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萨说：“作家不能指着当下的政治题材来生活”。只能说，这话有一定的道理。
作家以当下的政治题材创作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困难很大。因为不但作家，即使是政治家，也很难把握政治的发展趋势与走向。许多事物的发生，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政治家也只能因势利导。这样的任务，靠文学家行吗？显然不行，他们不具备必要的条件和手段，缺乏必要的号召力和执行力。
文学家影响社会，主要是靠文学。至于那篇文学这样影响了社会，这实在不好判断。看以往的文学，多是给人们的生活增添一点趣味。丰富一点文化生活。靠文学，其实，改变不了什么。关于文学的争论，能够让文坛显得不那么清冷。说不上是坏事。再说，是否发生争论，在多么大的范围内发生争论，岂是文学家自己能够决定的了的？
再说，文学家，特别是现代的一些文学家，成长与和平时期，一般不处在政治的核心地位，起码在成为文学家时是这样。他们不参与政治的重大决策和政策的制定。要他们从全局、从根本上把握大局，必然非常困难。这就注定他们的文学作品在反映政治方面具有“滞后性”和“局限性”。他们也只能从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中去体验政治、感知政治、去反映政治。那样的文学作品，必然带有明显的的主观色彩。如果缺乏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到头来只能是通过文学，通过文学对历史已经发生的事，而“发泄”、而“暴露”，把历史观容入其中。
文学家好像有一种“个性”，一种愿望，总想远离政治，并且越远越好，好像唯有如此，才能创作出好作品、思想深刻的作品。这，其实是一种认识上的错觉，或者说是幻觉。或许是受到西方文学家创作思想的影响。在中国的文艺中，原本没有那样的思想和观念。这种观念，反映的是通过文学反映政治的不自信，甚至排斥。
看那些国内外的名著，那个脱离了政治？不过是生活在现实政治中的文学家，通过文学，反映已经发生的某种政治条件下发生的故事。即使是历史小说也一样。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离开了政治，就没有了“故事”，还“演义”什么？
文学家，即使是专业的文学作家，作为人，起码在成为文学家之前，也要参与社会方方面面的工作。接触社会方方面面，乃至形形色色的人。文学创作，只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由于文学创作是文学家的主观创作，在他们创作的文学中，不能不反映他们作为人的过程中形成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影响，甚至是自然的流露。
具体到个人，情况又有所不同。有人超出他的专业，就是个纯粹的“外行”。与别的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甚至还要逊色，就不要说高人一等。因为是作家，在普通人面前摆谱，是浅薄的表现。
作家，甚至成为文学家的人，在成为文学家前后，都同样处在一定的社会地位中，都具有特定的政治地位。这与成为作家之前没有什么两样。虽然，有人对于自己所处的政治地位并不满意。有的甚至想通过文学创作改变自己的政治地位，而且也确实通过文学创作改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这样的实例，不胜枚举。莫言难道不是么？是文学，改变了他的人生。如果没有文学，他或许早就复员回到他曾经放牛的地方当农民了。诚然，当了农民仍然可以成为文学家。
莫言，其实也是这样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对于他参军之前的政治的态度，甚至对伟人明显持否定态度。站在他的立场上，他感知到的政治也许就是那样的。具有那样感知的也不是莫言一个人。他们为什么对社会有那样的感觉？原因肯定不相同。
其实，严格说来，莫言也不是那个年代的被迫害者，没有人迫害他。他的遭遇的形成，恐怕还不能与政治扯上原因。主要还是相互关系处理的不好。个中缘由，是不是真的是那样不重要。莫言以为是那样才是重要的，或许那是他文学创作的需要，文学创作的源泉。那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够引起与他具有相同或者相似经历的人的共鸣。不过，那毕竟是他个人的主观认知，不仅具有“主观性”，也难说没有“片面性”。因此有更多的读者不认同，因此，才发生争议。有人只看到争论中的“杂音”，这种“杂音”并不存在于一方。于是，有人把这种争议看作是“黑”莫言。这，不是文艺批评。是对批判莫言的人们的武断的否定。
时下的文学，已经“市场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人便是靠文学创作谋生。出版社也是一样，首先是生存，而且要好好的生存。在整个“链条”中，共同受到的是“价值规律”的支配，而不是“价值取向”的支配。文学创作与政治价值取向发生矛盾与冲突，很正常。
总体上说，文学家虽然是个特殊的职业，却脱离不开社会而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超人”。按照鲁迅的说法，不可能成为揪住自己的耳朵离开地球的人。
政治，不是洪水猛兽。只是政治对人的要求与其它，如文学不同。人们可以对文学不闻不问。不看文学，不爱看小说不是缺点，不影响人们的生活、工作，而且丝毫不影响。对于政治、法律、政策之类却不能漠不关心。因为政治、法律、政策常常与每个人的生存息息相关，与人的关系更密切。因此，关心政治的人比关心文学的人相对要多些。
有文学家之所以对政治不感兴趣，是因为他们的创作理念与政治，与某种特定的政治不和谐甚至发生抵触、冲突。那样的文学作品，政治不会格外垂青。正应了那句话，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被推翻。几何公理尚且如此，何况文学？
文学家创作出来的文学，应该说不是自娱自乐，而且公开发表，给人们看的，甚至以文学变现过日子，维系生计。他们怎么可能不思考、顾忌文学创作之后的发表问题？如果在创作时预料到创作成功之后，没有发表的可能性，没有存在的空间。他还去创作那样的文学么？为了发表，就必须讲究一点“策略”。这能不能发表，排除艺术性等原因，不排除有政治原因。虽然，政治也是此一时彼一时。像莫言的某些作品，只能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滥的时候才能够发表。莫言，显然抓住了这个“窗口期”。他的作品受到争议，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或者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至于他是“揭露”还是“赞美”，写的怎样，艺术性如何，有人具体阐述么？基本没有。
其实，那些骨子里，或者本来就与现实政治格格不入的人，在他们成为文学家之后，他们创作的文学怎么可能不与现实的政治发生冲突？说白了，他们对某种政治的不满，怎么发泄？文学，无疑成为他们发泄的工具，或者说“暴露”的工具。在某些人手里，这就是文学的功能。莫言只把“歌颂”看作是文学的“工具”功能，好像他的“揭露”不具有“工具”功能，那也只是他自己及其同道的感觉而已。
政治，其实是一个人很难回避的现实问题。有的文学家自以为巧妙的回避了，不过是“自以为”而已。瞒不过读者的眼睛。即使是写历史，他的历史观就会暴露其中。莫言想远离政治，表现的对于政治的不屑，事实上，还是难以脱离政治。因为政治无处不在。
事实上，政治对于经济、军事、文化等各行各业都有要求。至于对于政治要求是不是认同，同样是政治。文学家可以用文学的形式委婉的表达。而没有却是用文学的形式直接的表达了出来。工人、农民也可以用口头形式直接表达。甚至可以用行动表示反抗。这是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事情。文学家能够脱离这个现实么？
列宁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毛主席说：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不管某些文学家承认与否。这种观念，这种意识是一种客观存在。他们可以反对，可以否定。却无法阻止另外的一些人赞成。
在政治与其它的关系中，无论在什么制度下，即使是西方的所谓“民主国家”，政治无疑同样居于统帅地位。那个帅位，经济担当不了，军事担当不了，文学能够担当的了吗？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那一个文学家说过文学是统帅之类的话。说明文学家还明白这个理儿。
政治，是阶级利益、政治集团最集中、最高的体现。而政治中的核心，是政权问题，亘古不变。政权，是一切权利的核心。共产党的政治，要求政治家与人民大众的统一性，这是因为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种统一性表现在“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上。颠倒了，就不是共产党。
文艺、文学、小说具备那样的功能么？显然不具备。在文学创作中，政治与其它一样，是文学反映的对象。政治人物，同样是文学创作中需要描写、刻划的人物。文学家李可以不去创作那样的文学，不等于文学家张也不去创作那样的文学。能不能创作出那样的文学，只具备文学修养还远远不够。莫言在他的小说中设置的“八路军干部”、“日本鬼子”、“地主”等，其实都是政治人物。不过是“小人物”罢了。
政治需要文艺，这自不待言。文艺同样需要政治。这不只是因为文艺家生活在特定的政治生态环境之中，形成他们对不同的政治的不同态度。他们的“创作”都需要从政治的需求中去实现他们的价值。为什么“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在“进行时”文学家不去创作？首先是因为他们创作不出来。当他们创作出来的时候，同样，首先是因为政治为他们提供了创作条件，开了路。有了路，他们从去走。这个事实，文学家难道不清楚、不承认么？
文学，在社会中，在社会政治中，到底充当什么角色，不应该去文学家的大脑中去找答案，而应该在社会现实中，在文学的历史存在中去分析，去观察。
文学，之所以担当不起与政治相一致的社会责任，是由它的自身属性决定，而不是由文学家的主观意志决定。
无论是从事政治，还是从事文学创作，首要的是人的问题。
政治，是人从事的。文学，是人创作的。没有相应的人，一切
免谈。
其实，政治的历史远比文学厚重。在中国，至少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黄帝。文艺的出现或许要早些，最早的文艺可能是歌舞、音乐。据说八千多年前就有了骨笛。而小说的产生，却是比较晚的事，而在文艺中的地位，也常常被忽视，甚至忽略。重视小说创作，把小说捧到文坛王冠上的明珠，是近代之后的事。在中国，是更晚的事，甚至可以说是鲁迅那个年代才开始的事。
创作文学的人，可以不从事政治，专注文学创作。但是，却不能无视政治的存在。由于某种原因，他们可以是对政治的批判者，平时对政治表示冷漠，表现出不关心政治的样子，实际上，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却无时无刻不在审时度势，揣摩如何应对政治，甚至如何打“擦边球”，与政治进行“合法斗争”。这种人是文学家中的“高手”。
文学家是不是可以成为政治家？政治家是不是可以从事文学创作？没有什么人说不可以。事实上，能够完成这种转变的人，不多。
屈原是文学家、诗人，也是政治家。鲁迅、郭沫若是公认的大文学家，也是公认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特别是鲁迅，他的文学与政治达到了高度的统一，被伟人称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方向。
政治只要不忽视文学，就不可能无视文学家的存在。谁的文学创作触犯了政治，政治同样会触犯文学家，至于以什么形式表现，是激烈，是平缓，是包容，是另外的问题。这，没有什么不好理解。
无论是政治还是文学，归根到底都是人的问题。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归根到底还是人与人的关系。这部分人与那部分人之间的关系。
如鲁迅所说：
“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所以，我想：革命，倒是与文章有关系的”。（1927年4月8日在黄埔军校的讲演《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
这是鲁迅在蒋介石发动的4.12政变之前说的。在4.12政变之后，做了进一步的阐述。认为：
“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上海《民众旬刊》第五期，《而已集.革命文学》）
相比毛主席在《延安讲话》中提出的人的问题，要早十几年。可见鲁迅思想之敏锐，之深刻、之影响。至今，谁能说鲁迅说的不对？有人对于鲁迅的话无以反驳，只能表示沉默或者绕开说。
人的培养，很难很难。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付出了多么大的沉重的代价。文学家的培养同样不是容易的。像鲁迅那样的自觉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家，不是在风平浪静中而是在反革命的围剿中产生。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年代，共产党培养了大批文艺家，其中包括文学家，他们反映战争年代的作品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庭院难养千里马，花盆难栽万年松。
多年来，没有出现有影响、作品深刻、令人尊敬的文学家，看一看他们的成长过程，就能够基本看出其中的端倪。不是由于他们没有脱离政治，或者与政治靠的太近。而是缺乏对于社会的了解和理解，特别是体验。在某些问题上，只能是“随大流”，“跟着感觉走”。再好的文笔，写的再天花乱坠，光怪离奇，又如何？到头来不过是“鸡汤”、“快餐”，供患有“饥渴症”的人们享用。
人们对文学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不在要求那么高。因为高质量的文学作品，许多人已经不再奢求，也不是奢求来的。对于许多人，文学，不过成了日常的“消遣”品。特别是对于那些对政治失去兴趣的人。那些没有“政治灵魂”的作品，甚至“黄色”文学，可能更“好看”，或者说更看好。
不要以获得什么什么奖为由头评论文学、文学家。那是“专家”的“专业”评论，不是读者的评论。其实，许多作品的知名度与人们的喜欢程度，要远大于曾经的获奖作品。前三十年是这样，后三十年也是这样。
鲁迅的文学获得过什么奖？好像什么奖都没有获得过。靠“奖”扬名立腕是靠不住的。有的奖要不是以名人的名字设立，日子久了，恐怕连奖项都要被忘记了。中国的这个奖那个奖，到底有什么特点与区别，有几个人说的清楚？那，或许是一种“营销策略”。像《软埋》那样的文学，据说还获得了“路遥文学奖”。真不知道九泉之下的路遥该做何感想。1949年出生的路遥对“合作化”的认识难道与1955年出生的方方相一致？
《软埋》的“下架”，显然是政治干预的结果。说明《软埋》所代表的政治，已经为现实的政治所不能包容。只是，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看到包括莫言在内的文学家的表态。个别的，则表现暧昧，甚至支持。从中，广大读者看到的是什么？
实际上，正是由于“新时期”文学家没有提供人们所希冀的文学作品，患上“饥渴症”的读书人，才大量阅读港台及外国的文学作品。“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一度成为时髦。那毕竟是中国大陆人自己创作的文学。
就全国而言，那些受到“伤害”的人毕竟是少数人。在广大工农兵中，更是少之又少。特别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们还都活着。文学创作反映的是不是那么回事，是有感受和发言权的。不适当的渲染，只能增加读者的反感。他们的生命力，看过即过，甚至没有多么大的思考价值。“故事”而已。按照通俗的说法是“吃柳条子拉粪筐——肚子里瞎编”。
那种“文学”，如果可以称为“文学”，看当年鲁迅先生所说：“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
有人的创作，难道不是在显摆中产知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么？
那样的文学，能够与多少人和什么人产生共鸣？人们过了那个“新鲜”劲儿，不再受人关注和青睐。因为谁也不愿意在“伤痕”中生活。腻腻歪歪地看他们唠叨“自己”的过去。
其实，在新中国，几千年遗留下来的社会问题，怎么可能在几十年中解决？政策怎么可能都执行与落实的那么到位？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是政策执行中出的问题，原因是各种各样的。决不能以此否定政策的可行性，及连续性。进而否定那一段历史。那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用他们的史观看现今，也是黢黑一团，应该统统否定。
无论是“伤痕文学”还是“反思文学”，如果不能客观反映这个现实，而是为历史虚无主义找证据，递刀子，那不可能有生命力。那本身就是在否定一种政治的同时，在为另外的某种政治服务。
那些文学家的作品，即使是在创作时，故事也都是“过去时”。他们能够创作出“进行时”的作品么？起码没有发现。
这种现象说明，文学家的文学创作，离不开特定的政治环境。当他们可以创造“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时候，说明政治生态发生了变化。因此，具备了创作“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政治条件。那些文学家，也确实是在政治生态发生了变化之后创作的。这已经说明文学家不是政治上的先知先觉。他们不但脱离不了与政治的关系，甚至还是后知后觉。
政治、当下的政治，在行进中，起码有许许多多的未知数。文学家不是预言家，虽然可以预见将来、幻想未来是“美好”或者走向“毁灭”。甚至用“魔幻”的手法去写作。那样的文学，有一个名字，叫做“科幻小说”或者“魔幻小说”。
因此说，文学家的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常常具有“滞后性”。
文学作为社会现实的反映，这就决定了文学本身就具有“滞后性”。远的不说，如，关于反映“土改”、“合作化”的文学，只能是在经历过“土改”、“合作化”之后才能够去创作。在它之前，没有文学家能够创作出反映那个题材的文学作品。即使是否定“合作化”的作品，也是发生在“合作化”之后。像《软埋》，甚至发生在“集体化”解散多少年之后，算是“马后炮”。对于当时有什么意义？没有。该发生的，不该发生的，还是都发生了，无可更改。文学家在“创作”那个时候的文学的时候，怎样创作，怎样取舍，取决于作家的主观意志。而方方个人的主观意志，明显是与国家意志发生了冲突。被“下架”实属必然。抛开政治，她的作品，也有“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的意味。历史，不会因为文学家怎么写而改变。
政治，需要政治家的决策。一旦决策，组织实施，需要的是“总动员”。摇旗呐喊是少不了的。政治，不会拒绝通过文艺的形式进行宣传。这其中也包括文学。他们需要创造出“短平快”的文学作品进行配合。如快板儿，绘画，诗歌，散文，也包括小说。创造不出长篇小说，可以创造短篇小说。总之，都不会缺位。有人不愿意那样做，有人必然愿意去做。因为，任何一种政治力量，都有自己的文艺队伍，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
政治宣传，常常讲个时效，其实，小说在宣传中到底起什么作用？很难说。以笔者的年纪和经历，小说在历次重大政治宣传工作中，作用有限。这还是比较客气的说法。有的小说纯属“秋后算账”。如方方的《软埋》，不是什么宣传不宣传的问题，而是“反宣传”。是在为政治敲丧钟。这“丧钟”，是不是一种政治“工具”？自己可能不觉得，别人未必不那么看。毕竟，方方只能代表一部分人而不是全民。至于她代表的那部分人是多是少，还在另论。
就有那么一种人，明明做了“工具”，却不知道做了谁的“工具”。这种人尤其可悲。他们应该去看一看鲁迅那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并不总是被动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反作用”于政治。
其实，不管谁“揭露”还是“歌颂”，条件必不可少。
即使是莫言的“揭露”，如，他“揭露”集体化时期他家没有牛，“歌颂”毛泽东死了他家有了牛。为什么莫言在1976年毛泽东死的时候没有去“揭露”毛泽东在世时他家没有牛，而是过了若干年才去“揭露”？是因为他及时的“捕捉”住了“暴露”的条件。
他“敏锐”的抓住了这个难得的，甚至是稍纵即逝的“机遇”，与某些政客相互配合，刮起了一股历史虚无主义的阴风，肆无忌惮的否定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前三十年。一些文学家，说白了，不过是充当了某些政客的“跟屁虫”的角色。他们以为自己是谁？有什么“独立性”？如果什么叫做睁着眼说瞎话，那种文学家就是。
即使是莫言的《蛙》，出版于“计划生育”放开二胎之前。但是，其中关于“从1965年开始，急剧增长的人口导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计划生育高潮。当上公社卫生院妇产科主任的姑姑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在全公社掀起轰轰烈烈的‘男扎’行动”的介绍明显与事实不符。毛泽东在世时，国家没有“计生委”。对于计划生育，仅仅是“提倡”晚婚晚育。讲的是“一个少，两个好”。决没有所谓的“一胎化”。所谓“轰轰烈烈”的“男扎”也许只发生在莫言的家乡。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对于这话，虽然有人讳莫如深，却不得不承认，他道出的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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