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发达国家，以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主题的文学创作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经出现，并形成了一股重要的文化思潮，比如“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早已成为西方普遍认可的一种文化理念，但在中国引起广泛接受和重视，还只是近些年来才发生的，而且对于“环境文学”这一中国化的概念本身，人们似乎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共识。有人觉得，相对于西方的“生态文学”将人与自然放在平等的地位进行观照，“环境文学”这个概念仍然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表述。如果这种看法能够成立的话，显然会给人们了解当代中国的“环境文学”带来某些认识上的困难。
众所周知，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十分悠久的传统，比如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和“返璞归真”，曾经被视为一种极高的生存智慧和境界，就像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万物有灵论和美国哲学家爱默生的超验主义一样，但生态文学以及所谓环境文学，除了受益于文化传统的滋养，主要还是因为二十世纪西方工业化给大自然造成严重破坏后，人类出于保护自己的生存所做出的理性应对。因此，1962年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一书的问世，被视为环保主义或者生态主义诞生的标志。然而，从那时到现在，尽管过去了近半个世纪，环保主义和生态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也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和影响，但我们的生存环境并没有因此获得足够的改善，人对自然的征服、控制、改造、掠夺和摧残，以及发展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价值观不仅没有得到任何遏制，反而随着全球化的步伐，蔓延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每一个角落。而更为严重的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正在将高速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转嫁到许多后发达甚至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使这里的人民尚未摆脱贫困就不得不为他们买单，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所以，环保主义和生态主义在关注“人与自然的冲突”这类传统主题之外，将不得不面对诸如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平等和公正等一系列政治伦理课题的困扰。因而，所谓生态文学和环境文学，便成为一种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的文学，也就是说，环境文学表现的虽然是自然与人的关系，但落脚点应该放在人类的思想、文化、经济、科技、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发展模式上。用美国著名生态文学研究专家、哈佛大学教授布伊尔的话说，环境文学是“为了处于危险的世界”写作的。
如果我们承认这种观点是环境文学应该遵循的准则，并且用它来审视和评价当代中国的环境文学创作，就会发现不少作品在价值取向上，存在着许多认识论上的误区。一方面，这些作品继承和发扬了诸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但又不自觉地将这种理念普遍化、抽象化，脱离具体的现实语境和本土问题，使之变成了一种中国古代文学比如《桃花源记》表现过的审美乌托邦；另一方面，由于消费主义的影响，有些作家将环境文学当作一种标新立异的国际性题材，对包括动物在内的大自然进行某种戏剧化甚至商业化的想象，刻意制造出耸人听闻和猎奇的市场效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长篇小说《狼图腾》。正如一些评论家批评的那样，这本书歌颂丛林原则，所谓狼性大于羊性，狼性也优于羊性，将草原和马背民族精神跟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混淆在一起，甚至有人指出赞美的实际上是一种法西斯精神。这样一种价值观，不仅有悖于环境文学的伦理尺度，就是作为普世价值的现代文明准则也很难接受。而令人惊奇的是，就是这样一部价值紊乱的小说，竟然一经出版便畅销国内外，短短几年内创造了巨大的商业奇迹，而且受到了许多出版商的争相效仿以及大众读者的热烈追捧。这不能不让人对当下中国的文化状况产生一种深深的忧虑。
1999年10月，一批中国作家和学者聚集海南岛，同我们今天的会议一样，讨论的主题也是“生态与文学”，会后发表了《南山纪要：我们为什么要谈环境—生态》。在这篇具有宣言性质的纪要中，他们对当今中国的生态状况以及发展主义理念进行了深入的描述和分析，并且尖锐地指出：
“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忽视环境—生态问题，常常把环境的代价、健康的代价等等排除在企业内部的成本—效益分析之外；同时也忽视人文协调和社会整合问题，使社会的伦理、信任、安全、亲情、团结、互助等社会得以维系和延续的基础日益崩溃。发展主义的话语是一种唯物质主义，唯增长主义，甚至是唯GDP主义。人们在阐述环境—生态问题时常用‘人类’、‘发展’、‘现代化’这一类过于抽象的词语，而它们常常遮蔽着现实中的差异：是什么人在‘发展’和‘现代化’？什么人被排斥在‘发展’和‘现代化’之外？是哪一些‘人类’在受害于环境—生态恶化，而哪一些‘人类’在环境—生态恶化的过程中大获其利？……显然，对发展主义的反思和清理，必须以反思和清理各种普遍主义的话语为方法论前提，至少须防止以习语代替思维、以话语代替事实的反实践态度。”
这无疑是一种颇有启示性的观点，对于我们今天讨论环境文学以及相关的思想命题，尤其具有参考价值。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环保是未来的“大政治”，在当前的语境下，不仅环境文学，甚至包括整个当代中国文学在内，都面临着发展主义、普遍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裹挟，面临着同严峻的本土和现实问题擦肩而过的可能性。如果凭任这种趋势继续蔓延下去，将意味着人们担心的某种伦理和文化传统的丧失很快成为现实。
对此，我们应该保持充分的警觉。
（本文系在华中师范大学文学与环境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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