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于《解放军文艺》1962年10月号。）
还乡三里路，
雁叫三月秋，
两国兄弟谊，
苍江不尽流！
——朝鲜一诗翁：《送志愿军归国》
多明净的秋天哪！这是朝鲜停战后的第一个秋天。我乘着一辆军用卡车，要赶回祖国去。
卡车在山间公路上轻快地飞驰。车厢上插着几枝火红的枫叶，被风吹得飘飘洒洒。这是几个朝鲜孩子插上去的。
人的感情是多么奇怪。当我们战斗在朝鲜的那些日子，总是常常想念起祖国，而今天，当我们马上就要回到祖国的时候，却又对朝鲜有说不尽的依恋。就以我的同伴老刘来说，今天临上汽车，好几个朝鲜孩子攀住他的脖子，当时我瞧他的眼圈都有些红了。几个小时以后，我们就要过江，最后离开我们战斗过几年的土地了。我们是多么愿意再多看一眼这里的一切啊！
山，朝鲜的秋山，简直美得叫人感到神奇。我仔细地凝视着它，仿佛朝夕相处的亲人，平时却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直到今天才发现她的全部美丽似的。你看，秋天所带给她的色彩是多么鲜艳、大方和丰富。那高高的橡树，叶子已经变成金黄；枫树红得像着了火似的，比春天的花还要好看；那落叶松却又那么青翠。这三种颜色交织着，毛茸茸的，美丽的三千里江山哪，就被这么一匹不断头的斑斓的花毯裹起来了。走啊，走啊，你还会遇到一些山，全是枫树林，放眼望去，那就整个是一片充满着生命力的旺盛不熄的火，就是路边的山岩，也被爬山虎的红叶绣严了，连石头都是红澄澄的。多么美好的景色，美好的土地，又何况这里生长着这么热情、勇敢的人民！看着，看着，我的眼睛湿了，不知什么时候飘落了一滴眼泪。
我瞅瞅我的同伴，他正低着头在默想什么。手里摆弄着一个手巾包儿，从这只手里，递到另一只受过伤的手里。我问：
“你在想什么呀，老刘？”
“没有想什么。”他向我笑了一笑，把那个手巾包儿异常珍爱地塞到军用挎包里去了。
我不好追问，因为我们刚认识还不到两天。昨天早起，车快开动的时候，他才背着背包急急忙忙赶来。他的个子很大，身腰很粗，脸也有些黑，乍一看，样子有些粗笨。而他的眼色，却那么和善、谦逊和诚恳。我问他回国干什么，他“笨磕”了好久，才不好意思地说是参加国庆四周年观礼去的。哦，原来他就是一次活捉六十三个美国鬼子的战斗英雄刘福！
提起刘福，在朝鲜前线，真可以说是没有不知道的。我还记得，在一次晚会上，一个青年战士兴高采烈地唱着快板：“竹板一打响连天，刘福战斗在朝鲜。黄头发，蓝眼眼，一抓就是六十三。我也来把决心下，抓它几个解解馋。”在我的想象中，这刘福纵然不是三头六臂的天神，也是一个超群出众的英雄。怎么也没有想到却这么平凡，一时竟有点儿不大相信他就是刘福。
我问：“刘福同志，你究竟是怎样活捉了六十三个鬼子的呢？”
“就是那么一些材料儿。”刘福腼腆地说。这时候，我看见他那十分和善的眼色里，微微闪露出一点羞涩，好像很怕人提起他的荣誉似的。
我一再催促他，刘福这才跟我详细地叙说了这段战斗故事。
“那还是在第三次战役的时候，”刘福并不看我，温顺地垂下了他的睫毛，回忆着说，“因为出国第一仗我没有打好，心里实在惭愧；这一次，我那心火烧火燎的，想立它一个战功。坦白说吧，那时候我是下定了牺牲的决心！”
“战斗发起，很快就突破了临津江。敌人向南逃，我们向南追，追了一个通夜。东方发红，就听见前面闹哄哄的，说是二排已经捉住了十几个美国鬼子。我一听就急了，跟着班长一个劲儿地往前钻。不一会就爬上了一个山头，发现山坡下面有三四个敌人。我说：‘班长，无论如何，你把这个任务给了我吧！’班长笑了一笑，人家一眼就看透了我的心思，就说：‘好吧，我掩护你！’我和小牛几个梭子都压满了子弹，从松树林子里悄悄地绕出去。
“一出松树林，敌人就发觉了，向我们打枪，不好接近了。我一想，我们班长捉俘虏向来是从后面猛插，我也得试一试。就对小牛说：‘你在这儿吸引敌人的火力，我从那块大石头后面绕过去。’嘿，你说怎么样，我刚插到那个大石头跟前，敌人忽地站起了一大片，看样子足有二三百，和我站了个面对面。有揉眼的，有拿枪的，叽里咕噜乱说话，接着成扇面形包围过来，也不开枪。我一看是要捉我活的。有一个家伙，个子高极了，满脸胡茬子，瞪着大蓝眼珠，伸手就来抓我的枪口。我把枪口一掉，抓住了腰里的飞雷，心想，今天就是死了，也要找两个垫背的，咱们就一块报销了吧。说着我就把飞雷甩出去了。那飞雷顺山坡咕噜噜地滚着，轰！像大炮弹似地响了一声。烟气一过，我看见敌人不顾命地掉头就跑。好，兔崽子，今天我非削倒你几个不可！他们在前面跑，我就在后面追。敌人把枪丢了，我就捡起来打，真好，连子弹也不用装，打完了就扔，另捡起一支再打。哈哈，那天我一个人追他们二三百，还净打了便宜枪啦！我越打越高兴，越追越来劲，一下就插在人群里，敌人前面一股，后面一股，反倒把我夹在中间。我怕再追下去，敌人跑掉，就猛地扭过头来，往天上哗——打了一梭子。好像喊了一声口令似的，那些美国人举着长长的胳膊，哆哆嗦嗦的，噗通噗通全跪下了，翻着傻呆呆的蓝眼珠全看着我。他们早已把枪扔了，皮靴也扔了，大部分人赤着脚。我心想：你们这些玩艺儿，杀起老百姓来多么凶啊，今天你们熊了！
“我让他们站起来，他们你瞅我，我瞅你，不知道我说的什么。我过去拉起一个，他噗通又跪下了，两只手举得更高，跪得更规矩了。老跪着不跟我走怎么办呢？忽然想起，班长给我的一些英文传单还在我口袋里，就掏出来往人群里一撒。他们一只手拾起来看，另一只手还是高高举着。看过以后都高兴了，还是不站起来。心想，我只会一句朝鲜话，说说看你懂不懂，要再不懂，我什么办法也没有了。我就把帽子一歪向后倒戴着，往山上一指，说了一句：‘巴利巴利卡！’正巧里面有一个朝语翻译，叽里咕噜一翻，就都站了起来，拉着树枝往山上走。我心里真快活，连声喊着：‘巴利巴利卡！巴利巴利卡！’有一个俘虏穿着破烂的呢子衣服，光着脚，脚也扎破了。我就把腰里插着的一双新鞋甩给了他。结果，我每喊一句，他也跟着我喊：‘巴利巴利卡！巴利巴利卡！’这一来，俘虏们越走越快。
“到了山上，连里人见了我，有的给我接枪，有的叫我到洞里休息，小鬼们都高兴得跳起来了，好像多少日子没有见过我似的。文化教员清点了俘虏，一共是六十四名。我仔细一瞅，有一个俘虏个头不高，脸色说黑不黑，说白不白，问了半天，才知道是一个土耳其兵，不知什么时候夹进来了。我说：算啦，向上级报就报正牌儿的，就报它个六十三名。
“就是这么一点材料儿。”刘福瞅了瞅我，抱歉似地微笑着说。“谁知道第二天，军里的摄影员给我照相来了。我长这么大，照相是头一回；再加上大伙瞅着我，弄得我像老母鸡下蛋似的憋得满脸通红，手脚也不知道该摆在什么地方。摄影员摆布了我半天，还说我没有精神，不像个活捉六十三个美国鬼子的功臣。咱这个长相，本来就不怎么太好，可有什么办法？……后来报上登出了我的照片，我瞅了瞅，觉着害臊得不行。心里说，咳！像你这个丑样儿还登报哩，连风纪扣也没有扣好，叫祖国人民看着多不好啊！”
刘福淳朴的谈话，引得我几乎笑出声来。我忽然想起一件传闻：自他立功的事迹传开以后，许多人都想亲眼看看他。一次住到一个村子里，有七八个朝鲜姑娘吵着笑着闯到班里来，说非看看他不行。这时候，已经是夜间了，因为防空，班里没有点灯，姑娘们就你划一根火柴在他脸上瞅瞅，我又划一根火柴在他脸上瞅瞅，等到划第三根火柴的时候，刘福鞋也没顾穿，一步窜到门外，就藏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我问刘福有没有这事，刘福尴尬地说：
“那，那搁在谁身上，谁也吃不住劲！”
我笑得嘎嘎的。刘福也偏过头去，笑起来了。淳朴的刘福啊，这时我瞅着他，就像是在秋天的果园里，一枝结得最稠密的果枝含羞地垂到地面似的。在我们的队伍里，有着多少这样可爱的战士啊！
我们只顾谈话，没有注意汽车开进一道很深的峡谷里。一路不断看到涂着白五星的坦克，以各种各样可笑的姿态翻倒在路边的悬岩下。那些粗蔓的野藤，把它们紧紧缠缚住，仿佛怕它跑了似的。有的炮塔里也长出了长长的箭竹，蝴蝶停落在竹叶上，在微风里摆来摆去。山蛐蛐在鸣唱着。中午的山谷真是宁静极了。
我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想了解一下刘福这个战士的经历。我问：
“刘福同志，你是什么时候参军的呢？”
“说起这，我要永远永远感谢小白子。”刘福充满感慨地说。“要不是他，哪里会有我刘福呢！……”
我急忙问：“小白子是谁？”
“就是我们班长。”刘福说，“我就是被他解放过来的。”
车声轻微地响着。刘福的叙述，把我带回到虽然已经过去可是并不遥远的年代。
“我原来是一个长工，是快过年节的时候，被国民党抓兵抓出来的。……”刘福声调缓慢地说，“我逃跑了许多次，都没有跑成。最后一回，那个狗脸连长把我抓回去，打了几个死，你瞧，这就是他们最后给我留下的纪念。”说着，他把帽沿往上一掀，额角上有一条一寸多长的伤疤，像一条蚕似的趴在那里。刘福接着说：“我这伤还没有好就被解放军包围在张家口了。那些狗官们督着我们向北突围，突到朝天洼，走不动了。五六万人，被紧紧包围在几里路长的一个小山沟里。人呀，马呀，汽车，坦克，挤成了一团，你挤我，我撞你，被踏死、轧死了不少。你看我这时候打仗行，那时候可熊得很。我趴在一块砍过高粱的地里，不敢动弹。一霎时，山头上响起了森人的冲锋号声，接着，解放军就冲下来了。那个狗脸连长用手枪督着我们抵抗，可是，这时候谁也不听他的，都没命地向前逃跑。只有他一边跑，一边回头打枪。没有跑出多远，只听后面一阵冲锋枪声，那狗日的一个嘴啃泥栽倒在地下不动了。这时候，我老是觉着这个打冲锋枪的人在紧紧地追我，一边喊：‘站住！缴枪不杀！’我也不敢回头看，听那喊声，又尖又脆，像一个孩子似的。他越喊站住，我越跑得厉害。平常当官的常讲，解放军捉住要割鼻剜眼，我心想，反正不能叫你捉住。我的鞋跑掉了，就光着脚板跑，没有跑多远，一脚踏到高梁茬上，疼得我哎哟一声，跌倒了。那个人赶上来，我头也没抬，就把枪递了过去。他用冲锋枪一指：‘到那边集合！’一个人在后面押着我们。这时候，我回过头偷偷地瞅了瞅他：嗬，多么漂亮的一个青年！他宽肩膀，细腰身，那身军服也显得格外合身，俐洒极了。他的帽沿略略歪着，脸长得很白，眼睛很有神，端着一支冲锋枪，显得十分英武。我当时想：你瞧人家！光凭那劲头也不能不打胜仗！
“他们究竟要怎样整治我呢？他们真要割鼻剜眼吗？我这一辈子想再回家是办不到了。一路走，一路想，搭拉着头，无精打采地走着，脚也越走越疼。原来刚才只顾害怕不觉得疼，现在一看，脚板被高粱茬子削去了一大块肉，流了好多血，一步一个血印。走在河滩上，小石子硌得实在呛不住劲。又怕掉了队，那青年把我毙了，就咬着牙，一拐一拐地迈着脚步。真糟，前面又是一道大河。河不深，中间是水，两边结着薄冰。别人哗哗地趟过去了，我想，伤口要中了水毒，脚非烂掉不行。正在为难，听见后面喊：‘喂，那个大个子，你等一等！’我回头一望，那个挂冲锋枪的青年三脚两步赶了上来：‘你的脚坏了，来，我背你过去。’说过，就脱了棉裤，不容分说把我背在背上。这行动，把我惊呆了。我瞅着他那黄胶鞋踏碎薄冰，跳到哗哗的河水里。我从他的头发里闻到一股汗水的气息，这就是几分钟以前端着枪追我的人吗？我的心一热，泪就流到他那绿色的棉军衣上去了。我想，他当时是不知道的。
“到了宿营地，卫生员就来给我包扎。那个狗脸连长在我头上打的那伤还没有好，卫生员也给我上了药，把绷带换了。可能是几天来又冻又饿，就发起高烧来，烧得昏昏迷迷。有一天稍微清醒了些，有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同志来看我，在床边上坐了好一会子，问我是哪里人，什么时候被抓出来的，还问我想家不想家，我的泪就再也止不住了。他还安慰我说，家乡很快就会解放。临走还吩咐伙房给我做病号饭。别人对我说这是连长，开头，我还有点不信。连长？连长同我谈了半天的话？这是多么奇怪的一支军队！
“我的病好了，指导员征求我的意见，问我如果愿意参加人民解放军，就把我编到班里；如果愿意回家，就发给我通行证和路费。通行证！它勾起了我多少心事，在国民党军队的时候，为了弄一张通行证，我费过多少心血啊！
“自从我被抓出来的第一天起，我就决心逃跑回家。有一天住到一个大破庙里，后院有一个墙豁儿，我白天装作解手就看好了。可是还没到开晚饭的时候，就听见吹哨集合。我们站好队，就见从连部里推出一个人来，身上紧紧地捆了好几道子，站在队伍前头。坏了，这是开小差被抓回来的。那个狗脸连长瞪着眼珠子也不说话，用手一指，传令兵抱出了一大摞烙饼，每人发了一张。大家伙你瞅我，我瞅你，不知道要干什么。烙饼发完，那个狗脸连长嗖地一声就把他屁股后挂的短刀抽出来了——他们管它叫什么短剑，上面还刻着‘蒋中正赠’的字哩——然后不慌不忙地挽了挽袖子，上去就揪住了那个开小差的耳朵。那人突然像鬼似地尖叫了一声，一只血淋淋的耳朵就被割下来了。红赤赤的鲜血就从那人的脸颊上突噜突噜地流到脖子里，一霎时，半个肩头都流红了。那狗脸连长把割下来的耳朵向我们眼前一甩，掏出几张草纸擦了擦手，然后发了一声口令，叫我们成一路纵队从那个开小差的面前经过。命令每个人都要掰下一块烙饼来，蘸着他脸上的血吃了。……我现在一回想起来，还能看见那后生半边血脸的样子。……
“可是，他们并不能打消我回家的念头。接着从绥远开到察南，离家好几百里，听说路上有好多卡子，就是逃出兵营，路上又怎么走呢？好多人开小差，都一个一个地被抓了回来。这时候，我的老乡刘小眼说，攒了钱，可以到司务长——一个很瘦的大烟鬼，一天要抽一、二十个泡子——那里偷偷地买一个通行证。听了这话，我就经了心，每月发下的钱，我一个不花，都积攒下来。攒了好几个月，看看可以买一张通行证了，谁知道又出了事。我把发下的钱，包了一层又一层，放到兜里怕丢，缝到衣服里，怕人连衣服拿去，费尽了心思，才想出了办法：把它塞到空屋房檐下头一个麻雀窝里，然后用乱草堵上。我想准不会出错。没料想我取它的时候，票子一张也不见了。国民党就是这么回事：你把东西吃到嘴里，都有人给你掏出来。
“怎么办呢？我只有硬着心肠忍着，再从头攒钱。这一回，我把钱放在贴身衣服里，夜间睡觉，就用手按着。有时候一夜醒好几回，生怕再叫人偷去。有一夜，我一摸，钱没有了，急得我放声大哭，醒来是梦，出了一身冷汗。好容易钱又攒得差不多了，有一天晚上，我悄悄找到司务长，把钱给了他，他瞪着两只大眼珠说：‘要让查出来，你要供出是我，你也别想活！’我满口答应，第二天，他就悄悄塞给我一张打着红印的通行证。我藏在腰里，心都快蹦出来了，走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坐下来，不由得想掏出来看一看。冷不防，从后面走过一个人来，我三抓两把，就塞到口袋里。抬头一看，是同我一块儿被抓出来的老乡刘小眼。他两只小眼肿得红红的，只剩了一条缝，跟我叫了一声大哥，泪就噗噗地流下来了。我说：‘小眼兄弟，你有什么伤心事，你就跟我提提。’他挨着我坐下来，头靠着我的肩膀，只是哭，说不出话。我再三追问，他才说：‘大哥，我实在说不出啊！’我说：‘咱们都是乡亲近邻，有什么只管说，我能办到的，就尽力帮你。’他哭了好一阵子，才说他娘死了，尸首停在屋里，还没有埋，家里只有两个小兄弟守着，连饭都没有人做着吃，眼看也得饿死。最后才吞吞吐吐地说出来：想把我的通行证借去，就是来生变驴变马报答我也行。我一听，急了，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有这个？他说我一去找司务长，他就明白了。我的头低下来了，心慌得厉害，一时拿不定主意。把通行证给了他吧，我娘盼我盼得眼都瞎了；不给他吧，他实在哭得可怜。我知道这孩子心眼实落，不会说谎。家里死了一口，眼看还要再搭上两条人命；再说他比我小好多，当年才十六岁，经验少，不懂事，这么呆下去，什么时候才回得去呢！左思右想，最后咬着牙，下了个狠心，把那张通行证塞到他手里。他的眼泪乓乓地立刻把通行证打湿了一片。我说：‘傻孩子，赶快藏好吧，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怕他丢了，我又替他解开扣子，塞到他内衣的口袋里。
“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机会弄到通行证了……
“现在呢，只要我跟指导员一张口，通行证和路费就能抓到手里。可是我‘笨磕’了半天说不出话。我在想：我长了这么大，除了父母谁背过我？谁问过我的家？谁跟我面对面地商量过什么？那些王八蛋，只会逼着我用烙饼蘸人血吃，只会用马棒抡得我满头是血，他们哪一个把我当人待承过？想到这儿，我的泪就再也止不住了。我想，如果有脸没皮地揣起通行证，拍拍屁股走了，还算个人吗？不能！我决不能要通行证！我要报答他们的恩情！我一定要报答他们！给他们干三个月半年也好，然后我再回家养我的母亲。想到这里，我就告诉指导员我愿意参军，只求能把我分在俘虏我的那个青年的班里。‘你说的是白春明呀！’指导员笑了笑，就答应了我这个要求。实在说，当时我就是从这种报恩思想出发，我的觉悟是很不够的。
“我下了班，同志们待我真好。有的送我毛巾，有的送我肥皂，小白子——全连都这么叫他，我可从来没有这么当面叫过，总是喊他班长——马上跟我比了比脚，见我的脚大得奇怪，就跑到机枪班长那里给我弄了一双新鞋。——说起我这脚，以后还给班长添了不少麻烦，司务长领下鞋子来常常一双都不能穿。有时候急得小白子说：‘你怎么长这么大脚？’我说：‘那可有什么办法！’——班长叫我换上鞋，还从挎包里掏出一把红把牙刷儿，用温水烫了烫才给了我。隔些日子，不知从哪里拼凑了一支破钢笔，给了我，叫我学字。我心想，我在这世界上第一次碰到了这么多的好人！
“我听人说，小白子是全连拔尖的班长，还是党支部的委员。营团首长都非常喜爱他，见了面给他开玩笑，管他叫‘团级干部’。怎么叫他团级干部？我很纳闷，后来才知道他是在家里当儿童团长的时候参军的。他，聪明，机警，勇敢得厉害，天不怕，地不怕，从来不把敌人放在眼里，好像他生来就是到这个世界上来打胜仗的。听人说，他在师部里当骑兵通信员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团被敌人的一个军插断了，敌人占领了山地的丁字路口，可是那个团还不知道，还向这个丁字路口行军哩！这时候，师长把小白子叫到面前，限他两个小时以内穿过敌人阵地把命令送到。小白子眼眨都没有眨，把命令一掖，就跳上了马背。那天夜里雨很大，敌人怕我们袭击，丁字路口上照明弹打得明晃晃的。小白子披了敌人一件大衣，倒挂着冲锋枪，就从敌人的哨兵跟前飞马而过。等到敌人发觉，向他集中火力射击的时候，他已穿过了丁字路口，钻到对面树林子里去了。还不到两个小时，就把命令送给了部队。听了他的这些故事，我真从心眼里佩服，觉得没有一样比得上他。同时自己也提起了注意：战斗的时候，可不能装孬，他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千万别让他瞧不起我。
“不久天津、北平解放，接着去打太原，打下太原又向大西北进军。一路上，我也学老同志的样子，抢着给人背枪、背背包，公差勤务没有一样不抢着去做。打兰州，马步芳那些小子们真野，净和我们拼大刀片。小白子把军衣一甩，只穿件白衬衣，把腰煞得只有一掐粗，端着刺刀拼得眼都红了。我干脆脱了个光膀子，紧紧跟着他，他拼到哪里，我跟到哪里。我们到底压倒了敌人，把他们压到黄河里去了，乱糟糟的一大片。小白子在班务会上，不断表扬我，对我很满意。我们俩近乎得比亲哥们还亲。不久，上级提拔了我当副班长。我哪里干过这个！当时觉得怪不好意思。
“接着大西北解放，全国也解放了。从这时候起，我这心哪，就像一张拉得紧紧的弓弦，一下子松了下来。不管干什么，心里老是空落落的，只是一个心眼：家，家，家……”
我插嘴问：“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呢？”
“我小的时候，家里一共是五口人。后来，后来就只剩下我一个瞎娘了。……”刘福的嗓音里流露出一点悲怆。沉默了半晌，他才接着说：“那时候，我的家种着陈歪嘴几亩租地。一年赶不上一年。最后穷得什么都变卖完了，里里外外，只剩下一口破锅。我八岁那年，遭了年景，颗粒不收。交不上租子，陈歪嘴到我们家，伸手就要揭锅，叫你糠菜也吃不成！这不是要一家人的命吗，我爹就拼命地抓住锅边不放。我那五六岁的妹妹，正拿着小碗盛饭，一见揭锅，也用小手扒住锅边哭着：‘俺还盛饭哩！俺还盛饭哩！’那陈歪嘴劈脸给了我爹两马棒，打得他顺嘴流血，提着我妹妹的小腿就扔到门外头，还说：‘这些穷鬼没有一个好的！’……”
刘福哽咽了好久，才说下去：“锅揭走了，爹娘抱着我们哭了一夜。第二天，爹对娘说：‘我太困了，你和孩儿们先出去剜野菜，让我歇一歇，等你们回来，我到他二叔家借口锅去。’娘就带着我们出去了。谁知回来一看，门上得紧紧的，把门端开，我爹已经上吊死了。……家里没法生活，后来有人来招修铁道的工人，听说能挣钱，我哥哥一跺脚走了，钱没挣着，死在南方。妹子没法养活，二斗莜麦就把她卖了。……从这时候起，气得我害了一场大病，好了以后，成了哑巴，成天傻乎乎的。直到我十二岁，给人家当小做活的，还说不出话，干活的时候，光能用手比划。就是今天我这脑筋也老觉着比别人迟钝似的。……
“旧社会呀，它是处处张着血盆大嘴等着你。等我刚能养住母亲，国民党又把我抓了兵。我娘的眼睛，就这么生生叫泪水沤瞎了。……”
刘福掏出手巾擦了擦眼睛。这时我看见他一向和善的眼色里充满了愤恨。
“从此以后，”刘福竭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我活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回家养我的母亲。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她是我的亲人，为了她我要活下去，我要逃跑，一百次不成，我要逃一千次，什么刺刀、马棒，什么人血蘸饼，全不能吓住我，拦住我。没有想到，解放军的恩情，像一只暖暖的大手把我留下了。……可是现在呢，战争结束了，我这想家的心哪，就再也压它不住。……”
“你一直没有回去过吗？”我问。
“回啦。”刘福点点头说，“后来上级看透了我的心思，批准了我一个月的假期，叫我回家探亲。我想，这一回我可真要见到我那受罪的娘了。……
“我半夜下了火车，一路小跑，就像风刮似的。可是离家越近，不知怎的，心越跳得厉害。越怕往坏里想，越是摆不开。进了村，天还不明，走到我那个小破泥屋跟前，敲了敲门，一点动静没有，我的心痉挛了一下，像一下掉到一个没有底的黑窟窿里。定了定神，推开门进去，借着星光一看，屋里空空的，炕也塌了半边，连个席片都没有。我的泪就唰唰地掉下来。这不是明摆着吗？别说一个瞎老婆子，就是一个好人，在那个年月里怎么生活？我狠狠地跺了一脚，走出门去，后悔自己不该回来。天色亮了，我正要敲邻舍的门问个究竟，门呀的开了，一个人披着衣服走出来。我一瞅是我当家哥哥。他瞅了好一阵，才认出来是我，叹了口气说：‘小福！你回来啦！这日子熬过来可真不易啊！’我说：‘我娘呢？’他说：‘你没有收到信么？她已经搬走有一个月了。’我忙问：‘搬到哪里？’他嘻嘻一笑：‘说起这个地方你准知道，搬到陈歪嘴的东屋子里去啦！’
“我不及细问，三脚两步进了陈歪嘴那座清堂瓦舍的大院，走到东屋跟前，顺着那雕花门窗往里一瞅，我的娘在炕上睡得可香着呢！娘听见我回来了，从头到脚摸着我，又哭又笑，好半天才住。她说，从我走后不到两个月，她的眼就哭瞎了，只好讨饭吃，两年来拿着一根枣木棍，方圆几百个村子都跑遍了。我说：‘娘，你的眼还能看见一点不？’她说自从斗争了陈歪嘴，在大会上吐了苦水，有一天早晨起来，一睁眼，就猛古丁地看见一线光亮，像是吃了仙药似的。不过现在看东西还是有点花乎乎的。我在屋里转来转去，心里说：陈歪嘴呀陈歪嘴！是你拔了我家的锅，是你逼死了我的爹，是你抓了我的兵，逼瞎了我的娘，弄得我家破人亡！到现在你的威风哪里去了？你垮台了！你完蛋了！我要踏在你身上，叫你永生永世不能反手。
“夜深人静，来瞧我的亲朋邻舍散了。这时候，母亲下了炕，轻手轻脚地走到墙角儿，蹲下身来摸索什么，显得挺神秘的。我说：‘娘，你做甚哩？’她摇摇手，叫我不要作声。她顺着北墙根儿数到第三块方砖，就把它扳起来，摸出了一个小木盒儿，从里面取出一个小红布包儿，颤巍巍地递给了我。我想，什么希罕物件呀，包得左一层右一层的？打开一看，哦，原来是一张一尺见方的土地证，上面写着我刘福的名字，盖着红澄澄的官印。我两只手托着土地证，看啊，想啊，泪就落到土地证上来了。同志们东征西战多少年，流了多少血，才把地主打倒；我没出什么力气，就把土地抓到手里！想到这儿，我这拿着土地证的两只手就抖起来了。我要不为人民多出点力，怎么对得起人哩！……
“在家里呆的这一个月真风光。因为当了解放军，远亲近邻都另眼看我，把我当成个人物似的。我母亲特别为我的婚事着急，亲戚朋友们也都愿意帮忙。我一想，我娘眼不好，成了家，也好有个照应。离我们村十五里地，有一个玫瑰营子，有人就给我介绍了那里的一个闺女，直窜掇着我去相相。人生面不熟的，见了又怎么说！我不肯，大伙连推带拉地去了。人家在屋里炕上坐着，我一进去，瞄了一眼，自己就低下了头，闷了半天说不出个初一十五。亏得闺女开通，问了我几句话。出来，大伙问我的意见怎么样。我有什么意见！人家闺女本来就不算丑！又不疤、又不麻的。像我这个样儿，还要什么条件！搁旧社会，像我这样人，一辈子也别想成亲。可是后来那边传过话来，说闺女不大愿意，嫌我长得黑，看去像有点笨似的。这事本来吹了，可是大伙一个劲儿说服人家，批评人家：‘这是解放军的副班长呀！连这你都瞧不上，条件也太高了！’磨，磨，磨，后来那闺女竟认可了，说：‘说好就好。我看他笨是笨，心眼还实落，黑就黑一点吧，黑巴巴儿的，也不难看！’你看，这事就这么成了。
“回了趟家，事事随心，我这心气就高了。假期没到，我就回了部队。部队正在进行大生产比赛。比就比，赛就赛！你每亩打四百，我决不能打三百五！你一口母猪每年下三窝，我决不能叫它下两窝半！下地时候，我脱了个光膀子，穿条小裤衩，浑身像有千百斤力气，使用不尽。夜里睡下，想着以后的生活，睡着了，半夜又笑醒了。可是这时候，惊人的消息传来了：美帝国主义的军队突过了三八线，几天之内就许推进到鸭绿江边！我们要立刻组织志愿军抗美援朝，渡江作战！……”
“喂，注意！”忽然有人打断了我们的谈话。一看，司机助手小王，从司机篷里伸出头来发出警告。
我用眼一瞥，果然汽车正行驶在一段悬崖陡壁上，路面上密密麻麻不知道有多少弹坑。这些弹坑虽然填起来了，还是那么坑洼不平，有几处路基，也坍塌下来。想来这是美国人的“绞杀战”所留下来的痕迹。
我们紧紧扒着车厢边，随着车身颠簸。这些在战火中锻炼出来的司机们，真是胆大得可惊。有几处地方，如果差上一点点，就会跌到万丈深谷里去。
不一时，汽车下了一座高山：山谷越来越宽阔了，两边是稻田，一条笔直的一级公路直通北方。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这些司机们走过多少艰难的道路！今天看到这样宽阔、这样明光光的公路，简直想要飞起来了。
可是，在将要到达鸭绿江边的时候，汽车突然抛了锚。司机和助手都跳下车来，修理了一个多小时还没有修好。
我招呼老刘说：“咱们先下车走吧，到江边等他们。”
刘福点头同意，我们俩就下了车，向新义州信步走去。赶到新义州的时候，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了。我们看见不少的朝鲜妇女和老人们还拿着铁锨在费力地清除着瓦砾，显出很高兴的样子，一看见我们就微笑着打招呼。我们也用半通不通的朝鲜话向他们道辛苦。
过了新义州车站不远，就看见一片浩荡的江水。圆圆的鲜红的夕阳，悬在江面上，给江水抹上一层金红。江对岸就是安东市。一支支烟囱拖着长长的烟带，还隐约听见喧闹的市声和清亮的汽笛声。我们贪馋地向对岸望着，不由得激动起来，这就是我们朝夕想念的祖国啊！
我们俩在江岸上坐下来，望着清亮的平静的江水，望着对岸。我问：
“你是从这里过江的吗？”
“嗯，”刘福回忆着，“那天夜里整个新义州被炸得起了大火，我们简直是从大火里走过来的。不过……说起来也很抱愧！”
他有这样大的贡献，为什么还说抱愧呢？我不解地注视着他。
“咳，”他叹了口气，用两个手指一比，“那时候，我这眼光呀，还只有这么一扎扎远。……”
我说：“你探家回来，情绪不是很高么？”
“可不是嘛！高得连觉都睡不稳了。”他笑了一笑，用嘲弄的语气说。“那时候，每天不管怎么累，我总想它好大一阵子才睡。可是想什么哩，我想，我一定要好好干它几年；随后复了员，就回去好好刨种刨种那几亩地——我姓刘的几辈子，哪种过自己的地啊！我还想，陈歪嘴那所东房虽说不错，可我总瞅着不顺眼，住着也不舒心，等年成好了，我就把它翻拆了，还盖在我的老宅子那儿。随后，我就把玫瑰营子那闺女娶过来，叫她好好照管照管我那个瞎娘……
“在我这样想着的时候，猛一听出国作战，觉得多么突然！就好像一辆猛开的快车一样，转不过弯来。我想，我们中国打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还要打仗呢？敌人打过来，我们再迎上去不好吗？为什么出国去帮别人打仗呢？这算不算是多管闲事？再说，美国是头号的帝国主义，又有飞机、大炮，又有原子弹，我们只凭步枪、手榴弹就能够打得赢吗？如果垮下来又怎么办？报名的时候，小白子把自己的名字在纸上写得大大的，还扬着手满不在乎地说：‘美国鬼子目标大，好打得很！’我虽说也写上了，可就是这一连串的问题，老在心里不住地打转。
“我们这个部队行动得特别仓促，上午传达，下午出发，我在田里带了两腿泥，想舀盆水洗洗也来不及就上了火车。到了安东市，我第一次看到了这条江。美国飞机正在新义州狂轰滥炸，黑烟冲到半天云里。轰轰隆隆的响声，像滚雷似的，震得安东市的窗棂呼哒呼哒地响。烟灰、纸片都飞过江来了。小白子咬着牙说：‘你们看，不打行不行！我们要不过去，美国鬼子挽挽裤腿就过来了。’我听了，觉着班长的话也对。特别是像我这样的人，对国家出的力并不算多，我要不好好地干一下，就对不起解放我的共产党，对不起同志们，也对不起小白子。可是我又想，苦，我是吃够了，可从来不知道甜是什么滋味。今天全国解放了，革命也算成功了，好不容易分了房子，分了地，还没有仔细瞅瞅，就得远走高飞；就好像一根甜甘蔗刚放到嘴里，还没有巴咂巴咂甜味，就又要扔开。我的娘苦了一辈子，还是没有人照顾。玫瑰营子那闺女，人家答复我本来就有点勉勉强强的，我这一走，她不会变心吗？……晚上过江，因为我老是反来倒去地想，就摔倒在一个大炸弹坑里了。亏得小白子拉了我一把，我这才跟着部队紧紧地前进。
“部队沿着山里的公路走了一夜，一眼望去，村庄、山头到处都是火光。骑着公路的村庄，两边的火头都快连到一起了，我们就从大火里猛跑过去。公路上，许许多多的朝鲜老百姓，正向北艰难地撤退。那些妇女们头顶着东西，背背着孩子不知走了多少天了。有些人抱着孩子坐在路边，呼吃呼吃喘气，看样子实在走不动了。看到这些，真叫人从心里痛恨美帝国主义，你为什么要侵略别人，把人们好好的生活弄成这样？
“天一亮，敌人的飞机就猖狂起来了。他们飞得比山头还低，顺着公路洋洋得意地扫射着向北撤退的人们。我们连的人也开始有了伤亡。第二天将近黄昏，我们继续开进的时候，就听见前面轰隆隆的声音，越来越近。这是坦克！不一时，就响起了激烈的炮声，我们同敌人遭遇了。连长一声大喊：‘跑步！占前面的山头！’小白子也又尖又亮地叫起来：‘同志们，为祖国增光的时候到了！’说着挽了挽袖子，把帽沿一歪——他每次打仗都来这么一下，总觉着这样瞄准方便似的——把冲锋枪一提，好像马上就要打肉搏战的样子，带领我们往山上冲去。冲到山半腰，敌人的坦克炮就吭吭地盖过来了，拦住了去路。按说，这本来算不了什么，可是那时候，我心里发慌，不知道第一次碰到的美国人会是什么样子，心里老觉得他们厉害。小白子的身子灵活极了，简直像小燕子似地飞了过去，别人也都接二连三地跟着冲上了山头，我可就隔断在炮火这边。很久，很久，等到敌人不向这边打炮了，我才慢慢腾腾地往上走。这时候，他们早就把敌人打退了，远远地听见山头上又说又笑，笑得嘎嘎的。还听见小白子又尖又亮的声音：‘我们一定要接受教训：把他们再放得近一点，让他们一个也回不去！’我走上了山头，人们才停止谈话，一齐用眼睛看我，从他们的眼色里，忽然之间，我感到他们像是看一个从来不认识的外人。小白子盯了我好半天，才说：‘你负伤了吗？’‘没有。’我喃喃地说。他冷淡地把头转到一边，不说话了。隔了好半天，又说：‘你最近到底有什么思想？’有什么思想呢？这种思想能够见得人吗？我就说：‘我没有思想。’‘不可能！’他斩钉截铁地说：‘一出国，我就看出你有思想问题！你害怕美国鬼子！’说到这里，他气得站起来了，还挥着拳问我：‘刘福！你知道不知道，我们这个连是老红军部队？’这时候，我又羞臊，又难过，特别叫人伤心的是，自从我跟班长在一起，他从来没有拿这样严厉的话说我，拿这样的眼色看我。
“这时候，一架野马式战斗机，从我们头皮上哇地一声冲过去了，接着就绕开了圈子。班长稍微偏着头，用眼角扫了一眼，把手一摆：‘快到下面隐蔽，我来监视敌人！’我们就伏在山头下面的草棵里。那架野马式瞅准目标，就俯冲下来，扔下了一个炸弹。黑烟过去，我看见小白子摘下帽子拍了拍土，又不慌不忙地戴上去了。等到这架野马式快要第二次俯冲下来，小白子就高声喊道：‘同志们，看我打一个试试！’说着；就用跪射姿势举起了冲锋枪，仰着下巴壳，朝着冲下来的野马式哗哗地打了半梭子。这架野马式本来飞得很低，小白子的这个行动像把他激恼了，马上又降低了高度，一边打机关炮，一边想用飞机带过的风把小白子搧倒。我们怕小白子吃亏，就在下面喊：‘班长！快下来吧！’只听小白子说：‘不要紧！他抓不了我的俘虏！’飞机上这个家伙，一看征服不了这个拿着二尺多长轻火器的步兵，好像伤了面子，死也不肯飞走。就一趟一趟地同小白子对射着。小白子战斗经验丰富，身子灵得厉害，一时跳到这里，一时跳到那里，越打越勇，连跪射姿势也不用了，干脆直着身打。打得我们的劲头子也提起来了，也开始了对空射击。整整打了一个钟头，那架野马式实在没有办法，才粘不唧地走了。——事后，我才知道小白子是故意这么干的，他叫我们看看：到底美国鬼子是不是可怕！
“战斗结束以后，因为我的问题严重，我的副班长就被撤了。我办了这件丢人事儿，马上像比别人矮了一头，有时候替人背背枪，看来别人也不怎么欢迎。咳，谁叫我的思想这么差劲呢！啊，有这么一天，忽然我的思想像打开了一扇窗户，豁地敞亮起来……
“这天，整整走了一个通夜，天快亮了，还没有找到命令上规定的宿营地。人们累得不行。营长打开地图对照，谁知道就是面前这片废墟，木椽子什么的还冒着烟，看样子是昨天刚刚炸平的。因为头一天行军锅被炸坏了，连里决定，部队到前面树林子里休息，让各班派出一个人到附近朝鲜老乡家里找锅做饭。小白子还没张口，我就说我去找吧。背上米袋儿，我就顺路旁一个小山沟走去。还好，走了不远，就看见崖畔上有三五家人家。我沿着小路爬上去，路上草堆里，扔着好些美国人丢的罐头盒子。我想美国人刚刚退走，我不要吓了老乡才是，就轻脚轻步地走到一个茅屋跟前。门开着，往里一看，炕上丢着几个空香烟盒子，还有好几堆大便臭哄哄的。哼，我心里说，人讲美国是文明国家，这就是美国的文明吗！我恶心地吐了一口，就向靠山根的那一家走去。这所房屋比较整齐，草也是新苫的，外面围着篱笆，篱笆里栽着花，一丛是西番莲，花朵儿盘子似的，开得红澄澄的；另一丛是波斯菊，长得有一人多高。我喊了两声‘噢包’，没听有人答应，刚要伸腿进去，哎呀，把我一下惊呆了。紧靠门口，一个头发斑白的老大爷和老大娘倒在血泊里，手向前伸出来，好像要抓夺什么。两个八九岁的男孩，紧靠墙横躺着，有一个嘴里好像含着饭，手里还握着一把吃饭的铜勺儿。炕中间的桌子踢翻了，铜碗、筷子、菜、饭撒满一炕。门里门外，零零落落撒着一些美国卡宾枪细长的弹壳。……我痴痴呆呆地愣了半天，浑身打寒颤。泪水噗哒噗哒地落到那一家的门口……
“这时候，一阵喊声把我惊醒。仔细听是在山坡下喊我。原来我们班的小牛已经喊我多时了，我竟没有听见。他说指导员叫我马上到树林子里开会。我脑子里嗡嗡直响，脚步忙乱地走着。远远听到，指导员正在那里讲话。赶到树林子里一看，这是什么会呀，全连的人都在那里静静地坐着，有人悄悄地抹眼泪，有的抽抽咽咽地哭出了声，小白子靠着一棵树，头歪在一边，紧咬着牙一声不响。我抬头一看，啊，前面不远，几棵大树上，吊着十几个朝鲜男人，两三个朝鲜女人！男人的小坎肩撕得稀烂，女人被剥得赤条条的。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十几处血洞，地面上流着一大摊血。最扎眼的，在每个人的胸脯上，还贴着一张四四方方的印刷品，上面打着很大的红印。……你说这是什么，原来这就是朝鲜土地改革以后的土地证啊！
“指导员讲完了话，指示我们立刻把被害的朝鲜人解下来。我们爬到树上，把绳子解开，轻轻地放下地，然后拔了些草，折了些松枝，把他们赤裸的身子盖上。然后就开始了讨论。我们的班长小白子第一个站起来发言。他扶着那支冲锋枪气昂昂的。他开始说得又尖又亮，可是没有说上几句，一提起自己的过去，就说不下去了。他断断续续地说，一九四六年，他们分了地主的土地，国民党反动派拿着美国武器打回来了，他村的地主，专门做了一块钉着长钉子的木板。地主抓住他的父亲，把衣裳剥光，然后指着鼻子说：‘老白头！你不是领着人要闹翻身吗？今儿个，我就先叫你来个大翻身！’说过，就把他父亲推倒，逼着在钉板上滚。地主还举起鞭子叫：‘翻哪！再翻！给我翻个够！’不一时，他父亲就半死不活，浑身上下一处好地方也没有了。最后，地主又把他父亲的血身子扔到大河里，还说：‘八路军不是还叫你们吐苦水吗，今儿个我叫你统统喝进去。’……小白子就是当天背起小包袱参加解放军的。最后，小白子一边流泪，一边举起枪说：‘朝鲜人民的仇，就是我们的仇，朝鲜人民的恨，就是我们的恨！天底下的穷人，是一棵瓜蔓上结出来的苦瓜呀！……’小白子说到这里，大家也举起枪喊起来。我们的声音，震得对面的小山也起了回声。
从这天起，不知怎的，我一闭眼睛，就看见那树林子里挂着的尸体，还有那个死去的朝鲜孩子，小手里握着一把吃饭的铜勺儿。有一天，拂晓以前，部队又住在一座树林子里。我刚一躺下，朦朦胧胧地，像是回了家，同我母亲一道吃饭。这时候，忽然听见窗棂子‘噗噗噗，噗噗噗’地响，接着，有人在外面说：‘谁在我这屋吃饭哩？’开门一看，呀，陈歪嘴穿着长袍马褂，正拿马棒敲窗户呢，后面跟着一大群护兵。有一个护兵指着我说：‘哈哈，刘福！我找你多日了，你原来逃到这儿啦！’我一瞅，这不是那个狗脸连长吗！刚要动手，就被他们捆起来了。那陈歪嘴三摇两晃走到屋里，用马棒朝我母亲一指：‘瞎婆子！你把土地证放到哪儿啦？’我母亲沉着脸不言语。那陈歪嘴一咧嘴冷笑了一声：‘你不说我就不知道啦？’说着走到墙角儿，用马棒敲着第三块方砖，说：‘是不是这儿？’我母亲脸唰地白了。陈歪嘴扒出木盒子往地下一摔，对护兵说：‘把它跟瞎婆子钉在一块儿挂出去，挂得高高儿的！’急得我动又动不了，喊又喊不出。……正在这时候，小白子把我推醒了。我一睁眼，小黄月牙儿还挂在西天边上，一只啄木鸟正在我头顶的树上‘噗噗噗，噗噗噗’地啄着树干哩。小白子问：‘你刚才又喊又叫，梦见什么啦？’我含含糊糊地说：‘没有梦见什么。’小白子说：‘哼，准是跟美国鬼子摔跤了！’我心里凄凄惶惶不愿多说，就点了点头。摸了摸枕着的小包袱儿，不知道是汗水呢还是泪水，湿了好大一片。从那时候起，我这心哪，像着了把火似地，盼望着战斗。
“不久，新的战役开始了。心想，这下子可好了，我一定要立上一个战功。
“大军开到临津江边。隐蔽在小窝棚里，叫人等得心焦。忽然下起大雪；晚饭又是辣糊牛肉，有小半个拳头那么大，心想，好了，攻击快开始了。我足足吃了有两个人的饭食。饭后，我把背包打开，两套新军衣里一件外一件都穿上了。从祖国带来的一双新球鞋，几次试了试，都没舍得穿，我也拿来换上，把带子系得紧紧的。一条新毛巾也拿来围在脖子上。背包我也不要了，只背着一个炒面袋子，一块雨布，腰上插着一双新鞋。小牛奇怪地说：‘这是干什么？你要走亲戚吗！’我说：‘嘿，我冷得慌！’可是什么能瞒过小白子呢，他背过脸去微微一笑，然后说：‘背包可不能丢！’……
“黄昏，我们冲过了临津江，一直追了一个通夜。第二天一早，虽说山上雾很大，班长用眼一扫，就发现山坡下面有三四个敌人。班里同志们，哪个不想捉俘虏立功？这个说：‘班长，我去！’那个说：‘班长，我去！’我生怕再摊不上，真急得想哭。这时候，只见小白子一只脚蹬着块红石头，把手一摆，说：‘别吵！……刘福，你去！’说着含着深意对我笑一笑，我什么全明白：这是班长故意给我一个立功补过的机会啊！……
自从捉了六十三个俘虏以后，小白子对我的态度跟前个时期大不一样了。过去是：‘刘福！快换哨去！’‘刘福！快去打饭！’现在呢，一开口就是：‘刘福同志，来，咱们研究一个问题。’好像猛然间我在他面前又长高了一头。接着，又是照相，又是访问，祖国的小朋友们还写了信来，叫我‘功臣叔叔’，要我立更大的功劳。一下子，我这心哪，就像一条小河涨了春水似地，闹闹吵吵，老想流到更远的地方。夜里，睡不着的时候，我常想，难道我真有那么大的功吗？要是小白子去执行那个任务，说不定那二三百个鬼子都跑不了。这都是大伙在鼓励我。我在心里暗暗叫着：刘福呀刘福！你一定要立更大的战功来报答他们！
“我们接着就打过了汉江，解放了汉城。我的情绪真是高极了。可是，这时候，敌人的飞机轰炸得厉害，物资常常运不上来。每次进攻，每个人只能背七八天的粮食。打完一个战役就得停顿一下。敌人瞅准了这个空子，就来了一个反扑。我这人从小饭量就大得厉害。我能吃两斤干面，大馒头不吃不吃就是七、八个，再有三个两个也能捎进去。这时候，每天只能吃几把炒面，日久天长，我这身子骨儿眼瞅着就瘦下来了。
“有一天往回撤的时候，天还没黑，我就觉得瞅东西花糊糊的，一下跌倒在路旁的水沟里。第二天黄昏行军又差点掉到一个石崖下。班长这些日子又白又红的脸，也变得黄蜡蜡的，可是精神却一点不差。他走过来一把拉住我说：‘刘福同志，你是怎么搞的？是不是得了雀蒙眼了。’我这才想起，许是得了雀蒙眼了。说着，他抽了别人一把刺刀，三脚两步爬到山坡上，削了一根小棍，然后说：‘刘福！你跟着我走！’说着就把小棍的一头递到我手里，哦，他是要牵着我走！我不愿意：一来，班长还要掌握部队，二来好像牵瞎子似的多么难看。可是他不由分说就把小棍递给了我。正巧敌人的飞机在天空打了一串照明弹，班长就说：‘刘福！咱们俩给大伙演一出瞎子观灯吧！’大家哄地笑起来。班长的小孩脾气上来了，又唱又扭，还捏着鼻子学着女人的腔调说：‘那些萝卜灯，白菜灯你都看见了吗？’我说：‘全看见了，还看见了美国鬼子给我们挂的天灯！’
“从此以后，每到晚上行军，班长就用那根小棍牵着我走。‘喂喂，刘福！要下坡啦！’‘喂喂，刘福！要过沟啦！’ ‘注意！一个大炸弹坑，别摔进去！’我在后面嗯嗯地答应着，做好了准备。不管夜多么黑，不管路多么窄，我就是这样跟着班长，走过不知多少朝鲜的山路！
“有一次，我们守在白华山上，跟敌人整整打了三天。一下阵地，每个人都困得厉害。到了一个小村子，房子还没分好，人们坐在背包上，把枪往肩膀上一靠就睡着了。这时候，你猜班长干什么？不知道他从哪里找来了一根细竹竿儿，一根白线绳，还把一截细铁丝弯了一个小钩子，在石头上磨着。这不是做钓鱼竿吗？我当时想，嘿，班长政治上比我强得多，就是小孩脾气太大！这么累了也不说养养神，还想钓鱼去哩！果然，他把鱼竿弄好，甩着试了一试，就到河边去了。这道小河，水很清，贴着山边流着，村下边，正是一个转弯地方，明镜似的，汇成了一个水潭，倒是一个难找的钓鱼去处。班长往一块大青石上一坐，拿着鱼竿儿轻轻一甩，就把鱼钩抛到水里去了。开头，他聚精会神地瞅着水面，不大会儿，头就往前一磕一磕地打起盹来，逗得我直想笑。我远远地喊了他几声，他也没有听见。我心想，下次班务会我非给你提个意见不行，叫你把这个小孩脾气也克服克服！我这么想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着了，直睡到开饭时间，别人喊我的时候才醒。我揉揉眼，刚盛上饭，班长就把一个朝鲜铜碗递过来，我一瞅，里面是一二十条煎好的小鲫鱼儿。我不由一愣。班长说：‘快吃吧，你老瞅它干什么！’哦，原来班长向人打听，说鱼肝油治夜盲症，可是哪里来的鱼肝油呢？他就这么着，在他这么疲劳的时候，去给我钓了这些小鱼儿！
“撤退到黑云岭，我们班进行了一次最艰苦也最坚强的阻击。这座山，岩石像炭块似的，松林也密，远看去，一片黑森森的。背后是悬崖陡壁，像一面高高的城墙。这座山正好卡住前面一条公路。我们在这里守了七八天，每天都要打退美军骑一师十几次到几十次的攻击。敌人攻不上来，就凭仗着炮火出气。炊事员送饭越来越困难。打起来不觉得怎么，一停下来，就饿得挺不住了。真像人们说的，这时候是不想娘也不想老婆，就是想吃个白面馍。嘿！这时候，就是有一篮子馒头，我也能吃下去。正饿得难受，听见小牛正同班长在防炮洞里悄悄谈话。小牛说：‘你吃了吧，班长，把你饿坏了，谁指挥哩！’又听班长说：‘小牛，你留着吃吧，我的嘴发干，吃也吃不下。’听小牛带着哭嗓又说：‘班长，你要再不吃，打完仗，我就要求调班，不在你这班了。’然后，又听班长说：‘好好，别急，你再吃一把，剩下的我保证吃了就是。’这时候，听见小牛咯咯地笑了。小牛这孩子是个新兵，有点邋遢，嘴唇上常挂着半截鼻涕，没想到他这么懂事！我正这么想着，班长走上来，把个破旧的炒面袋子往我怀里一塞，用命令的口气说：‘你把它吃了！’我用双手推着，死不肯接，我怎么能吃人家小牛嘴头儿上省下来的一点东西呢！班长说：‘刘福！叫你吃你就吃吧，全连数你个子大，干活也多，我知道你抗不住饿！’说着就往我手里倒，三推两推，就倒在了我手里。我心里热呼呼的，眼泪拉撒的，又怕大风把炒面吹走，就两手捧着，和眼泪一起吞在嘴里。……
“中午，班长的腿被炮弹炸伤了。开头，他一拐一拐地走，后来就爬着指挥，他爬过的地方，滴滴达达的，留下一道血印。我心里老大不忍，几次叫他下去，他都不肯。后来硬让人把他背下去，他才把我叫到身边说：‘刘福，你代理班长吧，要好好守住阵地，一步都不能退！咱们班的作风你也知道。’我说：‘’你就放心吧，班长。别人把他背上，走出没有好远，他又说：‘刘福！你要好好照顾小牛，他年纪小，别叫他在阵地上乱跑！’我连连答应，他才放了心，把头搭在别人肩上，下山去了。
“天黑以前，又打垮敌人两次冲锋，我们班牺牲了两个人，小牛也负伤下去，阵地上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天一黑，阴阴沉沉，又下了一阵小雨。这时，我一个人坐在这个大黑山头上，身上又湿又冷。开头，我的心很不实落。坐在东面，怕敌人从西面上来；坐在西面，怕敌人从东面上来。把子弹数来数去，只剩了三发，手榴弹也只这么两三颗了。心想，我孤零零一个人，守这么大山头，能够守得住吗？可是，这时候，我回头望了望北方，在后面一带着火的山岭上，好像看见那个死去的朝鲜孩子，小手里举着吃饭的铜勺儿向我呼喊着：‘守住啊！守住啊！’我的老娘也好像扶着拐杖，向我呼喊着：‘守住啊！守住啊！’小白子和连队里的同志们，都好像在那里举着枪向我呼喊似的。我的心沉下来了，脑子清醒起来。一想，山坡下面，还堆着许多敌人的死尸，不就是我的弹药库吗！我就紧了紧腰带，爬到死尸堆里去摸；然后再把摸来的弹药分做几堆摆好。这时候，既不觉得孤单，也不觉得疲倦，仿佛这么大一块阵地，本来就应该由我一个人分担似的。
“天快亮了，我看到阵地边边沿沿，打落了许多橡树叶子，又大又黄的叶子卷曲着，里面落了一兜儿雨水。这可好，连小碗都不用使，就一个个端起来喝了。天色大亮，敌人开始了炮击，不一时就攻上来了。东面打下去，西面又上来，我就在这个阵地上来回跑着打。打退了第一次进攻以后，怕敌人发觉我是一个人，平时我这脑瓜很笨，这会倒好使了，就把牺牲同志的帽子用小树枝一个个地支起来。就这么着，也不知道打退了敌人多少次冲锋，一直打到太阳平西，敌人也没有攻上我这阵地！
“可是，当敌人再一次冲锋的时候，子弹一颗也没有了，我就捡起石块往下砸，砸得他们的钢盔当当地响。敌人一看我没有弹药，就猖狂起来，哇哇叫着，几面扑上来，想捉我活的。我心想，胆小鬼们，死了你们这条心吧！我是志愿军的战士，我是共产党领导的战士，你想捉我活的，比上天还难。我就走到悬岩边上，望望北边的天空，心里念叨着，毛主席啊，祖国人民啊，再见吧，我今天弹药没有了，没有彻底完成任务，我对不住你们，请你们原谅吧！我把眼一合，就跳下悬崖……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觉着耳朵边老是有人喊我，勉强睁开眼一看，恍恍惚惚地，看见一个老妈妈，手里端着一个碗，蹲在我跟前。我正躺在一个小土洞里。我怎么来到这里？为什么会来到这里？这究竟是什么地方？我想啊，想啊，脑子空空的，怎么也想不起这是怎么回事。不光十几天来的战斗、跳崖我忘记了，就是我自己的名字都想不起来。刚想翻翻身，只觉得腰骨断了似的，又昏了过去。
“又不知经过多长时间，我才又一次醒来，稍微清醒了些。这时候才发觉我躺在很厚的棉被里，暖烘烘的。一个朝鲜老妈妈守在我身边打盹；旁边放着一个火盆，火盆上坐着一铜碗热水，冒着热气。我的冲锋枪，在一边墙上靠着。看见了我的枪，再看看我身上带血的军衣，这才想起跳崖的事。……
“这位朝鲜老妈妈，约摸有五十四五年纪，背有点驼，不断打嗝，像是有什么病症。她见我睁开了眼，高兴得几乎要叫起来了。连忙在火盆里拨了拨火，把一块旧毛巾围在我脖子里，用小铜勺儿一勺一勺给我灌水。我真是一辈子也没喝过这样的水啊，觉得每一滴都是甜的。喝过水，老妈妈就把大铜碗拿走，原来她连锅也没有，就用这只大铜碗架在几个砖头上给我做饭。她做了一碗白米稀粥端过来，又要喂我，我挣扎着想坐起来，刚一欠身，疼得我浑身是汗。我哎哟一声，老妈妈也跟着我哎哟一声。我看老妈妈比我还要痛苦，就咬着牙忍住，含着眼泪，把饭吞在嘴里。……
“后来，我渐渐注意到，为什么老妈妈吃饭的时候老是背着我呢？我问她，她比划着，不是说吃过了，就是说，等一会做了再吃。一次，我吃过饭，就装作睡着了，眯细着眼瞅她。她做好了饭，又背向着我，端到洞口去吃。我就忽然喊了一声：‘阿妈妮！巴利巴利！’我要解手的时候总是这么叫的。她听见我叫，就急忙放下饭碗，跑到外面拿盆子去了。这时候，我欠身往碗里一看，原来是大半碗青不唧唧的野菜。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我长了这么大，有谁一口一口喂我，有谁给我端屎端尿，有谁把粮食留给一个生人而自己悄悄去吃野菜呢？
“有一天，来了朝鲜人民军一个侦察员投宿，他会一点中国话。我就同朝鲜妈妈谈了一个晚上。这才知道是她上山砍柴的时候发现了我，喊人把我抬回来的。我问起她的家世，朝鲜妈妈用裙子捂住脸哭了。她真比我那亲妈还要苦啊！她的丈夫是一个矿工，原来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大女儿是在日本统治时代，搞什么‘处女供出’的时候被抢掠去的，一去没有音信。她那打嗝的毛病就是那时候‘座’下的。解放以后，日子过得很好。自从美国人打过来，大儿子被李承晚的‘治安队’绑在大树上活活地烧死了，女儿被他们装上汽车抢走了，丈夫也失去了音信。从此就只剩下老妈妈一个人了。有一天早晨，她上山砍柴，瞧见美国飞机把村子炸得起了一片大火。她惦着自己的房子，柴也顾不得捆，就仓仓忙忙赶回来。还没有赶到村边，就晕倒在路上。等她醒转来，赶到村子里的时候，她的房子，她一生经营的一切，已经成了一摊冒着烟的灰堆！她就在那个灰堆上弯下腰来，挖啊，挖啊，美国飞机过来，她也不躲，别人劝她歇歇，她也不听，饭也不吃，一个劲儿地挖啊，挖啊，直挖到天黑，什么也没有捡到，只从灰堆里扒出了一只铜碗，就是她给我烧水、做饭的这只铜碗！
“侦察员走了以后，第二天就来了担架，把我抬到朝鲜人民军的医院里。临走那天，我同朴妈妈都掉了眼泪。想起她穿得单薄，一早一晚常冻得打哆嗦，就挣扎着把我的绒衣脱下来，悄悄藏在她的被子底下，然后，我就离开了一个铜碗里吃过饭的妈妈。
“在人民军医院里，一直休养了一年多。差不多夜夜梦见小白子，梦见我的连队，快把人想疯了。直到一九五三年春天，我才出了院，又上了前线。
“嗬，一年多的工夫，前线上起了多么大的变化！
“看那山连山，岭连岭，全打通了。一跨上阵地，曲曲弯弯的交通壕四通八达，还插着大牌子，写着什么‘天津路’、‘上海路’、‘长安街’。这边是铁匠炉，那边是豆腐房，还有俱乐部、澡堂子。嘿，完全是安家落户的样子！我还看见好几只大黄猫在洞口晒太阳，炮一停，什么地方公鸡还拉着长声叫呢！
“我到了连部。连里人原来全以为我牺性了，见我回来高兴透了。小通信员上去就搂住了我的脖子打滴溜。连长跟我没说上几句话，不管我抽烟不抽，啪地甩给我一根纸烟，说：‘抽吧，敞开儿的！’接着就叫通信员给我打开了一筒牛肉罐头，一筒猪肉罐头，从伙房里给我端来了小半盆炒鸡蛋和十多个四两重的大馒头，往桌上一摆。连长说：‘刘大个！过去叫你受屈了，现在有多大肚子，你就往里装吧！’我又高兴，又抱愧，我说：‘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没有等连的主力上来，就把阵地丢了。’连长把手一摆，说：‘打得可以！’我狠狠吃了一顿饱饭。司务长又给我拿来一双大号的狗皮靴子。我一试，真暖和！在地上跺了两脚，心里甜丝丝的。祖国人民的支援真太好了，过去那些土财主也不定穿得上我这样的狗皮靴子！
不一时，我们的班长小白子——他已经当了排长——急忙忙赶来了。原来他负伤以后，并没有往后方去，只在团的卫生队养了半个月，伤还没好就回来了。一见面就亲热地擂了我一拳，说：‘好，来的正是时候！’一面又贴着我的耳根子悄悄地说：‘快打红山包了！’我问小牛回来了没有，他说小牛正在前面打冷枪哩，小伙子决心要当百名射手，现在已经打死敌人七十几了，打得整天连饭都忘记吃了。我心想，看人家进步多快，我非攒攒劲追他不行！
“连长、指导员留我在连部休息了一天，第二天就派我回班当了班长，副班长就是小牛。小白子班长——咳，我老说他是班长——领着我在阵地上仔细看了看地形。我们一道山，敌人一道山，相隔不到二百米，中间是一条大沟，沟里有一条小河。那个红山包就在我们的对面。我一看，红山包的右边，天空里垂着两个大白汽球。我问这是什么地方，小白子说，这就是板门店。哈利逊每天坐了直升飞机来，坐在帐篷里翘着腿吹口哨，还说‘让炮弹、子弹去辩论吧。’小白子把腿一拍：‘他要怎么辩论就怎么辩论！他一天不签字，我们就一直往前挤。不光拿下红山包，连白华山也得拿下来！’说过，他指了指红山包后面一带紫濛濛的山影。啊，白华山！我猛然想起来，在我得夜盲症的时候，班长给我捉小鱼吃，那个村庄不就在白华山吗！我说：‘排长，你在那里还给我捉过小鱼吃呢！’小白子笑了一笑，说：好好地参加‘辩论’吧，你‘辩论’到白华山去，我还给你捉小鱼吃！
“隔了不几天，攻夺红山包的战斗就开始了。不到一个钟头，我们就占领了红山包，全歼了敌人。小白子来我们班清查缴获的武器，我说：‘排长！你的准备工作怎么样了？’一下把他问愣了，我说：‘你不是讲打到白华山，给我钓小鱼儿吗，钓鱼竿儿你准备好了没有？’小白子笑着说：‘刘福，你忘了我是水边的人了。我还是光屁股小孩儿的时候，就是个摸鱼好手。没有钓鱼竿儿，我好歹摸两下，也够你吃一顿的。’说得班里的小鬼们叽嘎乱嚷，都争着向排长要鱼吃，像是已经打到了白华山似的。
“往后，咱们的阵地一步一步向南推。今天这儿啃下一块，明天那儿啃下一块，来个‘向右看齐’，再往前挤。敌人被打得呛不住劲了，也叮叮咣咣挖起了坑道工事，钻到地里去了。哈利逊的腿也不翘，口哨也不吹了。停战谈判本来快要签字了，李承晚这灰鬼又扣留了我们的战俘。这样一来，规模最大的夏季攻势就全线展开了。我们的任务是坚决打下白华山。
“说起这一次的战斗情绪，嘿，整个阵地像开了锅似的。因为我们连是老红军连队，威信最高，加上连长一个劲儿地争，这才把突击任务抓到手里来了。师里还做了一面红旗，让我们插到白华山上。为了表示决心，全连人都在红旗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签名那天，闹哄哄的，你推我，我挤你，挤不到跟前去。我本来写字就很难看，拿起毛笔来，抖抖颤颤的，加上这么三推两挤，就把我这个‘刘’字弄得分了家，那个‘刂’就歪到别人的名字上去了。正在签名，二排长郭彪子提了一把斧子来，往地上一扔，把人们弄愣了。原来他要把旗竿削得尖尖的，要把红旗插得又牢又深。签过名，郭彪子敞着怀用大嗓门说：‘你们瞅着，我们二排只要有一个人，一口气，保赶人倒旗不倒，坚决插上白华山！’小牛在后面捅小白子的脊梁骨，小白子不慌不忙地站出来说：‘二排长，你也瞅着，我们一排坚决完成爆破任务给你们开道，让红旗半步都不能停！’
“我们预先悄悄开进到白华山的山脚，潜伏了一夜一天。第二天黄昏，忽然从我们阵地上飞起了几颗绿色的信号弹，紧接着几百门火炮一齐轰鸣起来。那炮火出口的闪光把半边天都照红了。特别是那多管火炮，说雷不像雷，说炮不像炮，呼噜噜直冲下来，沉重得厉害。我们的身子被震得忽忽悠悠，像坐船似的。霎时，白华山一个个山峰，全盖在火海里。多壮的火力呀！想到以前敌人炮火的猖狂劲儿，大大吐了一口闷气。小牛高兴得叫起来：‘班长，你看咱们的炮兵，给敌人美美地戴上了一顶火帽子！’说着，把手榴弹掏出来擎在手里，我吆喝了他一声：‘快放进去！拿好爆破筒准备爆破！’
“炮火刚一延伸，我们就随着炮火发起了冲锋。山上的铁丝网、地堡差不多全叫炮火摧毁了，剩下几个地堡，也叫我们班炸得一干二净。二排的红旗卷着硝烟，在后面很顺利地跟进。可是当我们快冲到白华山主峰的时候，忽然，从一个暗堡里，机关枪向我们猛烈地扫射起来。敌人接连打起的照明弹，照得地面明晃晃的。我跟小牛两个爆破组，就在离敌人五六十公尺的地方，压得抬不起头来。小牛性子急，提着爆破筒就往前冲，冲了没有多远，就负了伤，从山坡上滚下来了。这时候，后面卷过来一阵杀声，我回头一看，火光里出现一面红旗，二排的同志已经快涌到跟前来啦。只听二排长郭彪子喊：‘刘福，怎么搞的？’我急得满头是汗，心想糟了，我们事先保证红旗半步也不能停，现在能让它再退回去吗？就在这危急的当儿，我听见有人大喊了一声：‘刘福，我掩护你！’我一看，在照明弹的亮光里，从右面几十公尺的地方站起一个人来，叉开双腿，站得直直的，端着冲锋枪向地堡哗哗地射击着。他的帽沿略略歪着，是小白子。我心里马上全明白了：这是我们的排长小白子故意暴露目标，要把敌人的火力吸引过去。果然敌人的火力射向了他，我顾不得细想，就猛扑到暗堡跟前，靠上炸药包。怕不保险，等导火索燃了好长，我才离开，刚滚出几步，火光一闪，我就被震得昏过去了。……
“我醒过来的时候，抬头一看，在火光和硝烟里，那面红旗已经飘扬在白华山的主峰。……
“我站起身来，回到刚才小白子站起来的地方，见他两手握着冲锋枪倒在地上，整个胸脯上全是鲜血。我一摸他身上还有热气，就俯在他脸上拼命地喊：‘排长！排长！你醒醒吧，你醒醒吧，我是刘福呀！红旗插上主峰啦，你瞅瞅吧！你醒醒吧！……’可是他一声也不答，已经牺牲了。
“山头上，枪声还在响着。我咬着牙忍住火辣辣的悲痛，把军衣脱下来，抖了抖，给他盖上；用袖子给他擦了擦脸，扶正了他的帽沿儿；才拾起他的冲锋枪向主峰爬去。
“战斗结束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我往下一望，山脚下一道小河。小河转弯地方，汇成了一个碧清的水潭。水潭边有一块大青石。我仿佛看见小白子还坐在那块大青石上，头一磕一磕地给我钓小鱼儿呢。……这时候，我满腔的悲痛再也忍不住了，就在这白华山上，我一生一世也洒不了这样多的眼泪！
“同志们都过来劝我。泪虽说止住了，可是我这心里一起一落像潮水似的，前前后后的事情全想起来了。我永远不能忘记，是谁从火坑里搭救了我，在我犯了错误的时候教育我，在困难的日子里用小棍牵着我，最后在我遇上危险的时候，又舍了命来掩护我。党培养出多少这样的好人啊！你们不让我哭，我不是哭别的，就是哭这样的好人哪！没有这样的人，革命是不会胜利的。我既然下定决心革命，就应该站上小白子的岗位，成为像小白子这样的人。……
“就在打下白华山这天，朝鲜停战谈判签字了。在白华山主峰上，有一棵很高很大的古松，我们就把小白子埋在那里。我的入党仪式，就是在小白子的墓前举行的。……”
刘福同志结束了他的谈话，陷在深沉的思索里。
这时候，江上那一轮落日已经沉下去了。江水由金红变成了暗绿色，无声地向大海里流去。江面上的渔船，一只都不见了。我正在思索他的谈话，忽然脚下噗啦一声，吓了我一跳，我一瞅，江面上圆圆的水纹，正向四外扩散开来，一条跃起的大鱼又落下水面去了。
我忽然想起，中午在汽车上，刘福手里拿着一个包包，显得十分珍爱，不知是什么东西。我提起这事，刘福的脸色又有些激动。他解开军用挎包，取出那个包包递给了我。我感到沉甸甸的，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只又大又厚实的朝鲜铜碗。碗底上还留着一层烟熏火燎的颜色。
我问：“这是你同那个朝鲜妈妈用过的吗？”
刘福点点头说：
“是那个救我的朴老妈妈送给我的。最近听说要回国了，我想起了朴老妈妈，就绕路到黑云岭去瞧她。好容易才找到了她住的地方。原来她给我架着铜碗做饭、烧水的土洞，早就被雨水灌塌了，她已经搬到志愿军给她盖的新房子里。她的二女儿，被敌人抓走关在监狱里，这次我们突破了敌人的阵地，已经家来了。
“我这一去，老妈妈高兴得像孩子似的，还请了两个头戴乌纱帽的老人陪我喝米酒。可是当我对她说就要回国的时候，她扒着我的肩头，站都站不住了，她边哭边说：‘阿德儿啊，我是……我是再也见不到你了！’我怕老人家哭坏身子，把眼泪一擦，就硬着心肠在门口穿起了鞋子。老妈妈急忙叫住了我。一面拾起裙边擦了擦泪，一面捧起这只铜碗送到我的怀里，说：‘阿德儿，这就是咱们娘儿俩用过的那只铜碗。你把它背回去，什么时候想我的时候，你就看看这只铜碗吧……’
天黑下来了。一阵晚风吹过，鸭绿江水吻着岸边，发出了轻微、亲切的波声。望望对岸，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亮起了灯火。这灯火越来越多，越来越密，沿着江岸成了一条缀满宝石的长带。江这岸的灯火也接着亮起来了，像是一株株腊梅花插在岸上。朝鲜人民重建家园的歌声，同对岸欢腾的市声，像姊弟一样地隔岸呼应着，拥戴着这条平静的江流。
听了刚才的谈话，我在想，是什么力量使得不可一世的敌人终于低下头去？又是什么力量把燃烧到鸭绿江边的战火吹得烟消云散？是人民，是两岸的人民。人民，只有人民才真正是强大的，不可战胜的，他们的力量也才真正是无穷无尽的，就像我面前滔滔不息永远流不尽的江水一样。不管敌人加给他们多大压力，多少苦难，他们都要连结起来夺路前进。唯有他们在这世界上是永生永在的。而那些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只不过是过眼的云烟，早晚要被吹得一干二净，连他们的影子都留不下来。我望望刘福，望望面前奔流不息的江水，真想大喊一声：人民啊，这些像麦穗一样普普通通的人民啊，谁要真正认识了你们究竟具有怎样的力量，他才可能有最勇敢的灵魂！
我们望望后面，汽车已经远远地驶来了。刘福说： “我们先过桥去吧！”我们俩就站起身来，向鸭绿江桥上走去。安东市越来越近。刘福出神地望着迎面灿烂的灯火，脸上现出了极其动人的笑容。他在想些什么呢？他在想不久就要见到的母亲吗？他在想只见过一面的未婚妻吗？不，不会完全是这样的，他已经不是三年前刚刚出国的刘福了。在他的视野里，已经不只是有着暖炕的茅屋和一条黄牛几亩土地了，他已经把自己的命运同整个祖国，同英雄的朝鲜，同全世界一切阶级弟兄紧紧地连在一起，而且随时准备着为他们牺牲自己的一切。跨过了鸭绿江桥，我看到他站在人群里面，谦和地注视着大街上来往的行人，微微张着嘴唇，异常亲切地笑着……
1960年10月25日志愿军出国作战十周年写
1962年8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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