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普案中舆论的双重标准和集体狂欢再次揭示了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厌女症文化。而这一严重娱乐化、政治化和两极化的司法案件也将改变人们对反性侵网络运动的感知和行动。
当地时间2022年5月27日，美国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法院的艾梅柏·希尔德（Amber Heard）支持者。
文｜侯奇江
6月初，美国好莱坞明星德普（Johnny Depp）和艾梅柏（Anmber Heard）间的互诉诽谤案落幕。法院裁决艾梅柏侵犯德普名誉，赔偿后者1035万美元；同时裁定了德普的前律师亚当·沃尔德曼（Adam Waldman）也对艾梅柏构成诽谤，赔偿她200万美元。从赔偿金额来看，该判决结果被认为是德普的巨大胜利。在六个星期的直播法庭结束了，但闹剧仍在上演。社交媒体里仍然弥漫着二人的“梗图”：艾梅柏哭泣的画面被网友制作成迷因图（Memes，类似表情包的梗图），关于家暴的细节和二人之间的指责成为恶作剧。Tiktok等社交媒体里的狂欢和争吵反而随着法院结果的出炉更加喧嚷，这场道德审判远未结束。
不论是法庭的结果还是社交媒体的人气，德普都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除了其粉丝，他的支持者里甚至还有来自完全不同性别政治的阵营。其中一些人是女性主义者——她们认为德普打破了“女人才可以是家暴受害者”的刻板印象，男性也可以是。更多的男性支持者则把德普的胜利视作是一次反对“Metoo猎巫”的胜利：艾梅柏是个处心积虑的“捞女”，一个“Metoo淘金者”，她轻易的诽谤就可以毁掉另一个人的生活，而这次旷日持久的开庭直播就是德普大快人心的“复仇记”。
尽管此案的剧情一波三折且充满了娱乐气氛，但一系列的连锁效应蔓延到政治领域，为原本就紧张的性别政治和美国备受争议的取消文化火上浇油。在推特和Reddit论坛上很多网友都认为传统媒体支持艾梅柏是为了进行左翼“意识形态”宣传，进而推动性别政治的议程。而据Vice报道的披露，美国右翼媒体《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Wire）在Facebook和Instagram上分别投放3.5万和4.7万美元，用于支持德普诋毁艾梅柏的视频和内容，宣传一种存在明显的社交媒体的偏好倾向，而这是美国选举制度下候选人通常才采用的媒介宣传、形象管理的手段。《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援引新闻评论员马修·贝罗尼（Matthew Belloni）的评论：“为了政治利益而操纵媒体的黑暗艺术已经进入了好莱坞的争端，而且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德普案的判决结果和其娱乐化、政治化和极化的舆论现象将要重塑美国性别政治的版图，对Metoo运动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主张男女平等，消除性别歧视，保障性安全性自主的前提下，Metoo运动无法回避司法实务的举证问题以解决“性侵”与“名誉侵害”这样一对矛盾，举证依然是每个性侵举报案能否成功的核心要素。此外，作为一种发起于网络的去中心化的社会运动，Metoo依靠正义、愤怒、同理心等情绪进行网络动员的行动策略，不但被保守势力拿去学习利用，在复杂的舆论和回潮的保守主义面前，也已经不再是屡试不爽的“必胜法宝”。仅仅依靠性别歧视受害者的感染共情，和单纯以性别为区分的想象共同体已经无法让Metoo运动走得更远。
伪装成恶作剧的荡妇羞辱——厌女症狂欢
“艾梅柏，你真的在床上拉屎了吗？”根据一条网络上流传的视频，当德普案结束艾梅柏走出法院时，有人远远对着艾梅柏大喊出这个问题。在网络上，艾梅柏的各种形象已经被网友以恶作剧的形式塑造与“在床上拉屎”联系在一起，人们甚至把“大便”当做她的姓来称呼她。艾梅柏沦为众口一词的笑柄，只因为德普说她在床上排泄。没有人在乎这件事是否是真的，更没有人因为这件事是假的而维护艾梅柏。正因为有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剧情在，人们很难真正关心到底有没有发生家暴。是的，在这一闹剧中，双方都声称对方做了许多过分的事情，但德普的故事显然更受到欢迎。没有人对德普大喊：“你是否真的在她的下体塞入了酒瓶？”
恶作剧不但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它本身就是一种嘲笑、羞辱、霸凌，它像病毒一样易传播。实际上，对艾梅柏的荡妇惩罚在审判中就已经开始了。YouTube的直播向社交媒体提供了充分的创作素材，人们一帧一帧地审视艾梅柏的一举一动，过度解读她的表情，断章取义地曲解她的话，更把她的媒体形象拆得七零八碎，尤其是在她情绪激动时——那是被害者的脆弱时刻。斯坦福大学的法学教授Michele Dauber表示，对于家庭暴力和性暴力的案件而言，允许对这一次审判进行电视转播是最糟糕的决定，它的后果会远远超出判决本身。不同寻常的是，弗吉尼亚州是一个保守州，直播法庭在这里非常少见。本案的首席法官却“周到地”因考虑到媒体的诉求而安排了直播。艾梅柏的律师一直希望避免直播，而德普的律师却对这样不寻常的“透明性”表示欢迎。一位专门受理性犯罪受害者的律师表示，直播只会放大幸存者所经历的不幸，而不会让“真相更真”。这样的审视本身就是一种威胁、惩罚，制造一种恐吓的气氛，逼退那些想要诉说经历、寻求正义的受害者——站出来意味着你将要在聚光灯和放大镜下接受审判。
架设在法庭里的直播摄像机、相互撕咬的狗血剧情和两位本来就是明星演员的主人公——这一切都让德普艾梅柏互诉案更像是一部“情景喜剧”。直播是让已经吊足胃口的观众评头论足，社交媒体则展现立场和道德优越感，进行罪与罚的预判。那些迷因图和模仿艾梅柏说话的梗肆无忌惮地把恶作剧的笑话都建立在对艾梅柏的羞辱之上，刺激着原本就不了解案件真相和细节的观众。在这里，问题的提出在于抖出笑料和反转的包袱，而不是叩问真相。这场审判，获胜的人并不是实际上经历了家暴遭遇不幸的人，而是获得了更多同情的人——并没有和社交媒体隔离的陪审团的同情和支持决定了这一场审判的命运。
在“她说”和“他说”的对峙中，艾梅柏说出了自己被殴打被威胁的可怕事实，但对于公众而言，这已经是长达数年的陈词滥调。艾梅柏当然不完美，她有时候显得不合时宜，造作或者虚伪，而德普的缺陷却被人们认为是 “有人性的”。艾梅柏被家暴之后掩盖淤青的视频被剪辑成戏谑她的“化妆教程”，她与马斯克（Elon Mask）的花边新闻被故意模糊了时间，她诈捐的虚假消息成为她的人格污点。德普对艾梅柏扔酒瓶割断其手指和她在床上拉屎的指责，因戏剧性更胜一筹，至少获得了更多的注意力，更少人关心真实性和可信度。从结果上来看，尽管二者都指责对方家暴，但舆论对待艾梅柏和德普之间相互对峙的说法显然存在双重标准。德普的酗酒、吸毒等问题没有削减他的可信度，但艾梅柏却一直遭遇“鳄鱼的眼泪”、“戏精”、“捞女”、“Metoo淘金者”的批评。
实际上，法律并不是调节所有社会关系的唯一手段，受限于司法实务的现实条件，判决结果的输赢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天然带有某种倾向的法官、水平参差不一的陪审团或无暇应对各种拉锯或准备不足的律师团队，以及，社交媒体的影响和舆论的侵蚀。《纽约时报》指出，本案件并不是刑事诉讼，而是一个民事诉讼；它甚至不完全关于家暴和性侵，而是关于“对方给自己造成的多少名誉损害”：这就意味着此案的审理更多是基于同理心，而非家暴的事实。
没有比艾梅柏所经历的一切更能典型地代表家暴受害人可能面临的荡妇羞辱了。没有比这些更厌女的了。
当地时间2022年5月27日，美国弗吉尼亚州，在费尔法克斯法院法庭辩论结束后，约翰尼·德普向观众挥拳致意。
被劫持的性别话语——女性主义的分歧
“我是一名女性主义者，但我反对艾梅柏。”艾梅柏败诉后，舆论中许多女性主义者弃之如敝履，认为她的个人表现存在缺陷，她的败诉损害了Metoo运动，因此并不支持她。另有Metoo运动的支持者认为“女人才是家暴受害者”是一种性别歧视的刻板印象，并不仅仅存在男性打女性的情况，女性也可以是家暴的施暴者，男童、老年男性也是家庭暴力的受害人，且更加隐匿。而在本案中，德普才是受害人。
首先，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家暴受害者的出发点是合理且有必要的——男人当然可以是家暴受害人。反性侵并不要基于性别的筛选才能得到Metoo运动的支持。但是，提出这个先进论点的女权主义者也应该意识到，一个虚伪的女人、一个前后不一致的撒谎女人、甚至另有所图的贪心坏女人，在理论上，也可以是家暴受害人——反性侵运动中，一个女性并不要通过了“好女人”或“坏女人”的人格筛选才能得到Metoo运动的支持，才能反家暴。换言之，一个人的性别和人格，与是否经了家暴不一定直接相关。
有了“家暴受害者不一定非要是女性”的出发点，我们当然可以提出“艾梅柏家暴了德普”的假设并且进行合理怀疑。但是，在“他说vs她说”的孰真孰假判断过程中，问题的本质依然要围绕家暴是否发生的事实来做判定——我们仍需要求诸于法律程序来执行性别的正义，真相不辩不明。同时也要承认，现实中的家暴举证困难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当直接证据不足、显性的证据有限的情况下，双方个人品德、行为历史和支持资源等，才作为间接证据提供参考。正因为举证困难，“谁是家暴者”的问题只能是“谁更可能是家暴者”——一个“实然”的真相问题只能让步于“应然”的主观判断。这时，我们应该相信谁？尤其是在媒介操纵，信息污染，在结构性不平等是一个社会既成现实条件下，我们选择相信谁？
在德普和艾梅柏之间做判断时，我们显然遇到了一种具有讽刺性的困难。“22条军规”的圈套已经无数次发生在现实中的反性侵案的申诉者身上了。正如艾梅柏的律师在最后的辩论中称：“如果你没有拍照，那么家暴就没有发生；如果你拍照了，那么照片就是假的。如果你没有告诉你的朋友，那你就在撒谎；如果你告诉了你的朋友，他们也是骗局的一部分。如果你没有求医验伤，那就没有家暴；如果你验伤了，那你一定是疯了。如果你定罪或者反击，那么，你才是真正的施虐者。”正如《纽约客》把艾梅柏的举证过程比喻做“咬尾蛇”的死循环：任何自证清白的行为反而都证明了你是有罪的。
如果真正平等地看待男性受害人和女性受害人，必须追问这样一个现象，艾梅柏在反家暴举证中遇到的死循环是否发生在了德普的身上？如果没有，是因为什么原因？这二人之间原本就存在的金钱、性别和社会资源等结构性不平等又能否真正支持我们“绝对平等”地看待他们？且不论任何政治观点阵营和立场，看客能否放下先入为主的概念，排除信息干扰的同时又打破信息蚕房，放下自身的道德优越感，来保持判断？有时那些越是坚定不移地认为自己是公正法官的人总是会不慎沦为荡妇羞辱的帮凶。围观者不一定能成为法官，但如何不沦为帮凶？
当地时间2022年5月27日，美国弗吉尼亚州，艾梅柏·希尔德（Amber Heard）离开费尔法克斯法院。
情绪动员：社会运动中的双刃剑
上述女性主义者内部对德普案看法的分歧揭露出Metoo运动发展至今的离心力，Metoo运动本质上确实存在这样的模式：以一种性别正义的基本共识，站在弱者的一边，形成一种网路行动的私力救济，以打破对家庭暴力和性骚扰等缄口不言的性别文化。这种社交媒体发起的网络赋权不一定通过某种严格的程序正义，例如司法程序对证据的认定，而直接采用声援等支持方式帮助被害者。从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等人开始，一轮又一轮的Metoo运动也确实或多或少形成了一种超越法律的泛伦理化的道德思维，贯穿于社交媒体的使用、传统媒介的报道和舆论的反应，甚至也影响了司法判决的过程，呈现出一种无序、散射的、以网络为发展中心的社会运动的新形态。
在这样的情况下，Metoo运动确实暴露出了自身的某些缺陷。在所遭遇的保守势力反击中，最多的一个质疑就是反对家暴、性侵的同时，如何杜绝利用Metoo运动的同情心来恶意陷害、勒索无辜者。司法实务中常见的“反对性侵”和“名誉权侵害”两权相争，二者孰胜孰输的关键就在于举证——只有更多的证据才能在法律程序中争取更多的胜算。而德普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一个家庭暴力的metoo案件，性和情感权力的倾轧发生于私下的亲密关系而不是需要创造机会才能得逞的工作场所中，暴力得以在更加隐匿和封闭的环境下发生，降低了可证性。再加上二人的职业都是与八卦和猜测形影不离的好莱坞演员，事件的表征受到太多干扰。
除了法庭内的现实困难，这场斗争的残酷之处也在于它的最焦灼的阵地已经转移到法庭外的社会陈规和文化道德中。德普之所以能够在舆论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很大原因是因为他撬动了更多的“情感杠杆”，并且调取了比传统媒体更有影响力的社交媒体资源。而这个杠杆的支点依然是文化中的厌女症。保守势力通过把艾梅柏塑造成处心积虑的捞女形象，把德普描绘成无辜的、充满人情味的成功演员，将二人打造成简单对立的人物形象。在推特和reddit论坛中，很多来自男性用户的观点称，女性竟然可以随意站出来指责性侵并且因此得到支持，是一种“性别特权”。“一个婊子可以就此轻易地毁掉一个正直的（男）人”——殊不知这里依然是父权制框架下性别特权者认为“平权就是失权”的思维。
德普比韦恩斯坦幸运的原因也在于，本案的时间节点发生在美国保守势力回潮的大气候下。右翼势力意识到了娱乐业也是必须要保住的文化战争的阵地，并且做好了充分准备反攻。过去数年Metoo运动风起云涌，以男性为主流的保守势力在过去一段时间经历了一段压抑的“相对剥夺感”，这种父权既得利益者积压的结构性怨恨和不满的情绪构成了本次德普案狂欢的心理基础和动力，进而发展成德普案中羞辱讽刺艾梅柏的集体网络行为。Metoo运动常见的家暴受害者的“悲情动员”和性别正义的“情感召唤”不但被德普支持者的“戏谑和恶作剧”消解了，“正义的愤怒”这一策略也几乎被保守势力原封不动地采用：德普支持者“下一个被诽谤的可能就是你”的观点在社交媒体上可以说是一呼百应，这是父权制对女权主义者在Metoo运动中“下一个被家暴的就是你”和“我也是”的直接回击。
德普案的确会重塑人们对性侵举报的看法和感知，寒蝉效应将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有人称德普的胜利鼓舞了男性家暴受害者打破“男孩别哭”的印象，进而更勇敢地站出来，但家暴受害者，不论是任何性别、年龄和阶层的分布——那些往往处在亲密关系权力下方的人，他们会自我代入艾梅柏还是代入德普的角色？更重要的是，观看者会因为网络行动中的转发支持等“感情劳作”得不到回报而表现出更多的质疑，一种基于性别正义的社会共识正在丧失信任。在充满攻击性的对话，对抗性的行动，极化的言论氛围里，Metoo运动如何继续推进性别平等，需要的是超越情感动员之外更实质性的、制度性的行动策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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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gan Garber. The Amber Heard–Johnny Depp Trial Is Not a Joke. The Atlantic. 2022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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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汉青, 梁文婕."反性侵网络抗争路径研究——基于33个案例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QCA）." 当代传播 .01(2022):7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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