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不拒绝歌颂——董健批判《唱支山歌给党听》感
文艺作品，如诗歌、散文、小说等，是通过艺术的形式，反映社会的方方面面及是非、爱憎的一种形式。不同的艺术形式可以反映相同的题材，相反亦然。好的文艺作品，能够成为“经典”的文艺作品，至少它反映了人们的审美情趣，大众的心声。
对于文艺的“揭露”功能，某些文人或许情有独钟。对于“歌颂”却颇多微词。到莫言，却是极力否定、贬斥，甚至连“中庸”也不顾，已经是不加掩饰、赤裸裸了。大概以为自己因获得国际大奖，成了国际“大咖”，使得自己的力量、能量已经足够大了。论坛任我说、文坛任我行，谁能奈我何！
在莫言之前，三四十年代自不必说，即使是到了21世纪，先于莫言挑战“歌颂”者大有人在，其中的一个是著名的南京大学的副校长、教授董健。具体表现在他对广为流传、脍炙人口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评判上。
《唱支山歌给党听》，是“赞歌”。反映的不仅是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的心声，反映的也是全国各民族人民与词曲产生的强烈共鸣。
正是文艺作品具有“歌颂”的属性、功能，也正因为人已经分化和固化为具有不同的是非观、爱憎观的阶层，有的文艺有人爱，有的文艺有人憎。歌颂共产党的歌，指望黄世仁、胡汉三去赞美，肯定是神经错乱。
《唱支山歌给党听》，是一支“颂歌”，唱了半个多世纪，从来没有听到关于《唱支山歌给党听》评论中的“杂音”。不能说就没有反对者。这种现象，反映的是人民普遍当家作主，具有话语权。反对者不管有多么不爱听、有多少不乐意，却不能不顾忌他们的感受与态度，因此把嘴巴闭的严严的。
进入了21世纪，或许还要早些，居然冒出了公然否定的声音。尤其感到惊诧的是，那样的文章，发表在向来被当做“信史”看的《炎黄春秋》杂志上。感到今非昔比，有隔世之感。
董健教授认为《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个性，个人主义全被否定了”。如此认识，固然不错。如果不否定、不反对个人主义，那还叫做共产党么？那共产党与其它政党还有什么区别？
但是，董健教授尤其指出，这首歌“缺乏一种精神上的独立性，而强调了一种精神上的依附性”，则大谬不然。
在这里，董健这个大学教授，显然否定了共产党与人们群众之间在组织上的统一性，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把思想上的一致性认作“依附性”，显然是在混淆概念。据说他还是个教授“文学”、“哲学”方面的“专家”，殊不知，在混淆概念的同时，也就混淆了是非。
董健批判的虽然是一首歌。这首歌，是诸多歌颂共产党的歌曲的一个代表作。以他对个人主义的推崇，凡是歌颂共产党的，他也一定会以他的个人主义为武器去批判，去否定。
他批判的不仅仅是一首歌。既是对党的光辉的否定，也是对心向党的的广大民众的亵渎。
共产党本来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加入她，有着严格的条件和要求。作为共产党员与共产党组织之间，有着公开的、一贯的组织原则及组织纪律。这是保障其战斗力所不可或缺。这组织纪律与个人主义的“自我”意识及所谓的“个性”、“无政府主义”倾向本来就格格不入。
董健作为共产党的大干部，他在入党的时候，是不是宣过誓？宣誓“遵守党的纪律”？其实，对于董健这样的共产党员，誓言算个鸟？一文不值。宣誓，不过是走走程序，装装样子，掩人耳目。既是欺骗自己，也是为了欺骗组织，主要还是为了欺骗组织，以混入党内，从执政党地位获得好处。他也的确从执政党地位中获得了好处。这样的“共产党员”，党内到底有多少，不敢估计。这些年已经记不清大大小小冒出了多少个，有的还被绳之以法，被揪了出来。已经见怪不怪了。
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喜欢的歌，农奴出身的歌唱家才旦卓玛倾注着对于共产党的深厚感情唱红、传遍了全国的歌，董健教授持批判的态度，说明董健这个教授还分得清自己与雷锋、与才旦卓玛、与喜欢这首歌的人们不同。如果因此说“我的精神是靠党管的，都缺乏一种精神上的独立性，而强调了一种精神上的依附性”，那是否定党的精神与党员应该具备的精神之间存在一致性。没有这种一致性是不可想象的。如果在精神上与党的的精神不能自觉地同心同德，保持一致，靠“管”能管得住么？董副校长的精神怎么就没有被党“管”住？
像董健那样混入共产党内的共产党员，怎么可能理解那些热爱共产党的人们对于共产党的那份感情？他只能用污蔑、亵渎的口吻评论他们，以证明自己与他们的不同。
共产党之所以培养出雷锋那样的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战士，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及狼牙山五壮士那样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战士，还有千千万万最可爱的人，如此等等，数不胜数。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在自觉践行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达到了无私忘我的境界。
有的文艺家，不只是文艺家，怀揣着阴暗的心理揣测那些英雄人物，认为自己没有，他人怎么可能有？他们不愿意写、不屑写，也根本写不出歌颂党、歌颂英雄模范的作品。即使写了，也必然写歪。写歪了，于他们反而有害。有的，甚至在不遗余力地去“揭露”他们的“另一面”，甚至追究起董存瑞举炸药包的姿势，有人煞有介事的从人的耐受力质疑邱少云在火烧的情况下是不是一动不动，进而怀疑邱少云这个英雄人物的真实性，竭尽全力把他们拉下“神坛”。他们到底想干什么、是什么人？
记得鲁迅曾经说：“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他们，或许就是一帮子这样的人。
什么人爱什么歌。雷锋那样的共产主义战士爱“唱支山歌给党听”，像董健这样心里只有“个人”的“为我”的人，否定、批判《唱支山歌给党听》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党，不是抽象的，“党的光辉”也不是抽象的。没有共产党的教育，雷锋不可能成为共产主义战士，千万个雷锋恐怕还在给地主当长工。没有共产党的培养，才旦卓玛不可能成为人民歌唱家，百万个才旦卓玛那样的农奴的死活恐怕也难料，广大劳苦大众仍然在死亡线上挣扎。当他们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那些信仰个人主义的人们在做什么呢？
即使是董健，上大学，当教授，当副校长，全发生在新中国。是谁培养的？难道离得开共产党么？难道没有沐浴过党的光辉么？当他批判《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时候，这些统统忘掉了。
最近，看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觉得：“文学艺术，它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像《唱支山歌给党听》这样歌颂共产党的诗与歌，自然也在他的否定之列。
有的人，出了几本书，获得了什么奖，便以为“话语权”在握，像是“暴发户”介绍“致富经”似的。好笑否？
只要不是两眼一抹黑的可以称为家的人，总能看到天底下还有“真善美”可以“歌颂”。在暴露与歌颂，黑暗与光明的关系上，还是讲一点事实，尊重一点辩证法，少一点自以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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