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到底是不是工具？
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认为，有时是，如在“唱赞歌”的时候。有时不是，如在“揭露黑暗”的时候。对于充当工具的文学，看来莫言很鄙视与不屑。
在中国，这虽然是莫言首提，放眼世界，这还不是莫言的首创。
201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于2011年06月17日上午，在中国社科院作题为《一个作家的证词》的演讲中就说：“文学不应成为政治的宣传工具，其文学质量会大大降低”。（北京青年2011年6月18日报报道）
莫言当时就是聆听者之一。
这或许对莫言有所“启发”，或者是产生了“共鸣”。他也才“觉得文学艺术，它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
“唱赞歌”，特别是为“某一个社会”“唱赞歌”，大概有“为政治宣传”、为“某一个社会”制度“唱赞歌”的嫌疑。“文学质量会大大降低”。要保持文学的高质量，还是“揭示社会的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为妥。应该说，莫言对略萨的言论是心领神会，他们之间的心是相通的。
文学，是不是工具，谁说了算？莫言吗？他只能代表一家之言。说白了，他说了不算。他还没有“一锤定音”的权威。
但是，世界上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并不只有略萨一个。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略萨，他的言论在莫言那里可能是金科玉律。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辛克莱那里，就不是。
辛克莱是美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自从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也曾经饱受争议。那里的人们或许没有“诺贝尔奖”情结。一看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纳头便拜”。人们也没有因为他的获奖而格外“珍惜”，把他“供”起来，小心呵护。
20世纪初期大英百科全书对文学的定义是：文学是“诉诸笔头的、对最优秀思想的最佳表达”。这样的“定义”，突出了“思想”，不知莫言是不是接受。不过，著名的政治家而不是文学家的温斯顿·丘吉尔（1953年）因他亲历并亲撰的一战和二战史而获诺贝尔文学奖。莫言说：“如果他（略萨），当上总统了，他的书我就不看了”。
看来，莫言是不是看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的书，不是首先看他们的书是不是有文学的价值，而是看获奖者的身份。这是不是可以认为，莫言把文学著作的的“文学家”的身份看的格外重要？以表明莫言是多么的看重“文学”的“纯粹性”？文学的“神圣性”？不能让“政治”沾染文学？不过，这应该属于个人“兴趣”、“爱好”。
同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莫言的心目中，肯定有不同的位置。
对于辛克莱，鲁迅说：“美国的辛克来儿说：一切文艺是宣传”。鲁迅进一步说：“相信辛克来儿的话。一切文艺，是宣传，只要你一给人看。即使个人主义的作品，一写出，就有宣传的可能，除非你不作文，不开口”。
文艺可不可以用于革命？这是鲁迅提出的问题。他的回答显然是肯定的。因此，他认为：“用于革命，作为工具的一种，自然也可以的”。
这里，鲁迅说的自然是作为工具的一种，而不是主要的一种，更不是唯一的一种。总之，文艺是可以作为工具使用而用于宣传的。
在这里，鲁迅并没有把文学与宣传混为一谈。
在文艺可以成为“工具”的问题上，鲁迅与同样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辛克莱是一致的。却与半个多世纪之后才获得诺贝尔奖的略萨、莫言发生了冲突。
对于文学的功能，鲁迅从自己的创作与应用实践中，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中，甚至认为：“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血路的东西”。这“生存的小品文”应该属于文艺，也属于文学。而鲁迅，是以文学，以杂文——文学的一种形式，作为匕首、投枪的行家。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的鲁迅，他手中的笔，就是他战斗的武器，或者说工具。他的文学，小说、还有杂文，成了反封建、反军阀的工具。按照某些人的说法，应该是成为了政治斗争的“工具”。这，用得着讳言吗？当年不是也有人说鲁迅是被政治“利用”么？鲁迅在乎他们了吗？理会他们来么？
以文学作为“工具”，或者说战斗的武器，鲁迅应用的得心应手，炉火纯青，所向披靡。找上门去的或者偶遇“交手”的，一个个败下阵来。可以说是“打遍天下无敌手”。
是文学，成就了鲁迅。鲁迅，推动了文学的发展。在文学发展史上的贡献，起到鲁迅这样的作用的，恐怕无出其右者。尽管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要取代鲁迅，成为新文化的方向、旗帜，恐怕就离题了。
其实，政治，是众人之事，不是少数政治寡头的事。在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关心政治就是关心自己的事。关心政治是光明磊落的事，不是见不得人的事。只有在政治上搞阴谋诡计，玩两面三刀才是应该予以揭露，予以批判。这种在政治上玩儿“阴”的的人，难道不是莫言应该“揭露”的对象吗？如果莫言有志于“揭露”那些人，起码就自己的笔的触角触及到了“政治”，必然与政治发生关系。即使不去深入，而是坐在书房中胡琢磨，靠灵活的大脑编织骇人听闻的离奇的故事，魔幻的超出地球人的想象，他也是想表达人间的政治状态。那样做，难道就跳出了政治的“手心”？就摆脱了成为政治的“工具”的命运？没有。
当年的鲁迅，由于与政治有着扯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创作自由”受到限制。尽管做了“努力”，想远离政治，多写“风月”，还是没有人相信鲁迅脱离和远离了政治。鲁迅没有做到，莫言也做不到。
这种现象，其实鲁迅看的清楚，说的明白，比喻的形象。他说：“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
莫言的悲哀在于，明明知道诺贝尔奖的评委们生活在有阶级的社会，而且生活在货真价实的资本主义社会，或者叫做“民主社会”，是信奉“普世价值”的社会。明明知道他们的社会地位没有“超阶级”，不但认为他们“超阶级”了，自己也俨然与他们融为一体，竟做起了“超阶级”的文学家。
自己明明已经成为西方文化棋局中的一颗棋子被摆到了棋盘上，却以此为荣，感觉挺美，甚至还上赶着去献媚。自己美，自己做也就算了，却还号召别人与他一样，那怎么可能么？如果以充当对付新中国的打手还自鸣得意，那真的是不可救药了。
文学，属于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文以载道，这是宋周敦颐（鲁迅系其31代孙）的千古名句。作为文的一个分支的文学，本来就是服务性的、服务的工具。这个属性，不会因为谁，如莫言得了什么奖就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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