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位武汉的收藏家潘先生，搜罗到一本1976年出本的油印诗集《莺歌燕舞》。这本诗集是1976年5月武汉市“共青团江岸区文教局委员会”主持编写的，收录了当时一些中学生歌颂“三大革命”和“教育革命”而创作的诗歌。
1976年元旦的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毛主席1965年《重上井冈山》的两首词。这本油印的诗歌集扉页上，引用了词中的句子“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诗歌集名称《莺歌燕舞》以及《前言》中间提到“旧貌变新颜”均是词中的句子，扉页中间还写明编辑目的是“为纪念文化大革命十周年而作”。
这本油印本诗歌集在《前言》中间，说明了编辑旨趣，除了要体现中学生觉悟提高热情投入“三大革命实践”（按，三大革命是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与科学实验）之外，还切合当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形势，很具体地反驳邓小平的翻案风言论。
《前言》中间说：“在教育革命中，广大师生走出校门，到火热的三大革命实践中间去，拜工农为师，变立场，变感情，变思想，吸取了丰富的政治营养，写出了许多热情歌颂文化大革命、歌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歌颂教育革命的诗歌。
“在当前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热烈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我们汇编了《莺歌燕舞》诗歌集，这充分体现了教育战线“莺歌燕舞”、“旧貌变新颜”的大好形势。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胡说什么教育质量“今不如昔”现在的青年“一代不如一代”，那就让他睁开眼睛看看吧！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青年一代，有志气，有抱负，敢批判，敢斗争，敢革命，朝气蓬勃，茁壮成长、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吧！”
这本诗歌集的第13-14页，收录了红军二中红卫兵汪芳的一首诗《我和我的手套》。诗歌内容是设想了一个在工厂“学工”的场景，师傅给了她一双油迹斑斑的旧手套，作为红卫兵的汪芳浮想联翩，决心要以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立志要在平凡的工作中间改造旧思想，为社会主义建设再立功劳，还由此联想到缩小三大差别和实现共产主义。
据收藏家潘先生的粗略考证，汪芳（就是那个作协主席方方）1974年毕业于红军二中，大概率就是这首诗的。
汪芳彼时的思想境界实际状况究竟如何，今天已经难于考证了，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晰的，写诗讲述自己具有先进思想的汪芳，没有跟同时代人那样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是于1975年在城市里得到了一份工作，虽然只是蓝领劳动者岗位，但很多“觉悟差的人”都这么看问题——避免了下乡那就是占了便宜。
文革期间，很多造反派狠批“三开人物”——在日本侵略军、国民党以及共产党手里都吃得开，认为这些人是不能够相信的，这些人在一切时代都会表现积极和先进，追求成为政权的依靠力量和提拔对象，而不管这个政权到底是侵略军、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这个并不违背我们的常识，今时今日，在一切机构内部，都会有那么一些人，善于跟形势，更善于侍奉领导，什么好处来了都先占，这是些熟练和老到的“机会主义者”。这些机会主义者的存在和得势，显著地恶化了诚实劳动者的处境，结果，管理和机会分配，就会受到机会主义者及其欣赏者的共同扭曲，最后，明示的公正规则往往就不再起作用了，潜规则到处盛行。
二
无独有偶，象汪芳这样的聪明人，不止一个。当年作为下乡知青的陈丹青，就在相似的背景之下，画了一副著名的油画《给毛主席写信》。油画的内容，也高度吻合三大革命的时代精神，以一群下放知青作为故事背景，共同向毛主席写信，说他们立志要扎根农村。
结果，画画出名之后，陈丹青就被调到文化馆，脱离了农村和体力劳动。在许多年之后，作为曾经的辉煌历史回顾，画中人物还被他自己当中辨认出来，其中有人是给他办展览的馆长，有人是把他从农村中间提溜出来的伯乐。
由此看来，陈丹青的努力水准远超汪芳，他除了政治上表现积极之外，还同时在经营一个兑现其“积极表现”价值的人脉链条，他所表现的“政治积极”会在人脉链条中间得到最高评估和最大化兑现（显然此种人脉经营除了即时效果之外，还存在着延时效果）。如果一个人的努力，能够达到陈丹青这个地步，很有点“以此攻坚、何坚不摧？依此制敌、何敌不克？”的味道，那可真的是能够从一头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在展示“政治积极”那种“虚拟价值”的同时，还能够完成积累人脉资本去最大化兑现积极表现的“虚拟价值”。
陈丹青多年之后，在公众场合向后人“隐晦地”展示了他的成功经验：“在《给毛主席写信》这幅人物众多的大型画作前，陈丹青与老友们辨认着画中的模特，更加兴奋。画面上，有一位是当年把他调入文化馆的画家朋友杨飙。陈丹青指点着画面的右上方，‘当年就是他，帮我绷了这画的画布，还帮我把画作运到江苏省美术馆’。而画面上‘给毛主席写信’的那双手，正是著名书法家、今天的江苏省美术馆馆长孙晓云的手。”
【http://www.huaxia.com/zhwh/whrw/rd/2013/04/3286032.html】
三
依据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看法，如何规制机会主义及其破坏性后果，是提振制度生产性的关键努力方向。但是，这个历史性的使命，并不容易完成。
文革期间，虽然得益于顶层的支持，存在着群众性的有组织批判活动，针对当权派与马屁精积极分子的“机会主义联盟”进行限制。但是，在官场中间，大多数还是坚定地喜欢马屁精式的积极分子及其做派，整个文革进程中间，只要是有可能，官场总还是要扶持保守派去打压造反派的，这就使得，即便是文革如此大规模的群众性批判活动，其对于机会主义的制约依然是极其有限的。
更何况，堡垒容易从内部攻破，既然狠批机会主义成了时代精神的主流，那么，也同时就会产生机会主义的“逆向努力”和投机，生产出诸如汪芳的诗歌以及陈丹青的油画——透过宣讲三大革命的价值来实现“向上爬”。
有人把1977-1979年这三届大学生的成功，称之为“新三届神话”，契合汪芳和陈丹青都属于这个群体集合，这三届大学生在很短时间内，就爬到统治阶级的前百分之五地位。等到这批人完全替代毛时代的“工农干部”之后，在中国就实现了“告别革命”的“组织落实”，其后果在文坛和学术界表现了最为明显：各种“小圈子”统治占据了压倒地位。
文坛的“封建化”以及堕落化表现，很深刻地揭示出这一批人“接班掌权”之后的一般境况。在他们率先实现了先富先贵之后，阶级固化的趋势同步完成，其他人就无路可走了。比较新的转变是，1990年代末期国企改制大规模进行的当口，1998年长江洪水期间，一些人开始欢呼“自由主义浮出水面”——由此开启了一个给少数人公开抢劫和掠夺多数人进行辩护的新局面。
有句西方谚语说：你们也许可以欺骗所有人于一时，还可能欺骗部分人一世，但你们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武汉疫情以降，公知们四十多年来贩卖西方普世价值维持自己的先富先贵辩护，但这一次把所有的底子都彻底暴露光了，原来，他们对西方的了解，也实在是不多，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不过是在胡说八道而已。
许多年来，一些自由派或公知，在中国以推销西方制度文明为抓手，垄断话语权并蔑视大众的真实体验表达，这已经上升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最具有生产性的方面。上图中间就是一些著名公知聚会，给方方献花篮以激励其在疫情期间与中国网民的“美好战斗”。顺便说一下，图中左一是地产商艾路明，此后不久就当选了阿拉善协会第七任会长，这个协会的政纲是“官学产媒四大同盟”。
看起来，要实现新制度经济学所主张的“规制机会主义”以推进制度革新的目标，还有漫长的弯路要走，但是，对于一些机会主义符号人物的深刻认识，则是达成认识进步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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