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线性叙事不是“原罪”
继《罗曼蒂克消亡史》（2016）后，由程耳执导、今年春节档上映的电影《无名》再次遭遇两极分化的评论。由于争议过大，豆瓣网官方在该片条目下短评区上方长期置顶提示信息：“当前观众意见分歧较大，随机展示部分短评，请谨慎参考。”争议主要围绕“非线性叙事”（non-linear storytelling）1和流量明星担当主演两方面展开，争论观点集中体现为：第一，“老戏骨”梁朝伟是否被用来给流量明星“抬咖”；第二，非线性叙事有一定的观影门槛，对待非电影发烧友的观众并不友好；第三，“题材和影片压抑的氛围，会给观众带来沉重感”2，与春节档合家欢的氛围违和；第四，“粉丝以压倒式的姿态淹没社交媒体的讨论区，抢夺了普通观众说‘不’的自由”3，引起了其他观众的逆反情绪。
“非线性叙事”关涉的是“艺术本体”方面，流量明星涉及的是电影商业层面，无论艺术还是商业，《无名》都绕不过一个根本问题：从题材上看，作为一部讲述抗战史的电影，它仍是一部主旋律电影，因此，有必要从主旋律电影脉络上检视《无名》。从左翼电影、十七年电影到新主流大片，这一电影脉络的主流叙事都是“再现式的”（representational）的线性叙事，即强调叙事的流畅性，正邪双方角色的道德立场清晰可辨，“线性电影卓有成效的关键之处在于观众对主要角色的代入感”4，产生价值观念上的认同。美国电影史目前公认的主流观点是，非线性叙事要早于线性电影叙事，经过复杂的历史演进过程，在文化、技术、媒介、社会、商业、艺术等多方面的作用力下，线性叙事成为好莱坞电影的主流叙事样式，这是中国主流电影在产业崛起的过程中，主要对标的叙事形态。中国影迷熟知的美国著名艺术电影厂商“标准收藏”（the Criterion Collection），向来以高端的艺术品位和独特的选片视角著称，竟然让粉丝颇为意外地收录了迈克尔·贝执导的“爆米花”电影《石破天惊》（The Rock）。原因无他，就因为《石破天惊》在表达美国意识形态、讲述美式英雄拯救世界的这一老套故事时，将线性叙事用到了珠圆玉润的效果，堪称线性叙事的典范。近年来，《长津湖》《智取威虎山》等影片，都在有意无意地将好莱坞的线性叙事大片作为参照。5
姜文执导的以“文革”为历史背景的《太阳照常升起》，程耳执导的以抗战为背景的《罗曼蒂克消亡史》和《无名》在主流电影中显得颇为另类。16年前，《太阳照常升起》引发的争议，与程耳的两部电影引发的争议颇为类似，观众直呼看不懂。相较而言，《无名》的“非线性叙事”并不复杂，国内主流观众对非线性叙事的“谜题电影”“烧脑电影”不仅包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偏爱此类电影，如克里斯托弗·诺兰的《盗梦空间》（2010）、《敦刻尔克》（2017）、《信条》（2020）在烧脑程度上较《无名》更复杂，在国内上映后票房分别为4.96亿元、3.39亿元、4.56亿元，汤姆·克鲁斯主演的《明日边缘》票房也达到4.06亿元，就颇能说明市场对非线性叙事电影的接受度很高。
程耳的“环形叙事”受《低俗小说》影响。1989年吉姆·贾木许执导的《神秘列车》使用了环形叙事，但影响范围未超出艺术电影圈层。美国业界、学界公认的“非线性叙事”的回归标志，是1994年《低俗小说》的大放异彩。该片影响极为广泛和深远，“非线性叙事”成为低成本、质量佳的电影脱颖而出的艺术、商业策略。熟稔驾驭非线性叙事的能力，往往能够证明导演的才华，助推其进入成熟的商业电影制作体系，如日本的《遇人不“熟”》，中国的《疯狂的石头》《心迷宫》《大世界》等电影都采用了典型的非线性叙事，使得导演声名鹊起。《低俗小说》的影响范围还包括电视剧，如21世纪以来最成功的美剧剧集之一《绝命毒师》也深受其影响。
本文试图绕开“艺术与商业”“看得懂与看不懂”的“区隔”之争，回到《无名》这个“非线性叙事”的谍战故事，探讨其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抗战史、革命史的影像话语发展是否有增益之功。在观照非线性叙事问题时，由其作为叙事策略开始，落脚于文化征候，探讨非线性叙事承载主旋律电影题材及主题的负荷能力，并从形式的意味出发，分析《无名》中的非线性叙事是以文害意，还是道器同构、文质彬彬。
“吃饭”“暴力”场景缝织非线性叙事
《低俗小说》在片首开宗明义，将字典中对“低俗小说”（pulp fiction）的定义“包含华丽而庸俗主题内容，典型的粗制滥造的杂志或书籍”打出字幕。此举并非真的“自甘下流”，片中离散的内容、偶然性、角色的状态、场景与美国当代生活同构，用非线性叙事整合起来。
参照《低俗小说》，程耳执导的影片，组织的材料大都是“低俗小说”或“通俗小说”的性质。具体而言，在《无名》《罗曼蒂克消亡史》中，非线性叙事是程耳组织材料的核心定序原则，直接反映了其美学趣味、历史观念。程耳频繁使用稗官野史、八卦新闻混合并进一步演绎，生成电影的核心情节。这与《低俗小说》中大量关于美国流行文化和历史的离散内容相似。《低俗小说》中的离散信息驳杂丰富，乔纳森·罗森博姆总结了《低俗小说》中的离散信息：电视文化、戈达尔、功夫、硬汉派电影、霍华德·霍克斯、犯罪片、种族歧视、《周六夜狂热》、情节剧。6还有美国人参与的“越南战争”。《无名》中暗示或明示的信息有“军统女特务郑苹如”“双面间谍唐部长”“近卫文麿的儿子”以及汪精卫之死等，《罗曼蒂克消亡史》中映射了黄金荣、杜月笙、明星电影公司与黄金荣的关系、胡蝶与戴笠等素材。
程耳坦承自己非常喜欢《低俗小说》的导演昆汀·塔伦蒂诺7，《无名》与昆汀执导的《低俗小说》存在着明显的相似性，主要集中在三点：“吃饭”“非线性叙事”“历史性”。托马斯·埃尔塞瑟认为，“非线性叙事”除了是叙事策略，更是文化征候。8《低俗小说》在后现代的影像话语形态下，保持了对美国政治、社会、历史的严肃关切，通过“动作倒置”和“性别置换”9的符号矩阵，表达对美国历史中黑人文化被“偷窃”的历史的反思，批判了使女性经常遭受侵害的枪支和暴力泛滥的社会现实。而《无名》本身就是主旋律题材，主题指向性相当明确，抗战终将胜利，勇于牺牲、坚持信念的中共地下工是无名英雄。《无名》与绝大多数主旋律电影不同的一点是采用了非线性叙事，因此，考量《无名》的关键是非线性叙事是否释放出革命叙事的解放性的形式意味。
《无名》将最重要的一场戏：公爵后裔之死安排在片头，并分别剪开置于前半段和中段。而促成这段戏发生的剧情链条则是：因为对汉奸唐部长产生真情—导致国民党女特务刺杀失败被抓；何主任放过女特务；女特务感谢何主任，赠送给何主任一份留居上海日本要人名录；国民党与日本侵略者都想媾和，前者想通过卖国，集中精力对付共产党，后者想从中国腾出手来集中兵力于东南亚，再徐图后进；何主任决定通过刺杀日本公爵后裔，搅黄二者的谈判，让日本侵略者彻底战败且粉碎国民党的阴谋。无独有偶，这段核心剧情的发生，依赖一个与《色·戒》高度相似的故事内核，即女特务对汉奸产生了真情，导致行动失败。除了对电影《色·戒》的结局进行了“补充”或“改写”，程耳在《无名》中使用的这段根据历史事件生发的故事，与中国早期电影传统桴鼓相应，如中国早期电影根据“黄慧如与陆根荣”“阎瑞生”等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轰动一时。中国早期电影人总能根据旧上海各种光怪陆离的事件在第一时间将其改编成电影，郑正秋等具有人文关怀的电影创则能从中生发出改良社会的主义和良心。这是程耳从中国早期电影传统中继承的“低俗小说”传统。
除了环形叙事，《低俗小说》用“吃饭”缝合了生活场景与暴力场景，按照吃饭场景来划分，影片可以分为“在快餐店吃早饭遇劫”“讨论汉堡、吃汉堡”“在怀旧餐厅吃饭”“黑帮大佬买早餐被撞”“丰盛的早餐计划被取消”“吃吐司被打断”“在快餐店吃早饭遇劫”。有趣的是，每次吃饭（计划）都被突发的“暴力/死亡”事件打断，《低俗小说》是一部“吃不成饭”的电影。在《无名》中，女特务送给何主任的“名录”也是装在食盒里，正是何主任将女特务母亲送来的饭给她，打动了她，她才将如此机密的文件留给何主任，“一顿饭”成为改变历史走向的偶然事件。“吃饭”与“暴力”（死亡）一体两面，相伴相生，交替组成了《无名》的主要场景：片头叶先生与王队长吃早餐，即将出任务为日本公爵后裔收尸，二人聊日本侵略者残忍奸杀无辜少女，并杀害一家四口，将尸体投井。其潜藏的文本是，王队长不满叶先生食用自己的粉蒸排骨，暗示汪伪政权内的权力倾轧、尔虞我诈，为王队长奸杀叶先生未婚妻伏笔；何主任枪杀叛徒后吃粤菜食堂，作为广东人，他曾在广州大轰炸中死里逃生，此次何主任中共地下党的身份暴露，更多同志面临危险，原定的卧底计划需要变更，在此危难之际，家乡食物起到心理抚慰作用，同时也呼应了《罗曼蒂克消亡史》中的两句台词，“大概是不喜欢这个地方所以不想吃”“大概是喜欢哪个地方，就会喜欢哪里的菜”。对照之下，何主任明确表示不喜欢日本料理是因为敌我矛盾。日本轰炸机轰炸广州，收音机播报给飞行员的是今天的食单；日本侵略者吃羊肉汤，对应了日本侵略者用水泥浇杀中国工人，在侵略者口中，中国人民的命运如羊入狼口，羊肉在汤里的命运，通过对吃食的讨论，暗示了日本侵略者内部的阶级划分，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日本国民性进行了思考—一个日本侵略者在日本是农民，入侵中国后对待中国农民为何如此残忍，杀人之后还能如此若无其事，欢快地聊天吃饭？王队长一家吃醉虾，杀害叶先生的未婚妻，王队长做汉奸，众叛亲离，通过醉虾血腥、残忍的视觉暗示，隐喻了王队长对叶先生的嫉妒，通过杀害叶先生的未婚妻来发泄不满。何主任在日本侵略者和汪伪的饭局上摊牌自己是中共地下党，斥责日本战犯，何主任从容地从饭局上离开，暗示了行将末路的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政权内部的小算盘，他们都想给自己留后路，导致谁也不愿、也不敢动手杀了何主任。之后何主任与叶先生打斗、做戏，让叶先生取信日本人；叶先生在香港独自吃醉虾，杀王队长，王队长一家面对仇人而不自知，将其当作老乡亲切招待，充满宿命感。
《无名》《罗曼蒂克消亡史》中的“吃饭”场景如此重要，堪比“吃饭”在小津安二郎和布努埃尔电影中的重要性。程耳的解释是“拍杀人是无法使观众代入情境的，因为观众通常并不杀人。但是这些日常细节，很容易唤起观众的某种认同感，使观众迅速地融入到角色中去。我觉得这涉及到某种趣味，甚至是某种认知的高度，可能这部分才是最困难的”10。“吃饭”深度参与了角色塑造、隐喻暗示、死亡预示、情节推进。
价值升华或坠落
在电影史上，另一部“吃不成饭”的电影是布努埃尔执导的《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片中的饭局总是被暴力和各种意外事件干扰。超现实主义电影大师布努埃尔对于批判材料—资本主义社会的外交官、宗教、性、军队、婚姻制度、恐怖主义、警察—是以吃饭+梦境的结构来组织的，超现实主义的叙事方式是其材料的组织、定序原则。在资产阶级循环往复、违法变态、耸人听闻又衣冠楚楚的生活中，布努埃尔提取了再日常不过的“吃饭”作为电影核心的戏剧性情节，“日常一饭”成为不可得的奢盼，日常生活被电影开发出“革命性”的形式意味。
探讨形式，必然要回归生活与电影形式之间的互动关系。非线性叙事重回当代影坛，不仅是因为精妙的叙事结构，更因为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征候。在信息化的今天，线性叙事已然无法契合现代人的生活经验，普通观众的感受已经相当明显：永远有刷不完的抖音视频流，发不完的微信，碎片化的过载信息和信息茧房，已经形成了信息焦虑。面对实时更新的海量信息，“错过恐惧症”（fear of missing，简称FOM）成为普遍的焦虑心态；在一天的睡眠、工作、生活中，人们很难坚持一条线性计划感受时间，随时都可能被突然的微信、微博等APP提示，或者被其他信息干扰中断。在此意义上，重新审视《低俗小说》的环形叙事资源，在整合处理离散信息时展示了强大的整合力，看似烧脑的叙事，反而能集中观众的注意力。离散分心的素材、信息与吸引注意力的非线性叙事之间存在着观看的张力，并相辅相成，观看内容时的漫不经心、放松、惊悚、庄、谐等情绪的迅速、频繁转换，不可预知的偶然性的发生，庶徵谶纬、草蛇灰线的离散信息牵引；在理性层面，被叙事惊艳和启示，在反复观看、品味离散信息时，体会形式的意味。最终，《低俗小说》中主人公朱尔斯获得了近乎神性的超脱，他在一次死里逃生的“神启”中，金盆洗手退出黑道，最终成为一个西方宗教意义上的“牧羊人”。正是由于环形叙事重新组织了材料，观众才会在朱尔斯的选择中获得升华的超验感，非线性叙事起到了形式“祭司”11的作用。同时，在环形叙事的回溯过程中体会到文森特的宿命感。
《无名》的非线性叙事中，日军飞机上的军犬干净神气，广州大轰炸中断壁残垣中的瘸腿狗落魄不堪。在何主任循环往复的劝降动员的说辞中，观众听出些许差异，进而寻踪何主任真情实感的蛛丝马迹；叶先生取代何主任的位置后，相同的镜语暗示了二人可能相同的中共地下党身份。《无名》的非线性叙事，提供了更开阔的艺术想象空间，但也仅限于此。《无名》类似“戴着镣铐跳舞”。众所周知，在中国抗战的胜利叙事中，日本侵略者必败无疑；王一博作为流量明星，观众早早猜到他饰演的“叶先生”必然是正面人物。程耳在《无名》角色和叙事走向上闪转腾挪的空间无限逼仄，非线性叙事的整体意味几无发挥。
相较于《无名》，《罗曼蒂克消亡史》的发挥空间更大，作为民国上海杂烩式汇编：民国电影圈八卦、黑帮风云、妓女与乡下小子的艳情、日本间谍，这些素材观众并不陌生，在类型电影、小说或电视剧中都了解过，一眼打过去，也是“低俗小说”的质感。中国观众对“戏说”类影视，对稗官野史在传统曲艺、戏曲中的演绎并不陌生。但程耳的电影与戏说类影视不同，雅痞腔调感十足，毛尖称之为“美人”：“他镜头里的人物改变了‘美人’的定义，随之也改变了时代的气场，也改变了历史的走位。”12《无名》《罗曼蒂克消亡史》中，对于饮食、器物、角色风度都做到了显微镜下的切片式的细致呈现。如程耳所说，这两部影片“是民国往事，是民国的史诗，是对于民国的眷恋和缅怀”13。这种怀旧感，在一定程度上却消耗了非线性叙事打开未来的革命潜力，过早地关锁了非线性叙事敞开的意涵空间。
《无名》《罗曼蒂克消亡史》在处理材料时，更偏向于模块化叙事，在单场戏给出明确的意涵，每场戏的调性都是确定的，即挥之不去的“宿命感”。《罗曼蒂克消亡史》最终将价值收束在对民国的“眷恋和缅怀”上，却无法回避一个问题，即“民国真的罗曼蒂克吗？”14《罗曼蒂克消亡史》只有将叙事的中心视点落在黑帮头子陆先生身上，才会产生这种宿命感，而这种单视点的叙事与非线性叙事具有的解放能力是颉颃的。因此，在比较《低俗小说》与《罗曼蒂克消亡史》的形式意味时，能明确感受到《低俗小说》延展向多重文化空间的开放性和批判性，而《罗曼蒂克消亡史》的指向性则只有“宿命”。
《罗曼蒂克消亡史》与《无名》中都有相似的宗教的情结：《罗曼蒂克消亡史》中妓女家的墙上挂着一个十字架；片尾陆先生过安检时，举起了胳膊，再次构成了“十字架”。在宿命的捉弄下，旧上海的大资本家陆先生要救赎的是什么呢？似乎语焉不详。《无名》在表现被日本侵略者用水泥残忍虐杀的中国工人时，用宗教化的意象“羔羊”来隐喻类比，来代替常规主流影视话语中的“国仇家恨”是否妥当，或者说人道主义表述代替抗战史中的民族苦难是否合适，仍有待商榷。细考《无名》的镜语，羊羔出现在窗框构图中，而上一个窗框镜头则是日本寻水小队路过，从工人的视角望去，两个视觉主体位置重合，给人以莫名其妙之感。电影史上另一部镜语几乎相同的影片是德国纳粹“大屠杀”题材的《索尔之子》，在片末，短暂逃离的犹太人望向门外，门外站着一个小孩儿，意外发现和见证了这批逃离的犹太人。《无名》潜在地以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为参照，片中对于日本屠杀中国人民的残忍，都是通过对话、隐喻、升格镜头、关联联想等文艺化的手法来呈现的，李洋曾对“大屠杀话语”做过准确的描述：“几乎所有的大屠杀电影都致力于搏（应为‘博’，原文如此——引者注）得世界人民对犹太人受难的同情，这种同情基于一个抽象的人性假设：来自不同文化、地域、种族和文明的观众，可以通过大屠杀电影对最高的普遍人性产生认同，这个假设是美好的，但话语内部的矛盾并没有解除。”15对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大屠杀，新主流电影仍缺乏超脱所谓“普适人性”的有效表述。《无名》作为新主流电影，在该方面的文化自觉及影像话语依然欠奉。
《无名》中另一段呼应德国纳粹和犹太人历史的则是片尾叶先生诛杀渡部。在昆汀执导的《无耻混蛋》中，美国刺杀小队在纳粹头顶纹上纳粹符号，如此一来，即使战争结束，纳粹也无从遁形，将永远接受人们的审判。《无名》中，亦有类似的台词，叶先生杀死渡部时，说他不能脱掉军装，这样人们才能从人群中识别这个战犯。渡步的临阵退缩与叛徒张先生的软弱，首尾呼应，分别被叶先生和何主任诛杀，再次构成环形叙事。《无名》延展出对于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清算话题，在将来仍有展开的空间。
总体而言，《无名》《罗曼蒂克消亡史》对非线性叙事的使用结果，仍是给观众传输单向的信息流（uni-directional flow），缺少塔伦蒂诺、布努埃尔电影中倒置、繁复的符号矩阵所带来的革命性力量，未能在传统的线性主旋律电影话语之外，开创与革命内容同构、具有革命性的形式。
1 “不按时序展开、主要角色有着不清晰的目的或者目的的缺失、叙事片段的强有力的在场（这个叙事可能并不是关于核心角色）。这么说，非线性叙事彰显着创作的自由度，他既可以决定角色的命运，也可以和观众产生对话。”参见托马斯·埃尔塞瑟：《非线性叙事的回归/转向：反事实历史和环形叙事》，张振译，《当代电影》2020年第4期。
2 念芜：《〈无名〉为何争议大》，虎嗅微信公众号2023年1月27日。
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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