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前期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在《小说月报》1928年第2期刊发后，“好似在这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一颗炸弹一样”[1]。赞誉者认定丁玲“大胆的以男子丈夫气分析自己，为病态神经质青年女人作动人的素描”[2]，精心塑造了“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3]——莎菲这一艺术形象。批评者则直陈“为感情所支配着的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莎菲，“在有生的时候，把自己的生命尽量的玩弄一回”[4]，“以女子玩弄男子，作爱情的游嬉”[5]，“玩弄别人，结果是玩弄了自己”[6]，“充满着享乐的气分，悲哀的气分，肉的气息，颓废的情调”[7]。新时期以来，学界对于《莎菲女士的日记》的经典化论证，呈现出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发展态势，都将莎菲视作“现代女性”，她“反抗庸俗和追求光明”，“是真正具有现代意识的一种典型”[8]。后起其他看似有些新意的研究观点，基本都是以此论断为基点。然而，其中问题很多，我们实在需要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
一、自由恋爱还是游戏人生：
女性自我的认知黑洞
曾有女性学者声称，莎菲是“第一个具有性别自觉的人物”，也是“具有异己自觉并坚持这异己的价值的人物”[9]；丁玲“把一个觉醒了的女人放回到世俗的世界中，孤独而病态，并让她大声地说出自己真实的欲望和作为现代女性的痛苦”[10]。莎菲果真是一位具有“性别自觉”的“现代女性”吗？恐怕有重新论证的必要。其实，《莎菲女士的日记》这篇以表现自我作为问题导向的爱情题材小说，讲述的是一个独自北漂、处于青春叛逆期的单身女生，渴求做一个幸福的女人而不可得的故事。离群索居的莎菲，虽只有二十岁，但已是“一个女性十足的女人”[11]；她我行我素、率性而为，在自恋、自由中最大限度地解放自我、放纵自我。她所追求的自由恋爱，不过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小说一共有34则日记。日记里没有柴米油盐，只有风花雪月，满纸都是莎菲与苇弟尤其是与凌吉士的情感纠葛。24岁的大学生苇弟，“一个例外的老实人”，黏人、单纯。莎菲明知其心思，却不主动、不拒绝、不承诺、不负责：“他捉住过我吗？自然，我是不能负一点责，一个女人是应当这样。”对于自视甚高的莎菲来说，“太容易支使”的苇弟只是玩伴甚至玩物，能从其精神痛苦中获取空虚内心的极大满足。元旦这天，苇弟竟然没有如期而至；莎菲却在友人引荐下，结识了南洋富商子弟凌吉士。面对“有一种说不出，捉不到的风仪来煽动你的心”的美男子，她突然就自卑而变得拘谨起来。故事至此才算真正开始。
自见过凌吉士后，莎菲就陷入理智与情感的忧郁沉思中。她深知“在这个社会里面是不会准许任我去取得我所要的来满足我的冲动，我的欲望，无论这是于人并不损害的事”，但内心深处却“迫切的需要这人间的感情，想占有许多不可能的东西”。她很困惑，不知这到底是为了自我价值的实现还是潜在情欲的激活。尽管如此地纠结，她还是期待和凌吉士再次相遇，外表矜持、内心狂热的莎菲，设计了一出搬家戏，偶遇凌吉士，在“我要着那样东西，我还不愿去取得，我务必想方设计的让他自己送来”的观念加持之下，决定对凌吉士保持故作高冷姿态，开启调教他、征服他的收割之旅。而这，距离两人相识还不到十天。一切如莎菲所愿，搬家后只隔了一天，凌吉士就主动上门，对她还有揽腰、握手的亲密动作。事后，莎菲又懊悔错失了“做出一些比较大胆的事”的机会。此后故事情节出现反转，凌吉士也对莎菲发起了征服战，天天来。他的探视和关怀，让自信甚至有些自负的她，对“所谓男女间的怪事”变得“非常之不能了解”；但她善于积极的心理暗示：“相信自己还是一个纯粹的够人爱的小女子”。可在欲火与病魔缠身的莎菲眼中，凌吉士只有好看的皮囊，他拜金、纵欲、市侩、庸俗，简直是“卑劣灵魂”，并不是和她合拍的理想伴侣。她一“想起那落在我发际的吻来”，难免又自怨自恨起来，“我又糟蹋我自己了”。这个恋爱中的小女人，时而低潮、时而亢奋，睡梦中鄙视他，觉得人生毫无意义；清醒后又忍不住思念他，想“满饮着青春的醇酒”。凌吉士有几日未曾来，莎菲情绪又波动起来。真是爱情何其矛盾，人生几多神伤！
时隔一周，凌吉士造访。莎菲本想对他展示“我的不柔顺，不近情理的倨傲和侮弄”，一见面“又很柔顺的接受了他许多浅薄的情意”。颇为吊诡的是，他们并非两情相悦、相爱相亲。凌吉士是有妇之夫；而莎菲因受疾病困扰，萌生过渴望死亡的情感冲动，精神状态趋于躁郁和偏执：“他还不懂得真的爱情呢”，“我决定来教教这大学生，这宇宙并不是像他所懂的那样简单的啊！”而此时，苇弟对她仍是不离不弃。莎菲将秘不示人的隐私日记给他看，希望“将他当做我唯一可诉心肺的朋友，我会热诚的拥着他同他接吻”。哪知苇弟一句“你爱他！你爱他！我不配你”，让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从“够人爱”突变为“竟爱他”，居然陷入凌吉士的情网而无法自拔了。对于在男色的诱惑与女性的自尊之间反复煎熬的莎菲来说，“无论他的思想是怎样坏，而他使我如此癫狂的动情”，但她还是下定决心，前往别处避住，还主动要求苇弟承诺每周探望一次。在包括两性关系在内的所有人际关系中，莎菲必须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这是她的精神刚需，与性欲无涉，与庸俗无关。意料之中的事情很快发生，凌吉士来了，成为她梦寐以求的“传奇中的情人”。她明明知道他有家室，还非理性地觉得“只要于人无损，便吻人一百下”也是“被准许”的。当晚，前度凌郎今又来，满含情欲地哭腔表白：“你信我，我是不会负你的！”当他来拥抱时，她“临时失掉了我所有的一些自尊和骄傲”；当他来接吻时，她“静静默默的承受着”，只是心想“我胜利了！我胜利了！”待这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后，莎菲“只从那满足中感到胜利，从这胜利中得到凄凉，而更深的认识我自己的可怜处，可笑处”。她终于明白，原来自己走上穷途末路的原因就在于“自己”：“我是给我自己糟蹋了，凡一个人的仇敌就是自己”！于是，“决计搭车南下”，“悄悄地活下来，悄悄地死去”。
《莎菲女士的日记》讲述了半部“有女怀春，吉士诱之”的古老故事，凌吉士确实是一个出色的猎人，一点点引诱，一点点风流；而无大事可叙、无标签可贴的莎菲，在心高气傲与情窦初开之间一步步沦陷，反而成为爱情游戏的可悲猎物。但小说并未止步于未婚女性与已婚男人的情感纠缠，而是客观上以其“自我”叙事，对后五四时代所谓的“新青年”盲目地用自由恋爱去彰显绝对自我的认知黑洞做了如实描述。有学者在论及丁玲前期小说时曾下此断语：“意志对感情、感情对意志毒害的过程，意味着没有一个女主人公能够把梦幻和真实生活区分开来。她们既在具有无限威力的戏剧性幻想中自欺欺人，又完全消融到‘性’的消极梦幻世界中。”[12]这话只说对一半，莎菲将与凌吉士的冒险当作远征，去追求绝对的自我与自由，的确是一种上瘾的“戏剧性幻想”，更是游戏人生；但到最后，她大梦方醒，不自觉地完成了对于自我和自由的初步反思，虽然不知前路何在，却已从“‘性’的消极梦幻世界”中成功抽身。还是茅盾当年给新青年们的恋爱指导精准到位：“恋爱是人间最庄严的事，决不能搀涉一毫游戏的态度。如果把恋爱成功视作自己方面的胜利，那就是把恋人当作胜利品，是污蔑对方人格的行为，那就失了恋爱的真谛。”[13]回望五四新文化运动，专注于思想启蒙的知识精英在倡导“我是我”时，一般都认同卢梭以“自然的天性为原则”[14]这一观念，却极大地忽视了他的谆谆教诲：“要记住，人之所以走入迷途，并不是由于他的无知，而是由于他自以为知。”[15]这就是莎菲形象的存在意义。
二、家庭叛逆还是社会疏离：
离家出走的逻辑悖论
莎菲满含征服欲望的“恋爱”，表面上是女性自我意识的集中体现，实际上却缺乏对于一己之欲的理性自持，将形而上的精神自由的哲学概念转换为形而下的实践自由的个人行为，以致大大超出“自由”的合理限度，“当‘我’成为了一切之后，它是无比寂寞的”[16]。有学者认为，“1920年代不胜枚举的‘自由恋爱’故事，真正指向的其实并非是恋爱或婚姻的自由，而是与家庭、传统和地域性的断裂，它们暗中合力打造着一种民族共同体，要求个体的身份必须凌驾于一切特殊性的束缚关系”[17]。《莎菲女士的日记》自然在论者的视域之内，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注重“个体的身份”的莎菲，她的叛逆家庭行为，到底又叛逆了什么呢？
回到小说文本。莎菲本人的离家出走，既不是为了自由恋爱，“从小便离开家，在外面混”；也不是因为家的梦魇，相反，她并不缺失父爱，与父亲一直保持通信往来，血脉亲情还让她没有任何生活压力。她走出父亲的家，一个人来到北京，在公寓里独自生活，有了一间自己的屋子。按照社会学家的理想设计，“独居生活有助于人们追寻神圣的现代价值——个人的自由、对自身权力的掌控以及自我实现，这些都是自我们青春期起直到生命终结，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价值”[18]。但是，血气方刚的莎菲，并未成为走向社会、自主自为的独立个体，而是在公寓这一艺术想象的自由空间中，同现实社会完全隔离开来。家人的关爱和朋友的体贴，她并不领情。为何会如此？小说反复出现的语词——“小孩气”即可解释：“骄纵”使她的“皮气”时好时坏，“肺病”这一当时的绝症又无疑地加重了她的“焦躁”情绪。莎菲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之下的新生代，心智颇不成熟，她离家出走的盲动行为，与其说是思想启蒙的外在因素激发，倒不如说是青春叛逆心理作祟的必然结果。她无意与家庭“断裂”（也没有人能与家庭真正断裂，否则便是无家可归），她无非就是为了去证明自我的存在价值罢了。
还是先来观照莎菲的独居生活常态。莎菲一开始便不停地抱怨北京“这冬天可太长了”，她除了用反复煨牛奶、卷地毯式看报这些所谓的“养气法子”以消磨时光外，就是“生气了又生气”。人是群居动物，不是纯粹自然的存在，从传统生活空间（家庭）出走，来到城市交际空间（公寓），更需要主动融入社会。无所事事、养尊处优的莎菲，既忍受不了单身独处，也学不会人际沟通，只能在心理上“离人们却更远了”。因此，只有同样“小孩气”的苇弟来了后，她的心才能由“窒息”转为“舒适”。当然，这种情感的持续时间也是相当有限的。莎菲以自我为中心，虚无地追求自我价值，个人行为完全不受社会道德的约束；亲情、友情甚至爱情，与至高无上的自我与自由相比，都无足轻重，以至于造成环境疏离、人际疏离与社会疏离。平心而论，友人对莎菲非常照顾，她“简直舒服得不像住公寓，同在家里也差不了什么了！”这种温情，让她想起家的温暖，“又觉得这宇宙还充满着爱”。这又从侧面说明，莎菲离开的那个家，无事可叛、无人可逆！“我是须要别人记念的，总觉得能多得点好意就好”。正是受这种利己主义的思想支配，少年不经世的莎菲，离家出走后，滚滚红尘中，由征服主体置换为凌吉士的欲望客体，成为“自己”的陌生人。
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是，莎菲在自我幻想中自由，却在现实生活中受挫，以其鲜活的个案指向了个人主义兴起以后离家出走概念命题的逻辑悖论。回到历史现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陈独秀和胡适都有对于个人自由的理论阐发。《新青年》初创伊始，陈独秀就召唤“自主自由”[19]的新青年，为“独立自主之人格，平等自由之人权”[20]而奋斗；后又特别指明妇女“第一必须取得法律家所谓‘自然人’的资格”[21]。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中，将批判理性的思想锋芒直接指向压抑青年个性的罪魁祸首——“家庭”和“社会”，去竭力控诉“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在胡适看来，“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而离家出走正是“救出自己”的“真正纯粹的为我主义”[22]。他还应邀写了独幕话剧《终身大事》，原本只是一出“游戏的喜剧”，借助《新青年》却成了严肃的文学。《终身大事》的情节比较简单，讲述的是，与东洋留学时的同学陈先生私定终身的田亚梅，不满父母干涉她的婚恋自由，留下一张告别的字条，为爱私奔。出于对传统家庭伦理的强烈认同，胡适对可能存在的盲目出走与狼狈归来的反讽效应表达了自己的隐忧。田亚梅“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应该自己决断”的留言内容，正是陈先生“此事只关系我们两人，与别人无关。你该自己决断”一语的直接翻版，故田亚梅会说“暂时告辞了”，言下之意就是有朝一日还会再度回家。一走了之，只是规避冲突，而非解决矛盾，这是生活的常识。
真正对“娜拉走后怎样”有明确认识的却是鲁迅。他早年留学日本时就主张“任个人而排众数”、“尊个性而张精神”[23]。鲁迅也曾讥讽“合群”的“庸众”，热切地期盼“对庸众宣战”的“个人”[24]的出现。但当他走上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台时，却满怀忧患意识地反对中国青年仿效“娜拉”。他认为离家出走与寻求自由两者之间根本没有必然逻辑关系，告诫那些踌躇满志的热血青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25]。1925年鲁迅以其小说《伤逝》，事实上接续了胡适《终身大事》未完成的故事，将“娜拉走后怎样”的思考引向深入。怀春的子君，也是一位为爱私奔的叛逆女性。她公开地向家庭和社会宣告：“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可背井离乡、寓居会馆的涓生，起初只是为了排遣自己的“寂静和空虚”，才选择和她在一起；一旦子君转变成为家庭主妇而不再扮演倾听者的角色时，他们俩的同居关系就不可避免地走向瓦解。只求拥有“幸福的家庭”的弃妇子君，无法实现自我价值，只好重回父亲的家，抑郁而终。她的悲惨结局，寄寓着鲁迅对于离家出走悖论行为的透彻感悟。
返观《莎菲女士的日记》，莎菲与子君虽有太多差异，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她们过分追求绝对的个人主义而轻易离家出走，却又脱离社会，“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将个人从社会背景中抽离出来，并由此强调他自豪的自给自足和目中无人的孤独这种趋势”[26]。独而不立、“有病呻吟”的莎菲，内心苦闷的真正根源，正是她始终魂牵梦萦而又无法释怀的“走后怎样”的生存焦虑。
三、个性解放还是群体皈依：
思想启蒙的潜在否定
莎菲渴望成为一个绝对自由的“自然人”，在苇弟和凌吉士之间周旋，将自我完全凌驾于社会之上，却又悲壮地发现，她并没有获得主体自我的自由个性。五四新文化运动“颇能引起一班青年男女向上的热情，造成一个可以称为‘个人解放’的时代”[27]。那么，莎菲她获得个性解放了吗？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莎菲遭遇的现实困境，说到底，就是丁玲本人精神层面的苦闷象征。丁玲终其一生大约有四次主动谈及《莎菲女士的日记》问世前后自己的精神状态和创作动机。第一次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早已硝烟散尽的1933年，她说，“一个年轻人，有着一些糊涂的梦想”，“因为寂寞，对社会不满，自己生活无出路”，“于是便提起了笔，要代替自己给这社会一个分析”[28]。第二次是在1950年，她在记念胡也频的长文中顺带就自己为何写小说回忆道：“我精神上苦痛极了。除了小说，我找不到一个朋友。于是我写小说了，我的小说就不得不充满了对社会的鄙视和个人孤独的灵魂的倔强挣扎。”[29]第三次是1979年接受香港《开卷》记者采访时，她说：“要同家庭决裂，又要同旧社会决裂，新的东西到哪里去找呢？她眼睛里看到的尽是黑暗……她想寻找光明，但她看不到一个真正理想的东西，一个真正理想的人。她的全部不满足是对着这个社会而发的。”[30]第四次是在离世前一年的1985年，她言及第一部小说集《在黑暗中》时表示：“我只是写了她们可怜的生活，没有鼓吹她们。”[31]一位已被经典化的重要作家，在描述自己1927年末、1928年初的心路历程时，既突破了情绪记忆的遗忘规律，保持长达半个世纪的一致性；又不为特定目的而刻意遮蔽或修正先前的表述，这就向我们传达了几点重要信息：一是丁玲此间深切地感受到人生的迷茫；二是丁玲将这“可怜”的现状归因于“社会”；三是丁玲的“苦痛”，既有青春因素，又有时代原因，她虽然还在徘徊，但试图重新认识自我，重新思考未来。总体而言，莎菲的“漂泊者”形象，寄托了丁玲自我否定的生命体验和找寻出路的隐喻表达，暗含着她对于个性解放的全然绝望、对于思想启蒙的潜在否定。
《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写作，与1925到1927年这一特殊时间段的文学现场与精神氛围密不可分。丁玲出道时，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退潮期，又恰逢“大革命”失败，脆弱的个性启蒙意识业已无疾而终。此时的文坛比较沉寂，郭沫若、郁达夫、鲁迅这三位五四新文化运动最为重要的开拓型作家，都不约而同地体现出了告别五四的思想转向。这种时代风潮，是丁玲身份转变的外在动因。
郭沫若于1920年1月发表长诗《凤凰涅槃》，以其“叛逆者”汪洋恣肆的情感宣泄，热切呼应了毁灭旧我、再生新我的时代内涵，牢固地奠定了自己在中国新诗史上的重要地位。1923年郭沫若即对“四五年前的白话文革命”颇多不满，极力主张“我们现在于任何方面都要激起一种新的运动，我们于文学事业中也正是不能满足于现状，要打破从来因袭的样式而求新的生命之新的表现”[32]；随后相继发表自叙传小说“漂流三部曲”和《行路难》，以爱牟彷徨在歧路的苦闷和儿女共沾巾的感伤，表现个性的孤冷和人世的悲凉。从1926年起，郭沫若大力倡导“革命文学”。他大声疾呼：“彻底的个人的自由，在现代的制度之下也是求不到的”[33]，“个人主义的文艺老早过去了”，“当一个留声机器——这是文艺青年们的最好的信条”[34]；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须努力“克服自己旧有的个人主义，而来参加集体的社会运动”[35]，“改造自己的生活，努力做一个社会的人”[36]。他身体力行，投身革命的洪流，一度歇笔。
如果说郭沫若是再度以“叛逆者”身份找寻到革命文学的激情归途的话，那么郁达夫则以“零余者”的自觉，找寻到他与这个世界的对话方式。“零余者”群像，是郁达夫对于五四新文学的重大贡献。这一拨精神病态、身体孱弱的知识青年，于“世界”、于“中国”、于“家庭”，都“完全无用”[37]。他们路在何方的苦闷心声，赢得多少新青年的感同身受。1923年，郁达夫对“受苦的无产阶级者”[38]有了直观的感知。到了1927年，他提倡“农民文艺”[39]；再往后则鼓呼“文艺是大众的，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也须是关于大众的”[40]大众文艺。至于他1935年起不再从事小说创作转向政治实践的现实行为，更是集体意识取代自我意识使然。
在五四新文学阵营中，鲁迅是一个异类。他经历过学医救国、弃医从文的梦想幻灭。对五四思想启蒙，抱有矛盾心态：在理论言说上，乐观呼应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在小说创作中，又呈现出对于启蒙效果的深度质疑[41]。《狂人日记》即是“个人的发见”与“难见真的人”的悖论宣言。狂人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体，与“狼子村”的文化共同体格格不入，只好务实地“赴某地候补”，重回群体。鲁迅还塑造了夏瑜、无名疯子、N先生、吕纬甫、魏连殳等一系列“孤独者”形象。1925年，鲁迅清醒地意识到思想启蒙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产生功效，转而认定“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42]。1927年面对“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更是直接地表达出崇尚暴力的狂热思想：“学文学对于战争，没有益处”，“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43]此后，鲁迅的精力主要用在了思想文化批判上。
正如宋剑华教授所言，“主体自我的生存困境，必然会导致新文学的立场转变”[44]。新文学作家的思想“左转”，由“我”转向“我们”，“不是‘救亡’压倒了‘启蒙’，而是‘革命’拯救了‘启蒙’，这就是‘革命文学’出现的划时代意义。”[45]处于五四新文学向革命文学过渡阶段的丁玲，正在极力摆脱自我的精神困境。她后来的转型，对于个人来说，或有胡也频牺牲、冯雪峰引导等偶然因素产生作用，但对于历史而言，却是一种必然。因此，当蒋光慈的“革命+恋爱”小说仍在风行之时，丁玲合乎时宜地创作了《韦护》（胡也频也推出了《到莫斯科去》《光明在我们前面》）。陈荒煤虽比丁玲年轻，但他的一段回忆录可以用来理解丁玲倾向革命文艺的心理动因：“这种革命加爱情的作品也就恰好一箭双雕，正中下怀。它至少启发了青年，倘使你要求美好的生活和幸福的爱情，你都得革命。它终于使我重新感到还是要面向人生，要革命。”[46]丁玲稍后完成的尚显粗糙的《水》，颇多评论不得要领，还是冯雪峰慧眼独具：丁玲之路，就是“从离社会，向‘向社会’，从个人主义的虚无，向工农大众的革命的路”[47]。从这一意义来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就是迷失的丁玲的一次自我的疗伤，这是每一个踏上了从“自然人”到“革命人”身份转变征途的现代作家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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