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与黑》到《赛末点》：阶级统治的暴露史
“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中产阶级地位。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掌握着绝大多数的社会资源。出于对秩序的呼唤，他们有时并不吝于将上升的大门稍敞些许。因此，在社会矛盾尚不尖锐之时，阶级跃迁成为多数贫寒者改变自己当下处境的中保。但阶级跃迁并不总是以自己的本来面目现世。它往往戴着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面纱。“荣耀祂并以祂为乐”是经由教会获得此岸成功的借口；横渠四句则为士人的物质要求提供了遮掩。在以往，阶级跃迁总与某种意识形态神话形影不离。而今天，阶级跃迁本身成为了神话。毋庸置疑，其与资产阶级逐渐确立其统治的历史进程无法分割。这一进程在历代文艺作品中亦多有体现。我们从《红与黑》开始谈论这一问题。
1830年，司汤达发表了小说《红与黑》。在这一时代，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还未完成，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得不带有强烈的社会进步和人类解放色彩。
谈论《红与黑》中的于连是野心家还是奋斗者毫无意义。在贵族复辟的一八三零，与其心向往之的拿破仑一般，身为资产阶级苗裔却又谋求功名的于连必然被贵族目为野心家。但于连引人之处并不在其作为资产阶级个人神话“道成肉身“般的奋斗历程。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于连的个人追求与启蒙理想的关联。拿破仑的重要性不在于他的天才，而在于他在某种程度上是法国大革命的后继者。在他壮阔的征服事业中无疑有着九三年的遗产。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而言，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雅各宾党人以高度的弥赛亚精神在九三年理论地扮演着国际解放者的角色，而拿破仑则现实地因而也是“次优”地扮演着这一角色。而在于连这里，资产阶级担负历史进步责任这一事件表现为其于法庭上为自己辩护。“他们仍想通过我来惩罚一个阶级的年轻人，永远地让一个阶级的年轻人灰心丧气，因为他们虽然出身于卑贱的阶级，可以说受到贫穷的压迫，却有幸受到良好的教育，敢于侧身在骄傲的有钱人所谓的上流社会之中。”
在于连这里，个人的雄心壮志被赋予了政治上的解放意义。这一结合的背后是复辟时期繁复的社会状况。拿破仑死后波旁当涂，七月革命后奥尔良执政。因此，于连在隐瞒自己启蒙思想的同时熟背拉丁圣经。如此“清明”的于连也难免一死。这与其说是复辟时期沧海横流、太阿倒持，不如说对于统治者而言即使是于连也过于激进了。资产阶级应然地会寻求独掌政权，但实然地屈膝于贵族之下。拿破仑式地秩序破坏者是禁忌，但于连也因这一禁忌实现跃迁。换言之，资产阶级既因其在政治上作为人类进步利益的代表而受打压，也因这一地位而得以壮大。资产阶级在夺得政治上的统治时必然需要领导社会诸被压迫阶级。同时也能说，尚且还述行着“全球共和国“式理想的资产阶级必然无法在政治上统治。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法国大革命的评述于此可资借鉴：“只有对那样的群众来说革命才是’不成功的’，这种群众的政治’观念’并不是关于自己的实际‘利益’的观念，所以他们的真正的主导原则和革命的主导原则并不是一致的，他们获得解放的现实条件和资产阶级借以解放自身和社会的哪些条件是根本不同的”。被启蒙的于连不得不被毁灭。雨果在此或许是对的：“过了西奈山，便是断头台。”
在稍晚时期的沙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了《罪与罚》。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席卷欧洲，另一方面，俄国却仍然落后。因此，资产阶级在追求自身的物质利益时不得不采用贵族的意识形态神话来辩护。
在《罪与罚》中拉斯克尔尼科夫始终不曾言明自己的杀人动机。或许出于对彼时俄国现存体制的不满，或许为了证明自己是超脱群氓的“超人”。在此处，资产阶级的个人神话与人类解放的事业若即若离。列宁在《“沙皇与人民和人民与沙皇的一致”》中指出：“沙皇与人民的一致就是沙皇与地主、资本家，再加上一小撮富裕农民的一致”。与于连的时代不同，在拉斯克尔尼科夫的时代，即使是在俄国，虽然还有封建余孽尚待清算，但资产阶级已然在政治上分享着统治。拿破仑般个人野望与人类进步的结合现实的与理论的皆不合时宜了。普罗塔诺曾作“太一”与“理智”之分：太一纯然为一，理智则在自我观照的意义上为一。在这里，与“建功立业便是造福人类”不同，成为超人是为了改变社会，而改变社会则是为了成为超人，二者间分裂已显。在拉斯克尔尼科夫那里，这种结合只能表现为某种抽象的“伟大事业”，某种“无”。究其缘由，无非是资产阶级尚未完全取得其在意识形态上的统治，恰如特里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中所述那般。资产阶级那时所信奉的“庸俗的功利主义”意识形态尚无法担当其所替代的“衰落的宗教情感”那般的“社会黏合剂”地位。换言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彼时尚不堪大用。“最迫切的社会需要是教养或使粗鄙庸俗的中产阶级“希腊化”，因为他们已经证明自己无力以一种适度丰富和精致的意识形态来从根本上巩固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权力”。
因此，资产阶级不得不谋求贵族意识形态的帮助以“控制和同化工人阶级”，而贵族也有“资助他们的中产阶级主人”以维持自己社会地位的需要。而这种贵族的意识形态带有某种彼岸性，一如加尔文所宣告的那样——“人在神的威严前。”受此影响，资产阶级尚要为无限制地追求剩余价值作辩护，以确保自己的贪婪是在某种神的威严前。但这一超验的诉求在资产阶级这里只能表现为变动不居的“无”。在宗教已然衰落的情况下，希望被寄予文学。“像宗教一样，文学主要依靠情感和经验发挥作用，因而它非常宜于完成宗教留下的意识形态任务。”文学变成了对“庸俗的功利主义”及其背后的从布鲁诺开始的内在性世界观的反叛。“星空就是可走和将走的诸条道路之地图”的同质性的世界重新变为了不可捉摸、不可穷尽的世界。但毋庸置疑，离开伊甸园是一件无可挽回的事。后启蒙的无限的世界图式不再流溢唯一的神的慈爱。因此，世界的答案只能是一个又一个神的模仿物。祂们在分有神的大能的同时也分有着神的死亡。换言之，所有的绝对价值都被抹上了相对的浪漫主义色彩。“无”是祂们更彻底的同类。
由是，拉斯克尔尼科夫只能以某种空虚到几近于无的“事业”来为自己成为超人互证。纵然空虚无比，“神”也不可缺少，反之亦然。不可缺少的神实则一无所是。据柏林在《浪漫主义的根源》中所言，这种状态会导向“两种偏执而有趣的现象”：一种是思乡情结，“无限不可穷尽，我们永不能贴近它，我们总在追求却难以满足，因此我们患上思乡病”；一种是某种类型的妄想狂，认为“有某种更为巨大、不可捕捉、不可企及的事物存在于我们之外”。拉斯柯尔尼科夫在这两者间纠缠不已，歇斯底里。他为“伟大事业”的妄想而杀人，他也为回到安宁的故乡而皈依。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刻便表现于此。他将这一资产阶级文化领导权旁落的历史事件鲜明地——即使可能是无意识地——展现在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罪与罚中。拉斯克尔尼科夫在这种困境中必然如在书中那般病态乃至癫狂。毕竟人不能真如施蒂纳那般“以无为事业的基础。”因此，彼时雄心勃勃谋求阶级跃迁的人只能在西伯利亚这个远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地方走向未被启蒙谋杀的上帝。米沃什的评论较为确切，“在他的小说中，似乎沉入罪孽和耻辱的深处是获得拯救的条件。”
2005年的电影《赛末点》对《罪与罚》进行了拙劣的模范。在《赛末点》中，物质利益不再需要意识形态的遮蔽，物质利益本身成为了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该片讲述了穷小子威尔顿凭借高超的网球技术娶到了富家小姐，厕身上流社会。他婚后又与内兄的前女友诺拉厮混一起。诺拉怀孕后要求威尔顿离婚。威尔顿遂行凶并通过伪造成抢劫时激情杀人以抹除嫌疑。无疑，伍迪艾伦在此有意借鉴《罪与罚》。拉斯科尔尼科夫与威尔顿都为了前途而行谋杀。
但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曾言：“历史的真实不可能从它的公开的语言中阅读出来，因为历史的文字并不是一种声音在说话，而是诸结构中某种结构的作用的听不出来、阅读不出来的自我表白。”从他们二人细节的差异中我们或许可以一窥真相的面庞。拉斯科尔尼科夫认罪服法，威尔顿逍遥法外；拉斯科尔尼科夫投入“无”的深渊，威尔顿则陶醉于自己的社会地位。在拉斯科尔尼科夫那里，犯罪是为了赎罪，而赎罪是为了无罪；威尔顿则认为不行凶才是犯罪，不保卫自己的优渥生活才是犯罪。显而易见，在《赛末点》中，个人的物质利益不再需要意识形态的外壳，物质利益本身成为了意识形态的核心。这一转变根植于资产阶级成功夺取文化领导权的历史进程。资产阶级文化革命质变于西方国家普遍发生学运的1968年。不可否认，这一运动带有浓厚的左翼色彩。但若从其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结果回溯性地观照整个远动，那么程巍在《中产阶级的孩子》中所下的论断较为恰当：“资产阶级的一次继续革命，一次针对自我内部的他性的革命”。上文已言，在政治革命完成后，资产阶级不得不依靠贵族的意识形态实行统治。也因此，资产阶级在自己的时代不得不面临审判，不得不以诸如“国民财富”“社会公益”之类的虚幻词句来为自己不可满足的剩余价值欲辩护。资产阶级的孩子们以激进的面目出现，用“反文化”炸毁了贵族意识形态的壁垒。“新左派”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羔羊，清白了资产阶级过去的罪恶感。资产阶级夺得了文化领导权。于是，资产阶级不再需要为剩余价值的崇高地位寻找理由，即使那理由不过是纯粹抽象的“无”。这足以解释拉斯柯尔尼科夫与威尔顿间除了罪行本身以外的其他差异。在《赛末点》临近结尾时，威尔顿自白道：“如果我被抓到被判罪被惩罚了，也是应该的，说明这世上还有点正义，还有点希望存在的可能性。”与其将其阐释为伍迪艾伦对社会堕落的批判，不如说资产阶级在这个时代最终达到了自己的顶点。和其他价值一般，良心不再被视为一个严肃的问题。“怎样都行”，但要赚钱。
《赛末点》的时代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已经完成的时代。正如大卫哈维所说，新自由主义不过是一场统治阶级的复辟运动。资产阶级在新世纪夺回了文化领导权，“绝对的价值追求，热情的致富冲动”不仅是无辜的，还是唯一正确的。
经典的文艺作品总会展现时代的典型面貌。从《红与黑》到《赛末点》，我们可以清晰看到：随着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不断革命，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物质利益愈益统一。资产阶级逐渐不再需要美好灿烂的意识形态神话来遮蔽赤裸裸的利益追求。我们应该还记得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教导：“资产阶级在他已经取得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换言之，能将一切神圣价值纳入“利己主义打算”的今天正是资产阶级的最佳政制。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仅让我们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附庸，也笼罩了我们的意识形态。在这里，与其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遮蔽了某种真实，不妨说其本身就是一种真实。资产阶级在生产关系上和在意识形态上统治着全社会已然成为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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