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4月25日，茅于轼沈阳声称剥削创造财富，遭到王新年当场质疑;5月4日，茅于轼原定长沙讲座因各地红色网友声势浩大的反对阵容而取消。茅于轼的本质早已被人民群众识破，而就在5月8日，南方系媒体《南方都市报》“专访”茅于轼，公然为其做正面宣传。(原文链接：《茅于轼：很多糊涂的人，还想走过去的路》，http://news.nfdaily.cn/content/2013-05/08/content_68425635.htm)今天的乌有日刊，重发几篇老文章，用茅于轼自己的言论再揭其嘴脸。
（注：本文发表于2007年。对茅于轼以及南方报系的部分看法本站并不认同，但其批评茅于轼《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文章遭到南都封杀、此前因批评吴敬琏而与南都编辑部关系紧张、最终终止与南都的合作的事实告诉我们，南方系口中的所谓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到底是什么样的自由?）
茅老是好人，但难道不能批评吗？
——我为什么终止和《南方都市报》的合作
我最近终止了和《南方都市报》的合作。这一决定不能说不痛苦。多年来，我和该报合作甚为融洽，一直将之视为在中国最为敢言的报纸。该报评论版的编辑，个人素质在中国报业中也可谓鹤立鸡群，我一直十分珍视和他们的关系。我最终决定终止合作，乃是在于他们违反了合作的诺言和言论自由的基本原则，封杀了我批评茅于轼的稿件。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中国目前最开明的媒体，对言论自由也未免是叶公好龙，由此也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媒体是否有既得利益?媒体监督社会，那么谁来监督媒体?媒体应该有什么样的自律?为了帮助公众和媒体思考这一问题，我不妨将此事的前前后后作一个交代。
不久前，我给《南方都市报》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为富人说话能为穷人办事吗?”矛头指向茅于轼不久前在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众所周知，茅于轼先生最近频频出来为富人说话。前一段说先保护了富人的利益才能保护穷人的利益，富人的赚得第一桶金，也许不干不净，那是没有办法的事。在这篇文章中则又声称：“我愿意为这样的富人说话，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我个人得到他们什么好处，而是考虑全社会的利益。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社会上有了一些富人就变成众矢之的，就被剥夺，被侵犯。这一传统几千年没变，而集中反映在解放之后到文革结束这段时期。其结果大家知道，就是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穷人国。”
我在文章中，主要指出了茅文的几个事实错误。第一，中国并没有“穷了几千年”。相反，中国在工业革命前的大部分时间，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宋代时，人均GDP也比欧洲高出许多。第二，中国后来的穷困也并非是因为仇富。亚当.斯密十八世纪末就观察指出：中国已经富到头了，不可能再往前走。理由之一，就是贫富分化太大，有钱有势的人得到了十足的保护，穷人则一点保护也没有。而且历史也证明了亚当.斯密的预言。
当然，茅于轼编造出“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的话来，也并非出人意料。第一，他的一切知识，都是从我们二三十年前的教科书上抄来的，自己已经被洗脑。第二，则是出于他“为富人说话”的需要，要把屎盆子扣在老百姓的头上。所谓“仇富”导致贫困之说，任志强早就说过。我也早作了反驳。你看看有几个中国人恨姚明?他不过就是能把一个球装到筐子里，怎么能富成这个样子?事实上，对此中国的老百姓并不在意。相反，大家都是他的粉丝、以他为荣耀。中国的老百姓对于正当得来的财富从来不仇恨，仇恨的是不义之财。有些正当致富的人权利得不到保障，其实和一般小民百姓的权利也得不到保障一样，是我们国家法治不健全之过，怎么能让同为受害者的老百姓担当责任?“先保护富人”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不是一回事。市场经济如同体育比赛，在同样的规则下，总有胜有负，有金牌银牌，有刘翔、姚明，也有生活无着落的末流运动员。在这个意义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然合情合理。但是，如果你说规则应该先保护那些跑的快、个子高的人，那还有公正的竞争吗?如果法律将富人优先保护起来，穷人则等而下之，难道穷人不该仇富吗?
这就是我的道理。我还告诫《南方都市报》，请名人写文章应该负责。茅文通篇没有证据，信口开河，“先保护富人”、“为富人说话”这类刺激性的语言，在当今社会公平问题严重的时代，对穷人有侮辱性，降低了我们社会的道德准则。比如，在美国的媒体上，你很难想象有知名人士会这样说话。如果有时有人不小心这样说漏了嘴，也会招致全国的抗议，要不停地澄清、道歉，有的甚至为此丢了工作。我们的报纸有保护弱势的责任，不应该纵容这样的言论。
编辑部当然对这样的观点不认同。编辑部主任特别给我来了封信解释说：“茅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学人与长者，是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他所创办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坚持以民间的立场对国内政策发言，对政策之下弱势群体的利益有积极的代言与争取。尤可贵的，是茅还能做到知行合一，最为国人所知的，是他在国家并无政策支持的前提下，拿出自己的资金来积极试验中国的扶贫项目，他先是在山西吕梁地区试验‘小额贷款扶贫项目’，因而被称为中国的尤努斯，这项投入持续至今。此外他也同样拿出资金来开办保姆学校，收费低廉却坚持亏本经营……”因此，他认为我在道德上对茅于轼提出严厉的道德批判，让他们无法接受。另一位编辑也回信说：“茅于轼不是不能批评，但不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给人家扣上一顶既得利益代言人的帽子，我认为是非常不妥的。薛兄如果偏要这样行文的话，恐怕不仅光是我们不发，如果有媒体就这样发了，那是编辑的失职。我去过茅于轼家，他就住在北京那种破旧的老房子中，茅于轼所举办的小额贷款，帮助了很多穷人。人家是在脚踏实地的为穷人做事，如果没有证据就攻击他，我认为有失厚道。”
这番解释不能说不诚恳，但很难让我接受。茅老是好人，这我愿意相信。但是，难道好人不会说错话吗?难道好人就有说不负责任的话的特权吗?好人说错话，报纸就有为贤者讳的道理吗?我接受的基本学术训练是：只认文字不认人，看见错误观点就批。我不会查三代后再决定是否批判。另外，那位编辑说我“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给人家扣上一顶既得利益代言人的帽子。”言下之意，我是个红卫兵了。这其实才是一顶不小的帽子。可是我一查我的原文，清清楚楚写着我读了茅的文字后“很难让人相信他‘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没有得到富人的好处。学者讲话，观点自然可以有不同。但是，如果刻意歪曲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人们就要问其动机为何了。”一句话，我因为他错得太离谱，觉得他的话不能令人深思，而怀疑他是否有些什么动机。可见，《南方都市报》连让人家表示怀疑的权利也不能容忍。其实，茅于轼最近接受记者的谈话，已经为我的怀疑提供了证据。他先说许多富人是靠经营个体经济奋斗上来的，是创造财富的英雄，不象国营企业，有各种背景和优惠。这我当然同意。但是，他马上举出一个例子，把声言不给穷人盖房的任志强描绘成这样创造财富的英雄。难道任志强不是既得利益吗?茅于轼把富人说成英雄可以。我确实相信有许多致富的英雄。但是，放着那么多个体户他不提，单提一个国企的老板，难道不是在为既得利益说话吗?人们不能对此“怀疑”吗?
这是我和编辑部以及这些主流经济学家的一个根本不同。不久前我批判吴敬琏，编辑部就很不高兴，闹得大家的关系很紧张。其实，在意识形态上，我和吴敬琏一样是市场派。我所不理解的是，这么一个拥护市场经济的人，为什么不为街头巷尾的个体摊贩说话，而跑到国营企业当独立董事?茅于轼也是一样，要说富人是英雄，怎么不拿一个贫穷中起家、忍辱负重致富的小生意人作例子，而非要举出一个高干出身并在国营企业当总裁的任志强?
其实，说了这么多，编辑部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两位经济学家不代表既得利益。不过，编辑部至少应该尊重别人不同的想法。你在网上作个民调就明白：如果你为任志强说话，多少人会说你不代表既得利益呢?再举个例子，你看美国的选举，政敌之间，永远会攻击对方代表既得利益。你找不出一个政治家不被贴上既得利益的标签的。难道你能以一句“缺乏证据”为由，不让大家说这样的话吗?
也许是因为在国外住久了，我和国内的编辑打交道，常常有些不适应。有时觉得他们简直不知道自己是老几。比如，一次一个编辑退我的稿件，理由是对美国的描述不对。我问她：“你在美国生活过一天吗?”“没有。”我并不是说我一定比她高明、正确。我只是想说，她对美国有自己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她没有道理说她一定正确，我的观点连上版的权利也没有(这是约稿)。毕竟我不傻不苯，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我的观察和她的印象不同，总还有点参考价值吧?茅于轼的问题也是一样，我不坚持我一定正确，我也不强迫别人接受我的观点，但是，不同意、不接受并不是封杀的理由。
我在批评吴敬琏时，因为和编辑部闹得很紧张，就对他们提出一个合作方案，以《纽约时报》的专栏制度为基本模式。众所周知，《纽约时报》是左翼报纸，但多年来一直有右翼的专栏作家。专栏作家的观点当然会不断和编辑部发生冲突。但是，编辑部只能根据专栏作家的总体水平决定是否开这个专栏。一旦开了专栏，就不能毙稿子，以保证发出不同声音的权利。这也是美国报纸的普遍规矩。据我所知，这个规矩仅在前几年破过一次，闹得满城风雨，形同丑闻。我据此和《南都》交涉：你们觉得我的稿件质量总体上可采，就用我的专栏，但不能在我的文章中只挑你们喜欢的东西。我当然知道中国的国情。季羡林先生活了快一百岁，也悟出个道理：“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如果我有些话不合上面的尺度而被枪毙，我无话可说。但是，如果因为我说的话编辑部不高兴，编辑部无权退稿。编辑部也接受了这样的合作模式。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君子协定。
老实说，我对其他报刊，从来没有提出过这样的要求。和《南都》提，是因为我一直把他们看成是中国第一块言论版。如果他们也不能坚持这种言论自由的原则，那我就不要再做这个言论自由的梦了。我一直把《南都》的编辑，当作和我一起追求言论自由、推动中国进步的同道。可惜，这样一个简单的原则，居然几个月也坚持不住。导致了今天合作的破裂。
讲到这里，我不得不再次引用那位编辑的话：“茅于轼不是不能批评，但不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给人家扣上一顶既得利益代言人的帽子，我认为是非常不妥的。薛兄如果偏要这样行文的话，恐怕不仅光是我们不发，如果有媒体就这样发了，那是编辑的失职。”言下之意，中国应该讲舆论一律了。这位编辑在业内是素质相当高的，竟也在这里撞墙。可见我们的社会一些潜规则或者显规则，对人们的心灵毒害多深!我在美国住久了，看共和党一天到晚说希拉里代表利益集团，民主党一天到晚说布什代表利益集团。这些也许都是政治偏见。你发出任何声音，都会发现有人激烈地和你唱反调。相反，如果只有一种声音说话，发出不同的声音就等于“编辑的失职”的话，我们还有自由吗?茅于轼自己也说：“骂我也可以的，但是不要谩骂，那样没意思。如果骂我能讲出道理来，我很喜欢的。”我不妨将我“骂”他的文章贴出来，让大家看看是否是“谩骂”，是否一点道理没有。
我批评茅于轼的这篇文章，当然不是面面俱到之作。因为指出其基本的事实错误就占去许多篇幅，剩下的仅够作为一个引子，希望能导向对贫富问题的深入讨论。可惜，《南都》的封杀，使这种健康的讨论很难进行下去。我在文章中曾有一句提示：“如果你说穷人创造不了财富，这一观念一旦被接受，穷困就会世代化，贫富就会遗传。”这句话，本身希望在贫困问题导引出一些国内知识界和媒体没有意识到的面向。看来编辑在读稿件时，对这句话下面的深意毫无意识。
茅于轼积极扶贫，当然比关在屋里高唱“海晏河清”的文化偶像要人格高出许多。我当然也对此表示敬意。但是，如果认真检讨自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以来美国对贫困开战几十年的经验，我们就不难发现，茅于轼所谓的“先保护富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理论，至少会好心办坏事。美国这方面的研究汗牛充栋。到了九十年代，大家基本达成一个共识：如果你把富人当作创造财富的人，把穷人当作需要帮助的人，把各阶层这样脸谱化，你就会在穷人心灵深处塑造一种被扶助的情结，降低了他们的自尊和自我期待，培养了他们对救济的依赖，最后使贫困固定化、世代化。也就是使贫困遗传。所以，到克林顿时代，才有两党合作下对福利制度的改革，逼着穷人摆脱对福利的依赖，最后大大降低了贫困率。“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理论，实际上也如同“伟大社会”时代一些自由派的理念一样，充满了精英主义那种居高临下的心态，以为某些人是创造财富的，需要保护;某些人是需要帮助的，要给他们办事。这其实是制造贫困的理论，不管其出发点是多么善良。我希望茅于轼这样的经济学家，要为穷人说话，让穷人自己去办自己的事情。这才能让穷人有尊严地走出贫困。
当然，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也许我们不应该对“好人” 茅于轼求全责备。但是，《南都》封杀了对他的观点的讨论，则封杀了许多对我们社会有益的思想。这是很难让人原谅的。我从来坚持直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且从来肯为自己的错误认错甚至道歉。关于这一点，我在针对麻省理工版画事件中的表现就可以为证。但是，报纸出了错别字都应该更正。如果我指出了茅于轼文章中的硬伤，《南都》也拒绝刊发，这无疑是对言论自由的侵犯，我必须提出抗议。
我还是祝愿《南都》越办越好。但是，我需要提醒编辑：创造性的思想，只有在自由的条件下才能产生，哪怕自由会带来许多错误、误解。再好的编辑，不过就是那么几个人而已。如果以自己的立场决定什么样的思想可以面世、什么样的思想必须封杀，那其实根本不用约稿，自己坐在编辑部给读者写文件是最方便的了。我这次决定停笔，严格地说也并非出于一时之愤。因为在合作中我已经渐渐感觉到，编辑的视野非常有限，并且不断要根据自己的视野决定稿件的取舍;乃至写作时，我下笔之前就不自觉地想着编辑到底喜欢什么。这样还能写出好文章吗?
我希望，中国最终有一家敢为天下先的媒体，率先公开采用货真价实的专栏制度：只要专栏作家的言论不触犯国家的言论尺度，就不根据编辑部的好恶枪毙稿件。这样，每个专栏作家才有原创力可言。言论自由的原则才能贯彻。
附：为富人说话能为穷人办事吗？
薛涌
茅于轼先生最近频频出来为富人说话。前一段说先保护了富人的利益才能保护穷人的利益，富人的赚得第一桶金，也许不干不净，那是没有办法的事。不久前又在《南方都市报》撰文声称：“我愿意为这样的富人说话，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我个人得到他们什么好处，而是考虑全社会的利益。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社会上有了一些富人就变成众矢之的，就被剥夺，被侵犯。这一传统几千年没变，而集中反映在解放之后到文革结束这段时期。其结果大家知道，就是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穷人国。”
可惜，读了上面这段话，很难让人相信他“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没有得到富人的好处。学者讲话，观点自然可以有不同。但是，如果刻意歪曲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人们就要问其动机为何了。
比如，“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社会上有了一些富人就变成众矢之的，就被剥夺，被侵犯。这一传统几千年没变。”这一论段的证据在哪里呢?我仅仅举著名的世界经济学家Angus Maddison的估算：以人均GDP论，在公元50年，中国和欧洲(除去俄罗斯和土耳其)都是450美元(以1990年的美元价值衡量)，反映了东汉和罗马帝国的繁荣不相上下。到了960年，中国保持在原来的水平上，欧洲则跌到了400美元。到1280年，中国达到600美元，欧洲是500美元。直到1700年，中国停滞不前，欧洲才以870美元超出。而以经济总量算，中国一直到十九世纪中期，还是世界第一大经济。这些估算，因为基于非常不完整的史料，当然不足尽信，但也能反映大概的情况。近世中国(指宋以后)之富是世界闻名的。马可.孛罗描写的中国之富，超出了当时欧洲人的想象，激发了哥仑布的航海冒险，意外地发现了新大陆，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茅先生读了一辈子的书，哪里得出“中国穷了几千年”的结论?
说“中国穷了几千年”是子虚乌有，说这种穷困是“仇富”所致更是荒唐。看看明清时代的江南，那里几乎有着世界最自由的经济。问题是，这么富庶的地方，至少不应该比日本发展得差，怎么突然穷了呢?茅先生是经济学家，张口市场，闭口企业家，想必会以亚当.斯密为自己的祖师爷吧?难道忘了亚当.斯密在十八世纪对中国的观察和预言了吗?亚当.斯密当时并没有说中国穷，而是承认中国富。不过他预言，中国已经走到头了。理由有两点：一是贸易不开放，只有广州这么一个对外贸易口岸。一是贫富分化太大。他还特别指出：中国有钱有势的人几乎享有一切保护，穷人则毫无保护。这样的社会，不可能维持繁荣。后来的历史，证实了亚当.斯密的预言。怎么能说中国的穷困是仇富所致?
至于“解放之后到文革结束这段时期”造成的贫困，难道也是因为老百姓仇富吗?那个时代，老百姓恨谁爱谁并无关紧要，因为他们一点权利没有。富人倒霉，老百姓也没少倒霉。怎么能把政府犯的错误，往老百姓的身上推呢?茅先生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总应该还记得自己的生活经历吧?
茅先生所谓“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透露了当今中国新贵的一种极度傲慢的心态。这种理念其实早被任志强表达了：开发商就不该为穷人盖房，穷人应该指望富人多赚钱，然后多缴税，那样政府才能更有资源解决穷人的问题。茅先生自己不久前也说：中国现在的财富都是富人创造的，工人农民都不算数。这种话，在美国、欧洲谁敢公开说?你要说这话，就算你是亿万富翁、诺贝尔奖得主，几十年的朋友也要和你保持距离。你会被公众所唾弃。如果以茅先生的标准，欧美日本怕都是仇富的国家，中国才是最不仇富的国家。不然这种话怎么会在中国的媒体上大行其道?
任志强也好，茅于轼也好，他们从骨子里瞧不起穷人，认为穷人没有创造财富的能力，只能等富人赚了钱，才能“为穷人办事”。我相信这是他们真实的信仰，是他们从自己的生活中得出来的结论。这其实不过说明：中国当今的社会，实在是给穷人提供了太少的机会。你能想象比尔.盖茨会说这些话吗?在美国有个基本常识：如果你说穷人创造不了财富，这一观念一旦被接受，穷困就会世代化，贫富就会遗传。这是美国社会最忌讳的。所以，美国媒体上的主流观念是：要给穷人足够的机会。只要有机会，任何人都可以致富。
我也许在国外生活得太久，每看到茅于轼这样的言论在媒体上大行其道，都非常震惊。我实在无法想象，这样的言论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主流媒体会有市场。我希望中国的媒体对社会负责一些。我反对政治正确的话语格式。但是，茅于轼在不提供证据的条件下表述这么骇人听闻的观念，换个别人的名字能发表?普通老百姓要想发言，详细论证也未必上得了我们的言论版。对茅于轼这样的人可以网开一面, 等于纵容了一些社会名流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不仅降低了媒体的公信度，也降低了我们社会的道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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