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莫言对文学，特别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有着自己的理解，但是，他在创作文学的时候，他创作的文学，却摆脱不了政治的“纠缠”与“羁绊”。
任何一个文学家，生活在一个特定的政治制度下，不得不面对那些或者令他们心怡的政治，或者令他们厌恶的政治。
如何处理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201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也只是说“文学不应成为政治的宣传工具，其文学质量会大大降低”。（2011年06月17日上午，在中国社科院所作《一个作家的证词》的演讲 ）如何处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并没有说清楚。起码没有伟人说的清楚。
而莫言，则“发展”为“文学艺术，它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也包括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人性中恶的成分”。观点好像比略萨更清晰、更明确了。与伟人相比，也更加背道而驰了。
莫言如此认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他的文学摆脱了政治么？没有。为了保障文学的“质量”，他创作的“诀窍”其实很简单，只能反其道而行之，使之成为批判政治的工具。文学只需要“揭露”、“揭露黑暗”，揭示“人性恶”。
通过文学，莫言所揭露的黑暗，揭示的“人性恶”，不是与几千年来旧的习惯势力联系在一起，也不是与传统的私有制形式联系在一起，而是与现行的社会政治制度，特别是“公有制”密切联系在一起。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或者没有同情的世界”。在那样的一个世界里，充满了“毛式恐怖”。（诺贝尔文学奖给莫言的颁奖词）
当今的世界，无论是那一个国度，在人分我“我们”与“你们”的时候，在“我们”与“你们”在“所有制”问题上存在根本的分歧的时候，就有“我们”的政治与“你们”的政治。或许还有以“第三种人”为特征的政治。那种政治，看似“独立”、看似多门多户，一经比较，不是偏向“我们”就是倾向“你们”。有人愿意生活在幻想中，生活在自我陶醉中，那是他们自己的事。自己不想醒，他人难叫醒。
在西方人所谓的“民主政治”下，其实是“资本”在主导。没有“资本”的劳动群众，只能上街游游行，喊喊口号，最多，罢几天工，发泄一下不满。仅此而已。这是那种制度下“法治”的极限。不管是那个政党执政，他们也根本不在乎文学家怎么选择。因为，他们之间，在根本利益方面保持一致，都在不遗余力的维护“私有制”。
生活在中国的莫言，在“我们”与“你们”之间，还存在着根本的利害冲突的情况下，必须在“我们”与“你们”之间进行选择。这是生活在中国的文学家的幸与不幸。是也，非也？
作为文学家的莫言，他及其文学能够如他所愿，回避与摆脱政治吗？一字以蔽之：难。因为正如诺贝尔文学奖给莫言的颁奖词中所说：“莫言用荒诞和讥讽攻击历史的谬误、贫乏及政治的虚伪”。“揭露人类最黑暗的一面”。攻击“政治的虚伪”，符合莫言的文学观。他本不需要回避与脱离政治。那会限制莫言的想象力。聪明的莫言怎么可能作茧自缚？
在他那个本描写做计划生育工作的“姑姑”的书里，可以说，离开了政治，就没有他“姑姑”存在的空间。
毕竟，他“姑姑”从事的是计划生育工作。计划生育涉及千家万户，在当时是“国策”。还不能说计划生育不是政治，起码不能不把计划生育与政治联系起来。因为，计划生育在中国以往的政治制度下没有发生过。即使是在中国，计划生育的实施，也经历了一个过程。莫言所经历的不是全过程。看到的，不过是过程中的一个“点”，具体说，就是他“姑姑”这个人。她是中国政治的代表么？在莫言的眼里，是。重要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认为是。
他的“姑姑”是不是计划生育中出现的“典型”？他书中的“姑姑”应该是的。那样的“典型”，有点耸人听闻。那样的典型恐怕只有书中有。老朽在现实生活中既没有看到，也没有听说。
据莫言自己说，他的姑姑并不像他笔下的“姑姑”那样。“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
按说，真实的姑姑，本来应该是一个被“歌颂”、被“赞美”的对象和形象。如果“写实”，岂不是为政治“唱赞歌”了？会减少几分“毛式恐怖”。那样的文学质量，肯定会“大大降低”。想的诺贝尔文学奖，恐怕门也没有。
莫言不走寻常路，反其道而行之。把姑姑塑造成被“揭露”、被鞭笞的对象，被着力描绘成为“女匪”。
这样的姑姑，那里还有“原型”的影子。
这难道不是在借文学创作，颠倒黑白、胡编乱造，对“原型”恣意的侮辱与污蔑么？在文学中塑造的“姑姑”，那还是他姑姑么？害的他姑姑不胜其烦的给相信了莫言文学中的“姑姑”就是他姑姑的人们一遍又一遍的解释。这样奇葩的事，怎么发生在这样的年代？
为什么如此糟践自己的姑姑？完全是由他的文学观决定的。否则，难以解释发生在莫言身上的这种矛盾现象。否则，就不能为莫言的政治服务，也难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莫言在文学中对他“姑姑”的糟践，难以欺骗中国人，却把外国的那些高智商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骗”了。他们以为他的“姑姑”是真实，发生在中国的事是真实的。对于莫言，这比什么都重要。到底是谁更懂政治？
他塑造“姑姑”这样的一个“典型”要干什么？就是为了
按照莫言的文学观推测，应该是通过塑造他“姑姑”这个“典型”，在“揭露黑暗”，揭露新中国政治黑暗的同时“揭示”生活在“政治黑暗”状态下的“姑姑”“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人性中恶的成分”。
他塑造的“姑姑”确实“恶”。从她做的事上看，而且很恶。
她为什么那么恶？是不是“人之初，性本恶”？恐怕不是。是计划生育的职责改变了她的“人性”？应该是，可能是。没有那个职责，她岂不是就没有了暴露其人性恶的机会？这，仅是表面所看到。其实，也未必是。
“人性”岂是由什么计划生育之类的“职责”决定的？如果这样看问题，岂不是说，只要是为共产党、为政府工作的人，心灵深处的阴暗面、人性中恶的成分无时无刻不在表现？在莫言的意识中，或许是的，应该是的。不过是借他“姑姑”的“公职”身份，反映了他的心态。
那个计划生育的职责，是不是一定是具有“人性恶”的人，必须由“人性恶”的人才可担当如此大任，胜任如此职责？现实中还得不出那样的结论。因为，负责计划生育的人，从国家的计生委，到基层的政府、政党组织中的小干部，难以计数。如果有一部分人像他的“姑姑”那样，必然酿成重大社会问题，全国非乱套不可。
虽然，老朽不否认计划生育队伍中有莫言他“姑姑”那样的人，也不否认在计划生育工作过程中存在着方法不当，简单粗暴，“一罚了之”的现象。如颇受好评的小品《超生游击队》，“暴露”的就是计划生育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现象。
当然，小品中只是反映了违反计划生育的家长的狼狈与尴尬。没有出现从事计划生育的干部是如何逼迫他们外逃“打游击”。不过，像捆猪一样把一个大男人硬是放到“结扎”的手术台上做“结扎”手术，能够想象出这个招数的，恐怕也只有文学家。文学家中，恐怕也只有莫言这一位。老朽甚至怀疑莫言根本就不知道做“结扎”手术的程序与要求。物以稀为贵，莫言就尤其显得珍贵。
通过文学“揭露”、“鞭笞”各种工作中出现的不良现象或许还是文学家的责任。但是，那些在工作过程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缺点的人们，是不是因为“人性恶”所致？那些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如《超生游击队》中的“黄宏”与“宋丹丹”，是不是就因为“人性善”，硬碰硬碰不过，才躲出去？看到了莫言“姑姑”的“人性恶”，不能不想这样的问题。
莫言，通过对他“姑姑”这个“人物”的塑造、描写，清楚的表明了对于计划生育的认知与态度。
但是，为了保证他的文学的所谓“质量”，遵循他既定的逻辑，就只能通过“揭露”计划生育中的“恶人”、“坏事”，甚至能够激起“民愤”的事，通过反映计划生育中的“人性恶”，表明对计划生育的态度。如果“歌颂”、“赞美”计划生育中那些事实上做出贡献的人们的“好事”，岂不与莫言的文学观相悖？他怎么能够做那种事！
再说，他的“姑姑”在没有做计划生育工作的时候，应该还是个正常的普通人吧？
其实，想想看，那些在基层负责计划生育的人，也没有多大的权力，没有多少报酬，他们甚至没有做计划生育工作的经验，是在上级的领导下工作。在做计划生育工作之前，不过是普通人过着普通的生活。
在莫言的笔下，是政治、是政策、是职责使得他“姑姑”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改变，“人性”也随着得到了改变，造成了扭曲，让他“姑姑”暴露、或者是“激活”了那样恶的“人性”。是不是每个从事计划生育的人，都具有与他“姑姑”同样的“人性”，像他“姑姑”那样执行计划生育政策？那或许不是莫言要回答，也是他不愿意回答，回答不出的问题。
这样，他揭露的不只是他“姑姑”的什么“人性”。因为，他的“姑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只是冲在计划生育最前面的、计划生育队伍中的最小的“官”。若靠他“姑姑”一个人，能做成什么事？什么事也难以做成。与他的“姑姑”在一条线上的人们，应该具备与他的“姑姑”差不多的“人性”：恶。
作为文学家，成为文学家的人，也是生活在政治社会中的人，在政治社会中的政治地位甚至不同。因此，对于他们所生活的社会里的政治，态度也不同。有的就持有批判的立场与态度。文学与政治那点事，没有那么深奥、复杂。深奥、复杂的，是某些文学家。
不过，有一个问题，却不能不提，也不能回避。
以莫言的经历，据说是个共产党员，有文章介绍说是1979年7月前入党。这，应该是他成为作家之前的事。
到了2012年12月8日，在瑞典学院发表的获奖发言中明确说、在全世界的人面前说：“我是有神论者”。
不知道这时的莫言还是不是共产党员，是不是已经脱党。这时的莫言，信念已经与共产党格格不入。功成名就的莫言，或许已经不需要“共产党”这块招牌。可以与共产党人的信仰公开叫板、摊牌了。
当他自愿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知道不知道他参加的是一个政治组织，而且是执政党组织？
当他进行入党宣誓的时候，那誓言对于他，是真话，还是假话？他遵守了当初的誓言么？他的誓言还算数么？忘记初心了么？任何一个共产党员都有权利发出这样的质问。如果感觉到加入共产党组织使得他的文学创作受到了束缚，完全可以申请退出，以“自由”的进行创作。
如果莫言仍然是共产党员，那就应该有勇气提出退党。不要“挂羊头卖狗肉”。只是不知道莫言所在的党组织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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