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一篇《互联网上的“草根文人”》在互联网上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文章中充满对“草根文人”的鄙夷、不屑甚至是污蔑和抹黑，称“草根文人长期处于边缘状态，缺少与主流社会对话交流的机会，踯躅于体制的高墙大院之外，徘徊于自我实现的困境中”。并称“草根知识分子由于知识面的局限性、学科训练的匮乏、逻辑思维的不规范，在网上激情四溅但无厘头风格的表达，与现代国家治理和国际关系管理所需要的核心信息严重不对称。如果听任他们裹挟民粹，可能误导政府决策。”
与此同时，祝华新对网络上的“公共知识分子”(俗称公知)则用词缓和的多，这一急一缓之间，祝华新的立场已经清晰可辨，然而真如祝华新所言“草根文人”算不得文人，只有“公共知识分子”才可以称得上知识分子?当然，祝华新始终紧扣“尊重知识”这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四个字，表面无可辩驳，但是他又忍不住总在“尊重知识”后加了“尊重知识分子”六个字，这两者之间可以直接划等号吗?
显然不能。
确实历史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尊敬的知识分子，如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宋朝的岳飞，民国时期的鲁迅等等，他们的才情始终被后世所景仰，如诸葛亮的《出师表》、岳飞的《满江红》，鲁迅的《阿Q正传》等等，这些作品不仅当时有人看，现在有人看，只要人类没有灭绝，这些作品必然都将一直传承下去，但是诸葛亮、岳飞、鲁迅他们的流芳百世与他们的才情有必然关系吗?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就在与他们同时期、同时代的一些才情可能完全不输于他们的人，最终却落得个遗臭万年的下场。
相信大多数中国人都看过《三国演义》，也都熟读过其中著名章节《舌战群儒》，其实那就是一个鲜活的样板，同样是知识分子，但有些人奴颜卑膝，卖主求荣，而诸葛亮和鲁肃却能够做到忠君爱国，可见，儒者有大儒和小儒之别，前者为后世膜拜，后者遭后人唾弃。
宋朝的秦桧，诗文天下，才高八斗，其书法更是一绝，相传，宋体正是秦桧所创，但由于其陷害忠良，祸国殃民，最终只能永远跪在中华民族面前。
当然，可能有人说这两个例子都太过遥远了，那我们就以民国的胡适和汪精卫为例。
胡适，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等职，因提倡文学改良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在哲学、文学等领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而当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胡适却第一个跳出来要求和日本人“和谈”，蒋介石被他给气得愤懑难当，在当晚的日记里恨恨的写下了“书生误国”几个大字。
汪精卫的文采同样不容小觑，曾有人称他的文采“绝对超过蒋介石，甚至不亚于毛泽东”，然而就是这个汪精卫，却屈膝投靠日本人，甘愿做日本人侵略中国的走狗和马前卒，最后落得个被挫骨扬灰的下场。
从以上几个简单的例子可以看出，并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值得像知识那样被尊重，一味的以美化知识的名义去美化知识分子，则更会误导人们的思想，因为虽然知识没有立场，但知识分子则是有自己的立场的，这也就是“如果立场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内在逻辑。如果是秉持人民立场的知识分子，当然值得尊重，但如果是背叛民族利益，为一己之私而忘民族大义的知识分子，如何值得我们尊重?
从以上几个例子我们还可以看出，当国家、民族发生危机的时候，这一类知识分子都无一例外的把“和谈”作为第一选择，而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这种贪生怕死，负大义而求苟安的处世态度毫无疑问是一种烈性的“软骨病”，这种病状在当前我们国内的知识分子身上，特别是网络上的“公知大V”身上是否有所体现呢?
今天有很多的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在谈到国际事务的时候，总是一再强调“和为贵”，但反过来，一旦涉及国内问题的时候，他们就龇牙咧嘴，张牙舞爪，他们不认可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否定党的领导，用国内一些具体丑恶现象否定整个党和国家，在他们眼里，“宪政”是“解救”中国的惟一选择，“普世价值”才应该是我们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如某知名公知曾公开说过“要里应外合，‘改造’共产党”，还有如王垚锋和某些其他党媒评论员则公开叫嚣“要推翻党的领导”，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就是祝华新所说的值得我们尊重的对象?这些有着如此的崇洋媚外，恨党去国的行径的公共知识分子，难道真的值得我们尊重吗?
当然，我们不得不强调，我们尊重大多数知识分子，尊重每一个秉持人民立场的大儒，但是“草根文人”是否如祝华新所说，浑身都是缺点，“需要着力提升文化品位和专业门槛”呢?
确实，有一些“草根文人”自身修养不足，在成功面前，迷失了方向，做了欲望的俘虏，但是这些人并不能代表所有“草根文人”，而只能代表“草根文人”中的一小部分，同时，诚然，有一些“草根文人”文学修养欠缺，专业知识也不够扎实，但他们有热情，有真诚，有着守护家国的热血，有着忧国忧民的情怀，而这些是所谓的专业知识无法比拟的。
就如“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一样，读书人也并非都是负心之人，所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是正确的看待事物的方式，而不能犯以偏概全的毛病。桃园三结义中的三兄弟，杀猪出身的张飞毫无疑问是三人中最没有文化的一个，但是他一辈子忠于汉室，对于他来说，没有什么大道理，在他朴素的家国情怀中，大汉天下就是他的最高信仰，所以，在古城，他的丈八蛇矛才会毫无迟疑的戳向他夜夜在梦里呼唤的二哥关羽，只因他怀疑他的二哥失节投靠了曹操。或许有人会说，张飞太蠢，难道他不知道若干年后，魏蜀吴会统一?对于发出这样疑问的人，你们能否说一说，一万年后，中国，日本，美国是否会合并成一个国家?一百万年以后，地球上的人类是否还存在?所以不要刻意装出虚伪的清高，一个人看不了太远，更不要虚情假意的“博爱”，先爱你自己的国家和民族。
这里不得不提的是，祝华新在贬损“草根文人”的同时，还连带着贬损了一些基层网管干部，他以杭州余杭区垃圾焚烧发电厂引起的群体性事件为例，“证明”这些基层网管干部“知识化、专业化程度不高”。
那么事实真相又是什么呢?
真相是，该群体性事件发生后，一些人危言耸听的在网上将这起群体性事件描述为“中泰大屠杀”，并且这种描述得到了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积极呼应。但当现场视频在网络上出现后，所有人惊呆了。人们看到的是，几个人按住一个无辜的维持秩序的警察暴打，看到的是好多人拿着路边捡的石子瓦块砸向用盾牌自我防卫并始终克制的警察，人们愤怒了，人们不难想到，如果这情景是发生在美国，毫无疑问，美国警察早已扣动手中枪的扳机，如果在英国，挥舞着狼牙棒的骑警也早已用手中的狼牙棒把那些向警察施暴的人打得头破血流，但在中国，警察为何只能默默忍受?对于袭警的暴行为何连反抗都不能反抗一下?全天下还能找到这样善良的警察吗?看着那落在警察身上的粗暴的拳头，作为一个网管干部，无法排遣满腔的愤懑，发出一句“警察为什么不开枪”的怒吼又何错之有?难道美国警察可以用他们手中的枪故意杀人，而中国警察用手中的枪自卫都不行吗?
网络是开放的网络，每个人都有通过网络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既然无法杜绝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在网络上释放毒气，那么“草根文人”通过网络释放正能量以抵消这些毒气又有何不可?为何在祝华新先生眼里只有“公共知识分子”才叫知识分子，“草根文人”却算不得文人?
然而，吊诡的是，祝华新并非对所有“草根文人”都充满鄙夷，如对侮辱烈士，诋毁邱少云是烤肉的@作业本 就充满欣赏并竭尽吹捧之能事，可见，影响祝华新先生判断的并非“草根”与否，而是这个“草根”的立场，只是对于贵为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的祝华新先生来说，总是这样立场先行，真的好吗?
附文：祝华新：互联网上的“草根文人”
出于种种原因，近来关于网络写手(草根文人)争议颇多。
互联网提供了一个免费出版平台，“自媒体”保障了社会各界人士的话语权。中国网民6.32亿;微博客账号12亿，新浪微博、腾讯微博日均发帖2.3亿条;微信账户6亿，微信日均发送160亿条;QQ日均发送60亿条;手机客户端日均启动20亿次。过去文豪的墨水笔，今天倾吐着“屌丝”的口水。互联网不仅为精英提供了挥洒才华的空间，也使“屌丝的逆袭”成为可能。当后者经过个人努力，因缘际会，崭露头角时，从作品风格到人品却引出了巨大的争议。
“自媒体”平台上的主流之辨
网络写手是一个复杂的群体，从最宽泛的意义来说，可将其称作“草根知识分子”或“草根文人”。草根有没有资格问鼎主流?回答是肯定的。
今天的主流文艺、主流媒体、主流文化需要有广泛的受众面，关注社会热点，表达民意。这样看来，一些传统的主流文艺作品远离社会转型期的人性痛点，显得矫情和浅薄。一些传统的主流媒体回避了市场经济条件下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变成了自说自话、自娱自乐。倒是互联网上快人快语，直抒胸臆。相形之下，谁更像主流，谁更像边缘，值得再议。
看看农民工诗人郭金牛的生活实录：“这是我们的江湖/一间工棚/犹似瘦西篱/住着七个省/七八种方言：石头，剪刀，布/七八瓶白酒：38°，43°，54°/七八斤乡愁：东倒西歪/每张脸，养育蚊子，七八只。”这样直白的诗句，不一定入大家之眼，但他背后站着当今两亿多农民工，他们为工业化、城市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自身的健康，夫妻生活，随迁或留守儿女，留守老人)。当初在广东石岩镇，文化站墙报《打工屯》贴出了郭金牛的诗歌，还有稿费。很多年后，接受外媒采访时，他还忆起这个“文化事件”。2012年，郭金牛在网吧，不经意在论坛上贴出自己的一组诗歌，得到诗人杨炼的点评，由此才走进主流社会的视野。
假以时日，互联网草根知识分子的优秀作品，会不会像当年的“山药蛋派”、“荷花淀派”那样，为中国的主流社会接受并欣赏?文化人需要以开放的胸怀迎接互联网时代文化格局的变迁。
从一元表达到多种声音，从绝对真理到多元意见，互联网这堵涂鸦墙意味着话语权的平等化、去中心化，因此，格外需要包容。
在法律和公序良俗的框架内，公权包容知识分子议政，精英尊重草根发声。民间也应逐渐增加提升这种包容氛围。
拓宽草根表达通道
几年前，天涯社区BBS有位客座版主“素衣白马客京华”，是在南京就读的大三学生。他在签名档里写道：“我的身体里有三个男孩，一个温暖且善良，一个尖锐又刻薄，还有一个愤怒而悲伤。”今天的年轻人，对个人前途和国家发展有美好的期许，但是，对社会转型期的民生保障、个人权益保护、贫富差距等问题，有牢骚不满，对能否妥善解决这些问题缺乏信心和耐心。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的红利更多向基层老百姓倾斜，农民年广久卖“傻子瓜子”可以发大财。改革启动30年多后，市场竞争的机会仍不够公平，利益博弈的规则不够公正。经商致富的门槛越来越高;干部任用制度中的潜规则，在不少地方让平民子弟难以进入公务员和事业编制。“官二代”、“富二代”、“农二代”和“贫二代”的代际传承触目惊心。
一个社会，贫富差距过大不一定可怕，真正可怕的，是草根人士通过个人奋斗向上流动的通道被堵塞。同样可怕的，是他们的心声无处倾诉，无人倾听，缺乏认同。
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平民社会文化地位的下滑相比，在互联网上，改革以前工农当家作主的故事被极度美化了。虽然改革以前由于国有资产的产权虚化，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无人能对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真正负责;政治运动以人民的名义打压党内外不同意见，人民容易成为一种抽象的意识形态符号。平民的政治荣誉感其实是打了折扣的。但是，少数左翼网友总是告诉草根百姓，是改革开放剥夺了他们曾经拥有的无上光荣。
由于平民教育文化水平的局限性，他们对现状的不满，只能从过往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术语中寻找批判资源。这就带来了当下平民话语与“文革”权力话语的奇特结合。部分草根网友习惯地引用“文革”时期教科书的逻辑和语言，包括“阶级斗争”时期、“无产阶级全面专政”时期、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闭关锁国时期、群众运动“大批判”时期的逻辑和语言，顺手拈来，汩汩不绝，导致当下政治术语的“左”转。他们的知识贫乏，信息闭塞，语言经常出现逻辑断裂，但是，本质上这不是简单的左右之争，而包含了某种草根的诉求，特别是下岗工人、城镇贫民的权利主张。
改革初期，解决温饱问题，系草根百姓(如分田到户的小岗村)与政界和知识精英联手推动;如今解决社会收入差距过大和社会公正问题，迫切需要尊重普通民众的利益关切，首先是倾听普通民众的利益表达，打捞“沉没的声音”(人民日报评论语)，从中获取改革的道义合法性和冲破利益格局羁绊的民意支撑。不过，如何把草根看似与市场取向改革对立的语言和心态，引导到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上来，需要社会政策、舆论引导、心理疏导等综合对策。
扶持草根，乃长治久安之策
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中央一口气推出510项改革措施。《人民日报》2014年10月3日发表《来自全面深化改革实践的观察与思考》写道：“在成功做大社会财富蛋糕的今天，追求公平是时代的潮声。30多年前的改革是从冲破平均主义的藩篱中杀出一条血路;今天的改革要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中再出发，抵达一个人人享有人生出彩机会的更公平中国。”
特别对于每年约700万大学毕业生来说，据廉思教授研究，住房取代职业，成为社会分化、阶层固化重要因素。屌丝/吊丝、蚁族和蜗居等边缘人士的专属词语，在年轻人中流行开来。
互联网上边缘文化流行语
(单位：微博条数，新闻篇数;中文报刊平台含人民网舆情频道收集的1090家境内外中文报刊近4年的数据)
9月5日在兰州文理学院门口，毕业生向新生叫卖日用品，与城管发生争执继而被殴打。大学毕业生在母校门口摆摊谋生，这种现象令人难过。城市秩序需要维护，但如何给本城素质较高的青年群体提供充分的就业选择，难道不更值得地方政府自责和发奋努力吗?
历史上的社会动乱，相当程度上缘于大学毕业生或秀才、读书人工作和生活无着，边缘化的知识分子成为社会动乱的领头人物，从洪秀全到孙中山，莫不如此。从“屌丝”到“蚁族”，一个国家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如果长期处于边缘化的生存状态和社会心态，有损年轻人对社会、体制和国家的向心力。如何给大学生等草根青年以职业的安全感，社会的温暖感，国家的归属感，畅通文化表达，促进社会流动，关系到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
边缘文化无法填补意识形态空心化
在经济改革30多年后，主流意识形态本应为当下的收入差距悬殊、官场贪腐等问题，对于效率与公平背离的窘境，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和破解思路，为坚守改革开放路线提供合法性和公信力。
1978年，正是在长期政治运动和“两个凡是”窒息了中共思想活力的情况下，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联手发起“真理标准讨论”，打破坚冰，疏浚航道，奋力奠定了80年代改革政通人和的喜人局面，令人怀念。
然而，在经济改革长驱直入30多年后，意识形态的创新却时有捉襟见肘之感。对于公共治理中的热点难点，老百姓议论纷纷，体制内也私语连连，但缺乏入耳入脑入心的释疑解惑。一些地方和部门习惯用公权的强力封堵舆论。表面看上去，新闻舆论场的热点少了，但民众心里的疙瘩还没解开，体制内外的七嘴八舌没能凝聚成社会共识，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空心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8月19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要求：宣传思想工作创新，重点要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
创新的瓶颈之一，是缺少专业化人才。体制的选择性做法之一，是从草根文人中寻求支持。
但要注意，草根文人长期处于边缘状态，缺少与主流社会对话交流的机会，踯躅于体制的高墙大院之外，徘徊于自我实现的困境中。在“被认同”的内驱力作用下，其中一部分人表现出功利化的倾向、投机性的心态，非专业性的表达替代了客观思辨与学理分析，因缺乏稳定的价值观而容易随大流、选边站，与当下青年群体的“吐槽”融合裹挟，从而加剧了文化的沙化。一些人习惯于给不同意见者贴上“汉奸”、“带路党”等政治标签，用政治正确夺取了道义制高点，经常成为民众的代言人，并掩盖了自身专业知识的不足。
左翼草根网友虽在话语上雄辩，但在“微公益”、弱势群体权益保护这类社会参与方面，远不如温和派和部分自由派网友积极。
草根知识分子由于知识面的局限性、学科训练的匮乏、逻辑思维的不规范，在网上激情四溅但无厘头风格的表达，与现代国家治理和国际关系管理所需要的核心信息严重不对称。如果听任他们裹挟民粹，可能误导政府决策。
勿忘当年浩然的教训。他1964年写出小说《艳阳天》时，充满了对农民兄弟和乡村生活的感情。浩然是这样开篇的：
“萧长春死了媳妇，三年还没有续上。
都说‘二茬子’光棍儿不好过，萧长春本身还沉得住气，最心急的人，倒是他爸爸萧老大。”
主人公有血有肉，读来非常亲切，较少概念化的痕迹。然而，这位在农村摸爬滚打多年的乡土作家，回避了集体化带来的“大饥荒”。浩然在“文革”中创作的《金光大道》，更是渲染农村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路线斗争”。而到了“四人帮”覆灭前夕创作的散文诗体小说《西沙儿女》，则被后人批评为有逢迎江青的倾向。这位只念过3年小学、自学成才的农民作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视为中国农民的代言人，可惜是喝“极左路线”狼奶长大的，眼中看不到千千万万像小岗村那样的农民。这样的代言，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策是背道而驰的。
基层青年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吃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令人感动。但从抵制家乐福，到反日游行中打砸日系车和日货商店，也时常表现出盲目排外倾向。而一旦受到民粹助力，收获集体认同，更可能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某些左翼网站经常在下岗工人、退休人群中鼓惑起地方局部的集体行动，这种网络动员能力令人疑惧。
在扶持“正能量”的草根文人，包括网上“自干五”(自带干粮的五毛)时，需要着力提升其文化品位和专业门槛，更要避免以“左”反右，避免以一种可能更落后的小生产和封建的文化规范来对冲激进立场。特别是需要帮助他们补充社会记忆，了解中国社会如何从“大跃进”、“文革”的跌跌撞撞和闭关锁国的困境中一路走来，为什么要彻底否定“文革”，为什么要包产到户，为什么公检法既合作又要相互制衡，为什么需要走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
与这些草根网友相呼应的，还有一些基层网管干部。他们对处置本地网络舆情具有较丰富的经验，但自身知识化、专业化程度不高，在一些全国性议题上跃跃欲试，“阶级斗争”意识浓厚，但不太擅长细致入微地做网友的思想工作。在杭州余杭区垃圾焚烧发电厂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地方宣传干部甚至在微博发问：发生冲突时“警察为什么不开枪”?当新闻宣传工作越来越多地借助于公权的强制时，不仅是一种惰政行为，而且会激化基层官民矛盾。如果体制内网友的内心深处，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的改革路线，对于党有关“文革”等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缺乏了解和认同，容易为左翼民粹思潮提供助力。
当前特别需要审慎处理好公权力与主流知识界的关系。“蹄疾而步稳”的改革，希望知识界“多建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同时不妨包容来自知识界的议论纷纷，避免某些“反潮流”的“逆袭”批判和否定主流知识界。
在这方面，“文革”期间教训多多。1957年上海《萌芽》杂志的“小编”姚文元，靠着偶尔从柯庆施、张春秋那里听到的北京方面只言片语，押宝批判《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一举成名，成为高悬全国文化界和领导干部头顶的“金棍子”(江青语)，“文革”的吹鼓手。
“白卷英雄”张铁生在大学招生考试中，物理化学仅得6分，语文38分，不仅上了大学，还被安排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北京小学生黄帅反对“师道尊严”，受到党报赞扬。这样的“逆袭”不仅羞辱了知识界，而且让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整顿教育、推进国家“四个现代化”的努力难以入手。至于把天津小靳庄的农民诗捧为新中国的文化图腾，末流文化举大旗，更是降低了一个5000年大国的文化品位和文明品质。
“文革”期间边缘文化“反潮流”案例
守住知识分子政策底线
思想政治工作，需要与目标对象知识同构，情感共振，以学术对学术，以文化对文化，才有可能深入到思想的其他层面。
1966年第6期《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工农兵群众参加学术批判是划时代的大事》，鼓吹工农大众也要做“文化的主人”，理由是他们虽然没有读过“二十四史”，但是有自己的“四史”——家史、村史、厂史、社史，因此也有资格臧否历史人物。这样的学术批判完全是瞎胡闹。
在“文革”后期电影《决裂》中受嘲弄的知识分子，研究和讲授“马尾巴的功能”，原本孱弱无力，但他们手中掌握着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密钥，他们的小声呢喃影响着民心的向背。在很大程度上，江青等“文革”新贵就是在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态度上，输给了周恩来、邓小平等革命元老。
如果嘲笑知识、妖魔化知识分子，成为一种彰显政治立场坚定的社会风尚，自以为真理在握、呼朋引类、喊打喊杀，那么侵蚀的恰恰是为政者的民意基础。
在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给人印象深刻的，是1977年8月的全国科教工作座谈会。小平同志选择当时条件最好的北京饭店开会，请来的都是“文革”中挨整或靠边站的国内一流科学家，包括周培源、吴文俊、童第周、王大珩、苏步青、唐敖庆等，当场作出了恢复高考的决策。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重申了他在“文革”后期受批判的观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胡耀邦否决了诗人臧克家关于延续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政策的提议，说思想改造适用于工农兵和所有人，没必要作为一个政治标签强加给知识分子。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块基石。这块基石如果发生松动，改革开放大业就可能发生管涌甚至溃堤。
各级新闻宣传和互联网管理部门守土有责，对错误思潮和有害信息勇于“亮剑”，扶正抑偏是必要的。但网上舆论工作，我们建议不必寻求某种绝对的“文化霸权”，不妨也把互联网视为一种民意表达平台，一种官民协商对话和良性互动的管道，注意保留互联网的民意属性、公共治理预警信号和社会减压阀功能。舆论斗争与舆情应对、网络问政并举，借助互联网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对于网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和草根文人，都需要加强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引导他们克服各自的偏颇，弥补自身修养的不足，共同为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献计献策。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8.19讲话中提出：“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做宣传思想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在这方面，知识分子责无旁贷。需要全面准确地把握国情，不要夸大转型期的社会阙失，消解发展的正能量;全面准确地介绍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优秀文明成果，不要“思想禁锢，心胸封闭”(习近平，2014年5月22日在上海召开的外国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五四运动”近百年来，中国新闻舆论场、意识形态的重心不断下沉，从《新青年》杂志，“真理标准讨论”时的哲学界和党报，下沉至微博、微信。社交媒体一方面扩展了人们的视野，方便了人际沟通;但另一方面，网上的信息碎片化，真伪莫辨，网民的意见口水化，剑走偏锋。要警惕文化的沙化，社交媒体不能培养大国寡民。我们建议把更多的文化出版、科学教育资源引入互联网，加厚互联网的文化土层，培植网上的科学文化理性。网上自我感觉良好的“公共知识分子”其实也未必能代表知识界的精粹，只是学养深厚者耽于讲堂、专著、学术期刊等传统话语权，对互联网平台上话语权的重新配置不敏感，而让少数躁进者得了先机。
11月21日闭幕的乌镇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互联互通·共享共治”成为政府、业界、学者和网民的共识。为紧绷的社会心理活血化瘀，为浮躁的国民心态固本培元，互联网是老天爷送给中国人最好的礼物，其“信息红利”还远远没有释放穷尽。■
(为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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