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不过是人类驰骋想象力的旷野，但是在这个旷野当中，电影《流浪地球》系列电影为中国人在这个旷野中留下了自己想象力的烙印。想象是对现实的否定，是故当我们驰骋自己的想象力的时候，就是尝试建构现实当中没有的东西。
所以，科幻作品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幻想，而是对可能世界的建构：围绕着科学技术，建构一个在现实当中不存在，但是却可能的世界，所以科幻是直指世界观和意识形态建构的。当代科幻的底色是政治哲学，其思想根源是与《理想国》、《乌托邦》、《新大西岛》一脉相承的。通过文艺作品建构幻想的世界否定现实，通过理性的探索为未来人类社会的寻找出路，这是文艺批判的一条传统进路。
科幻就是这条道路的继承者，科学不过是理性在当代的化身。今天，《流浪地球2》作为中国科幻电影的标杆加入到这条道路当中，同时也通过我们中国人的想象，加入了我们中国人自己对可能世界的理解。这个理解起点是灾难，理解了这个起点，也就理解了我们中国人向未来世界许诺了什么。
危机：中国传统政治叙事的历史起点
历史不是简单的时间延续。时间是量变的、均值的、连续的，永不停歇的；而历史是质变和量变的统一，质变的临界点就成为了某个历史时期的开端，而中国传统政治叙事是以危机为开端的。比如：大禹治水是中国走向政治文明的起点，1840年是中国从古代走向近代的起点。
质变是量变的开始，中国的历史叙事是从历史的质变那一刻开始讲起的，一般而言，质变点体现为危机，自然危机、政治危机、民族危机等等。由于历史理性早早的觉醒，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范式是以历史为线索，是质变和量变的统一。质变的临界点就成为了某个历史时期的开端，而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是以危机为开端的。
中国人关于历史最初记忆来自于危机，滔天的洪水和大禹带领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凿伊阙，通龙门”，“胼手胝足，平治水”土，最终实现人类历史上超越任何史诗神话的奇迹。中国政治文明的开端，是孔子笔下“礼崩乐坏”的春秋，是老子笔下“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乱世，正是为了弥平这个乱世，中国开启了诸子百家时代的思想狂飙猛进的时代。最终，找到了政治最为底层的逻辑，理性（王道）和暴力（霸道）的结合。
近代中国历史的开端是1840年鸦片战争，是珠江口英国人的隆隆炮声，是李鸿章奏折当中急呼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世界历史跨过了万里长城。亡国灭种的危机，让“五四风雷”炸响古老民族的耳畔，开启新民主主义革命。
这种历史量变质变的过程，是与马克思主义不谋而合的。在历史唯物主义中，人类的历史因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最终呈现出社会形态的更替，历史的起点是革命，终点是社会危机（也可以理解为危机-革命-常态的循环）。不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叙事比中国传统政治叙事更为高明的是，中国传统政治叙事不能解释人类社会的进步，马克思主义系统的说明了人类历史辩证运动的全过程。
所以，清末中国知识分子首先热情拥抱了达尔文的进化论，用来解释中国的落后和西方的先进。五四后，在纷繁的西方学说中，中国人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都是围绕着解决危机这个主题来进行的。
《流浪地球》系列电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政治叙事的产物，突破常态的巨大自然危机迫使所有的人搁置其他的政治主题，共同面对危机。而危机本身也就迫使所有人必须放弃日常的矛盾，面对的政治主题本身，进行一种集体的政治实践。在这种政治实践的基础上，共同创造全新的未来。
西方人不是不知道危机是历史的质变点，而是在他们的政治哲学当中没有历史的维度。基督教的认为灾难和危机是量变的终点，危机是人类罪恶积累的结果，所以历史必然有其终结，这个终结是灾难。这种思维显然是不符合现代社会构造的。所以西方政治哲学的第一任务，是政治的起点，但是由于西方人历史思维的匮乏，和逻辑思维的发达，他们并没有在历史维度上找寻政治哲学的起点。也就是说，他们往往以逻辑推演的形式找到西方政治形态的起点，然而这个逻辑起点在历史维度上往往属于虚构。
✦终结者
具体来说，虽然今天的部分哲学家将西方政治哲学的传统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但是西方政治哲学界的主流，并不将希腊哲人对政治哲学的讨论，作为西方经典政治哲学的起点，而是将一个虚构的逻辑起点作为政治哲学讨论问题的起点。
比如，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史讲义》，就将近代霍布斯的《利维坦》作为西方政治哲学的开始，因为霍布斯首先讨论了政治哲学的起点——“社会契约论”。在西方政治哲学当中，无论是“社会契约论”，还是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本质上都是通过设想现实政治的起点，依据概念和逻辑的推演来建构政治哲学的理论大厦的建构。一切的政治哲学概念，价值、自由、公平、合法等等问题，都是从这个起点开始进行讨论的。
这种基于逻辑建构方式的优势在于，特别擅长对当下政权的合法性做出辩护，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只要你承认了“社会契约论”、“无知之幕”这种原始的假设，那么后面的论述在逻辑往往是一环扣一环的接踵而至。得到理性辩护的政权，从历史的起点到历史的终结，只是按照逻辑自身的演绎而发展。
当然，这种思路的缺点也很明显，它几乎无视历史和现实，它并不关心现实当中的丑恶。丑恶的不断堆积最后造成的系统性危机，就成为了新的灾难的开始。丑恶本身并不被思想界所重视，西方思想界只能通过文艺的方式，以“乌托邦”这种文艺形式，想象一个没有现实中存在的丑恶的理想社会，从而批判现实。
所以，西方科幻主题中有大量的“乌托邦”，或是批判乌托邦的“反乌托邦”题材。而灾难在科幻电影当中，往往不具备明显的政治意义，或者只是披着科幻皮的末日说和宗教传道。而《流浪地球2》将危机和未来政治结合在一起，足以说明其赋予了科幻全新的视域，也给对未来的幻想重新填上了亮色。
未来：克服危机过程中构造新的世界
质变是短暂而剧烈的，量变是漫长而平缓的。未来世界的政治常态，是在克服危机的过程当中塑造出来的。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我们的祖先团结在一起，创造了历史。
如果没有克服危机，历史就会断裂，西方的历史就是断裂的历史。在西方历史的舞台上，很多民族都曾经作为主角登上历史的舞台，但又旋即落幕，此方唱罢彼登场，是西方历史的特点，即西方史的连续性和西方民族史断裂性的统一。
希腊哲学长于深刻，但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希腊哲人们却没有看到希腊文明当时所面对的真正的危机。他们基于理性，对美德和城邦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但是希腊政治哲学的讨论并没有让希腊文明长久的维系下去，理性的城邦最终被历史的巨浪所吞没。
基督教的政治传统同样没有真正的被延续下来，系统性的政治危机彻底的消灭了君权神授的政治范式。资产阶级革命和启蒙运动所创造的当代资本主义政治叙事，实际上是存在着两条不可调和的政治哲学逻辑的：
一条主流，是指向当下的，是以霍布斯《利维坦》为传统的社会契约论传统，这条思想路径的主要特点就是，通过猜想假设当代国家的政治哲学逻辑起点，来论证现实社会的合法性。这条思想路径就像是夜里的灯笼，它只能照亮当下一小段距离，而不能将思想的力量延伸到未来，指导未来人的政治实践。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当中的国家理论的核心，国家理论的一个主要功能是为国家提供合法性，为某种性质的国家提供辩护，在这个问题的基础上，再讨论如何对国家进行限制，以防止国家的权力侵害个人的权力。
另一条是支流，是指向未来的，是以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为代表的，通过虚构理想社会，来否定现实社会。这条思想路径，就像是手电筒，看似能将思想指向未来，但是却忽视了理性有其极限。当理性肆意跨越其自身的极限，也必然走向理性的反面，理性自身的危机随之到来。西方的科幻片，在短暂的乐观乌托邦主义之后，走向反乌托邦主义，批判“理性的自大”。所以，反乌托邦类科幻电影不仅仅是冷战时期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阴谋，也同样是西方文化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
✦美国电影《极乐空间》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叙事当中，克服危机的过程，同时也是新的政治常态孕育和诞生的过程。当面对滔天的洪水时，大禹“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的政治实践，最终实现了“九州攸同，四奥既居，九山刊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国家统一，人民安居乐业，人与自然相和谐，这一现实结果，是来自于面对危机的政治实践。
当然，现实的政治实践不是神话故事，与希腊哲学家相比的深刻相比，中国先秦哲人更加敏锐，擅长抓住时代的主题。面对复杂、残酷、漫长且血腥的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在政治哲学上所讨论的核心主题始终只有一个，即如何结束这个时代，开启一个和平而繁荣的新的时代，因此才会有秦汉的大一统。而后世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所有的政治叙事的历史起点，都来自于对春秋战国政治危机的反思。
如何克服现实的政治危机，成为了中国思想界几千年来不断讨论的主题。危机在变化，但是对现实危机的敏锐把握，始终是中国思想界的长项。而在中国传统的政治叙事当中，国家的合法性来源于克服危机的正当性，国家的权力也同样来源于克服危机过程中，人民授予国家的权力，国家只有秉承着这些权力才能克服危机。
这种面对现实危机，来谨慎构想近未来社会发展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我愿意称之为一种“审慎乌托邦主义”，通过解决现实的危机，从而不断构造近未来的政治范式。《流浪地球》系列电影就是这样一种“审慎的乌托邦主义”下的产物，影片没有构想一个遥远的未来，一个极度发达的科技社会，而是站在一个似乎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出现的近未来，讨论近未来当中遇到危机，以及人类如何应对这种危机。所以，《流浪地球》系列电影和《三体》一样，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西方科幻，而是中国政治叙事之下的中国科幻。
人：在危机中创造了新的时代也创造了新的自我
在政治实践当中，具体的个人至少存在这三种可能的角色：普通人、精英和领导者。在克服危机的过程中，人因为政治实践得而成长，这种成长又促使人在现实当中去构造全新的政治共同体。在中国传统政治叙事当中，危机凝聚了民众，锻炼了队伍，塑造了领导者。正是经历危机，才创造了全新历史，全新的社会组织和管理形态形态。
政治是人的政治实践，而不是概念演绎的形而上学游戏。一个国家，一个政治的共同体，必要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安放每一个人：如何对待普通人，培养什么样的精英，选择什么样的领导人。西方政治哲学最终走向了当下愈发趋于民粹的现实答案。而中国传统的政治叙事却以历史记录的方式系统的回答了这一问题。
政治实践和日常实践都是有本质区别的。日常语言当中，我们会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但是，在讨论历史的时候，我们也会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两者的区别何在，是在日久当中才能更看清一个人的本质，还是动荡当中才能看清一个人的本质呢？这个问题的背后是日常实践和政治实践在本质上的不同。
日常实践是惯常的、重复的、平和的，他是一种非本真的实践，是对人生命的消磨，在消磨之中看到人本来的目的。而面对危机时，政治实践对人的超拔真正显露出来。政治实践是敌我斗争为核心的，就如毛泽东所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在斗争的过程中，人被抛掷在具体的历史现实当中，直面死亡和困难。斗争塑造领导者，斗争要求领导者，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通过无比的智慧创造性的找到解决当下问题的出路。斗争塑造了精英的道德实践，残酷的斗争要求有人舍生忘死，挺身而出，迎难而上。斗争也塑造了人民，面对敌人，人民必须抛弃一切个人的矛盾，团结在一起战胜敌人。
《流浪地球2》就描述了中国历史最擅长描述的过程：危机团结了全人类，锻炼了那些挺身而出的人，磨砺出最为智慧果决的领导者。
结语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此生最为幸运的事情，就是在疫情当中，和千百万逆行者一样挺身而出。在危机面前我选择了用灾难来塑造我自己。我也在危机中，认识了伟大的人民，看到了我伟大的祖国。
当然，就像疫情展现的过程那样，目前我们也看到了历史的反复，看到了现实的复杂，看到了面对危机时，我们逆全世界潮流而上付出了怎样的阻碍和代价。然而正如本文不断重复的那样，我们只有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才能创造新的世界，重塑自我和群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在危机中放任自流，只会让历史重复断裂的循环。
以当下之世界所见，未来可能存在着更为艰苦的斗争，不论如何，我想，依然会有很多很多的人挺身而出，我也希望自己能坚持这份信念，燃烧生命，点亮人生。
电影中，周喆直说到，“你觉得公平吗？危难当前，唯有责任。”这就是中国人，对全世界的政治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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