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承认，《长安三万里》是一部制作精良的动画片。无论从视效风格、镜头设计，还是人物塑造和文化铺排上，《长安三万里》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准。尤其当我们热衷放大类型电影前的“国产”二字时，它的这些优点就变得熠熠生辉。豆瓣开分8.0，虽然有点惊讶，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不难看出，追光在这部动画片上投入了大量成本和心血，人物动作的调度华丽，大场面画面十分精美，动画制作可以说是又一个国内顶级的工业标准。更难得可贵的是，影片以唐代诗人为主要角色，插入了大量的基本史实和文化细节，以盛唐的气势恢宏为刻画对象，在近三个小时的篇幅里，不遗余力地呈现壮丽繁盛的文化图景、暗流涌动的历史变迁，以及人物命运的颠沛起伏。而李白，这个被视为盛唐文化标志的诗人，在片子里呈现出超出课本认知，更为立体、多面的形象。
这样看来，我们不应怀疑影片制作的初衷和野心。但在这些团队制作、工业流程的优势外，却暴露出更多的罅隙蠹弊和捉襟见肘。
我们继续从李白说起。
在《长安三万里》里，我们能看到一个复杂的李白形象。他生性豪放，喜爱游历交友，才华横溢，挥金如土；同时又汲汲于功名，因自己是商人之子，无法科举考制，便四处投诗，为自己举荐，写了大量歌咏权贵的诗作。他拥有自己的诗歌风格，却又欣赏全唐的诗歌佳作，倒背如流。他逢人就觉得有才，但闻知黄鹤楼上崔颢的诗篇及其出身，又露出雄竞不得的表情。他终身热衷宦海，但在真正入幕后，却表现出政治幼稚的弊病（电影中将李白投靠永王璘作如此表现）。
这些矛盾的细节都部分真实地存在于历史人物李白身上。可以相信，《长安三万里》对这位中国历史上最功名卓著的诗人抱有野心。它想还原一个全面、真实的李白形象，又不提供任何负面见解，保留对人物性情、诗才的充分肯定。于是，电影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把这些矛盾、复杂的面向整合在一起。
它采取的方法是符号化。
影片找到了一个巧妙的视角讲述故事。宦官找到剑南节度使高适，询问他与李白的交往。高适在胡人进犯的当口，回忆起自己颠沛流离的生涯。虽然高适是主人公和讲述者，但他的生平遭际始终围绕李白及其周围的圈子展开，高自己的升迁贬谪变成了背景色。于是，整个盛唐的文化圈，尤其是它的核心李白，通过高适的视角和叙述呈现在银幕上。
这种处理方法的便捷之处是，编剧无需再想办法去弥合、缝补李白形象的裂隙和矛盾。高适和李白的相逢被叙述成一场传奇的遭遇，叙述者意外地撞到了这个与自己迥然不同的人，他的谈吐，他的作风，他浮夸华丽、无法理喻、时而可笑、又令人憧憬的形象，成为一种景观，遭受高适和观众的观看。我们看到了李白的多种面相，就像欣赏几处名胜风景，至于景区之间的关联是无需理解的。影片没有告诉我们李白为何呈现出这些不同的面向，高适也不理解。因为这个人无论性格还是出身，都与他太过不同，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时刻都呆在一起。
于是，我们看到了高适与李白一次次碎片化的相逢，借此也看到李白一场场碎片化的表演。他在楼上喝酒，在船上扔钱给女人，他到了这个地方又到了那个地方，似乎不怎么费劲就得到了许多声明，和达官贵人呼朋唤友。
有一场戏让人印象深刻。李白到长安后逐渐发迹，官任翰林，写信让高适来京城找他，帮他谋职。结果高适跟着杜甫找到酒楼，发现李白正和几位朋友一起喝得烂醉，忘却了自己的许诺。
这是一个让人无法忘却的桥段。几个不同官阶的人坐在一张酒桌上，李白依次向高适引荐，大声念出他们的title。这些中年男性应和点头，互相吹嘘彼此的才华和功名。他们走到空中的木板上，玩对诗游戏，命令楼下的胡姬把舞跳得快些。
这个场景在影片中被刻画得极其油腻。他们的市侩、庸俗，彼此间惺惺作态地吹捧，对官本位膜拜，并且物化女性。似乎我们今天司空见惯的酒桌文化，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开元天宝就已经达到了成熟形态。
这样的细节在片中大量出现：李白在船上丢钱给歌女；文人们卖弄才华讨好玉真公主，乞求一点官爵；以及大量空洞的吹嘘，廉价的笑容，断章取义缺乏语境的诗章。
在这里，影片借由高适的视角试图掩盖的裂隙再次被撕裂。一方面是高适视角下感到不适、想要离开的李白及其圈子；另一方面，是作为表象的诗歌和盛唐。二者间存在巨大的鸿沟，我们无法知晓影片的立意是想别出心裁地批判李白等人“隔江犹唱后庭花”，没有现实报复和政治能力，空求功名；还是想说，高适，这个不姓李的外省男孩，没落贵族家庭，无法融入京城文化圈，你看长安的文化何其伟大。
这种断裂的产生不是因为影片想要提供一个立体的李白形象，而是在这个野心的基础上，片子不敢对那个旧有的李白符号和文化崇拜造成丝毫冲击。
事实上，李白在长安酒楼放浪形骸有史可稽。走终南捷径的日子里，李白写过歌咏唐玄宗的《明堂赋》和《大猎赋》，歌咏玉真公主（一说及其丈夫）的《玉真仙人词》和《玉真公主别馆》。在贺知章和玉真公主的帮助下，他见到唐玄宗，大谈自己的理想抱负，却只得到陪皇帝写诗作乐的御用文人职位。
李白愁苦于自己的抱负无法实现，也碍于京城官场谗言，便破罐破摔，“始纵酒以自秽”。最终被皇帝赐金放还，入了道门。与影片中那场油腻的酒桌戏不同，我们可以想见现实的李白在京城文化圈里的愁苦愤懑，对官僚集团牢骚满腹。
在这里，我们需要清楚两点。
第一，这种断裂并不是要还原历史真实。且不说一切还原历史的企图，都会为其所用语言的当代性破灭，历史本身也是不可考的，我们永远无法回到第一历史，而只存在对历史的叙述，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史学都是文学，而所有的历史演绎，都无可避免地加入了创当下的情感取向和政治意识。
事实上，《长安三万里》虽然建立在基本的史实之上，却并没有显示更多还原历史的企图。以开篇高适和李白的结识为例。电影里，李白丢了一批棕色的马和行囊，却错把高适的白马当成自己的，二人展开一番武艺较量，发现误会后，共同打败敌人。自此，作为才华代表的李白一直鼓励、提携高适，后者则表现出才华匮乏、勤能补拙的形象。
但在历史上，李白是在与杜甫的共同漫游中，遇到了插草卖剑的高适。并且杜甫先于李白，曾与高适见过面，在相国寺前认出了高适。此时李白已经获得显赫声明，并且听过高适作的《燕歌行》。
两相对比，可以发现，《长安三万里》更多是基于电影工业的标准进行改编，制造偶遇巧合，突出李白和高适交往的主要线索，并放大唐代诗人习武的说法，融入大量动作戏。与叙述历史的野心相比，更多的是工业流程和票房展望。
第二，这种断裂也并非浪漫主义。文学史上，我们乐于把李白和杜甫的不同风格作“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区分。但这种命名是西方文论话语流入后，后见追溯的结果。在恩格斯看来，所谓“浪漫主义”来自对启蒙思想所许诺的理性社会的失望和讽刺。浪漫派文学不仅仅是只夸张华丽的语言，它们往往具备革命性力量：在法国是法国大革命，在英国是哀婉乡村破败，发出对现代工业城市的诅咒，在德国则是“狂飙突进”。但《长安三万里》所表现的，却罕有革命的痕迹，更多是对“才华”符号本身的颂扬，是作为本体论的盛唐，所谓“浪漫”，更多是对诗人主体及其背后政治体制的颂扬。
于是，《长安三万里》割裂了“浪漫”与历史语境，我们看不到这些表象的成因和深度，只是借由高适的眼睛，走马观花地浏览一番作为表象的图景。这些去语境化的图景孤立地耸立在文本中，成为诸多景观。它们丧失了真实的个性与所指，变得像那些遭到乱用的诗歌一样，油腻地包裹住整部影片。当我们看到李白投奔高适，对着窗户背诵《静夜思》时，有谁不想对这份做作和自恋说一句恶心呢。
与李白及其圈子不同，叙事者高适作为一个异质者融入这个故事中。他皮肤较黑，目光呆滞，年轻时口舌笨拙，直言直语，空有一身武艺，脚踏实地，没有半点奢望。他与李白及其圈子形成鲜明的对比，在酒楼上看到京城文人嬉戏，他转身就走。虽然影片的断裂没有说明，但这个转身为我们提出了另一种想象空间，一种迥乎不同的批判尺度。似乎高适意识到他们的油腻，想要踏踏实实地做点实事。然而，高适的故事提供的是什么呢。
在电影开篇，宦官拿着圣旨来到高适营帐，高即表现出高度的忠君爱国热情。在他的叙述里，他与李白汲汲功名的价值尺度是一致的，不同的在于路径。尽管一生颠沛流离，屡遭现实打压，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野心。在高适对自己仕途和时局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与当局的高度一致。
历史上，“安史之乱”发生后，高适官拜左拾遗，转监察御史。后随玄宗出逃，马嵬兵变后，玄宗怀疑儿子李亨是主谋，父子分道扬镳，高适随玄宗前往成都，擢谏议大夫。但李亨称帝后，高适投奔李亨，即唐肃宗。李亨的弟弟李璘心怀不满，招募重兵，想要效法东晋。在李亨看来这是叛乱，于是任高适为淮南节度使，讨伐永王璘。
事实上李璘并没有那么坏，至少在李白看来，他的军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李白也把自己投奔永王的行为视为某种爱国主义（《永王东巡歌》）。而在肃宗死后，儿子代宗李豫也为李璘平反（762年）。
但在影片中高适叙述里，玄宗与肃宗的裂隙被悬置了，尽管先后得到过父子二人的提拔，他却自觉地站在了胜利者肃宗的立场上，把永王璘称为谋反。而对于肃宗宠幸的李辅国和张皇后，他也再次站在了后继者代宗的立场上，称他们为奸佞，却从未涉及对任何一位掌权者的批评。
在这里，影片刻画了一个高度体制化的社会——就连太监也是要看师门的——并通过高适的讲述话语，树立了唐朝历史叙述的权威。他严格遵照官方的立场要求，淡化一切历史的模糊点，将自己的利益归属描述为皇帝不可撼动的地位，并把与自己站在不同利益集团的李白塑造成一个政治幼稚的形象。其背后是一套成王败寇的价值观，以及对前朝弊病避而不谈、牢牢把握自己当下既得利益的实用主义智慧。在这个层面上，老年的高官高适走向了另一种油腻。
在高适和李白之外，我们还看到杜甫、张旭、王昌龄、裴旻、崔宗之等众多唐朝文化名人。但和那些乱用的诗句一样，他们的出现基本都是违背史实的，只是作为彩蛋添加在影片中。当一个熟悉的诗句和人名出现时，我们会敏锐地捕捉到那个符号：噢！是这个，我知道！这就是大唐啊！后排的孩子还会乐此不疲地背出诗歌后句。但是仅此而已，他们仅仅是符号。
《长安三万里》中出现的多数诗句都是义务教育阶段要求背诵的。无论高中选了文科还是理科，无论大学学了什么专业，或因为地区教育的不平等，文化水平仅仅停留在某个阶段，我们都会知道，就像我们都会买电影票一样。
然而，义务教育阶段的老师不仅仅教我们背《静夜思》，他们还教授了一些价值判断的标准。无论是否以身作则，没有人会教孩子去油腻。这正是《长安三万里》的悖论，也是它的聪明所在。它兜售给我们作为表象的中国文化，以一些耳熟能详的诗句，勾起人们的亲切感，但同时却抽空了文化和教育的内核，代之以世俗成人世界的耳熟能详。
《长安三万里》找到了当下文化产业的销售秘诀：符合世俗的平均取向，让观众自满，不要出现一丁点惊世骇俗的痕迹，不要让人不适。这或许是一种国产动画片艰难成长的曲折路线，是文化自信的起步方法。但我们更需要那些艰深、晦涩、具有冲撞力量和颠覆野心的电影。文化和历史从来不曾是油光水滑的。市场的宗旨是服务顾客，但艺术的目的应该是让世界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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