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风先生：就“汉奸论”与学者刘仰商榷

 近日，在《环球时报》，读到北京知名学者刘仰的一篇文章“骂别人汉奸的时代已过去”，刘仰先生是左翼熟悉的的爱国学者，在该文中， 刘仰对于某网站（显然是指乌有）发起了“当代十大汉奸”网络评选活动十分不感冒，故而痛斥之。

姑且不说这样一个评选活动只是正义之剑网友个人搞的，发表在乌有网站上的（乌有的编辑在正义之剑的文章中已经加了按语说明），根本谈不上什么“某网站发起”，极右派在新浪微博和境外媒体上将此事强加给乌有，企图借以丑化攻击乌有，经常光顾新浪微博的刘仰先生显然也被误导了。笔者只想就刘仰先生的文章问问，什么才是刘仰心中的汉奸！

刘仰认为“汉奸”即“出卖国家利益”，或者“通敌”或“叛国”，才能叫做汉奸！特别是“通敌”或“叛国”，只有国与国之间有明确敌对关系时才能成立。当今中国，国与国之间明确的敌对关系并不存在，顶多只有敌对意识存在，所以要谨慎使用“汉奸”一词。

如果按照刘仰上述表达，那当今的南方系是绝对算不上汉奸的，南方系凤凰网虽然与美国主子勾勾搭搭，但口口声声依然在叫喊维护南海利益！同样，秦桧、汪精卫等也不应称之为汉奸，秦桧、汪精卫虽然也分别与大金、大日本勾勾搭搭，但客观上也维护了本国利益，特别是秦桧同志，绍兴和议两国和平百余年，使得大宋国与大金国之间明确的敌对关系不复存在，顶多只有敌对意识存在罢了，所以我们对于秦桧同志要谨慎使用“汉奸”一词。

但是，刘仰特别表示，历史上将秦桧、汪精卫等称为汉奸是正确的。从刘仰对于汉奸的定义来看，显然与这句话是矛盾的！刘仰将秦桧、汪精卫称为汉奸，不过是对于传统说法的因循罢了，实际上是缺乏自己的思考的！宋史白看了！

刘仰还写道，印度很少有“印奸”的说法，是因为印度太弱，不像中国，即便被外族打败，文化依然强大。对此，笔者也不能赞同，儒家没有扩散到印度，倒是印度的佛教扩散到了中国，至今树佛像不绝，我们拿什么证明比人家文化强大？当今中国，传统文化被鄙薄，被轻视，被扭曲，被压制，到了非西方文化不自由，不民主的时代，遍地都是文化洋奴，我们还高谈阔论什么自己的文化强大。

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很明显，知识界文化界依然并不清楚！

刘仰最后表示，确认“汉奸”的前提之一应该是明确的战争状态。此外，在国际关系正常化的大背景下，确认“汉奸”需要有明确的卖国证据，否则就应该慎重，不能仅凭观点和感情就给人随意贴上“汉奸”标签。

笔者认为，等到真打起来了，有了“明确的战争状态”，就什么也来不及了！作为草民，那些人通敌卖国的证据现在未必能够拿到，这本是政府的职责。但那些人的言论行为，客观上对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已经造成了实质性的巨大威胁。欲灭其国，先灭其史。南方系媒体精英现在干的不正是这个勾当吗？网友已经有大量揭露南方系罪状的贴文，笔者在此不需再一一赘述。

笔者认为，批判汉奸，实际上是在批判其汉奸意识、汉奸思想，使其反思，使其猛醒，提醒其思想越线了，已经有损于民族的未来了。使其快速反正，这才是批判汉奸的意义！

而并不是真的要打倒其人的肉体，他们都是我们亲爱的同胞，“要文斗，不要武斗”，武斗不是治病救人，惩前毖后的做法！但是，真要到了有“明确的战争状态”的时候，依然在吃里扒外，那就必须要不客气了！

抗日战争时期，张自忠将军也曾经被舆论贴上了“汉奸”的标签，后来，张自忠以慷慨战死明志，证明自己不是汉奸！朝野惜之！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但针对汉奸意识的批评是不能没有的！只要国与国之间的明争暗斗还存在，它就有理由存在下去！

（谨以此文，与刘仰先生以及众网友共同探讨！或有得罪之处，请海涵！）
 

编辑补注：刘仰先生博客原文

慎用“汉奸”一词

    某网站发起“当代十大汉奸”网络评选活动，该活动由网站提供18名“汉奸候选人”，再由网民投票产生。组织、程序的公正性问题暂且不说，网站决定18名“候选人”已经有少数人先入为主的倾向性，我并不赞同这一做法。因为它首先牵涉到“汉奸”的定义问题。我认为“汉奸”的定义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出卖国家利益”，再明确一点，便是“通敌”或“叛国”，前者稍宽泛些，后者基本上是在国与国之间有明确敌对关系时才能成立。
    因此，历史上将秦桧、汪精卫等称为汉奸是正确的，因为那时的确存在国与国之间的敌对关系。对于当今中国来说，国与国之间明确的敌对关系并不存在，有敌对意识存在，这很正常，而且，敌对意识也很难永久性地消除。如果要细分，敌对意识也有不同的形态。一是意识形态上的，这的确有你死我活的意思；二是国家利益上的，未必全是你死我活，也有可能共存。后面一种因为商业社会的竞争，有时也非常残酷，但确实容易与意识形态上的敌对相混。在只有敌对意识或残酷竞争而没有明确敌对关系时，使用“汉奸”一词，我认为应该谨慎。例如，商业间谍能否称为“汉奸”，值得商榷。该网站在这一活动的后半段，将名称改为“评选当代十大文化汉奸”，多少体现了这种思考，但依然有滥用“汉奸”一词的倾向。
    痛恨“汉奸”与“汉奸”现象的存在是并存的，这一现象在中国有自身历史的特殊原因。国与国敌对关系或战争状态下的“汉奸”现象，在其他国家也有，例如美国独立战争时也有“内奸”、“叛国”一说，似乎可以称为“美奸”；纳粹时期，犹太人有“犹奸”，法国也有“法奸”等，性质上与宋朝的秦桧、抗日战争时的汪精卫之类等“汉奸”大同小异。
    非战争状态下的“汉奸”现象，在中国比其他国家更加突出。用印度做一个比较，为何印度很少有“印奸”的说法？因为，印度太弱，成为殖民地后，社会上层领导权力几乎全部被西方人掌握，印度人只有顺从或反抗两种选择。中国的不同在于，中国历史上即便被外族打败，在文化上依然比较强大，外族很难在上层所有权力领域彻底掌控中国，由此，不得不借助部分汉族人来实行统治。这一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宋朝时期就有很多，辽国或金国都有大量汉人掌握高层权力，元朝、清朝也一样。这一现象中有些人被称为“汉奸”，有些人则没有，关键在于，在非战争状态下，元、清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中原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中国近代历史中，上述历史现象发生了重大转变。鸦片战争后，中国在军事上被西方打败，西方难以像控制印度那样彻底掌握中国的高层权力，由此便出现了“买办”阶层，他们是西方间接控制中国的特殊阶层。由于西方未能像元、清那样接受中国文化，反而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将中国视为低等、劣等民族，因此，“买办”阶层成为近代中国与西方关系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它也成为最容易诞生汉奸的沃土。买办阶层既需要维护自身利益，又要维护西方的利益，他们维护自己的利益又要借助西方力量，因此，买办阶层表面上声称维护本民族或国家利益，实际上则与西方暗通款曲，出卖本国利益，这是广大中国人将他们当作“汉奸”加以痛恨的本质原因。
    当今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与西方的关系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意识形态上的敌对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将中国视为劣等民族的西方傲慢仍在延续，新的买办阶层也还存在，但毕竟与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在这一形势下，将这些新的买办阶层或者替买办阶层说话的人都称为“汉奸”，未必合适。我认为，定义“汉奸”的基础还应该是明确的战争状态，在国与国之间已经关系正常化的大背景下，确认“汉奸”则需要有明确卖国证据，否则，就应该慎重。不能再像战争状态和半殖民地奴役状态下那样，仅凭观点和感情就给人贴上“汉奸”的标签。

    网络评选汉奸活动可以看成是左右派交锋的一个行动。我一直尽量避免左右派提法。以“汉奸”来说，左右派都有可能出汉奸；反过来，左右派也都有可能出坚定的爱国者。因此，西历2011年间，左右派的交锋热热闹闹；声称超越左右、达成共识的活动也不少；有人甚至认为去年一年间左派终于占了上风。我认为，这一机械的划分并不有助于认清现实。更贴切的说法应该是，维护中国国家利益、认清本国利益与世界一体化关系的舆论占了上风。就理论概念来说，注重国家利益的，其实属于右派，提倡世界主义、普世价值的，其实才是左派。时下风行的左右交锋、谁胜谁败的结论、未来中国向左向右的猜测，常常只能让人更加糊涂。

注：本文刊于《环球时报》，刊出时，标题改为“骂别人‘汉奸’的时代已过去”，我觉得标题改得不太好，容易被误解为“永远过去”，但我想说，它很有可能回来。虽然当前中国还能保持和平，但战争的威胁始终存在。此外，《环球时报》刊出本文时也有删节，在此贴出全文。

《环球时报》删节改标题的文章：

骂别人“汉奸”的时代已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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