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立足基本国情，遵循教育规律，坚持改革创新，以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为工作目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可见，任何院校都应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致力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然而，山东大学外语学院却匪夷所思地开办“梁实秋班”，说明该校已将反共文人梁实秋当作激励学生奋发有为的励志楷模，在中央狠抓意识形态工作多年的今天，此举着实令人震惊。
那么，谁是梁实秋，为何说他是反共分子、汉奸文人呢？
一、被美国驯化的自由派文人
梁实秋是浙江省杭县（今杭州）人，1903年1月生于北京，当代散文家、文学批评家、翻译家。1915年秋，考入清华学校。1923年8月，梁实秋离开清华赴美留学，期间，他专攻英语和欧美文学，先在科罗拉多学院学习，1924年又到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受到保守派文艺评论家白壁德的人文主义思想影响，因此，梁实秋偏爱“秩序、稳健、理性”，反对所谓“偏激、冲动、非理智”等言行，回国后与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产生严重冲突，进行多年论战，被称为“白璧德的门徒”。
实际上，梁实秋所鼓吹的“民主、自由、人权”，仅是西方价值观的翻版，毫无高深玄妙之处，早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得体无完肤，某些不懂或装作不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人，将梁实秋奉为思想导师、理论大咖，实在可笑至极。
更可笑的是，鼓吹“民主、自由、人权”的梁实秋，却不愿给爱国学生一点自由。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青岛大学（山东大学、青岛海洋大学的前身）部分学生跟随平津学生罢课南下、赴南京请愿。时任青岛大学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的梁实秋对此并不支持，声称“国联的调查仲裁定能使公理战胜强权”，坚持认为校方应“开除学生暴动首要分子数名”，遭到爱国学生的批判，搞得声名狼藉。
二、态度鲜明的反共分子
梁实秋曾留学美国，其思想不可避免地打上西方烙印，因此，他站在西方和民国政府的立场上，坚决反对中共及其文化政策。
如他在发表的《我为什么不赞成共产党》一文中，明确表示“我一向不赞成共产党和共产党主义”，并鼓噪说“我最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对于民族精神的蔑视。第二点，我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的对于私有资产的仇视。第三点，我不满于共产党的是他们的反民主手段。”还站在蒋记政府的立场上公开声称：“共产党人或信仰共产主义者若以暴力扰乱程序攘夺政权，则是犯罪，当明正典刑”，
他否认文学有阶级性，对党的“文艺政策”深恶痛绝，声称“‘文艺’而可以有‘政策’，这本身就是一个名辞上的矛盾”、“把文学当作‘武器’！这意思很明白，就是说把文学当作宣传品，当作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不反对任何人利用文学来达到另外的目的，这与文学本身无害的，但是我们不能承认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
他认为“文学无阶级”，反对思想统一，要求所谓“思想自由”，鼓吹“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标准”，与鲁迅、冯乃超等左翼作家笔战不断，被鲁迅斥为“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毛主席曾把他定为“为资产阶级文学服务的代表人物”。
由此可见，梁实秋虽对蒋记民国政府有所批判，但立场是支持民国政府、反对共产党的，他在解放前跟随国民党败退台湾并不奇怪。而梁实秋关于“文学无阶级性”的观点，同样是的西方价值观的翻版，与公知鼓吹的“文学去政治化”如出一辙，虽然违反中央的文化政策，却受到公知和自由派分子的吹捧，因此，近三十多年来，为梁实秋翻案的文章多如牛毛，他从死硬反共文人变成著名的文学家。
三、臭名卓著的汉奸文人
一直有人把梁实秋塑造成爱国人士，但其言行却让他成为众矢之的，沦为遭人唾弃的“汉奸”。
一是国民参政会辩论。1938 年 10 月，第二次国民参政会议在重庆召开，陈嘉庚以参政员身份拍去一封“电报提案”，大意是“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提案一出，让身为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大惊失色、如坐针毡，却很快得到20名参政员联署。梁实秋坚决反对，他说：“任何战争都是以和平结束的，言和不等于出卖国家利益，为什么要以卖国贼论罪”，得到汪精卫的肯定；王造时反驳说：“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占领了东北，占领了华北，占领了南京、上海，又占领了武汉，而且正在继续进攻中，在这种形势下，除了屈膝投降为城下之盟以外，有什么和可言，主张言和者当然应该以卖国贼论罪。”这场辩论让梁实秋“亲汪主和”的政治立场再次暴露无遗。
二是鼓吹“抗战无关论”。这是梁实秋最为人所诟病的政治事件。1938年12月1日，梁实秋应邀主编内迁重庆的《中央日报•平明》副刊，创刊伊始，他在“平明”副刊撰文：
“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
此言一出，举国哗然，受到孔罗荪、安娥、陈白尘等人的批判。因为全面抗战以来，日军在中国大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中国军民连遭重创、损失惨重，举国义愤填膺，而且，武汉沦陷不久，又临近南京大屠杀1周年，梁实秋此时鼓吹“抗战无关论”，明显违背了民族意愿，亵渎了民族感情，是典型的汉奸言论，受到全民声讨实属必然。虽然他曾公开为自己撰文辩护，但在民族大义面前，缺乏说服力，许多朋友为此与他划清界限、分道扬镳，1939年4月被迫离开《中央日报》。
毛主席对梁实秋了如指掌，1940年1月，当他听说梁实秋将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身份，随“华北慰劳视察团”访问延安时，坚决予以拒绝。
虽然臭名远扬、众叛亲离，但在抗战期间，梁实秋仍坚持“抗战无关论”，写了很多“闲散文字”，这从侧面说明他沉溺个人生活、缺少民族大义，再次印证了别人对他的批判并无不当。当前，少数人歪曲历史、佯装客观，处心积虑为他的汉奸言论翻案，胡说“重庆、昆明、桂林、上海孤岛以及香港等地的文艺工，几乎一致地群起而攻之（梁实秋）”、“客观上造成了为批评而批评的气氛”，此举必将一败涂地。
总之，梁实秋虽是小有才气的散文家、文学批评家、翻译家，但本质上是被美国驯化的自由派人士、死硬的反共分子、臭名卓著的汉奸文人，包括山东大学在内的某些单位将其树为励志楷模，实际上动摇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偏离了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是荒唐可笑和极端错误的。（2022-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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