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专访节目《吾家吾国》 截图
据说，被奉为神作的《让子弹飞》是从马识途的《盗官记》改编而来的。不过，在这两个故事里，内核是相反的。与其说《让子弹飞》是改编自马识途的《盗官记》，不如说姜文是借用了《盗官记》里的零件用英雄史观讲了个他幻想中的“革命者”和“革命”的故事。
对于“让迷”和“让学家”来说，《让子弹飞》的剧情内容已经要被盘包浆了，在此我并不多做重复。那《盗官记》具体讲了怎样的故事呢？
小说主角张牧之是穷苦人家出身，“张牧之”并不是他的本名，他本名是什么无从考证。他打小就在地主家放牛，大字不认一个，启蒙教育就靠听地主家一个叫张老大的长工领班讲绿林好汉的故事。张牧之拜张老大为师学认字的时候，张老大笑着说：“好，我们就来造一回魁星大菩萨的反，叫穷人也当秀才。”那时候张老大并不知道张牧之未来的确是要造反的，但不是当秀才。后来，牧之长大了，他的妹子来看他，却被这家地主瞧上，要送去给黄老爷。牧之不干，这家地主强行奸污了妹子，然后把她送进城，半路上妹子就投河自尽了。牧之的爹去县衙告状，黄老爷只是送了张名片，张牧之一家便家破人亡。于是，牧之团结了一伙长工，杀了这家的地主，官府要来拿人了，可和黄老爷的账还没完，大伙商量上山自立，牧之说：“走，我们上西山去！”从此就有了张麻子。
张麻子的队伍活动在几个县交界的西山一带。专门跟老爷们、富商们对着干，弄得黄老爷鸦片生意做不痛快，弄得官家们头痛不已。黄老爷几次设计派家兵去剿匪，官家也浩浩荡荡来剿匪。可张麻子的队伍来无影去无踪，他们怎么也剿不成。一次张牧之在西山收拾了一个买官的，得知原来县长的位置可以买。就决定也买一个县长，进城去收拾黄老爷，但他缺个师爷。这时候张麻子的智囊陈师爷就出场了。
《盗官记》中的陈师爷，原是县城里的穷科员，最初是被张牧之他们用麻袋装到山里的。最开始不做张牧之他们的师爷，但后来在山里生活的两个月里，陈师爷看到这些土匪是怎样的有情有义，虽然这些人是抢他上山的，但进山后却对他很尊敬。两个月后张牧之对陈师爷说：“陈师爷，你瞧得起我们这些泥巴脚杆，你觉得我们干的是打富济贫的好事，愿意伙倒我们干，你就留下；你觉得不是这样，在这里不自在，我们送路费，你走就是，一点也不勉强。”张牧之没有告诉陈师爷的是，他暗地派人送钱到师爷家里去，好叫师爷家人安心过日子。陈师爷被感动得老泪横流，便同意加入，大家一起打富济贫。当陈师爷知道张牧之想买官进城当县长，觉得很稀奇，张牧之真心实意问师爷：“你说，你凭良心说，我这个张麻子，就是在你们县城城门口贴着告示，悬赏三千块大洋买他脑袋的这个张麻子，可不可以进城去当你们县的县太爷？你这个穷科员可不可以去当个秘书师爷？”陈师爷想了一夜，倒是想通了，张麻子这么一个好人，为什么不能去当县太爷？张麻子可比他过去见过的所有太爷都好得多。因为张麻子要进城当县长，所以他还给张麻子起了一个像样的名字“张牧之”，从此张麻子就叫张牧之了。在他们进县城后，他始终和张牧之一条心，不为银子，就为的是收拾黄老爷，多整治几个地主。虽然他并不像张牧之他们那样急着拼命，但哪怕进城后在博弈中被黄老爷抓进碉楼，敌人变着法子试探他，他都没有动摇过。
牧之和兄弟们正式进城前热烈讨论施政演说辞，他们立誓：“如果哪个进了城，就去学那些坏老爷模样，腐化堕落，替地主老爷欺压老百姓，去盘剥穷苦人家，不论是哪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此番进城一是为了杀黄老爷，二是为了给被剥削的百姓多做一些好事，多整治一些地主富商，他们都希望把这些主张目标痛痛快快写出来，张牧之也这样想，也想这样说。但陈师爷不得不提醒他，这个县还是反动政府领导下的县，衙门口还是挂着青天白日旗，张牧之在城外可以另立山头，但既然进了体制当了县长，上头就有民国政府管着，他再怎样都只能以清官的身份为百姓做事，而不是那个不受管束的土匪头子。所以张牧之的演讲稿无奈地不可避免要带上些陈词滥调。
进城没多久，牧之他们就为老百姓做了几件好事，收拾了几个地主富商，但很快上头就下令要收税了，这税还颇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味道，名为“爱国捐”。这不是让张牧之他们一行人变成刮民政府的工具吗，张牧之一听就不想做这个县长了，好在陈师爷想了一招“随田粮附加”收税，这样心痛的就是财主们了。但在体制内做事哪有在城外做土匪真刀真枪地干来得潇洒。他们本来是进城找黄老爷报仇、整治地主财主的，而张牧之当县长的几个月却非常憋屈不痛快，他越来越明白，当青天大老爷是杀不完这些害人虫、救不了百姓的。
另一边黄老爷已经想除掉张牧之等人许久了，黄张双方最后一番博弈后，张牧之是捉了黄老爷。城里的百姓早就对黄老爷恨之入骨，喊杀声不绝于耳，要跟黄老爷讨血债，有几个甚至揪住他咬起来，真是食肉寝皮之恨。只是最后刑场上出了岔子，政府的特务带着团防兵冲了来，不仅冲散了张牧之他们的队伍，还想将黄老爷救走，虽然最后张牧之杀了黄老爷，却也被包围成了阶下囚。特务最后坐在县衙上以张牧之为土匪买官为由判牧之斩首。而师爷跟队伍被上头来的团防兵冲散后，他知道他们的美梦要成空了，一方面叫妻子带着孩子赶紧逃出城，但另一方面，他并没有跟着逃走，冒着杀头的风险留下来，混在送行的百姓队伍里送上刑场的张牧之最后一程。最后，也没有选择跟随张牧之剩下的兄弟们去找红军。他说他老了，带着妻儿流亡到更远的小县，落寞地度过余生，再不过问世事。只是当某天给人讲起这段过往时，还会偷偷落泪。
《让子弹飞》里有一个汤师爷（马邦德），《盗官记》里有一个陈师爷。汤师爷和陈师爷，这两种形象都是真实存在的，都是革命队伍里会有的，知识分子里两种形象的缩影。众所周知，剧里的汤师爷其实才是那个买官的县长，是被张牧之用枪杆子逼着跟了队伍，正如某种情况下不得不跟着革命的大势的投机分子。革命者想着如何革命，而汤师爷们想的就是打天下后如何为自己谋得荣华富贵、如何变成老爷们。他们两边下注，若革命成功，捞一笔还赢得好名声；若革命不成功，他们也能另寻高就地过逍遥快活日子。于是张牧之在和黄老爷斗智斗勇的过程中还得跟汤师爷来回拉扯，他们并不是齐心的。
《盗官记》里张牧之在拉陈师爷上山的时候，已经打探好这个陈师爷虽然是个科员，却也穷，社会地位不高。正是有“穷”这个经济基础，他们才有联合的可能，否则，若陈师爷原先日子过得滋润，那么张牧之恐怕是没办法拉拢他给他做思想工作的。而且张牧之的思想工作做得很好，他让师爷与他们同吃同住共同生活，让师爷亲眼看看、认识认识他们是怎样的队伍，让师爷不知不觉间放下偏见，最后真心实意加入队伍。不同于汤师爷反复横跳、见风使舵的投机性和动摇性，在陈师爷身上体现的是那种软弱性。这样的人有一点知识但不足以做诸葛亮、吴用，有一点社会地位起码可以做个穷科员但却处处受气。加入了队伍也会与敌人抗争，或许即使身陷囹圄，也不背叛革命组织。他们不缺热忱却缺少持之以恒、重新上路的勇气。经过革命前夕的种种准备，又经历一段高潮，似乎胜利在望，然而起势的火焰却被突如其来的巨浪打了个透，一切都是那么突然地进入了看不到希望的低谷。革命于他们似乎死了，他们无法力挽狂澜，无法走过低谷，只有流泪送别那死去的热血少年，唯一的坚守便是不行出卖之举。带着他们的故事流亡到天的另一边，从此江湖路远、隐姓埋名，一切好像镜花水月、大梦一场，又像一道深深的伤疤，始终忘不了、放不下，郁郁寡欢地做某一段记忆的守墓人，几十年后老成为数不多的历史记忆的讲述者。
我们知道在《让子弹飞》中，“张牧之”就是主角的本名，他童年经历怎样不得而知，但他少年时就追随蔡锷将军，还当了手枪队长，还去过东洋，知道莫扎特的音乐，也有送儿子留洋的见识，怎么也算得一个精英了，后来当了土匪，被污名化“张麻子”。他来鹅城之前，和黄老爷之间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血海深仇。姜文在电影里说，人们不愿意相信一个土匪的头子的名字叫“牧之”，人们愿意相信一个土匪的名字应该叫“麻子”，而且还是丑陋的麻子脸。这里，姜文一直在用“人们”做主语，似乎在泛指人们的无知，人们无可避免对一个英雄产生误解，没有阶级叙事的电影里，丑化牧之的主体便是“人们”。
而在《盗官记》中，城里老百姓就算知道了张牧之的真实身份，就算看到张牧之最后失败了作为阶下囚，他们也只叫他张牧之，他们也坚定地选择他。创造“张麻子”的污名始终是统治阶级的行为，剥削阶级的傲慢不允许反抗压迫的庶民有着好听的名字、周正的外貌。人的品质、外貌在他们看来是按财产与社会地位来分配的，一切反抗他们压迫的人都被千方百计丑化、歪曲成穷凶极恶、丑陋不堪的强盗土匪、恐怖分子。马识途笔下，这个汉子没有本名，他就像那个年代无数穷苦的泥腿子，穷得连名字都没有。他自己就是最穷苦大众的一员，背负着比血海深的阶级仇恨，不需要跟着哪个赫赫有名的将军，他勇于跟剥削者斗争，就已经是英雄了。
姜文作为大院子弟，他爱英雄，爱革命的英雄。但直白讲，他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群众路线，也不真正相信群众的智慧——至少从电影叙事里呈现的是这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让子弹飞》其实透露着精英主义的味道，站的是英雄史观的视角。在《让子弹飞》的鹅城里，人民群众是看到武举人把小贩当球体时可以欢乐鼓掌的看客，是没有主观能动性的群体，是不认识张牧之但以夸张又滑稽的姿态对张牧之下跪喊着“青天大老爷”的愚民，即使在张牧之发枪后带头来回号召下，也犹豫不前迟迟不响应。于是张牧之惊觉：谁赢他们跟谁。我相信，如果张牧之失败了，姜文会安排鹅城百姓跟黄老爷而去再踩张牧之一脚以求自保。电影全程都没有展现人民对黄四郎那种恨之入骨的阶级仇恨，他们像一群没有自主意识、趋之若鹜的大鹅。打开b站上《让子弹飞》电影的弹幕，相关情节对应的弹幕里，也看不到对群众的认可的，有的只是高高在上对群众的讽刺，或带着一种英雄主义情结为张牧之感到“悲哀”，因为电影传达的就是这种意识。人民群众总是愚昧无知、胆小懦弱，不会愤怒、不知是非，他们从没尝试反抗，像待宰的羔羊等着从天而降的张牧之来拯救他们。而且只需要一个张牧之，人民就能得到解放，没有张牧之，就没有人民的反抗；有了张牧之，青天就有了，打倒黄老爷的运动就搞起来了。还有“让学家”说电影里的张牧之是在隐喻那个老人，如果是这样，那只能说“让学家”们不懂他，张牧之没有一点像他，张牧之绝不是他。
秉持英雄史观的“让学家”们可以回想回想，是先有了英雄领袖才有的人民群众的运动，还是已经有了无数的群众运动才能从中诞生出人民的英雄领袖。是先有了无数农民的反抗，才有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才有了农村包围城市。是先有了欧洲大大小小无数的工人运动，最终才呼唤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让子弹飞》里，张牧之是鹅城百姓敢冲进碉楼里的底气。而《盗官记》中，马识途笔下，人民群众才是张牧之的后盾，是张牧之的精神支柱。张牧之的队伍之所以在西山一带能挡住围剿得以长存，还能长成气候，并不是因为他神通广大、未卜先知，而是因为有当地老百姓在保护他们。百姓与他们是“民匪一家”，官家来剿匪，这里都是民；官家走，这里都是匪。黄老爷的几次诡计被破，都因有老百姓提前给张牧之报信，才能让张牧之反收拾黄老爷一顿。张牧之在西山一带干起仗来，附近的百姓总是一呼百应。百姓们还会给牧之造势，故意把他说得神乎其神，让一些地主闻风丧胆，不敢胡来。如此，张牧之和他的队伍保护着老百姓，老百姓也保护着张牧之和他的队伍，双方是相互依靠。就算最后，张牧之失败了，作为阶下囚在县衙大堂，张牧之看到身后的人民群众，依然可以底气十足地让堂上的王特务问问百姓们，他张牧之给百姓当县长够不够格。这份底气不是来自张牧之的性格，而是来自人民群众的拥护。群众对张牧之的支持声和他们的义愤填膺的情绪如浪潮一般在堂前翻涌，张牧之是看到这些群众，有足够的力量掷地有声地对大堂上的虫豸说了最后一番肺腑之言：
“你们以为我当了你们骂的江洋大盗就可耻吗？哼！才不呢，我当强盗就是专门抢你们这些为富不仁的混账老爷的，就是专门来治你们的。你们以为当了县太爷就荣耀吗？狗屁！你们剥老百姓的皮，喝老百姓的血，吃老百姓的肉，从他们的骨头里也要榨出油来。你们比强盗还强盗十倍！不，简直不能比的。我这个强盗现在才失悔来当县太爷呢。我就是当一辈子青天大老爷，最多给老百姓办点好事，就好比给他们治点伤风感冒，或者帮他们捉几只虱子罢了，哪里能救得他们的性命？我失悔没有再当强盗，抢光你们抢来的东西，剥开你们的皮，挖出你们的狼心狗肺，烧掉你们的衙门，砸烂你们的天下，把你们一个个千刀万剐。哼！我现在才明白，只有强盗才能治你们……”
马识途亲口说过，张牧之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靠绿林好汉的义气不足以找到解救人民的道路，所以他让张牧之的兄弟们放弃当土匪去找红军，去找正确的道路。作为有过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革命者，马识途是充分见识过人民群众力量、相信群众力量的。他真正拥有人民史观，知道什么才是群众路线——所以，马识途选择让张牧之他们失败，或许还另有用意。虽然张牧之他们信任群众、为了群众、依靠群众，但进城后在敌人的大本营里并没有彻底发动群众，所以就算群众拥护他，就算马识途形容群众的呼声、怒火“像狂怒的波涛一般涌进大堂来”“好比阴云在聚积，可以带来一场暴风雨”——却也没有变成暴风雨。张牧之被送刑场的时候，大老爷们怕人劫刑场，是让一队又一队的团防兵“护送”的。但全城的穷苦百姓几乎都涌来了，他们是那么爱牧之，他们可以给张牧之撒纸钱、捧酒水、送断头饭，他们潜在的力量是那么大，可是他们没有枪杆子，没有组织，救不了牧之。“让学家”们或许会说，姜文让张牧之给群众发枪、带领他们杀了黄四郎，自己也活了下来，这是比原著高明的地方。虽然姜文让张牧之给群众发枪，带他们抢碉楼，但是看不到张牧之与群众之间有真正的信任与依靠，归根是姜文不懂群众路线的真谛。姜文的电影里，张牧之的队伍和人民群众是拯救与被拯救的关系，突出表达鹅城百姓不能没有张牧之，人民必须靠张牧之他们才能得到拯救，“县长来了，鹅城就太平了；县长来了，青天就有了”“你才是来者”。
而马识途选择让张牧之被杀，让新县长接任，恰恰是想说明：一个张牧之是推不倒百姓头上的大山的。“老百姓从极度的扬眉吐气中一下掉到极度悲伤里去，像又有一口大锅，从天上扣下来，扣在他们头上，见不到天日了。”张牧之来时，百姓好过一些，张牧之没了，老百姓面对的又是原先那些吸血虫县长，他不能真正做他们的救星。所以不论是张牧之来了还是去了，无产阶级都必须自己来解放自己。
关于《让子弹飞》是否有特别的暗喻，具体含沙射影哪些历史的细节，以及这些细节是否是真相、是否是真实，一直是“让学家”们津津乐道的。但过分纠结于这些历史的细节，目光着落于个人与个人的较量拉扯，就难免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叙事里。革命不是精英与精英之间的殊死搏斗，真正改天换地的革命都是一场曲折的持久战，它永远是阶级力量之间的抗衡与较量。革命初步胜利，不会只因某个人的英明就胜利；暂时失败，也不是某个人就能导致全盘的暂时失败。所以，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在经历暂时胜利又陷入低谷后，要从阶级力量的动态中寻找失败的教训和斗争的经验，走出低潮的希望永远在无产阶级本身的力量中迸发。
革命不死，无产者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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