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萧红的《生死场》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经历的多元阐释相比，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的阐释史要简单得多。长期以来，学界对这部作品的理解保持了相当的一致性。尽管中国文坛的文学秩序不断发生变化，但始终未能突破抗战前上海文坛所奠定的理解模式。自周扬开始的“国防文学”的阐释方式，将这则边地故事纳入国族框架予以理解，在民族危机的现实语境下，读者普遍将作品中具体的东北现实理解为中国危机的隐喻，将东北民众的反抗理解成中国人民的反抗。这场在东北地区发生的区域抗战也自然被理解成全面抗战的预演，东北的特殊性则被忽略。
无论是十七年时期将《八月的乡村》奉为“红色经典”，还是海外汉学将之贬斥为爱国战争宣传的一套公式，1二者都延续了类似的逻辑—将这部作品视为一个充满着意识形态的单义文本。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再解读”思潮也没有把新时期语境下处于“尘封”状态的《八月的乡村》“解救”出来。刘禾以一种人道主义和女性主义的思路重新召回了《生死场》，但有趣的是，这种召回却是以《八月的乡村》作对立面为前提的。二者的差异而非共性被放大，《八月的乡村》被看成一部被民族国家意识形态机制成功“召唤”出的文本，成为《生死场》要对话进而颠覆的对象。而这种颠覆似有若无地呼应着现实生活中萧红对萧军大男子主义的反抗，化身成为一种女性主义自觉的文学形态。2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两部作品都是藏在茶叶筒里从哈尔滨“跨域”来到上海的，它们之间的差异真如我们所设想的那么大吗？另一方面，一部以东北地区的区域抗战为写作对象、诞生于伪满洲国初期的哈尔滨文坛的作品，却唤起了关内文坛“一边倒”的好评，这种意义的单纯性不是更耐人寻味吗？
我们必须意识到：不带入对东北地区抗战史的具体理解，我们将无法领会《八月的乡村》的内在复杂性。《八月的乡村》的独特性在于，这是一部站在左翼青年的立场上努力“体认”革命军的作品，3小说是伪满洲国初期文坛的产物，与区域革命实践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小说所借重的中共满洲省委的政治视野，使其作品呈现出“统一战线”框架下阶级与民族叙述的整合。这种叙述方式满足了上海左翼文坛的需要，在“跨域流动”进入上海后，在多种因素因缘际会下，呈现出相当独特的经典化进程。
01
朝向磐石的故事
事实上，把握住《八月的乡村》的结构是打开这部小说的钥匙。虽然鲁迅说《八月的乡村》是“近乎短篇的连续”4，这大概是因为小说频繁变换人物视角造成情节支离的缘故。而如果将第九支队视作主人公，小说的情节框架其实相当紧凑，即讲述支队如何以游击战的方式逐渐壮大，并训练成为一支有纪律的队伍。
年轻军官萧明是被派入伪满军中负责组织起义的年轻军人，他带着伪满军中“哗变”的九人赶往王家堡与部队会合。而会合后的人民革命军以炸翻敌军给养车的方式引得敌人来袭，借助游击策略成功转移后又里应外合回袭王家堡，重创敌人。在这一成功案例中，革命军队员的英勇、草市工人的情报、伪满军中各位同志的内应，缺一不可。驻扎日军血洗村庄，铁鹰队长再次带队偷袭，却因唐老疙瘩的个人问题耽搁了时间，未能及时转移，致使部队遭到重创。司令考虑打下附近的一个地主武装来休养，并以唱歌、演讲等多种方式号召农民参军，主力部队也在敌军入侵前成功转移，奔向东安。正是依靠着不断吸收伪满部队里的军人和无路可走的农民，队伍从40人逐步扩大到200余人，游击战争至此充分展现出了它的优越性。而这些都发生在连续的十天里，小说所处理时段的集中，是情节紧凑感的直接来源。
小分队的汇合与壮大是全书的中心内容，这种以队伍为主人公的叙述形态让我们不禁想起苏联小说《铁流》。在《铁流》中，由郭如鹤率领的红军队伍同样历经千难万阻，却在不断壮大，库班红军一路向北，向莫斯科进发。《八月的乡村》的核心情节与《铁流》相似，小说中的东安结构性地对应了《铁流》中莫斯科的位置。如果把这一视野带入小说，萧军在磐石上安置的远景想象便值得考虑—“到东安去集合。到那里我们是要被编成正式革命军的啦！”5东安即磐石。我们到这里才知道“第九支队”其实一直未在编。而正是在这支未在编的队伍身上我们能够看到：磐石从未现身，但磐石其实一直在场。萧军对磐石的远景想象，代表了他对某种力量的原理性的捕捉与认可。这种力量落实到历史层面，便是磐石人民革命军。
《八月的乡村》的素材,主要来自盘石抗日义勇军第一军的斗争,这是杨靖宇同志领导的,向我讲述第一军活动的是傅天飞,他是舒群同志的同学,亲身经历了第一军的斗争,他来哈尔滨联络工作时常来我家。他向我讲了盘石游击队的斗争情况。这是《八月的乡村》的取材。另一方面,我又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加以艺术改造,可以说是对东北沦陷后的现实的高度概括，我也没有专门写哪一军。我写这是代表他们的立场、方向。6
萧军在晚年多次回忆自己创作《八月的乡村》的经过，这则信息最为全面。很多研究者据此认为《八月的乡村》依据了傅天飞提供的素材，所写的就是杨靖宇领导的磐石革命军的故事。7这种说法其实忽略了萧军对素材所作的大幅度艺术化处理，《八月的乡村》并不是对素材的简单复述，而是伴随着对其“立场和方向”清晰理解的艺术化的“再现”。
傅天飞报告所画的《游击区形势略图》
如上文所写，《八月的乡村》所描写的“中华人民革命军第九支队”并不在编，小说讲述的其实是一个“朝向磐石”的故事。这种“朝向磐石”在空间上也有明确的指向性。如果详细考究书中出现的地名，《八月的乡村》所写的区域其实并不在“磐石一带”，书中平泉、草市、集场子、东安都是真实存在的地名，兴隆镇和王家堡的位置也可依据书内线索推知。小说第3章写队员埋伏在王家堡附近偷袭草市发往平泉的铁路运输车，这个消息是草市工人送来的，而草市工人走到王家堡是百十里路，我们由此可推知王家堡和兴隆镇大致位于草市西南侧五十公里左右的铁路沿线。而小说第12章写支队从王家堡出发，走了一整天后到集场子歇脚，磐石位于集场子的东北，可推知王家堡位于集场子西侧约五十公里左右的位置。根据以上两个条件就可以大概推定王家堡和兴隆镇的大致范围。8根据傅天飞报告所画的《游击区形势略图》9，磐石游击区的西缘是四平市伊通县。四平位于草市东北约五十公里处，因此第九支队的主要活动范围只能位于奉天省北部（今吉、辽二省交界处），刚好是磐石游击区的外围。
之所以不避繁冗做出这番推定，旨在说明《八月的乡村》并非直接表现了磐石革命军的发展壮大。准确来说，萧军写的是一支接受磐石人民革命军领导、尚未被正式改编，却自觉朝向磐石进发的小分队的发展壮大的过程。
02
人民革命军的起点意义
萧军虽然没有直接处理磐石游击队的壮大，但“磐石”这一符号在小说中具有相当独特的位置，这样的写法是符合东北地区具体抗战形势的。今日研究党史和义勇军史的学者都认为磐石抗战是东北抗战的重要一环。于“九·一八事变”两周年纪念时成立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由磐石游击队改编，这是东北抗战史上第一支人民革命军队伍。1933年，早期以东北军为主体的抗日部队撤到关内或苏联后，磐石游击队这样密切结合群众、扩大游击区的作战方式逐渐成为东北地区抗日的主要斗争形态。10
借助杨靖宇、傅天飞等人留下的报告，11我们其实可以复原出这支队伍更为复杂、动态的历史图景。磐石游击队在1932年春时只有五六个同志，逐渐发展成小型武装后又被土匪吞并，独立成游击队后开始面对地主武装、叛变义勇军、伪满军和日军的攻击，经历“五个月内大小六十次战［斗］”12。以1933年1—5月抵挡住敌军第四次反围剿攻势为标志，磐石游击队发展壮大，声势渐隆。6月，傅天飞带着中央满洲省委的“一·二六”指示特派进入磐石，这一指示转变了此前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激进主张。而对于磐石游击队来说，这是早于中央指示所自觉完成的调整。中共满洲省委《致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1933年8月10日）正式号召“不是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而是日本及一切卖国贼的财产；不是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是建立选举的人民政府；不是创造红军，而是由最好的游击队编成人民革命军”13，现实局势倒逼中共满洲省委自觉推行了“抗日统一战线”的新战略，某种意义上，这是认可了磐石游击队所开创的路线与成果。磐石人民革命军对于东北战局来说有着“新起点”的意义。
在这个意义上，萧军在磐石所安置的远景想象，其实代表了他对人民革命军运作方式的认可，代表了对这一“新起点”的认可。这种认可不止落实在小说的空间维度上，也同样落实在了小说的时间设置上。全书以1933年9月为叙述起点，14这个时间点刚好是磐石游击队改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的时间，也是“九·一八”事变两周年。小说的故事时间有意无意间重合于这一节点，同样佐证出在萧军心目中这一改编确实具有“起点”意义。
萧军一直对人民革命军保有信心。1936年，萧军曾应鲁迅和史沫特莱之邀为英文期刊《中国呼声》（Voice of China）作文章《东北义勇军》（“Manchurian Volunteers”），其中专门提及：
人民革命军。这是最先进的一支，组织最完善，拥有自己的发展方略（program）。它的成员有知识分子、觉醒了的士兵、贫农和工人，国籍上有中有韩。打仗时妇幼也可同男人一起并肩作战。这支队伍在众多队伍中已经获得了领导者的地位，并以间岛、东部边疆地带、辽南三角区和磐石作为他们最重要的活动地区。15
这段文字准确把握了人民革命军在成分、国籍、性别方面的多样性及其空间上的分布，是相当全面深入的认识，而这些理解也或多或少呈现在《八月的乡村》的情节设计中。这也充分说明：小说中的“革命军”绝不是“义勇军”的另一种说法，而恰恰是有意区分的对象。
“人民革命军”其实代表了中共满洲省委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思路下从事军队建设与抗日工作的主张。所谓“人民革命军”，对应了此前激进的新创“红军”的做法，也对应着“义勇军”这个一切抗日军队的统称。这意味着中共满洲省委希望在义勇军中逐渐扩散影响、由游击队改编人民革命军，以抗日主张来团结、领导其他队伍，而不强求军队的阶级属性。在这个意义上，“人民革命军”这一符码其实并不只指涉着实体的抗日队伍，更包含了中共满洲省委最为核心的政治理念。
因此，萧军在小说中努力构造的区分，便不能简单理解为一种叙事策略，而是包含了相当明确的政治意识甚至是政治认同。小说第二章，老人试图称赞萧明一行人是义勇军，能守土安民，萧明则特别强调“我们不是‘义勇军’—我们也打日本兵”16，这正与标题“这些全是什么人啊？”形成了有意识的照应。虽然这里没有直接说出人民革命军的具体身份，但脱胎于义勇军的“新质”显然呼之欲出。第六章字号放大的“人民革命军”字样，17更是直接标明了这一点。而小说中三次出现的“有地有星的臂章”和“有那样大的‘星’”的红旗，18则是将对人民革命军的信赖进一步审美化。“有地有星”代表了革命，这在小说中具体表述为“斗争”这个字样，这正是人民革命军与义勇军的核心差异，即所谓“组织最完善，拥有自己的发展方略”。
03
政治意识与小说创作
之所以如此重视“磐石”与“革命军”两个符码，是意在突出萧军在其中所展现出的政治意识。萧军对革命军的态度稳定而成熟，所以直到其回到关内写作《东北义勇军》时也未轻易改变。19
以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为抗战主轴的叙事方式虽然与今日通行的叙事模式若合符契，可设若回到历史现场，基于统一战线主张、在广大义勇军队伍中发展人民革命军是相当复杂且充满顿挫的实践，并非所有历史中人的共识。
创造人民革命军……绝不是“换招牌”的问题，绝不是把现有的这三个队伍（指吉东李延禄、吴义成、平南洋三支队伍—引者按）挂上个人民革命军的袖章（像李延禄的队伍）的问题，而是在游击运动真正斗争过程中把最好游击队变成人民革命军的问题。20
这段文字相当通俗地向我们解释出“创造人民革命军”这一工作的困难所在：人民革命军的建设基于既有在义勇军中的长期工作，并不只是“换招牌”的问题。这一过程要有经有权，绝非一蹴而就。人民革命军既要施行上、下层统一战线，成为“一切反日力量的团结者和领导者”，又要“彻底执行党的反日反帝纲领”，“保证广大工农成分”，还需要“保证党的领导”，以维持队伍的先进性不蜕化。21
因此，人民革命军方略一方面帮助中共满洲省委摆脱了生存危机，在来源成分复杂、各自为政的义勇军中站稳脚跟，逐步发展壮大；但另一方面，面对省委这种在团结合作与独立自主之间保持辩证统一的要求，就连后来成长为东北抗联著名将领的李延禄也未能“合范”。可见人民革命军的现实实践其实充满曲折，某种意义上，人民革命军所代表的方针路线能否描述为义勇军的“主流”，理出一条“义勇军-人民革命军-抗日联军”的主线，设若历史地来看待这一问题的话，或许并不如此清晰。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人何成湘就在1935年的考察报告中写道：
最主要的弱点是党在几十万反日游击队中的工作十分薄弱，直到今天大多数的义勇军我们还没有作，赤色游击队还是很少的数量，不但还没有成为左右一切的主要力量，而且还没有成为主要的革命力量，党、团、工会、反日会一切群众组织还没有用绝大的力量来开展义勇军的工作。22
这里的“赤色游击队”指的便是有中共党团领导、进驻的义勇军队伍，优异者则改组成为“人民革命军”。建军工作作为当时中共满洲省委的核心工作，要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极为混杂的生长环境。
《八月的乡村》里的徐掌柜就说：“自从日本子占了‘东三省’，到如今，那有一天安定日子！兵来，将去，官的，私的，官不官，私不私，半官，半私的……”23早期抗日团体除了共产党的游击队外，还包含了起义的东北军、土匪、地主武装、宗教会党团体，各团体间并非壁垒分明，团体之间合纵连横、彼此牵制，在老百姓看来，革命军与义勇军之间的区别可能并没有那么大。因此，与其认为萧军坚持在语词层面对“人民革命军”和“义勇军”进行区分是来源于现实观察，不如更恰切地说，是来源于中共满洲省委的政治表达。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政治意识并非为萧军所独有，萧红的《生死场》也有相当明确的体现。小说中的李青山等人见识了爱国军、义勇军、红枪会等形形色色的抗日团体，最后重新信任上了人民革命军。这一情节虽然出现在小说后半部分，却是萧红自哈尔滨时代便延续下来的理解方式，这也恰当地佐证出《生死场》前后两部分并非是断裂关系。24反过来，类似的区分在李辉英、端木蕻良等人作品中则不见踪影，关内读者如李健吾对于这一区分也并不敏感。25这不是说后者的政治意识与爱国热情不如二萧，而是恰恰说明地域在理解东北抗战上的差异性，二萧这样的写作方式，无疑与他们在哈尔滨所受到的中共满洲省委的影响直接相关。
居住在上海的李辉英、北平的端木蕻良以及哈尔滨的二萧，都受到了中共及其外围左翼组织或隐或显的影响，中共及其外围左翼组织所铺设的人员、知识与信息网络，是这群东北籍青年进入文坛的通道。各区域党组织的发展状况、各区域文艺工作的组织形态，也影响了作家后续的发展道路。
现在，要是回忆起沦陷区北满文坛，往往要提及“牵牛房”所发挥的核心作用。这个由冯咏秋组织起来的文艺沙龙先后组建了画社、剧团，几乎集结了当时哈尔滨全部有名的新文化人，萧军、萧红就是在这里结识了志同道合的朋友，获得了更为稳定的生计，也由此进入更大的文学舞台。令人吃惊的是，就是这群在《商市街》里充满波希米亚气质、无时不欢的年轻人，中共地下党员竟在其中占据了相当的比例。舒群是共产国际的联络员，罗烽的党内身份是中共满洲省委哈尔滨道外区宣传委员，前者被同学傅天飞（1911—1938）26介绍入党，后者则是在杨靖宇（1905—1940）27指导下直接工作。方未艾先后任职于《东三省商报》《国际协报》，实际上先后在黄吟秋（1906—1989）、金伯杨（北杨，1907—1933）手下从事情报及宣传工作，北杨下乡后，对接人变成了金剑啸（巴来，1910—1936）。黄吟秋在中共满洲省委秘书处（一说在省委宣传部）工作，后被调到汤原打游击，28金伯杨曾任中共满洲省委候补委员、职工部长，后亦被派到磐石游击队工作，29金剑啸则是星星剧团和画社的主要动议者，长期负责省委地下杂志《满洲红旗》的刊刻。舒群、罗烽、方未艾、金剑啸是“牵牛房”的核心人员，他们有公开的身份和职业，热心于伪满文艺运动的组织。借助于文艺活动与公开职业的掩护，他们能参与地下党的有关活动，也得益于这些基层革命者的活动，中共的各项意志才获得了贯彻。不妨说，伪满的文艺战线构成了中共地下活动的掩体。
二萧虽然不是党员，但其实置身在一个由党员组成的知识、信息与交际网络之中。傅天飞、杨靖宇、金伯杨都是中共的职业革命者且党内位置不低，舒群、罗烽、方未艾这些身份公开的文艺战线的基层革命者能够直接对接省委高层，说明中共地下党当时具有一个相当扁平的领导结构。东北青年作家与中共满洲省委高层的这种密切交往，使他们能够接触更高层次的政治意志，借重更高层次的政治视野，也得以获得更为一手的信息。舒群将傅天飞介绍给二萧认识，《八月的乡村》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傅天飞的讲述。30黄吟秋、金伯杨也都是萧军的好友，31无论萧军是否清楚自己的朋友其实是由党组织每月发给14元哈大洋的职业革命者，32投向磐石革命军的选择是自愿还是出于组织的安排，对于他而言，身边人的道路选择都已然影响了他的政治立场与思想倾向。33而当萧军联络到自己的高小同学陈华，与姜椿芳、金剑啸一起商议合编《大同报》副刊《夜哨》周刊的时候，文艺活动的开展已经同步于地下工作的展开。这并不是说萧军是在严密的组织活动与安排下有意识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北满文艺活动自有其独立性，却也同时是在这一知识、信息与交际网络中展开的，二者彼此影响且互为犄角，借用鲁迅的说法，文艺与革命有着“不安于现状的同一”34。
萧军对人民革命军的理解方式显然是一种更贴近中共满洲省委的表达。借用萧军自己的话便是，“我写这是代表他们的立场、方向。游击队打的是红旗，不是青天白日旗”35。中共满洲省委的工作长期被隔绝在沦陷区内部，有较强的独立性，在红军长征后更是与关内失去联系，主要的联络方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这种情况下，类似的政治意识不为关内其他区域所分享，也在情理之中。36人民革命军/义勇军的区分，其实可以视作这一圈子所共享的“暗默知”（tacit knowledge）。一区域的左翼文学形态是在与本区域革命实践的互动（主动、被动）当中形成的，各区域革命活动的具体开展情状，是我们理解此区域文学活动的意义“锚点”。
余论
一部讲述人民革命军“立场、方向”的作品会被关内读者们追捧，获得上海文坛近乎“一边倒”的好评，这恰切地呈现出东北地区的区域抗战与全国抗战之间的紧密关联，人民革命军与东北抗日联军的抗争具有民族解放的向度，唤起了关内读者的爱国热情。但另一方面，人民革命军与义勇军之间的差异难以被关内读者捕捉，则从另一个角度呈现出东北地区的区域抗战与全国抗战之间的差异，人民革命军与东北抗联的抗争携带着无法被国族视野完全收拢的地方立场与国际主义色彩，这是不了解关外具体形势的读者所难于体味的。
假如我们进一步观察小说的海外传播过程，便能看到更多的语义流失。史沫特莱主持的英文杂志《中国呼声》在介绍萧军时把他直接介绍成义勇军的一员。37斯诺在小说英文版的导言中也不断强调这种身份，38以致美国政治学教授麦克奈尔直接把这部作品同各种美国学者写的社会学著作放在一起，列入有关远东战争局势课程的书单。如此，一部描写东北抗日义勇军题材的虚构作品的英译本，成为美国政治学研究生了解中国抗战局势的可靠参考。39麦克奈尔应该不会想到，他手中的英译本其实删减了大部分涉及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内容及表述，40这一文本注定无法帮助麦克奈尔打开关于远东形势的跨国视野。而缩减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视野的《八月的乡村》，会在上述两种常见理解中形成义勇军等于中国军队、东北等于中国的逻辑闭环，东北的特殊性则有被再次忽略的风险。
一个能够成为参照的细节是：1939年小说俄译本在苏联出版，中国各大报纸都正面报道了俄文版即将出版的新闻，将之描述成中国“民族文学”的代表。41此前厉行查禁的国民政府一改立场，允许包括《中央日报》在内的各大报纸转载。国民政府能够挪用这种阐释路径的逻辑前提，便是此前理解这部小说时的国族视野。这种阅读方式其实让小说获得了某种相当稳定的符号化内涵，而虚化了小说的实际所指，也使得小说在灵活穿越不同的文学秩序时很容易成为各方势力挪用的对象。
这样，一部诞生于东北地方革命实践中的左翼小说，到了20世纪40年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本营”苏联被理解为“民族文学”，又进一步为国民党方面所认可并传播，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吊诡。除了外部形势的剧烈变化外，支撑《八月的乡村》的政治意识的“脱落”，同样是造成这部小说的丰富内涵难以被充分理解的原因。文学符号意涵的稳定性，有赖于支撑这一符号系统的意识形态框架的稳定性，而意识形态系统的建立，则要依赖特定政治主体持续稳定的扩散与输出。《八月的乡村》之所以长期被看成是一部意义相当单纯的抗战小说，与其背后的东北地方革命斗争，被迅速纳入全国民族解放的大框架中来理解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这种天然顺畅的承继关系，忽略了前者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形成的独特政治表达，在小说“跨域流动”来到关内并在全新的阅读环境下出版发行后，也自然再难对其既有意涵形成具体的支撑作用。不妨说，从文学角度来看，《八月的乡村》自出版伊始所面临的就是一个“误读”的现实语境。而从政治角度来看，应该说，《八月的乡村》是在全新的语境下幸运地找到了自己的历史位置。我们今日能够重新发掘《八月的乡村》隐藏在这种“单纯性”下的复杂意涵，也得益于学界对于东北局部抗战的深入理解。42
这一现象并不仅见于《八月的乡村》。诸多具有区域特征的左翼革命实践与具有区域色彩的左翼文学实践，都在抗战爆发前夕无比顺畅地融入了这一“全国性抗战体制经过确立的经过”43。受不同区域影响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东北作家群体在这一时间段均暴得大名，其作品也大都经历了类似的“错位”，《八月的乡村》只是其中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这提示我们要深刻意识到中国左翼文学的区域特征及其“跨域”形成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既有错位的一面，也有互补的一面。
而读解在这种文学秩序下所形成的作品，也现实地挑战着既有的文学批评与规则。当政治意识先于文学表达被放置在前台，是政治意识还是文字风格决定了作品的统一性？当政治意识已内化成为小说的结构、情节等诗学要素时，何者是诗学分析，何者是外部批评？当特定的政治意识渗透在生活内外而为一特定圈子所普遍分享时，哪些源于外部，哪些又源于“自我”，换言之，该如何寻找一个拥有稳定内在创作机制的作家自我？而文学又如何能在与读者并不分享相似的政治意识与知识前提的情况下发生，在这种场景下，“误读”现象又有怎样更为复杂的意涵？“误读”只是“读”的问题吗？到底什么是“正读”，什么是“误读”呢？相似的问题我们还能够提出很多，这或许正是文学史研究的意义所在，去伪存真之外，经由历史的中介，我们得以抵达并获得一种更为宽广的文学眼光。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6页。
2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75—276页。
3 萧军并非中共满洲省委的成员，而是作为受其影响的左翼青年，形成了《八月的乡村》这样一种表达。也正因此，《八月的乡村》才最为清晰地凝结了一代左翼青年的情感结构。小说以变换人物视角的方式“体认”一个具有总体性质的革命，以不断的“自我克服”想象性地介入革命进程，这样的写作模式呈现了青年知识分子的认知局限，更是伪满洲国文坛的产物。关于这一部分的详细论述可参考拙文《“抵抗写作”及其隐暗面：萧军〈八月的乡村〉与伪满洲国文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12期。
4 田军（萧军）：《八月的乡村》，容光书局，1935年8月（实7月）初版，“序言”第3页。
5 田军：《八月的乡村》，第287页。
6 邢富君：《岸柳青青访萧军》，《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8辑，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84年版，第235页。盘石即磐石。
7 参见萧军：《我的小传》，《萧军全集》第1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26页；舒群：《早年的影—忆天飞 念抗联烈士》，《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3辑，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81年版，第1页；王连捷、谭译：《〈八月的乡村〉素材是傅天飞提供的—〈老傅南满巡视报告〉考》，《隐藏在深层次的历史真相》，辽宁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2—233页。
8 参见《八月的乡村》原文“从草市到这里，也是百十里路哪！”（第48页）“百八十里路，走一天，应该到的啦！”（第270页）
9 《老傅关于海龙、盘石党、团、军情形的报告》（1934年1月18日），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7），内部资料，1991年版，第311—342页。图见原档。
10 朴宣泠：《东北抗日义勇军》，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202—206页。
11 参见《杨靖宇关于南满政治经济情况及磐石游击队和党团工作致中共满洲省委的报告》（1933年5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东北抗日联军 文献》，白山出版社2011年版，第140—147页；《老傅关于海龙、盘石党、团、军情形的报告》（1934年1月18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7），第311—342页。
12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东北抗日联军 文献》，第144页。
13 同上，第175页。
14 根据小说所提供的两条提示：一、“又要有皇帝出现了”，这里指的是溥仪建元康德即位一事，因为溥仪是在1934年3月1日正式登基，所以小说的故事时间一定早于1934年。二、日军是从草市向平泉送给养，这说明日军已经占领了热河，当是1933年5月31日签署《塘沽协定》后，两相推算，故事只能发生在1933年。小说题名为“八月的乡村”，但这里的八月是农历算法，换算为公历的话则是九月，农历八月也刚好是东北高粱成熟的季节。因此，《八月的乡村》的故事是设定在1933年9月，即“九·一八事变”两周年，也是磐石县委同磐石游击队决定改称“人民革命军”的时间。
15 Chun, T’ien: “Manchurian Volunteers”, in Voice of China, (Vol.1, No.6, 1936).译文为笔者自译。文章完成于1936年3月底。鲁迅日记（1936年3月30日）有“以萧军稿寄明甫”字样，参见鲁迅：《鲁迅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97—598页。“萧军稿”指的便是这篇文章。萧军当在此之前完成并当面交给了鲁迅，因此最可能完成于25日或28日。
16 田军：《八月的乡村》，第33页。
17 同上，第139页。
18 同上，第146、268页。
19 这种稳定在小说形式内部也有相当的体现。从1933年10月《跋涉》出版附录的广告来看，萧军此时已经处于写作状态，而小说在1934年10月22日才告成。在长达一年的写作时间里，人民革命军和义勇军的现实情势瞬息万变，萧军的个人生活也经历了从关外到关内的动荡流徙，小说的目标读者群也发生了改变，但萧军的核心思路却始终没有发生变化。这说明讲述这样一支小分队在十天内发展壮大的故事，凝聚了萧军对于东北抗战的核心判断，而变动的地区形势与个人经历都没有让这种判断失效。
20 中共满洲省委：《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创建人民革命军等问题致吉东局的信》（1933年9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东北抗日联军 文献》，第203页。
21 同上，第203、204页。
22 《何成湘关于东北地区形势和反日斗争状况致中共中央的报告（节录）》，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东北抗日联军文献》第1册，第262页。
23 田军：《八月的乡村》，第270页。
24 围绕《生死场》更为详细的说解可参考拙文《跨域·“越轨”·诠释—重读萧红的〈生死场〉》，《文学评论》2020年第3期。
25 李健吾在写于1935年的《萧军论》中写道：“读竟这部义勇军—或如书中有意的区别，人民革命军—苦斗的血史，第一个印在我们心头的人物，不是那些形形色色的男女，而是具有坚强的性格的自然。”“或如书中有意的区别”，这意味着李健吾虽然意识到了萧军在文本层面做出的区分，但其实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种区分的价值。参见李健吾：《萧军论》（1），《大公报》（香港版），1939年3月9日。
26 傅天飞先后被任命为共青团满洲省委委员、共青团满洲省委巡视员。参见张福山编：《哈尔滨文史人物录》（哈尔滨文史资料 第20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7年版，第217页。
27 杨靖宇时任道外区区委书记，此后又任中共满洲省委委员、军委代理书记，组织了南满地区的兵运工作，建立海龙游击队，后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参见金玉良：《落英无声 忆父亲母亲罗烽、白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135页；张福山编：《哈尔滨文史人物录》，第103页。
28 黄吟秋：《黄吟秋的最后几封信》（致方未艾，1983年9月19日），参见方未艾：《历史珍忆》（辽宁文史资料 总第53辑），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9页。方未艾：《甘将热血洒江山》，辽宁人民出版社编：《星火 革命回忆录》（第5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6、177页。收入《历史珍忆》一书时改题为《滨江星火—忆金伯阳》。黄吟秋的个人经历可参见张福山编：《哈尔滨文史人物录》，第205页。
29 金伯杨有时亦写作金伯阳。基本情况可参看张福山编：《哈尔滨文史人物录》，第159页。
30 参见邢富君：《岸柳青青访萧军》，《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8辑，第235页；舒群：《早年的影—忆天飞 念抗联烈士》，《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3辑，第1页；王连捷、谭译：《〈八月的乡村〉素材是傅天飞提供的—〈老傅南满巡视报告〉考》，《隐藏在深层次的历史真相》，第222—233页。
31 参见萧军回忆《哈尔滨之歌：第二部曲》，《萧军全集》第10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173页；黄吟秋：《黄吟秋的最后几封信》（致方未艾，1983年9月19日），参见方未艾：《历史珍忆》（辽宁文史资料 总第53辑），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9页。
32 方未艾：《甘将热血洒江山》，辽宁人民出版社编：《星火 革命回忆录》第5辑，第176、177、182页。
33 萧军在1936年的回忆文章《为了爱底缘故》中，身边人A和B相继投军的消息让他不时汗颜自己放不下私情，投身大义。而A要去的地方，便是“先到磐石—”。参见萧军：《为了爱底缘故》，《文季月刊》1936年第1卷第6期。
34 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1932），《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5页。
35 邢富君：《岸柳青青访萧军》。
36 相较而言，骆宾基以珲春（东满地区）游击队为原型创作的小说《边陲线上》则明确点出了人民革命军与义勇军这一区分，这同样源于对地方一手革命实践经验的捕捉。
37 作品《大连丸上》英译文附注：The story is written by a Manchurian Volunteer. Chun, T’ien,“ Aboard the S.S. Dairen Maru”, Voice of China, (Vol.1, No.2, 1936).
38 Snow Edgar, “Introduction for Village in August”, in Chun, T’ien, August in Village, Evan King, London: Collins, 1942.
39 MacNair, Harley Farnsworth,“Chun, T’ien, Village in August (Book Review)”, The Review of Politics, (No.1 1943). p.250.
40 如将革命译为“Resistance”。更详细的比照可参见吕黎：《求同去异之旅—萧军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的英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41 “中国青年作家田军所著《八月的乡村》……已由兹达诺夫译成俄文，并由中国革命诗人萧友梅著序，由苏联规模最大之‘国立文学出版所’印行。据该所负责人语记者：‘本所出版此书之目的，系在使苏联读者能欣赏中国新兴革命文学，中国民族文学之作家如田军、萧红、罗烽等，亦均为近代天才作家，为中国文学增色。《八月的乡村》一书，特别有趣，因苏联人民得藉知东北人民“九一八”以来抵抗暴日，盖始终未已也。’”各大报纸的转载均来源于同一条无线电广播，内容上大同小异。此处摘录的是《大公报》的版本。《大公报》（香港），1939年11月23日。《前线日报》转载时更直接加了一个标题：“我国民族文学风行苏联”。
42 区域政治表达的独特性，其实在近年来学者围绕“十四年抗战”所展开的争论中有所体现。区别于此前“八年抗战”中“局部抗战”与“全面抗战”的讲法，“十四年抗战”将抗日战争的起点提前到“九·一八”事变，体现出了另一种理解东北地区抗战史的方式。如何诠释1931—1945年之间这场发生在东北地区的、由多个组织领导的抗日活动，是此次论争背后的焦点所在。抛却具体观点上的分野，这一讨论其实为我们清晰呈现出东北的区域抗战与全国抗战之间的某种“张力”状态，有助于我们增进对这一历史时期复杂性的认识。某种意义上，萧军《八月的乡村》刚好是行走在这两种抗战分期的边缘，正是我们认识这种张力状态的绝佳文本。
43 木山英雄：《北京苦住庵记》，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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