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大后，中央提出建议全民小康，缩小贫富悬殊，将推进社会共同富裕。民政部也提出社会福利由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变，这标志着适度普惠型福利模式在政府立场上被确认。而且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构成国情的要素和国家财力状况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建立适度普惠型福利模式的经济条件已经成熟。
就在司马南挺身而出拱卫共同富裕，向那些买办资本、天价年薪发出最响亮的声音“必须彻查”之时，就在司马南遭受种种威逼利诱设套陷害并没有退缩坚持血战到底之时，就在广大人民群众关注国资流失买办圈钱的爱国热情日益高涨之时，却涌现出来这样一批“知识分子”、“精英大V”站在司马先生的对立面，站在人民大众的对立面。
最近，从帮助联想站台、诡辩、说话的网络大V、知识精英那些混蛋逻辑里，从胡主编、秦主笔、刘经济学家们那些臭嘴里，我听到了以下这些高论、谬论、奇谈怪论——
全民福利等于没福利、都发钱等于没发钱、都富裕等于都没富裕、都脱贫等于都没脱贫。。。
贫富分化，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不只是中国问题。。。
今天的贫富分化已经主要不是表现为温饱意义的，日常消费意义的，更突出地表现为资产意义，财富意义。。。
我们基本上、总体上不存在因为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压榨、剥削，导致另一部分人的生活更差。或者说，中国先富、更富人群的富有，并不是建立在对后富、未富者的剥夺基础上的。相反，在很大程度上，造饭碗者和找饭碗者是一种命运共同体，是市场经济下的契约关系，不是人身依附关系。。。
由于体制性、结构性、素质性、法治化程度和治理能力还不够等诸多原因，我们的市场经济之路，确实有缺陷，但我们在短短几十年，在很多方面“浓缩”了发达经济体一两百年走过的路，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客观比较，中国市场经济的畸形和负外部性比之英国当年的圈地运动、美国当年的镀金时代，以及很多发达国家早期的殖民主义来说，要少得多。。。
一个成熟的社会既要帮助穷人也要保护富人，缺一不可。。。共同富裕，是“杀富济贫”“劫富济贫”，是“平均主义+普遍贫穷”。。。因为不劳而获相当具有诱惑力。。。
鲁迅讲，中国知识分子无非帮忙和帮凶两类。鲁迅非常尖锐地指出，知识分子聪明而敏感，主人气焰正盛之时，他心甘情愿做主人的帮忙帮闲；主人气焰不足将要崩溃之时，他敏感到了，就开始做不忠实的帮忙帮闲，结果成为“二丑”；当主人作恶之时，“帮忙”、“帮闲”就成为“帮凶”。帮凶的特点在于“使血案中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使杀人者食人了无血迹。
我以为，无论帮忙帮闲，都需要才华，比如屈原、司马、鲁迅等先生。可怕的是有帮忙、帮闲之志，无帮忙、帮闲之才，这样的人就称为“饭桶”、“草包”，他们不叫知识分子，顶多只是知识粪子。鲁迅对这种文人是看透了的，所以他说：“我宁愿向泼辣的妓女立正，也不要向死样活力的文人打绷。”
在传统社会里，知识分子主要是官的帮忙帮闲，到了近代社会，也即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不但继续做官的帮忙帮闲，而且有做商的帮忙帮闲的危险。
针对上述状况，鲁迅提出了知识分子的理想状态。他说：“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知识者的任务。”这些知识分子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有毅力”，总的说就是能独立思考，有个体精神自由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
在与大众的关系上，“他也用权，但不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把别人当作自己的喽啰”。自尊自重同时又尊重别人，他与大众是平等的，可以作大众的事业，却又保持着个体的独立性。
毛泽东时代，人民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那个时代，国家刚成立，虽然大家都很贫穷，但人民能看到希望、能看到社会主义的广阔前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走的一条是毛主席指引的真正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之路。
毛泽东时代，是一个人民激情澎湃、豪情万丈的年代，那时的官员没有腐败，教师也不敢腐败，医生更不敢腐败，因为大家都知道“人命关天”。
那时的官员选抜不是用考试和任命，而是从基层开始，挑工作和实践中卓有成效、与人民群众真正打成一片、人民信得过的人担当。现在很多是直接从大学生中选调，从大学教师中选调，会读书，会考试，有文凭，便成了知识分子，成了所谓的知识型政府，知识型班子，知识型领导！
现在，我简直爱死了那些曾经被劳动人民哺育，如今又吃饱了撑的难受的要死的对人民喷喷嚏"福利养懒汉"、“都发钱等于没发钱”、“都小康等于没小康”的知识分子了！
“慢慢写”，我像父亲对儿子、爷爷对孙子，这样对自己说。慢慢写，把心放下来，做好完全没有用的准备。像一只蚂蚁那样，慢慢来，慢慢写，像全体蚂蚁那样，慢慢看见自己的力量，慢慢写他们，把他们写死，让咱们站着说话时间久了腰痛的儿子、孙子们也能大摇大摆过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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