面，也有无法掩饰之处；他机心重重，软肋也很明显。这些视角呈现了支持或同情合作化的群众与这位第五村重要领导者之间的关系。
《创业史》第一部初版布面精装本
郭世富个人史的叙述，第一部第一章梁三老汉视角简要写羡慕郭世富兄弟三人迅速致富；第三章郭振山视角详细交待郭世富一家致富的缘由，以及他从解放前批评郭世富发家后变心，到解放后两人既暗通款曲也有矛盾；第二十五章叙述者视角写郭世富的精明和算计，他从粮市变化情况判断，自己无法与干预粮市的政府对抗。这些叙述显示了郭世富与姚士杰的重要差异，他对时势冷静观察，小心谨慎，对时代趋势有相对客观的认识，是典型的上中农。
比较特别的是改霞与素芳的个人史叙述。改霞的个人史有第一章梁三老汉视角、第五章梁生宝视角、第六章改霞妈妈视角的叙述。梁三老汉与改霞妈妈都不清楚改霞在人生选择方面的犹豫，梁三老汉的重点是解除婚约的改霞不要带坏女儿秀兰，改霞妈妈的重点是让梁生宝离改霞远一点。只有梁生宝在琢磨改霞的心意。梁三老汉在书中最重要的特点是冷静观察第五村情况，但第一章开篇时他的叙述根本没有提及改霞与生宝的关系。双方家长对两人的接触状况尚且如此隔膜，由此可见，改霞与生宝的关系处于相互试探、欲说还休、单方面假想判断的隐匿阶段，这种状况对两人感情的走向有着重要影响，为郭振山不动声色地破坏生宝与改霞的恋情，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赵素芳的个人史叙述的特点则在于，周边人们不理解她的内在矛盾，她对自己也缺乏比较客观的自我认知。第一部第二十一章的叙述者视角，讲述了素芳的原生家庭悲剧及对其生活态度的影响，她希望像其母那样，隐忍现有的婚姻关系，同时在周围找到自己的相好；第二部第六章是素芳转述其母的家史叙述视角，提示素芳在思想意识上与其母的接近之处，她们思考自身命运的主要关注点是素芳父亲被两家富户步步设套以至倾家荡产，她们自主的人生停顿于此刻，此后有相当程度的自我放弃，素芳父亲的败亡成为她们自主性丧失和自我放弃的理由或借口。第一部第十八章欢喜的视角，把握的只是素芳受欺凌的一面，第二部第五、六章写周围的人不理解素芳在公公王瞎子去世之后痛哭的原因。柳青的这种叙事者视角与交互视角存在落差的安排，是一种耐人寻味的布局。素芳在解放后仍然受到夫家的禁锢与姚士杰的欺凌，只是其中一个方面，素芳的自主性丧失的关键在于对其父悲剧在其人生中位置的认识。王瞎子去世是其禁锢解除的第一步，素芳的自主性重建，需要超越对其父命运另一种可能的想象。正如当年两家富户不会自动放弃对其父的围猎，现在姚士杰也不会因为合作化进程而自动放弃对她的欺凌。“两条道路的教育”提供了新的契机，她意识到共同富裕道路相对于解放前富户设局陷害其父的优越性，自信“入了灯塔社要好好劳动，不只过好日子，她还要给大伙好印象”，在思维方式上，“尽量往后思量了”，“让从前的事过去吧”（498-499），逐渐将改变命运的重点放在自身的努力之上。柳青细致入微地叙述素芳的转变过程，呈现了自主性重建的难度，指出了“两条道路教育”对于自主性重建的重要作用。
《创业史》被译为多国文字
由此可见，《创业史》叙述个人史的多角度交互视角，创造性地发展了《史记》的“互见法”，将散见于不同章节的多角度叙述用于表现多面人物的复杂性及其自我冲突。就像这些多角度交互视角呈现了相关人物的社会网络一样，基于不同视角的叙述的“互见”，不只是简单的互补和叠加，还可以构筑包含丰富的言外之意的意义空间。
（三）“团结郭振山”是否一厢情愿：政治竞争者的观察能力与政治能力
因为有众多交互视角的存在，有的人物的视角在《创业史》中相对突出。梁三老汉是其中不乏洞见的冷眼旁观者，这是他容易被忽视的重要特点。小说第一章即是以梁三老汉的视角扫描第五村，叙述第五村的简要村史，叙述改霞、郭世富、郭振山、郭二老汉的个人史，以及他对姚士杰的判断，叙述村里人对其继子梁生宝的议论。他留意观察第五村的情况，主要动力来自于对梁生宝事业的面冷心热的关心。
从一开始，他一方面抱怨梁生宝不管家里事情，另一方面留意人们对梁生宝互助组事业的反应。第十七章梁三老汉因梁生宝互助组进终南山有风险，找下堡村乡政府卢支书谈话，分析互助组中有哪些人“不实心”，显示其观察是面向全局的，有片面的深刻性。在他理解了梁生宝之后，更自觉地通过自己的观察来提醒和帮助梁生宝，例如，小说多次提及梁三老汉坐在角落观察会议中不同人的反应。从这个角度看小说中的人物，可以看出哪些人物深谙人情世故，比较老练。“蛤蟆滩三大能人”（356）郭世富、郭振山、姚士杰的共同特点是偏好观察众人反应。例如，郭世富在一些关键时刻称病不出门，但保持对村庄情况的高度关注。
第二部第一章开篇即写郭世富、杨加喜、虎头老二孙兴发、草阎王郭振云等中农在“闲话站”的聚会，交流对全村的观察，他们谈论冯有万、郭秋霞、梁生宝等合作社的骨干，以及与梁生宝谈对象的刘淑良，将郭振山视为“有资格、有本事同灯塔社较量的”唯一领头人。梁生宝的堂兄梁生禄后来也是参加“闲话站”的重要人物，在终篇的梁老大牲口事件中不动声色地捅下关键一刀。这一章与第一部第一章遥相呼应，有着类似的结构功能，梁三老汉留意的主要是可能成为梁生宝对手的人物，而聚会的中农们留意的主要是他们视为对手的灯塔合作社的骨干。两卷的第一章都在描述村庄政治形势图，两卷这两章恰成对比，第一部的观察者是梁三老汉，第二部的观察者则换了阵营，成了在“闲话站”聚合商议的中农们。这是柳青言微旨远的精心布局，有利于迅速展现“两条道路、农民中两种思想倾向的斗争”的基本格局。
相对而言，从叙事者的叙述看，梁生宝反而不像梁三老汉、郭世富等人那样经常观察和揣摩村庄方方面面尤其是对立面的情况和态度。但叙事者指出，梁生宝是个“心回肠转”（211）的人，卢支书引用下堡村的人对梁生宝的共同评价，认为“生宝骨血是渭北人，心术是梁三老汉的心术”（227）。同时，柳青也确曾指出，旧势力的几个代表人物是“老练的”，而梁生宝既是“年轻的、单纯的，他被形势所逼，站出来在这场斗争中挂帅”24。梁生宝究竟是单纯的，还是老练的？从这些提示来看，梁生宝的性情并不简单。梁三老汉和高增福等人对村内人事上的风险有所提醒，但他未及全面思考，例如，高增福在灯塔社即将成立之际，反映郭振山、杨加喜等人的暗中杯葛，梁生宝意识到自己“光看见革命，没看见复杂”（543）。看起来他的视野还有明显局限，对上中农群体复杂情况的把握有所不够，但他的一些颇为独特的观点显示，他并不是没有琢磨村里各类人物的具体状况，而是似乎别有一种分寸感。例如，梁生宝与高增福讨论是谁“指教”了孙水嘴，点出灯塔社饲养室的弱点（可能的攻击点），梁生宝认为姚士杰和郭世富都有这个眼光，未必是郭振山。（650-651）这一分析，究竟是梁生宝一厢情愿地从好处想郭振山？还是他对具体情况有更深的认识，有自己的独特拿捏，即虽然“三大能人”可能或正在合流，但郭振山与姚士杰之间仍然存在矛盾，仍有不同（郭振山对灯塔社的嫉妒还没有演变成仇恨）？
柳青既然明确地给出了提示，梁生宝既有眼观八路的“心术”（老练），又有相对单纯之处的特点，我们不必再简单地认为这是梁生宝对郭振山的一厢情愿的良好愿望。这个问题的关键，已经不在于梁生宝究竟是单纯还是老练。梁生宝并非简单的有鲜明立场的人物，而是胸中有丘壑、对道路之争具体状况有层次感和分寸感、正在历练中的乡村政治家。梁生宝对马匹被“暗算”的风险的看法，就是他对身边的道路之争和人事关系的分析和拿捏。他的判断，看起来有点像为自己团结郭振山找理由，又像是准确地把握了郭振山仍是可以争取的对象的特点。也就是说，梁生宝不仅有观察视野和观察能力，还有较为特别的看问题的角度，他在面对和处理自己与郭振山的道路分歧与政治竞争时的分寸拿捏，是与他观察和分析周边状况的分寸拿捏相匹配的。
《创业史》第一部最初连载于《延河》杂志1959年第4期至第11期
当我们把那些不同的片段和信息拼合在一起，可以发现，梁生宝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对郭振山的倾向有清晰的把握，明知自己处于走不走合作化道路的政治斗争之中，面临郭振山及其支持者的政治竞争和杯葛，但一直坚持争取团结郭振山。问题的关键在于，他对郭振山的态度意味着什么？叙事者在不同情境下反复地叙述梁生宝对郭振山的这一态度，有何含义？理解这种努力，是理解梁生宝这一角色的关键，也是深入理解《创业史》的关键。
隐蔽的冲突与面对面的争论：
柳青如何叙述围绕农业合作化的道路之争
《创业史》对于“两种制度的斗争，两条道路、农民中两种思想倾向的斗争”的叙述，既涉及乡村组织人事层面的斗争，也涉及思想辩论和政策辩论层面的斗争。小说叙述的冲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表面平静、实际有一定强度的冲突，这是第五村的主要冲突形式；一种是小范围、面对面的分歧、批评或辩论，这是县区乡党政领导层的主要冲突形式。
如柳青所指出，发生在第五村的两条道路之争的特点是，看上去没有激烈的正面冲突，其实冲突是针锋相对和尖锐的。一个村庄之内很容易发生正面冲突，但第五村的党内斗争并没有以这种形式展开。这种冲突与斗争的特点，突出体现在围绕梁生宝与徐改霞之恋以及引发灯塔社危机的梁大老汉卖马事件的隐蔽政治算计。影响第五村斗争风格的关键人物是郭振山与梁生宝。梁生宝在明处组织合作互助，郭振山在暗处布局。这两件事情，都不是关系生死的大事，更接近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纠葛，但与合作化运动纠缠在一起，带有道路分歧与斗争的特点。县区乡党政领导层围绕第五村合作化进程的冲突，主要以公开的批评和辩论的方式展开。从冲突的轻重程度看，这些矛盾带有“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
1. 从含蓄到直白：破坏生宝—改霞之恋的叙述
梁生宝与改霞的恋情虽是个人问题，但事关第五村政治格局。《创业史》第一部的笔法深得《红楼梦》的精髓，写得不动声色，与第五村表面上平静、实则暗流涌动的冲突状况相得益彰。
郭振山预见到能干的改霞与梁生宝的结合将使梁生宝如虎添翼，对其在村庄中的位置形成更大的威胁，因此要设法阻止两人的结合。他的阻止方法并不是任何形式的“棒打鸳鸯”，而是采用一种看起来合理和有利的建议，“指引一个生活的新天地”，引导改霞选择到城市工厂去工作的人生道路，引导改霞她妈同意改霞离开村庄，“参加国家建设”，“顶天立地，出外头闯世界去”（44-45）。他预见到，一旦改霞选择进外地工厂，她与梁生宝就不再可能结合。事实上也是如此。小说还叙述了郭振山猜度梁生宝“想当劳动模范”，“想上省、进京，和毛主席见面”（418），提示了郭振山这种想在前面、怀有妒意的习惯。
第二部揭开了郭振山这一算计的“底”，对郭振山的暗中引导和搅局既有暗示，也有明示。暗示的一处是第十八章欢喜他妈与生宝他妈的一次对话，谈及改霞将从城里工厂回村，欢喜他妈指出改霞与生宝“关系深远着哩”，生宝他妈反问，“既是这样，改霞后来为啥又进了工厂呢？”随后的对话即有提示：
“可不呢？”欢喜他妈也奇怪，“大伙就是摸不清这个底儿，因此上觉得怪可惜的。难道这婚姻里头还有人搅吗？……”
“不会的！”生宝他妈坚决地说，“不会的！谁为啥要搅这婚姻呢？没来由的事嘛！”（632）
第十七章则借郭振山到改霞家探听虚实时的心理活动的叙述，明示了郭振山为何引导改霞到外地工厂去。改霞他妈其时抱怨郭振山“把俺娃哄骗走”（616），两人已经疏远，传闻改霞将回村，他到改霞家“去摸摸底”，认为“这不是和他没关系的事呀……”（614）。此事与他本无关系，但他认为有关系，原因就是与他在村庄政治中的位置有关系。郭振山与改霞他妈交谈时的心理活动，更为明确的交待了他在这件事上的手腕：
改霞没对我提说过她和生宝的婚姻问题。你也没给我提说过这层事。我没给改霞说过不要她和生宝结婚的话。我给谁也没说过这话！给俺屋里娃他妈也没说过！我没说过破坏旁人婚姻的话。我只是劝说她住工厂，我怕啥？……要怪我，你们拿得出一句话的证据吗？嘿嘿……我郭振山也不是傻瓜，说话没一点把握！（618）
嗯！要是改霞不回工厂去了，和生宝结了婚，一块办他们的灯塔社，我郭振山也不心慌。我郭振山没对她改霞说过一句生宝本人的坏话。她改霞不能在我的好肉上生蛆！就是这话！（619）
这两段话通过郭振山的否定式的自我陈述，逼真而清晰地写出了他“破坏旁人婚姻”的目标与“上屋抽梯”的计谋。他看起来没说“破坏旁人婚姻”的话，但做了破坏的事，一旦改霞离村成定局，即意味着上屋之梯的自动消失，生宝与改霞的结合也就破局了。其中最重要的是郭振山的诱导方式，他是光明正大地利用既有政策进行，可以讲出一番令人信服的大道理，以此作为实现阴暗或扭曲的目的的路径。改霞确实也认为这是郭振山的关心与指导，是为她考虑。一般而论，改霞选择进工厂的人生道路，无可厚非，以往关于改霞形象的讨论对这一点多有论及。这一策略是在共同体内公开的冲突情境之下出现的，是一种常见而重要的博弈方法。郭振山采用策略引起的反应，显示其策略的适应力、影响力与隐蔽性。单看第一部，虽然柳青亦有暗示，并不容易读出郭振山的上屋抽梯之计。25
第二部第十五章还通过梁生宝对与刘淑良结合的权衡，从梁生宝一面，指出了梁生宝与改霞婚姻对农业合作化事业与村庄政治的影响。他对刘淑良的考虑是，蛤蟆滩还没来得及培养出一个妇女带头人，刘淑良有在外村领导互助组的经验，“只要她一到灯塔社，肯定是大伙拥护的妇女带头人”，但问题是，“男主任和女主任一家里，也不好办”。虽然当时改霞已离乡一年多，他仍然很自然地想起：“改霞倒是蛤蟆滩的土壤里生长起来的。要是生宝和改霞结婚，同时都当一个农业社的领导，也不需要考虑远近的人有什么非议”（604-606）。梁生宝的这一考虑，正是郭振山所担忧的。这一章也指出，郭振山并不是没有言语上的干预，他的言行事实上已经让梁生宝感到压力，而与改霞保持距离，他对自己说，改霞“和我接近过，可她和郭振山同志更接近嘛。……我梁生宝不能为了男女问题，叫郭振山同志说长道短”（606）。柳青认为梁生宝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是这个英雄人物的缺点。26
郭振山的上屋抽梯之计能够奏效，一个重要原因是生宝与改霞处理恋情的方式。郭振山的“上屋”理由有其合乎情理之处，他并未采用强迫手段，如他找改霞他妈“摸底”时担心的，改霞也可能重新回来与生宝结合。《创业史》叙述生宝与改霞的恋情主要是在第一部，自第一部发表以来，他们的恋情一直是研究者和读者讨论的重点议题。此卷叙述的两人恋情，带有《红楼梦》贾宝玉与林黛玉恋情你猜我我猜你、欲说还休的特点，这也是容易引起读者共情之处。两人感情萌生于改霞有婚约而生宝有童养媳的受制约阶段，欲说还休的交流习惯有形势所迫的原因，也反映两人单纯、善良的性格。
值得注意的是《创业史》描写两人恋情的风格变化，第一部含蓄，而第二部较为直白，柳青通过郭振山与梁生宝的内心独白，明确揭示了生宝—改霞恋情与乡村政治的关联。这种风格转变，可以看作柳青对于此前批评界关于两人恋情、改霞形象塑造等问题的争论的一种回应，他事实上指出了，在第一部中，两人的恋情并不只是简单的恋情，而是牵动着农业合作社发展和道路之争的问题。柳青在《艺术论》中指出，“时间检验文学作品，同时检验文学评论”，他坦承，“不是为了写恋爱而写改霞，是为了写梁生宝而写改霞”27。由于梁生宝在道路之争中的关键位置，也可以说，是为了写道路之争而写改霞，这一形象折射出道路之争的深度和特点。
柳青在第二部中直白地指出生宝与改霞之恋的政治意涵，也显示，无论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还是对这一运动及其间斗争的叙述，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其中的冲突与矛盾会越来多地释放出来。随着冲突与矛盾越来越密集地出现，冲突的不同方面都逐渐加大行动的力度。柳青写作《创业史》，不是做事后的观察者，而是像记者一样，叙述正在发展中的社会进程，只不过表现形式不是新闻报道，而是小说故事。第一部中的生宝与改霞之恋主要是纯情的，在争夺村庄合作社运动领导权的冲突展开之后，这一恋情牵动的复杂要素会迸裂出来，第二部叙述恋情的风格转变显示了这一形势变动的趋势，有其不得不言、不言不快之处。虽然生宝与改霞的恋情破局了，但生宝与刘淑良的恋情以更有争取政治主导权力意识的方式展开。郭振山担忧的问题仍然存在，冲突事实上将蜕去个人恋情玫瑰色的一面，威胁更为直接，冲突变得更为尖锐。柳青通过梁生宝恋情走向及其关联因素的描述，呈现了争夺乡村政治领导权斗争席卷各个层面的趋势，斗争本身也带有越来越多的官僚政治斗争的特点。
2. 伏线千里的笔法：乘虚鼓动和舆论造势的叙述
恋情问题的叙述直白化是第二部的局部现象。此卷关于梁大老汉卖马事件的叙述，仍然比较含蓄，相关细节伏线千里，遥相呼应，与第一部的叙述笔法保持了连贯性。
梁大老汉卖马事件的直接起因是白占魁抢着赶大车去黄堡镇粮站拉五百斤黄豆，白占魁不爱惜梁大老汉家交到灯塔社的大黑马。这一起因有其偶然性。梁大老汉郁积于心，先是借马碾米不成，后来私自牵马到黄堡镇卖，性情急躁的生产队长冯有万到镇上夺缰绳，梁大老汉倒地，成为影响灯塔社的“突发事件”。卖马事件的进展仍有偶然性，并非事先有剧本的刻意布局。但此一事件成为灯塔社的一次危机，与“蛤蟆滩三大能人”相互呼应的布局有关，尤其是步步为营、因势赋形的舆论造势有关系。从总体上说，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推动事件往郭振山一方期待的方向演变，也是因为这一原因，在县上参加互助合作代表会的郭振山听到代表们讨论此一事件时，感到“唯有自己是下堡乡的一个强有力的人物”（755）。他的自我定位超出了第五村，变成了下堡乡，可见相当自得。
第二部的主要叙事线索是灯塔社事件的步步酝酿，其中主要环节看起来与灯塔社事件没有直接关联，但都是重要的铺垫。其一，郭世富、杨加喜、梁生禄等上中农在“闲话站”聚集商议，奉郭振山为领头人。小说第一部第一章从梁三老汉视角写郭世富新瓦房架梁，已经暗示郭振山与郭世富、姚士杰的合流趋势。28“三大能人”之间有矛盾，但在破坏灯塔社方面有共同目标，第二部中开始形成对抗灯塔社的集团。第二部开头即写“闲话站”，强调了“闲话”在“三大能人”政治运作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杨加喜、孙兴发、郭振云、孙水嘴等人传播“闲话”的角色功能。在生产和传播“闲话”的过程中，郭振山并未出场，但一些“闲话”议题隐约显示其存在。姚士杰在冯有万推倒梁大老汉的时刻，浮出水面，编造“闲话”。有些“闲话”就是谣言，例如，灯塔社很快会垮台的谣言，对梁大老汉有深刻影响。他们的“闲话”传播包含了有谋略、善于借势的算计，每每在关键节点推波助澜，形成舆论氛围。他们先是传播灯塔社很快会垮台的谣言，制造总体气氛；然后找准主攻点，在牲口上做文章，抓住灯塔社饲养室空间小的弱点，评说饲养室气味大，增加上交好牲口的富裕中农的焦虑感；在白占魁赶大车不爱惜大黑马的事情发生后，添油加醋，起哄架秧子；冯有万“推倒”梁大老汉事件发生后，加强攻击灯塔社的造势，断言“鸡毛飞不上天，穷鬼办不成社”。柳青并没有刻意明示“闲话”、流言和谣言造势在道路之争中的作用，这些细节分散在各处，需要从叙述道路之争的角度重新加以梳理。
其二，郭振山一方的目标非常明确，不是要通过竞争超过灯塔社，而是不惜通过阴招搞垮灯塔社，但这些阴招不是留下把柄的犯罪行动。灯塔社很快会垮台的谣言，表达的即是他们的目标。他们的基本方法是找准灯塔社的弱点和突破口，利用灯塔社内部的弱点，使之成为打击灯塔社的工具。姚士杰看到灯塔社的章程之后，意识到灯塔社能办成，要破坏灯塔社，需要“对社里的牲口下手”（595）。梁生宝了解到有陌生庄稼人抓起槽里碎草细盯，意识到其中可能有风险，要求“防人之心不可无”，提醒生产队长和饲养员“农业社有眼睛看不见的敌人”（596）。梁生宝与高增福讨论孙水嘴对灯塔社饲养室弱点的非议，高增福认为这一非议背后“有高人指教”，并认为是郭振山，梁生宝则认为，姚士杰和郭世富“一个狐狸一个狼”，都有这个眼光（650-651）。孙水嘴与郭振山、郭世富交往密切，叙述者通过梁高两人的讨论，显示“三大能人”可能在突破口的选择上取得了共识，为在饲养室牲口上做文章造势。只要饲养室的弱点广为人知，牲口一旦出问题，可以归咎于饲养室的弊端。梁生宝警示之后，饲养室会提高警惕，这样需要寻找其他机会。从灯塔社牲口着眼，“三大能人”进一步的突破口是梁大老汉及其大黑马。梁生禄靠近“闲话站”，让郭世富等人看到了突破灯塔社的“缺口”。与郭振山以“上屋抽梯”之计将改霞推向外地不同，在梁大老汉计划离乡投奔在军队的小儿子梁生荣之时，郭世富引导梁生禄留住他父亲，要点是“人活六十不远行”（665）。
白占魁过度使用大黑马有偶然性，但如果没有郭世富等人通过梁生禄事先在梁大老汉那里造势，传播灯塔社将垮台的谣言，渲染饲养室不利于牲口，激起梁大老汉对大黑马的焦虑，梁大老汉的反应模式未必过激。在已有氛围的基础之上，郭世富等人能够利用偶然出现的机会，迅速展开挑拨离间的造势，推动事态的激化。第二部对这些层层推进的布局的叙述比较含蓄，如果从道路之争的角度重新勾连，其中的联系尤其是“闲话”造势，是比较清晰的。这种含蓄的叙述方法，暗示郭振山一方的造势与布局带有隐蔽性。
其三，利用梁生宝和区乡干部去县城参加三级干部会和互助合作代表会的机会，高增福、冯有万和饲养员任老四等人相对缺乏经验，乘虚推动灯塔社内部矛盾的激化。虽然郭振山跟梁生宝一起开会，没有参与那几天梁大老汉卖马事件的推动，但郭世富亦有策动能力和经验，“闲话站”的几位主力仍然是骨干。性情急躁的生产队长冯有万在黄堡镇“推倒”梁大老汉之后，姚士杰在人群中演绎事件和推动传播，强调梁大老汉依仗军属身份闹事，美化梁生禄“把马入了社”，是此次“舆情事件”的重要推手（719-721）。
《创业史》第二部尚未修改好，柳青即因病辞世，但郭振山一方杯葛灯塔社过程的叙述是完整的。柳青曾指出梁生宝与《狠透铁》中的老监察（狠透铁）之间的关联，狠透铁“那股忠诚和顽强劲儿，我在长篇里用另外一个名字写着”29。《狠透铁》写了一个“红马事件”，狠透铁因此卸任大队长，此前一直给他穿小鞋的副队长王以信（类似于郭振山）升任队长。比较这两个故事，可以更深入地理解第二部叙述的偶然“突发事件”发生的必然因素。其一，王以信与“蛤蟆滩三大能人”都是擅长编造流言的造势高手，那些流言往往带有部分真实性，理由往往冠冕堂皇，他们将传播流言的舆论造势作为政治斗争的重要手段，包括贬低和攻击合作化领导者。“红马事件”并非王以信使坏的结果，狠透铁耽搁拿药有一定责任；梁大老汉卖马事件也有冯有万等人缺乏应急经验的原因，也不是郭振山一方刻意谋划的事件，但郭振山一方长期造势、布局与抓住时机挑拨离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二，斗争局面有所不同。《狠透铁》的“红马事件”是狠透铁在小说开头的挫折，但他无所畏惧，坚决与王以信一方斗争，担任大社监察委员，在乡党委高书记的支持和指导下，揭露了王以信等人偷盗粮食的问题，重新当选生产队长。《创业史》第二部结束于郭振山一方造势布局、乘虚挑起灯塔社内乱之时，也是灯塔社及梁生宝遭遇重要挫折之时。按照小说叙述，不像王以信，郭振山一方并没有犯罪行动。柳青去世前与死神赛跑，感到自己可能无法完成第三卷，将第三卷部分内容提前写入第二部。第二部结尾部分写了灯塔社群众的回应，梁生宝的回应尚未出现，但小说已多处写到梁生宝对郭振山走另一条道路的应对态度。郭振山一方处于攻势，灯塔社多有被动之处：这一形势，可能是一时的挫折，也可能是一种趋势。梁大老汉卖马事件之于梁生宝和灯塔社，固然像“红马事件”之于狠透铁一样，会是一次大的挫折，但并不至于终结其政治努力。30
《创业史》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
3. 合作化的道路之争：领导层的分歧与当面讨论
《创业史》叙述了从县到乡的领导干部关于梁生宝互助组及灯塔社的分歧与争论，这是柳青所说的两条道路、两种制度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分歧和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农村合作化应当如何吸纳在经营上有长处、但倾向于走自发道路的中农阶层？以县委书记为代表的看法是，中农在农村中占据优势，应当由中农阶层领导合作化运动。以樊乡长为代表的看法是，应当对中农群体（尤其是在党的领导下从贫农变成中农的人们）进行“面对面”的批评、教育和斗争，推动他们认同和参加合作化。县委杨副书记、区委王书记、乡政府卢支书和梁生宝等人处于中间的位置，认为应当依靠对合作化有自觉的贫农和中农，同时对倾向于自发道路的中农或贫农保持耐心，“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在办好合作社的基础上逐渐说服中农。
第一部已经暗示了县委书记与副书记的分歧，叙述了区委书记王佐民与乡长樊富泰的分歧。第十六章写梁生宝在黄堡区区公所与县委杨国华副书记与区委王佐民书记的交谈，杨书记不指名地批评了“有些指导斗争的同志”，认为他们主要在字面上理解文件，“硬是不到群众里头去请教”，错误地批评贫农组，错误地认为应当纠正互助组只有贫农没有中农的偏向（213）。第二十六章通过县里派到蛤蟆滩的农技员韩培生的视角，写出了县委陶书记“没有中农参加，互助合作运动是搞不起来的”的意见与欢喜转述的区书记王佐民“团结中农，……并不是叫俺互助组迁就中农，巴结中农”的意见之间的分歧（376）。第二十七章写韩培生与王佐民沟通后对互助组与富裕中农问题的再思考，根据在第五村的实地了解，他觉得王佐民的看法有道理，但又相信县委陶书记的话绝对正确。参照第十六章杨国华、王佐民与梁生宝围绕此一问题的详细讨论，陶书记与王佐民的分歧事实上也是陶书记与杨书记之间的分歧；杨书记在十六章的不点名批评，至少包含了对县委书记陶宽的批评。第一部对领导层分歧的叙述是比较含蓄的，需要前后联系才能看出其中的暗示，第二部的叙述更直白。
第十六章通过梁生宝的批评，写了下堡乡乡长樊富泰对走自发道路的中农持强烈批评态度的倾向，梁生宝和王佐民都认为樊乡长的做法过激，认为对中农不能采取“强迫命令”的办法，需要采取“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方式方法（214-218）。31在第二部中，柳青进一步通过下堡乡书记卢明昌与乡长樊富泰的争论，提到樊富泰“说梁生宝软弱，不敢和郭振山面对面斗争”（517），清晰呈现了当时领导层在如何与富裕中农的自发意识做斗争方面的分歧：樊富泰鼓吹“面对面斗争”，只是其中一种看法；卢明昌、杨副书记等人并不认为需要“面对面斗争”，再次强调了第一部中的观点。这一叙述间接回应了第一部发表之后文学批评界认为“面对面斗争”写得不够的批评意见，折射了柳青坚持自己看法的态度。32
第二部还写了县委陶书记与杨副书记之间暗藏机锋的面对面沟通（有温和的争论，也有务实的协调）、杨副书记对县委派的工作组组长魏奋的当面批评。这些党内沟通或批评呈现的分歧，既有政策层面的，也有组织人事层面的。思想、政治路线和政策层面的辩论，主要议题是如何处理农业合作化与富裕中农的关系，县委书记的看法是，无论是互助组还是合作社，必须有中农的参加，否则搞不好；杨副书记、王佐民和梁生宝等人的看法是，如今中农与贫农的矛盾大，得贫农们先把互助组做起来，然后再想办法团结中农。组织人事方面的分歧，主要是灯塔社是否成熟，第五村的合作化运动应该由郭振山还是梁生宝领导。工作组组长魏奋最初直接向县委书记汇报的批评梁生宝和肯定郭振山的信息和意见，显示了郭振山方面的影响，此一情节接近于《狠透铁》中王以信对工作组曹同志的信息屏蔽和影响。农技员韩培生的视角含有张力，内涵丰富，他在实践中不断思考已有的分歧和争论，从倾向于县委陶书记的看法，转变为倾向于杨副书记的看法，为魏奋了解第五村尤其是梁生宝的情况，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和意见，魏奋由此及时调整了自己的看法。可以想见，梁老大卖马事件发生，以及在大会上的舆论发酵，组织人事方面的问题很可能在县委领导层的讨论中再次提出。
领导层分歧或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合作化道路的阶级基础问题，即合作化道路的主力究竟应该是贫农还是中农？党对合作化道路的领导主要依靠农民阶级中的哪个阶层？县委书记倾向于主张由中农来主导农村的合作化。这一主张的主要理由是中农群体占多数，更有致富和领导的能力；问题是中农未必愿意走合作化道路，很可能的局面是合作化三心二意，然后不了了之。县委杨副书记等人主张由贫农来主导农村的合作化。这一主张的主要理由是贫农是对于合作化道路真正有需求、有愿望、有自觉性的群体，在党的领导下也有能力组织起来；虽然中农有能力，但缺乏走合作化道路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有意思的是，发生争论的三级干部都不认为他们之间的争论是“面对面斗争”。樊富泰批评卢明昌不与郭振山做“面对面斗争”。卢明昌在处理第二次“活跃借贷”时，对郭振山做过相对温和的批评，指出他与开砖瓦窑的私商韩万祥“有拉扯”。但卢支书与樊乡长讨论时，没有以此证明自己对郭做过“面对面斗争”，来反驳樊乡长，也就是说，他并不把自己对郭的批评视为一种“面对面斗争”。卢明昌与樊富泰的争论也是面对面的讨论，但他们同样不认为这种讨论是“面对面斗争”。杨副书记在王亚梅（县委书记夫人）等人在场的会上批评魏奋没有跟区乡沟通，直接向上面（陶书记）汇报不准确的信息，是小范围开诚布公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他们也不认为这种上级对下级的批评是“面对面斗争”。这些争论是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内组织生活中带有道路之争特点的争论。它们都是一对一或者小范围的对话，是党内政治生活的摆矛盾、红红脸，涉及到的问题则是第五村道路之争中的核心问题。干部们不将带有道路之争特点的党内争论视为“面对面斗争”，反映了领导层对内部争论的自我认识：他们倾向于将来自党内同志的不同意见或批评，视为党内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的一种常见的正常状况；他们能够心态平和地面对不同意见与批评，可以将争论与个人利益区分开来，能够将争论和批评控制在“人民内部矛盾”而非敌我矛盾“面对面斗争”的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杨副书记与陶书记之间关于灯塔社工作安排的沟通，双方都知道相互之间存在分歧，对话过程中含蓄表达各自态度，达成协调双方意见的方案。正副书记的沟通情境有接近于梁生宝与郭振山的沟通之处，都是位置稍低的同事跟稍高的同事的沟通，但杨副书记的沟通方式提供了保持尊重同时明确表达态度的范本。陶书记认为，不能因一时认识模糊否定郭振山，也不能因梁生宝一时表现突出而估计过高，杨副书记的回答是“道理是完全正确的，事实是怎么样，现在还难说”，同时问书记，“现在，你说灯塔社怎么办吧？能下马吗？”书记退一步，提出灯塔社推迟一年成立的方案，到时再决定究竟由梁生宝还是郭振山挂帅，杨副书记则问“要是不能说服群众呢？老陶，县委已经批准了。社名字也叫出去了。”陶书记再退一步，提出的方案是，区政府要把包袱背起来，“多出点力，不要依靠县上”（535-536）。杨副书记尊重陶书记，又以合适方式提出不同意见，一步步“推动”喜欢坐办公室看材料、不重视了解实际情况的陶书记不断修正决定，这种“推动”既是因势利导，也是通过陈述限制条件，迫使书记提出相对合适的方案。
避免“面对面斗争”的“自我牺牲精神”：
一二部的差异以及第二部对第一部评论的回应
《创业史》主要写了两种与道路之争有关的冲突：一是合作化运动组织与暗中杯葛此一运动的人民内部矛盾，它是第五村道路之争的形态，虽然缺少面对面斗争，处于较为隐蔽的状态，但强度并不低。郭振山一方的暗中运作，主要不是“自愿”与否的问题，而是有主动的攻击性；这种攻击性不是来自不“自愿”，而是来自于重建农村不平等关系的愿望，例如多买地，成为拥有更多地的富农。二是基于党内政治生活原则与同志关系的小范围公开争论和批评。领导干部之间的分歧与争论是坦诚的、公开的，主要是同志之间的看法交流，基本没有出现类似于郭振山那种玩弄权术的斗争。它是县乡三级干部中的道路之争形态，既是一种常见的日常工作沟通，也是一种当面的道路之争。
这两种矛盾都被认为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它们有隐蔽含蓄与公开直接的差异，共同之处是，都试图与“面对面斗争”保持距离。第五村的道路之争在面对面的空间中发生，但冲突的节点事件不是生死大事，更接近日常的矛盾，斗争的形式也是含蓄和隐晦的，梁生宝拒绝进行“面对面斗争”。33三级干部中的道路之争是当面的辩论与碰撞，但参与者都不认为这些斗争是“面对面斗争”。
这两种道路之争形成了一种自发道路有着一定优势的氛围，梁生宝面对这两种道路之争的态度，可以反映出这一氛围的基本状况。
（一）避免“一个村唱两台戏”：两种政治生态的差异与梁生宝的态度
第五村道路之争的特点，既与郭振山一方暗中运作的做法有关，也与梁生宝的应对方式有关。梁生宝在第五村的政治生活中，可以采取县区乡三级干部们那样的工作方法，在与郭振山的沟通过程中多做一对一的、面对面的、开诚布公的讨论，但他并没有这样做。
梁生宝希望避免出现“一个村唱两台戏”的分裂局面（488），同时，“迫不得已的时候”，他准备着和郭振山正面冲突（419）。基于维护团结的目标，梁生宝认为，与郭振山正面争辩，不是好的方法。他避免在同村人那里留下两人分裂的印象，无论在互助组和灯塔社的骨干成员面前，还是在其继父之前，都是如此。梁三老汉指出郭振山的自发意识，他笑而不言，“他不在继父面前，评论村里另一个党员的长短。他再辩论下去，不仅没有意义，反而还会弄坏。”（104）对冯有万，他“照例谨慎”（108）。
小说借卢明昌对樊富泰的批评，肯定了梁生宝这一方法的合理性。卢指出，要是梁生宝听樊的话，“今天和他爹面对面斗争，明天和郭振山面对面斗争，后天和郭世富面对面斗争，蛤蟆滩的群众能像现时这样信服互助合作好吗？”（517）。
梁生宝对第五村政治生态与领导层政治生态的区别有一个观察，他在与杨副书记和王佐民交谈时想到：“同志感情是世界上最崇高、最纯洁的感情；而庄稼人之间的感情，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下，不常常是反映人与人之间利害关系的庸俗人情吗？”（207）《创业史》对这一政治生态差异的叙述，可以理解为描述了两种不同的政治生态类型。三级领导层代表的政治生态类型是，存在超越私有财产意识的同志感情，可以在小范围乃至党内组织生活中坦诚地争论，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些争论与批评没有明显演化成基于个人利益的权力斗争。第五村代表的政治生态类型是，道路之争与基于个人利益算计的权力斗争深刻地纠缠在一起，缺乏基于同志感情的正常党内组织生活，很难展开坦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与争论会加剧分裂；即使刻意避免分裂，争权的暗斗同样会破坏发展中的合作化运动。
这两种类型的政治生态在不同地域、不同领域、不同层级都可能出现。如果说第五村会因为梁生宝与郭振山之间公开争论而分裂，那么，县区乡三级干部之间含有道路之争内容的争论，是否会导致三级党政部门的分裂？这是《创业史》叙述中隐含的重要矛盾。让梁生宝“大胆暴露思想”（212）的县委杨副书记尊重而不失原则地与陶书记交换意见的做法，提示了梁生宝处理与郭振山分歧的方式的部分理由，即党内生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是需要分场合和情境的。
梁生宝避免与郭振山当面争辩和分裂的做法，包含了直面障碍、感化同志的良好愿望和“自我牺牲精神”。他宁愿自己被杯葛，也坚持通过组织农业合作化的行动而非言辞，来“争取”郭振山成为告别自发意识、赞成合作化的领导者。他对郭的手腕并非毫无预见，明确意识到“他和郭振山之间，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斗争”，但“他还是要竭力控制自己，不要使斗争发展到直接的冲突。他决心以互助合作的成功，促使郭振山认识自己的错误”（419）。他对郭振山猜度他“对互助合作热心的，当然都是为了当劳动模范”非常厌恶，忍而不言，当时想到了可能遇到挫折（“在汤河上绊了一跤”有其引申之意），但他的思路是，“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什么时候毁了自己，什么时候拉倒！一切都豁出来了。拼到底，失败了，给旁的同志做吸取教训的材料！”（418）
这是有预见性和远见的宣言。其一，梁生宝看到了，合作化和共同富裕进程中的中上农问题将是一直存在的问题。倾向自发道路的人们的主要特点，一在于是否“自愿”参与合作化运动，二在于强烈的经济扩张（例如土地兼并）诉求，会转化为推动道路之争激化的重要力量。其二，他了解郭振山与他之间的政治竞争，但他对于合作化运动的组织很有自信，知道郭振山对于合作化运动并无兴趣，做的也不是真的合作化，郭振山的竞争或者杯葛，主要出于对拥有更多土地以及获得政治权力的热情，而非推动合作化运动的热情。他的政治判断是，无法断然以“面对面斗争”的方式来处理中上农乃至富农问题，需要有长期的耐心，重点是做好党内有自发道路倾向的同志的工作。其三，梁生宝的“自我牺牲”准备，反映出自发道路及其“汪洋大海”在基层形成了一种占有优势的氛围。而且，面对自发道路的主动攻击，梁生宝领导的互助组或合作社尽管在成长中，相对弱小，仍然需要约束和控制自己“以牙还牙”的冲动，致力于通过自己的成绩证明自己。《创业史》对这种状况的叙述，其实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合作化运动能够通过合作化本身的优秀成绩促进自发道路倾向的人们“自愿”加入，但并不能抑制后者的经济扩张诉求，这使得合作化运动需要平衡这一诉求的动力，但这种动力从哪里来？在小说中，支持梁生宝的县区乡三级领导是支撑者，党的领导的重要性于是凸显。其五，梁生宝预判，他将遭遇杯葛甚至更严重的危机。也即是说，即使梁生宝采取“中间”态度，有耐心，能容忍，够温和，仍然会面临杯葛；如果采取“面对面斗争”的方式，引发的反弹和冲突会更激烈。如何面对可能的杯葛、危机乃至分裂，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
（二）与“面对面斗争”保持距离：柳青面对批评的坚持
《创业史》第一部出版后，评论界发生了重要的争论。柳青曾在不同场合对第一部出版后的批评做出直接回应，第二部则通过创作的方式对部分重点问题做了比较含蓄的回应。
梁三老汉与梁生宝
“第一部没有正面冲突，没有交锋，是背对背的斗争”的批评意见颇有影响，也颇为重要。柳青的回应是，《创业史》叙述的“两条道路、农民中两种思想倾向的斗争”，主要的方面不是敌我斗争。1963年，他在回应批评时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尤其是合作化运动初期的阶级斗争与民主革命时期不同，斗争的“历史内容主要的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地主和富农等反动阶级站在富裕中农背后”，根据矛盾的这个性质和特点，“互助合作的带头人以自我牺牲的精神，奋不顾身地组织群众集体生产，以身作则坚持阵地和扩大阵地，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就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34。可以说，梁生宝主动回避与郭振山的“面对面”斗争，是柳青此一主张的形象载体。严家炎等学者提出《创业史》第一部没有正面冲突，是“背对背的斗争”，忽略了领导层的正面争论，但问题意识的针对对象是准确的，柳青及其笔下的梁生宝，的确主张避免“面对面”冲突，主张抱着“自我牺牲的精神”，团结和争取倾向自发道路的党内同志，期待上中农“自愿”投入合作化运动。在遭遇这一批评后，柳青继续坚持避免“面对面”冲突的主张，而且在叙述方式上更直白地表达其主张，同时刻画自发道路一方的杯葛。
柳青在写《创业史》第一部的过程中写了中篇小说《咬透铁锹》（后改名为《狠透铁》），其中的狠透铁—王以信矛盾的性质，因为王以信涉嫌犯罪发生变化，变成了敌我矛盾。1958年回应关于这篇小说的讨论时，他已指出，“人民里头保存了敌人”时的斗争特点是，“敌人总是要兴风作浪的。它不是以敌人的姿态，而是以人民的姿态兴风作浪。通常人们把它看作人民内部矛盾，看不成敌我矛盾”35。这一回应提示了一个重要背景，即根据当时的政治判断，敌我矛盾往往以人民内部矛盾面目出现（如狠透铁—王以信的冲突），但人们往往看不到问题的实质，将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以《狠透铁》所透露的时势变化为背景，可以看出，柳青坚持将梁生宝—郭振山的矛盾限定于人民内部矛盾类型的道路之争，与《狠透铁》所呈现的时势变化趋势保持了一定距离，必然会面临相应的政治压力。有关《创业史》第一部缺乏“正面冲突”的争论，客观上是这种压力的重要表现。
联系时势变化与《创业史》面世时的氛围，更容易理解他对“面对面斗争”的界定包含的内在矛盾：一方面，“面对面斗争”主要被理解为当面冲突和交锋的斗争形式，它可能是敌我斗争的形式，也可能是人民内部矛盾展开的形式。柳青认为宋江与高俅的矛盾并非面对面斗争，36即如果双方没有直接“面对面”，即使是敌我矛盾，也不是面对面斗争。就梁与郭的矛盾冲突而言，《水浒传》中更合适的比较对象，其实是梁山英雄内部是否接受招安的道路斗争，而不是高俅与宋江的斗争。柳青知道梁生宝—郭振山矛盾与宋江—高俅矛盾的差异，但他反而强调两者相近之处，显然不是指前者也是敌我矛盾，不如说，这一比较指出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都既有不发生短兵相接、不正面交锋的类型，也有正面交锋的类型。高俅与宋江打照面的相处机会很少，没有“面对面”的斗争容易理解。而梁生宝与郭振山是同村的共产党员，抬头不见低头见，有很多机会做“面对面”的斗争，但两人之间基本没有发生直接的冲突（例如面对面辩论或当面冲突），到第二部结束，梁生宝与郭振山也没有面对面吵过。双方的冲突有其深度、强度和特点，这是梁生宝主动避免面对面斗争，而不是像宋江和高俅那样无法做面对面斗争。另一方面，当领导层当面争论，或者做批评和自我批评时，其实是一种当面冲突，但因为被视为人民内部矛盾，也不被认为是“面对面斗争”。从争论的内容来看，无论是思想政治路线的分歧，还是组织人事安排的分歧，多少带有道路之争的特点，是第五村道路之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家不将这些当面冲突视为“面对面斗争”，是一种话语策略，表达了将这些冲突限制于人民内部矛盾范围内的愿望。
“面对面斗争”概念的内在张力，构成了一种话语运用的模糊性。综合来看，当时人们更倾向于在敌我斗争的情境中使用“面对面斗争”概念。如果人们使用“面对面斗争”叙述矛盾冲突，包含了将其视为敌我矛盾的倾向。在《创业史》中，人们对“面对面斗争”的理解有分歧的一个例子是，梁生宝与郭振山的斗争是否应该成为“面对面斗争”？樊富泰乡长认为梁生宝应该有“面对面斗争”，卢明昌书记和梁生宝都不赞成。樊富泰未必将这种斗争视为敌我矛盾，但他强调要做“面对面斗争”，意思是斗争方式应该更接近于敌我矛盾的斗争方式，主张表达更鲜明的斗争态度。柳青自己的态度更接近于卢明昌和梁生宝。
可以这样归纳柳青的分析框架：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都既有“面对面”的斗争，也有不“面对面”的斗争；道路之争，有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有的是敌我矛盾（不同时期有不同情况）；关键问题是，具体的斗争究竟被视为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柳青认为主要是前者）；是否“面对面”并非关键所在，但强调面对面斗争，意味着向敌我矛盾的斗争方向靠近。
（三）自发道路的日趋活跃与作为人民内部矛盾的道路之争：《创业史》第一二部的差异
《创业史》第二部到1977、1979年分上下卷成书出版，其中前十七章多数在1964年之前发表，十八章之后的内容则在1978年之后陆续在《延河》、《人民文学》等刊发表。第二部的写作修订与发表迁延近二十年，叙述“两条道路、农民中两种思想倾向的斗争”的重点发生了重要变化。从准列传体框架来看，除了前面讨论的一二部第一章的主要视角来自不同道路的人物之外，有个人史（或家族史）叙述的重点人物选择，以及叙述的重心，都有微妙而重要的变化。
其一，有个人史叙述的人物，第一部中主要是梁生宝互助组的成员，第二部则多半反对或疏离于农业合作化道路。柳青的准列传体创作相对于《水浒传》的一个推进是，将准列传体的结构方式贯通地运用于《创业史》的第一、第二部。这大概是柳青有意识地超越《水浒传》仅在前半部分以人物为中心的写法，《创业史》第一部与第二部在写法上相近。按人物个人史叙述首次出现的章节的顺序，第一部有个人史叙述的梁生宝互助组成员依次有梁三老汉、梁生宝、高增福、冯有万、白占魁、王瞎子、欢喜、素芳、秀兰、郭锁。另有一位特殊人物县委杨副书记，他是梁生宝互助组最重要的支持者。改霞则是同情者。第一部还提供了“蛤蟆滩三大能人”郭世富、郭振山、姚士杰的个人史叙述，他们是梁生宝互助组及后来的灯塔社的主要对手。从涉及人员的数量来看，第一部的重心明显放在梁生宝互助组。
梁生宝互助组并不是依托村民居住的自然状况而确定的，而是在突破既有分组之后形成的，是一个能动的自主的过程。互助组的形成是第一部的主要线索之一，这是不同于水浒英雄“聚义”的组织过程，不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个人英雄的聚合，而是村庄共同体内部的部分群众在有局限的条件下的组织。有的原本不在组内，而自愿跨越组别界限加入，如高增福；有的并不情愿，如王瞎子；有的愿意但不被多数组员接纳，如白占魁。这一复杂的组织过程，是以多级党组织及其骨干在乡村的领导工作为基础的。
第二部叙述了杨加喜、姚士杰、梁大老汉等不赞成合作化路线的人物的个人史或家族史，此外，补充叙述了处于灯塔社边缘的素芳的家史。此卷没有增加灯塔社成员的个人史叙述，只是叙述了将与梁生宝结合的刘淑良的个人史。第一部以梁三老汉开篇，以梁三老汉收尾；第二部以郭世富、杨加喜等上中农在“闲话站”的商议开篇，以郭振山在灯塔社危机爆发之后在官渠岸互助联组的基础上筹办合作社收尾。37这一结构安排显示了第二部叙述重心的转移。第二部中，灯塔社的对立阵营的叙述占的比重更大，这与此卷重点写郭振山一方对灯塔社的杯葛是相匹配的。第一部对郭振山一方杯葛梁生宝互助组的叙述较少且含蓄，第二部的叙述则重点写了郭振山一方杯葛灯塔社，尤其是含蓄叙述了“蛤蟆滩三大能人”的联手布局和推动。
其二，第一部的个人史叙述的关注重点是两种不同的“创业史”，一种是包含上中农意识的个人创业发家史，一种是走上互助道路的创业史（包括从自发意识到集体互助创业的转变），而第二部的个人史叙述，重点写的是个人的创业发家史。姚士杰的家史与梁大老汉的个人史叙述固然如此，刘淑良的个人史叙述（借助冯有万丈母娘的视角）与素芳的家史叙述（借助素芳母亲的视角）关注的也主要是个人成败。这种个人史叙述的人物选择与视角安排，营造了第二部自发意识和上中农意识逐渐占据主导位置的基本氛围。第二部对农村合作化的叙述带有预言性，指出了七十年代之后议题转变的趋势。
其三，第一部对于道路之争与思想分歧辩论的叙述笔法都比较含蓄，无论是郭振山对生宝—改霞之恋的破坏，还是对县委意见分歧的叙述，都不易看出；第二部的叙述笔法则有的变得比较直白，如对郭振山破坏生宝—改霞之恋的叙述，对领导之间分歧的叙述，有的仍然保持比较含蓄的风格，如对郭振山一方试图搞垮灯塔社的造势与挑拨离间、借刀杀人手法的叙述。
其四，第一部提及了县区乡三级领导关于第五村合作化运动的分歧，但不是重点；第二部三级领导尤其是县委书记与副书记之间的分歧和争论，则是重点内容之一。不仅如此，第二部最主要的内容事实上已经变成郭振山一方对灯塔社的杯葛，以及三级政府领导们关于灯塔社的分歧和争论。第二部关于灯塔社内部的组织和活动情况的叙述并不多，用了部分篇幅叙述梁生宝与刘淑良的恋情，但这不是灯塔社内部的动员与组织。也即是说，农村合作化的内部动员与组织，已经从第一部的主要内容变成了第二部的边缘内容。
《创业史》第二部留下了一个开放的结尾，梁生宝与郭振山分别代表的，以及杨副书记与陶书记分别代表的道路之争的未来走向扑朔迷离。虽然现实历史的演进在第二部出版时已经“剧透”了方向性的发展，但作家的叙述还有关注进程、问耕耘未必问收获的一面（就像梁生宝做好“自我牺牲”的准备一样），即合作化运动在人民内部矛盾中如何持续推进。柳青在这两部中已经埋下了趋势性的信息。第二部相对于第一部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有其重要性。
共同富裕的开拓与可能路径：
兼及《创业史》与《艳阳天》的比较
农村合作化的道路，建国初期版本共同富裕的道路，是在道路之争的矛盾冲突中展开的。《创业史》提供了两条道路之争的多层次叙述，提出了共同富裕道路的系列重大问题，也通过第五村的个案，呈现了共同富裕道路探索的重要经验。
《创业史》的叙述营构，包含了良好的愿望与良苦的用心，刻画了以杨副书记、区委王书记、下堡乡卢支书和梁生宝的群体，既坚持以有合作互助自觉的贫农为基础推进合作化，又期待更多倾向自发道路的中农的自我教育和自我调整。这是一条“中间道路”，面临着倾向自发道路、抵制（乃至仇恨）合作化的上中农群体与富农、旧地主合流杯葛的挑战，面临更激进的同志的批评，也面临政策层面的分歧和斗争的制约，但他们以“自我牺牲的精神”坚持团结和争取党内倾向自发道路的同志。柳青以丰富的、多层次的细节，繁复的结构技艺，呈现了这一“中间道路”在种种矛盾和制约中拓进的高度复杂性。
柳青提出了一个具有前瞻性、长期存在的共同富裕难题：贫农阶层面临土地得而复失、重返赤贫状态的危机，绝大多数有合作化和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诉求、动力或自觉，但问题是，贫农群体与走自发道路的上中农群体能否合作、如何合作？在“自发势力的汪洋大海中”（82），党如何领导有走自发道路强烈诉求的上中农阶层（农村“中产阶级”）走共同富裕道路？
（一）如何开拓合作化道路：梁生宝的经验
1、从互助组到灯塔社的开拓：梁生宝的组织带领与三级干部的支持
梁生宝在第五村领导和组织合作社的行动，以往已有丰富的研究和讨论。《创业史》对灯塔社探索的叙述，呈现了共同富裕道路最初推进时的系列重要议题。
一是合作化的基本动力与党员中坚的重要性。
贫农阶层的合作互助逻辑很清晰。梁生宝与梁三老汉推演没有贫农合作条件下的可能性，指出必然再次出现分化，部分贫农在土改中分到的土地重新集中到上中农和富农手中。贫农自发组织是有难度的，需要党员干部站出来，发挥中坚作用。梁生宝的重要性，是在郭振山放弃责任、蛤蟆滩陷入无组织状态的情况下，勇于承担组织蛤蟆滩互助组的责任。如果没有梁生宝站出来，蛤蟆滩的无组织状态很可能成为常态。走出贫困，以及走出贫困之后相对经济水平较低的社会阶层的发展问题，是合作互助组织和共同富裕道路探索的主要动力、主要议程与主要基础。
中农阶层如何从倾向自发道路，到“自愿”加入合作化？“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包含的是一个政治伦理问题：如果一个中农不是共产党员，不是“在党”的郭振山，他有何责任和义务要“先富”带动“后富”？如果此人就是不愿意，能怎么样？杨副书记和梁生宝等人强调“自愿”，是意识到了这一基本困境，从根本上说，不能将希望主要寄托于中农或富农会像一个共产党员那样，分享自己到手的利益，承担起带动“后富”的作用。按照陶书记的观点，如果中农占多数（在部分地区、部分条件下是可能的），情况会更复杂一点。上中农在合作化进程中的“自愿”问题，说到底是，他们如何会认为，自己不仅在合作互助过程中利益没有受损，而且会更为富裕？
梁生宝的设想是，合作社以自身的良好运营的实际效果，说服这些中农，让他们认识到合作互助的好处，自愿改变看法，加入这一进程。灯塔社公布的方案，让姚士杰等人感受到了成功的可能性和威胁。梁生宝领导的探索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立足于村庄的农业生产，一是“进山”割竹做扫帚，进入工商业的新领域。
如果局限于农业生产，梁生宝设想的实现，有赖于合作化组织大幅提升农业生产收益，让上中农获得比以往更多的收益。组织起来也是生产力，梁生宝的计划有实现的可能。风险在于，这一计划可能面临农业生产的“天花板”，存量增加不多的情况下的重新分配，对上中农的吸引力较弱，他们会觉得自己的利益因为加入合作化受损。“进山”开辟的另一经济增长路径，因此是重要的，既解决了贫农高增福的经济困难，也让中农冯有义感受到了团结互助的力量（324-325）。
柳青与《创业史》中梁生宝原型人物王家斌在一起检查生产
社会经济运行在更大的流动环境中展开。《创业史》的“进城”与“上山”情节，初步地提供了一个隐喻性的情境，即在社会流动的条件下，在延伸到外部、充满挑战的新环境中，流动状况下的合作互助的组织，意味着共同富裕新路径的开拓。基于这一视角，《创业史》未曾涉及但可以想象的问题是，在这种流动的工商业生产的新情境下，中农的参与是否会有另一种状态？
二是梁生宝领导灯塔社的条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影响梁生宝的合作化事业。其一，如杨副书记所指出，群众是否拥护是关键。其二，应对危机（包括政治竞争对手制造的危机）的能力。其三，上级党组织的道路分歧与决策走向。在灯塔社成立前夕，梁生宝向高增幅转述，他了解到建设工作组长魏奋将灯塔社推辞一年成立的想法，跟魏奋说，“灯塔社要是不办，我梁生宝也活得没一点意思了。……县上要是决定停办灯塔社，我不服从！”（545）如果陶书记不理会杨副书记的意见，拍板决定停办或推迟一年，会出现僵局或者合作互助的组织瓦解的局面。道路分歧和争论是常态，政策层面有怎样的走向，存在不确定性，这是决定因素之一。合作化也好，作为当下政治过程的共同富裕也好，关键在党。
2、“进城”与“进山”的意涵：流动社会与共同富裕
相对于同时期的《三里湾》（赵树理）、《艳阳天》（浩然）等作品，《创业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叙述村庄内部的斗争之外，将县区乡三级干部的分歧和协调，作为重要内容。这一叙述结构，指出了合作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它已经不再是单一村庄共同体内部的事情，而是国家共同体内部的局部问题，它涉及的边界，要远远大于单一村庄内的合作互助的组织和形成。
党和政府有丰富的政策工具和举措，来支持一个村庄内的互助合作。梁生宝组织互助组进山之前，与杨副书记和区委书记交谈，杨副书记让区委书记带梁生宝到区卫生所带点药品、药棉和纱布，“从区上的互助合作经费里开支”（219）。这一情节显示，党和政府不只是公布政策或落实政策，而且是乡村合作化内部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第五村联系外部世界的重要机制和网络。第五村的合作化不是一个静止世界中的合作化，而是庞大社会网络和流动世界中的合作化。
改霞等人“进城”，与梁生宝组织大家“进山”，是乡村进入流动社会中的两个重要情节，并且带有一定的隐喻意涵。
在《创业史》和《艳阳天》中，改霞与梁生宝的情感，焦淑红与萧长春的情感，在郭振山和马之悦的政治盘算中，都是影响乡村政治格局的重要问题，都试图避免竞争对手获得强援。梁生宝和萧长春也都从本村建设的角度，分别希望改霞和焦淑红留在本村。这些情节营造了一种氛围，倾向于希望将能人凝聚于村内，搞好乡村建设。这是很有时代特色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创业史》让改霞进城做工人，而且没有返乡，她与军人梁生荣、电工郭振江，呈现的是乡村能人走向的一种重要可能性。在流动性更大的时代，这类流动成为主要方向。这些能人走向工业化城镇，是乡村建设的另一种网络的建构。区委书记和乡支书对改霞走出乡村、她与梁生宝是否合适的讨论（439-440），实际上指出了改霞的选择有独立于梁生宝的价值与意义。
梁生宝组织大家“进山”，是以供销社所代表的计划经济时代商业网络为前提和基础的，这是一次超出村庄农业生产的市场行动，是乡村共同体的骨干组成的群体，向外部世界的一次成功出击。38“进山”，不是走向封闭，而是走向更开阔的、流动的经济世界，牵涉了砍竹（如果这些林地成为确定使用权的地域，还有种植环节）—生产扫帚—运输—销售等系列环节的产业链（131）。这一情节揭示的，是合作互助组织和共同富裕探索的另一重要空间，而且是一个激发增量式成长的经济空间。在这一空间里，大家面临威胁，团结互助更为紧密，也更有效率。
需要进一步注意的是，《创业史》叙述的并不仅限于梁生宝领导的互助组：蛤蟆滩互助组“进山”，不是进入村庄的“后山”，而是百里之外的深山；也不是一个互助组“进山”，而是周边众多村庄的民众都会“进山”（303- 304）；这些互助组“进山”，不是单一生产流程的水平延展，而是从割竹到扫帚生产再到销售的产业链的纵向延伸。参考恰亚诺夫的“差异化最优规模”理论和“纵向一体化和集中化”概念，“纵向一体化”主要发生在同一产业链的上下游之间，通过合作社实现“纵向一体化”（生产、仓储、运输、销售、金融和科技服务等），重要性和潜力要远远大于不同产业和企业之间的“水平一体化或集中化”。《创业史》的“进山”情节，一方面带有集体出工的“水平一体化”特点，另一方面事实上提出了跨地域的来自众多村庄的互助组乃至合作社（当然也有“进山”的家庭或个人）在纵向产业链上形成更大范围的互助合作的需求，这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跨地域互助合作的前景的构造。39
（二）《创业史》的未尽之言：道路之争的全局与走向
1. 两条道路之争的全局：道路之争的客观存在与多层次目标
从《创业史》的接受史来看，读者一般更认同或同情梁生宝和杨副书记等人，其中有叙述者有意无意透露倾向的影响效果。但就作品所呈现的道路之争的全景图来看，两条道路需要同样重视，需要放在同一平面来思考两者的相互关系。
梁生宝以“自我牺牲精神”团结郭振山的尝试和努力，如果放在两条道路的关系结构中，柳青事实上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党内经济建设进程中的两条道路如何在斗争中保持团结，形成“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有活力的局面。《创业史》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深入描述了建国初期两条道路相互碰撞的不同方式。有关建国初期道路之争的一种常见叙述是，合作化的群众运动对于自发道路的强有力冲击和改变，而《创业史》提供了另一种不同的图景，自发道路在整体上占据优势，合作化运动需要在面临自发道路杯葛的情境下用成绩来证明自己，扩大影响力。
面对自发道路占据优势的氛围，梁生宝的尝试和努力是一种常见的模式。他回避“面对面”的斗争，形成的格局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缺乏接触，相对被动地等待郭振山的变化，缺乏杨副书记那种主动影响的勇气与方法，因而不可避免一定程度陷入被动局面。二是这种“团结”方式，愿望是达到团结，但实际上很难形成团结局面。梁生宝回避了“面对面”斗争，同时也回避了“面对面”合作，缺乏接触导致既无合作也无斗争，自然也就很难有团结。这是一种成长中的模式，有走合作化和共同富裕道路的热情和信仰，但力量还较为弱小，自信有所不够，方式比较简单，还需要斗争的磨练和综合的成长。《创业史》表现了合作化运动与自发道路之间在客观上的不平衡，自发道路更为老练，在整体氛围上也更有优势。
杨副书记与陶书记是另一种模式。这是较为成熟的同志关系，有协调和处理内部矛盾的经验，形成了一种在分歧中沟通、在冲突中合作、既有斗争也有团结的关系，相互了解各种倾向，但保持对话，各留余地，在矛盾中寻找解决具体问题的办法。
两条道路的关系问题，包括斗争、合作、分裂、团结等多种多样的可能性，说到底是党的建设问题，包括政治思想路线的探索和组织建设等各个方面。这两条道路都在党内，是客观存在的部分，道路之争也是一种客观存在。自发道路、自发诉求固然是“汪洋大海”，群众的合作互助的诉求和实践，组织起来、追求社会平等的经验和诉求，也有可能形成“汪洋大海”，但如何形成还有待探索，这是《创业史》的叙述呈现的问题。试图完全抑制其中的任何一个部分，都是唯心主义的，都会遭遇强烈的反弹。
《创业史》不只是给出了梁生宝—郭振山的关系模式，还叙述了杨副书记—陶书记、卢支书—樊乡长、卢支书—郭振山等不同的相处方式。这种安排，显示了柳青对中国政治经济宏观格局的把握，以及对这种格局演变的深思。
《创业史》并没有完全肯定梁生宝而完全否定郭振山，没有完全肯定杨副书记而完全否定陶书记，这些人物则各有具体的优缺点，正是这些不同倾向、不同立场、不同性格的人们既冲突又可以合作、既矛盾又可能团结，才构成一个地方党组织的全局。梁生宝不能代表一地党组织的全局，他是党员先锋的代表，但仍然是一个局部，其他人也不能代表全局。一个县、一个区、一个乡、一个村党组织的全局，是不同道路的人们之间的竞争、矛盾、冲突、商量、合作和团结构成的，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是在这个充满矛盾的过程中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创业史》写的是两条道路之争的全局，也是党领导农村建设的全局。
道路之争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会形成各不相同的局面，具体的争论和矛盾的内涵也会有变化，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动态过程。《创业史》对全局的描述内在地提出了道路之争的目标和方向问题：道路之争毕竟不只是为争而争，会有究竟为什么而争的问题，究竟是为一方输一方赢而斗争，还是有另外的、更高的目标和方向？柳青写作《创业史》，要写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这提示了党的领导全局的具体内涵，即道路之争是社会主义道路（包括“大家富裕的道路”）的探索方法和过程。道路之争不是自发的，而是党基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在探索现实路径。
在这个意义上，才能全面理解梁生宝的避免“面对面斗争”的“自我牺牲精神”，以及他对道路之争的有层次感和分寸感的认识。他以“自我牺牲精神”寻求党内团结的政治自觉，呈现了党的领导的全局观念的深刻影响，是党的全局观念在基层扎根的重要表现。梁生宝的“自我牺牲精神”，内在包含了对于合作化运动面临道路之争的准备，即道路之争是客观的，这个过程中必然会有委屈、困难乃至危机；对这些状况的经历、承受和消化，是其政治理想的践履过程。
2. 容忍的团结，还是性质的转变：道路之争的两种走向的并存
关于合作化进程中的冲突矛盾的走向，柳青和同时期的小说创作，主要叙述了两种类型的情况。一类是柳青的《狠透铁》和浩然的《艳阳天》中的激烈冲突和爽快解决型，一类是《创业史》梁生宝“痛并快乐着”的苦熬型。
浩然《艳阳天》
有没有违法行为是分水岭：有违法行为，矛盾向敌我矛盾的方向转变；没有违法行为，矛盾仍然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卢明昌和梁生宝不认为需要对郭振山采取“面对面斗争”方式的主要原因，在他们看来，梁生宝与郭振山矛盾的性质的判断，认为这一矛盾并非敌我矛盾。这也是柳青认为《创业史》写的重点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原因。
《狠透铁》写了矛盾性质发生变化之后的一种发展轨迹。梁生宝—郭振山与狠透铁—王以信的矛盾有类似性，但郭振山与王以信的区别在于后者已有违法行为。狠透铁在发现王以信等人粮食入库舞弊的情况之后，按狠透铁的理解，两人矛盾向敌我矛盾转化，他发动群众果断地做了“面对面的斗争”。他在卸任队长之前，已经“不得不被逼一边使正心眼，一边使拐心眼，防止上中农集团使坏。这就使他的心和脑子更忙了。” 40
《艳阳天》的矛盾发展与《狠透铁》更为接近，马之悦集团因为贪赃枉法而群体坍塌。
柳青《狠透铁》东风文艺出版社1959年出版
《艳阳天》有一系列要素，与《创业史》颇为相似，但基本格局和走向恰成对比。
可以说，《艳阳天》致力于表现的，是敢于进行“面对面斗争”的选择和精神。浩然很可能试图从自己的角度回应《创业史》第一部出版后有关“面对面斗争”的争论，讲一个需要“面对面斗争”的时候敢于斗争的故事。不同于梁生宝面对郭振山的有些拘谨，萧长春是敢于斗争的“新人”典型，而且通过团结群众抓住马之悦集团的贪污腐败及杀人等犯罪问题，化解了合作化进程中的挑战。不同于改霞的游移不定，焦淑红初中毕业，可以继续读书，却学习耿长锁的闺女，自愿扎根村庄，她和萧长春对感情自然坦诚，不拘谨。马之悦像郭振山一样，因为不承担责任而失去以往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但马之悦走的是犯罪道路41。《艳阳天》与《创业史》的精神气质的差异，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前者更有斗争的警惕性、勇气和自觉性，更有斗争精神42。这种倾向，一定程度是战争时期党内道路之争的经验的承续，所谓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团结局面的形成和维系，需要有斗争的勇气、方法、策略和分寸做基础。二是《艳阳天》中斗争的展开，相对利索地冲破合作化运动的阻力，是以马之悦集团的犯罪行动被揭发、矛盾性质发生根本性变化为前提的。
这两种类型各有其概括力。《艳阳天》的矛盾展开方式和冲突解决方式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创业史》指出的问题更具有长期性和一般性，很多时候，合作化（或者共同富裕进程）的政治竞争对手未必有犯罪问题。即使政治竞争对手方面有犯罪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得到揭示，中上农（中产阶级）的“自愿”问题也未必随之解决，一般群众仍然需要长期的“自我教育”过程。同时，在道路之争中，《狠透铁》和《艳阳天》叙述的矛盾性质发生变化的情况也是常见现象。
《创业史》的叙述强调梁生宝的“自我牺牲精神”，用细致的笔墨描述了郭振山一方的杯葛与算计，这一议题设置，呈现了柳青对合作化和共同富裕道路的持续探索的支持，也曲折表达了一种忧虑，合作化运动能否扛住自发道路支持者的杯葛和阻碍？这是当时的普遍忧患意识，《艳阳天》和《狠透铁》设置的矛盾发展和解决方式，也折射了这种忧虑，但强度不同。对斗争的社会需求，以及道路之争的强度变化，与这种忧虑有密切关联。
《创业史》将共同富裕道路覆盖上中农（当时的“中产阶级”）等阶层作为常态问题，将视野聚焦于政策辩论和道路探索，可以看做一种超越人事纠葛的努力。《创业史》叙述的梁生宝组织互助组和灯塔社的个案经验，通过村民组织起来、进城、进山等多维度空间的呈现，以一种未完成的文本状态，提出的向未来开放的问题是：在道路之争的客观现实中，将开辟出怎样的共同富裕道路，这一道路将如何被开辟出来？
结论：
“准列传体”的小说体例与政治全局观念
从《创业史》对道路之争的多层次叙述及其宏观视野，可以看出小说的准列传体创新在表现作为人民内部矛盾的道路之争全局上的优势。柳青融汇古今中外的文史叙述技艺，打磨准列传体，内在地包含了表现全局观点的自觉意识。准列传体不只是一种小说结构形式上的创新，而是渗透着把握历史和现实的全局视野，包含了长期积累的文化政治传统。
从史书体例来看，纪传体的一个重要文化内涵即在于，从作为通史的《史记》，到后来的历朝断代史，进入列传的人物各种各样，有忠有奸，有死士有叛逆，但无论这些影响历史进程的人物是何种情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些不同类型的重要人物合在一起，才能够显示出历史进程的全貌，以及王朝政治的全面经验，为后世提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镜鉴。这是王朝时代的全局观念。
《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中国古典小说对列传体的创造性化用，延续了纪传体的全局意识，不仅分别讲述不同类型人物的故事，而且把这些人物关联起来，组织在相互关联的社会网络之中（有的关联密切，如《红楼梦》；有的相互勾联，但交集不多，如《儒林外史》），呈现多元的宏观状况。
《创业史》用准列传体的方式，写了众多党内党外的人物，有各种各样的倾向和性格，有各种各样的势力。从党内来看，不同倾向、性格和类型的人物，及其矛盾和冲突，共同构成了探索和前进中的党组织。党组织的进取和团结，是在这些人物的道路之争的动态过程中实现的，总体上呈现出一种不断寻求平衡的状态：自发道路占据优势的氛围，显示了党内有着鼓励上中农经济扩张的强有力倾向，这一“汪洋大海”格局的存在有其原因和根据，共同富裕道路（包括合作化运动）要包容和平衡这一强大潮流，无异于“逆水行舟”。
梁生宝不代表党，但是党的具代表性的优秀党员，呈现了党的全局观念在基层的扎根。他避免“面对面斗争”的“自我牺牲精神”，显示自发道路处于优势和主动杯葛的位置，而合作化运动尚处于成长中，需要在这种氛围中既克制自己，又奋力发展。其中也包含了一个问题，当基层优秀党员勇于“自我牺牲”之时，他们的共同富裕道路探索如何持续下去，他们的路如何越走越宽广。
在《创业史》的准列传体叙述架构中呈现出来的党的建设全局、道路之争和党内团结的全局，同时包含了一种党的道路和事业延续的动态观念：党的正确道路是在道路之争的进程中开拓和延伸的，重要的并不是某一方的输赢，某一方的浮沉很可能只是一段时期的现象；真正重要的是，党的道路是在不同倾向的道路从矛盾中走向团结的动态关系中延伸的。这一动态过程中有失衡，如何处理这种失衡，是《创业史》中县区乡三级干部的道路争论的核心问题。对于这一动态过程而言，某一方的输赢、浮沉和荣辱不是目标（加入党组织的革命者和建设者以牺牲的承诺作为前提），斗争也不是目标，而是方法和过程；党的建设形成有活力的团结，党的社会主义道路乃至共产主义道路“从胜利走向胜利”，才是目标所在。《创业史》留下一个开放式的结尾，既有柳青过早去世的偶然性，也有其深刻的意涵，柳青未必不是“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依势而为，寄托遥深。
柳青《创业史》手稿
可以说，准列传体的结构，是一种能够更好地呈现道路之争全局的叙述结构，各种倾向、不同派别、不同立场、不同性格的人物能够得到充分呈现，具体的冲突事件的演变也能够得到充分呈现。重读《创业史》，提供了重新理解道路之争的具体历史形态的契机，可以超越过于简单地将道路之争理解为敌我矛盾的狭隘观念，重新认识作为人民内部矛盾的道路之争的丰富历史经验，重新思考建国初期共同富裕道路探索的经验，为新时代的共同富裕道路探索提供重要启发。
注释
* 此文删节后刊发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5期。感谢汪晖、崔之元、何吉贤、鲁太光、白钢、周展安、符鹏、张晴滟、袁先欣、蒋余浩、王东宾、贾开等师友的指点，感谢尤阳、王琳、刘巧稚、杜静汐等同学在关于《创业史》和《艳阳天》的专题研讨课上的讨论。本文曾在“政治：中国世界”论坛第四届年会报告，获益良多。文责自负。
1.何吉贤、张翔、周展安：《当代小说创作中的“重述20世纪中国”潮流——重述“20世纪中国”三人谈之一》，《21世纪经济报道》2015年5月4日。
2. 刘可风：《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444-445页。
3.刘可风：《柳青传》，第446页。
4. 刘可风：《柳青传》，第406-407页。
5.刘可风：《柳青传》，第110-111页。
6.转引自刘可风《柳青传》，第395页。
7.王维玲：《柳青和<创业史>》，见蒙万夫等编，《柳青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131页。
8.刘可风：《柳青传》，第427页。
9.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237页。
10.徐文斗1963年发表的《蛤蟆滩的“三大能人”》对第一部对“三大能人”初步勾结的含蓄叙述有深入的文本细读，指出“把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写得象《创业史》这样广阔而深刻的，还不多见”。见孟广来、牛运清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79页。
11.刘芳芳：《<创业史>汇校本说明》，载《现代中文学刊》2018年第2期。研究界对《创业史》的修改已有较多讨论。限于篇幅，本文不拟对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做细致讨论，主要关注第二部与第一部之间的差异。为便于讨论，采用目前最常见的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
12.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见《柳青写作生涯》，第95页。
13.刘可风：《柳青传》，第160-161页。
14.刘可风：《柳青传》，第444-445页。
15.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准列传体”创新现象，笔者有专文讨论，得益于何吉贤的指点，特此致谢。
16.关于《日夜书》的准列传体的分析，参见拙文《准列传体中的整体性重构》，载《文学评论》2013年第6期。格非的《望春风》虽然总体上叙述的是村庄史，但有一部分描述的是主人公在外地的生活，因此是非典型的村庄史。
17.引用《创业史》的地方，均只在引文后标注页码。除特别注明之外，均引自《创业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
18.刘可风：《柳青传》，第179-180页。
19.参见贺桂梅：《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33页。柳青曾总结：“每一个章节用一个特定人物的眼光完成。托尔斯泰的小说，有些情节写得非常好，正是运用这种手法的结果。”见刘可风《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179-180页。柳青关于“用人物的心理和眼光反映周围世界”的论述见《柳青传》第160页。
20.蒙万夫等编，《柳青写作生涯》，第80页。
21.样板戏创作中自觉进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整合，是同一时代的例子。相关讨论参见张晴滟：《样板戏：文化革命及其最新形式》，人间出版社（台湾），2021年。
22.参见拙文《中国古典小说中的“准列传体”》（未刊稿）。
23.柳青通过叙述者的旁白指出，郭振山也要利用“在党”的位置，在与梁生宝的竞争中占据优势。他对组织互助组和合作社并无热情，需要采取各种隐蔽手段，才能在党内赢得与梁生宝的竞争。郭振山认为，自己买两亩稻地、与私商韩万祥做生意等情况，都是梁生宝向党支部汇报的（158），这是郭振山暗中杯葛梁生的背景之一。
24.蒙万夫等编，《柳青写作生涯》，第68页。
25.李希凡、徐文斗的研究已涉及了这一点。
26.刘可风：《柳青传》，第425页。
27.蒙万夫等编，《柳青写作生涯》，第70、79页。
28.参见李希凡、徐文斗的解读，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第188-189、382页。梁三老汉不清楚郭振山与姚士杰同时祝贺郭世富的含义。
29.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第165页。
30.斗争局面的不同，也表现在上级领导层的差异。《狠透铁》的上级主要是支持狠透铁的高书记，没有涉及上级的意见分歧，《创业史》第二部则叙述了县区乡领导层内围绕灯塔社与合作化运动的分歧和争论，并且写法与第五村内部斗争的写法颇不一样。
31.杨副书记在灯塔社成立时的讲话强调，“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虽然共产党认为社会主义是最好的生活道路，但是共产党决不把它强加给任何一个庄稼人。”（572）
32.参见围绕严家炎批评的讨论，包括柳青自己的回应。
33.柳青有意识地在第二部中更清晰地描述第五村的道路斗争，叙述更为直白，这是叙述的风格发生了变化，斗争本身的情况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例如，第二部对郭振山破坏生宝和改霞恋情的叙述更为直白，这是对第一部出版后相关批评的一种回应，将批评者未能发觉的含蓄之处直接叙述出来，但郭振山的机心仍然较为隐蔽，例如生宝他妈仍然不认为其中有人搅合。
34.蒙万夫等编，《柳青写作生涯》，第94页。
35.《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第165页。这也是《狠透铁》里高书记演说的内容，见柳青：《种谷记 狠透铁》，青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79页。
36.蒙万夫等编，《柳青写作生涯》，第67-68页。
37.第二部未完成。
38.程凯在《“深山一家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与“炼心”：<创业史（第一部）>第二十二章解读》（未刊稿）中指出，“进山”情节显示，梁生宝的形象带有理想性。
39.参见崔之元对拙文初稿的讨论，“从恰亚诺夫‘差异化最优规模’理论看四川仪陇县养牛农民专业合作社”，“实验主义治理”微信公号。恰亚诺夫论述参见氏著《农民合作理论》，第一、二章中译，王东宾译，载“实验主义治理”微信公号第66、69期。
40.柳青：《种谷记 狠透铁》，第230页。
41.其他的类似要素包括，马立本及其与马之悦的关系，与孙水嘴及其与郭振山的关系，也颇为接近；农业生产之外，《创业史》写的是“进山”，《艳阳天》写的是修水库；等等。
42.蔡翔认为，在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用“阶级斗争”作为某种激烈的社会冲突的解决方案，是当时颇为流行的一种叙事方式，基本上是构置一种“新/老阶级敌人”的结合乃至破坏，然后通过对这一“阴谋”的揭发和斗争直至取得最后胜利，而社会性的危机也在这一叙述模式中被顺利克服。见氏著，《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9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18页。《创业史》与蔡翔描述的这一潮流有一定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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