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谈谈艾略特，一是觉得文学方面有此必要，二是为了在当下的危机时代重温百年前的危机时代。
艾略特和奥登的作品对中国40年代活跃的新诗人影响极大，可谓一举改变了知识分子诗歌的面貌。九叶派诗人即为典型。我们介绍过唐祈1948年创作的长诗《时间与旗》如何深受艾略特《四个四重奏》的感染。智利诗人尼卡诺尔·帕拉早年摸索口语化的“反诗”之路时，曾从艾略特诗歌“将平淡无奇的短语和口语融入诗中”的做法中得到启发，认为那是“现代城市居民的语言”。美国工厂诗人弗雷德·沃斯在《揭开工厂的黑幕》一诗中提到，早年就读洛杉矶大学时，他曾经为“20世纪美国文学博士学位课程∕研究并撰写一篇20页的关于T.S.艾略特开创性的∕现代派经典长诗《荒原》的论文”。
80年代之后，艾略特的诗歌与文论在中国重获经典地位。当时，有关现代派的文论在中国比较匮乏，艾略特博学且不乏惊人之语，不少人奉为权威。我自己愚钝得很，对多数现代诗不得其门而入，对艾略特亦然。《荒原》也好，《四个四重奏》也好，虽不能说无感，但反正自己不会去写那样的诗。不过对他的文论倒是耳熟能详，世纪末时还认真重读，做摘录，一本正经写随感，想起来令人汗颜。当然，我不需要认同他对《哈姆雷特》的贬低，对雪莱和弥尔顿的攻击，很明显，那都是为了宣扬他自己认定的诗歌路向。
关于艾略特的影响及势力之大，当时摘抄过张子清的《二十世纪美国诗歌史》：
……加上他（艾略特）身处当时英美文学中心的伦敦，任第一流杂志《标准》的主编和第一流的费伯尔出版社的编辑和董事，这就足以使得英美的大多数青年诗人围绕在他周围。甚至使威廉斯起初想在《标准》上发表作品而不可得，后来大名鼎鼎的金斯堡成名前也曾徒然企求T.S.艾略特的帮助。
他们（第二代现代派诗人）如果起步时不按照T.S.艾略特的诗风创作，就很难出版，很难立住脚；而按照他的风格写诗，显然又不可能写出比T.S.艾略特或庞德更支离破碎、更旁征博引、更智性的诗来。这使他们处于舒舒坦坦但难以脱颖而出的尴尬境地。
随着“诗歌宗教时代”的到来，艾略特的文论越来越在中国诗坛派上用场（艾略特还真是想让诗歌起到早年宗教的作用）。这让我忍不住大发 “什么七分传统三分创新，什么不要倚赖天才，什么消灭个性。二十世纪，多少人都在艾略特的文论里讨生活”的牢骚：
除了少数人……从三十至五十年代，美国诗坛事实上处于一种并无道理的“非现代主义不可”的状态。……你一定要非个性化，一定要戴面具，一定要有戏剧性，一定不要步弥尔顿和雪莱的后尘（王佐良直截了当地说：艾略特所要反对的其实是英诗中的民主传统），你一定要欣赏玄学派诗人并向他们取经，你一定要破碎，要用典，旁征博引，要反英雄，要口语化（或者像艾略特后来说的，不要太口语化），不许浪漫，感伤，抒情。
那么，“艾略特现象”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极端的政治保守主义与艺术先锋性的结合。关于前者，可以摘抄一段中国文士的评论：
T·S·艾略特曾经将自己概括为“文学上的古典主义者、政治上的保皇派、宗教上的英国国教高教会派”……它们都指向保守主义……保守主义代表着他与崇尚自由的现代价值体系保持的距离，一个不亢不卑的距离。（张旋《T·S·艾略特的诗学》，载于《文汇读书周报》2012年8月）
译为人话就是：艾略特反对自由主义，政治上是个反动分子。
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正统意识形态”，是坚决反对皇帝、国王、君主这类前资本主义的玩意儿的（日本天皇，包括英女王英男王在内的欧洲现有12个国王除外）。保守主义相反，固守前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王权、贵族地主、传统教会等等）的观念。
艾略特属于后者。他“敌视自由派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当然，在他心向往之的皇权社会里，坐在宝座上的不是暴君，而是仁君；地方上的主宰者则是仁慈的地主（就像中国的开明士绅？），也就是“由一些‘大家族’和少数像他自己那样的杰出的神学知识分子来治理”的农村社会。百姓安土重迁，如艾略特所言：“最好的事情莫过于大部分的人类居住在他们的出生地。”教堂是社会的中心，精神生活的中心，大家都顺应季节韵律而生活，闲暇时一起跳莫里斯舞。此之谓“有机社会”，17世纪期君主制和国教繁荣时期的英国是它的模板，也残存于这位“圣路易斯‘贵族’家庭后裔”出生成长的、血统和教养仍占重要地位——虽然正在被精神贫瘠但日益强大的工业资产阶级所压倒——的南部诸州。
顺便说说，这种保守主义不同于哈耶克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哈耶克是“原教旨资本主义者”，而非保皇派。他的保守主义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的绝对信念和信心之上，视之为历史“自然进化”的结果（前资本主义势力迟早会被资本主义淘汰或同化，不需要也不应当革命，甚至任何人为变革的念头都不可以有，否则只会酿成灾祸）。他完全不担心前朝余孽的复辟，相反，这些余孽的保守主义也有利于给革命和变革挡道。因此，现实中，他会向贵族余孽致敬，对他们的尊荣与高尚深表钦慕，同时奉劝他们与时俱进，接受“自然进化”的结果……
显然，艾略特不吃这一套。他对资本主义的观感，毋宁更接近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表述：
“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总之）“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工业资本主义已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庞德和艾略特一样，对此深恶痛绝，到处寻求疗救资本主义的药方。
艾略特，庞德，以及其他早期的现代派艺术家，在马克思称之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中，感受到精神匮乏的危机。资本主义越占据普遍优势，这种危机感越深刻。早在十九世纪末，这已促成了艺术面貌的剧烈变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则达到顶峰。血肉横飞的欧洲战场，已没有自由主义、浪漫主义或人文主义的容身之地。这类老调子只会显得可悲可笑。
艾略特的《荒原》被普遍解释为这种精神危机的表现。而在艺术实践上，他并不保守，相反，是新风气的开创者。对此，伊格尔顿如是解释道：
写得好不止是“风格”（style）问题，它还意味着具备一种能自由支配的思想洞察力，能透视人们在某种场合下所经验到的现实情形。……这类洞察力从政治上看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并不是问题的要害；正如叶芝、艾略特、庞德、劳伦斯等人是二十世纪公认的重要作家，虽然他们大多数在政治上是保守的，每个人都与法西斯主义有瓜葛。马克思主义批评并不为这种事实辩解，而是阐明这种事实，理解到在缺乏真正的革命艺术的情况下，只有一种像马克思主义一样敌视自由资产阶级社会的萎缩价值的极端保守主义，才能产生出最有意义的文学来。
多年前第一次读到伊格尔顿的这段话，很受震动。它和马克思谈巴尔扎克、罗莎·卢森堡谈陀斯妥也夫斯基或俄国革命者谈托尔斯泰的角度略有相似，又颇为不同。但它确实符合我自己的观感：不管在中国还是东欧，自由主义都意味着皈依资本主义，对其罪恶与危机极为迟钝无感，顶多将它解释为非资本主义、非市场因素惹的祸。
艾略特如何站在文明的废墟上创作出“最有意义的文学”？他的思路是怎样？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中如是分析道：
对艾略特来说，一种与经验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语言，其长处在于使诗人避开理性主义思想的极端抽象，而去抓住读者的“大脑皮层、神经系统和消化道”。诗要吸引的不是读者的心智（思想）：一首诗的真实意思是什么，其实无关紧要；艾略特声称过，对他的作品所作的那些明显是离奇的解释，他处之泰然。意思只不过是为迷惑读者而丢出的肉包子，诗则悄悄地以更自然和无意识的方式在读者身上发生作用。博学的艾略特，这位写作智力上难以理解的诗歌的，事实上在此暴露出一切右翼非理性主义者对理智的全部轻蔑。他敏锐地看出，中产阶级自由理性主义的语言已经枯竭。任何人都不大可能再相信“进步”或“理性”的空谈，至少当几百万具尸体横卧在欧洲战场上时是如此。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已经失败；诗人必须通过发展一种“与神经直接交流”的感觉的语言，对这些受到怀疑的概念作深入探究。他必须选择具有“一个直达最深处的恐惧和愿望的须根网”的词汇，选择可以刺入所有男女都有相似体验的“原始”层面的、谜一般的形象。也许有机社会尚存于此，尽管只存在于集体无意识中；也许心灵里有某些深刻的象征和节奏，也许有一些贯穿整个历史的不变原型，诗可以触及它们并使之复活。欧洲的社会危机——全球战争、尖锐的阶级矛盾、衰退的资本主义经济——也许可以通过彻底背弃历史并代之以神话来予以解决。深藏于金融资本主义之下的“渔人王”，是关于诞生、死亡与复活的有力形象，人类或许可以在此找到一种共同身份。为此，艾略特于1922年发表了《荒原》，这首诗暗示，对丰饶的崇拜包含着拯救西方的线索。他的令人反感的先锋派技巧被用来表现隐蔽（后卫）的目的：它们打乱日常的意识，以便在读者的血液与内脏中复活共同的身份感。（吴注：未找到伊格尔顿《二十世纪文学理论》的英文版原作，本段据不同译本对照修订）
也就是说，他的文论提供思想（以保守主义标杆重塑英语文学史，排斥从激进清教徒弥尔顿到浪漫主义的潮流，把“有机社会”尚存年代的某些诗歌奉为正统），诗歌则否。他在诗中汇集了大量的文明碎片，但不是为了作何评判或感慨。所有的典故索引与注释，只能提供来源或事实，而不能解释是何意思，因为本身就拒绝思想和理性在其中发挥作用。
这当然不是在“全盘否定”艾略特的“艺术成就”（伊格尔顿亦然）。前文谈到他是当时实验性极强的先锋艺术家，谈到他对资本主义文明枯竭衰败的敏锐。这种敏锐是正统的、尤其是乐观的自由主义者所不具备的。作品本身的影响，读者或其他何以被打动，更是因人而异。比如，对倡导美国本土化诗歌的威廉斯来说，艾略特是个障碍。对40年代中国诗人来说，艾略特（加上奥登一代）的样榜，可能意味着旧式抒情的结束，对当下社会的更为“现代”的把握，更多而非更少的智性、思想和机智，感情不是被藏起，而是以另一种或许并不直接但仍然自由乃至更为复杂的方式传达或灌注。以唐祈的长诗《时间与旗》为例，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一个全盘和激烈地反抗封资帝、近于革命者的、毫无保守气味的诗人形象。
就欧洲来说，现代派艺术最早是作为对抗资本主义占据普遍优势之后“精神世界”的商品化、贫乏与平庸化的反应而兴起的（现代派并非一体，一开始就分为精英路线和通向群众的民主路线），几十年后，基本上已为资本主义本身所同化吸收。艾略特的长期巨大的影响所起的作用，当然不是让社会回到仁君与开明贵族时代，而是巩固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就像即使带着“激进反资”论调的法西斯也不过是资本主义自我保存的工具一样。现实中，英国皇室一方面作为“传统荣光”扮演着维系阶级社会的重要角色，另一方面，其本身已完全资产阶级化了，跟其他老板们一样通过开公司、搞投资或投机来敛财，精于避税，雇佣廉价“零时工”。从这点来说，哈耶克的信心不是没有理由的。
202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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