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近期，伴随连日高温而来的重庆山火牵动人心，经过各方救援力量多日奋战，各线明火已全部扑灭。近年来，热浪、干旱、暴雨等极端天气事件像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一样，在全球肆虐——中国也未能幸免。作为“隐形杀手”，气候变化从多个维度影响中国人群健康，如高温热浪、洪水、干旱和气候敏感性传染病等，而气候变化对健康造成的影响却没有“速效药”。当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逐渐明显，人们不禁要问：气象灾害带来多少损失？我们还会面临哪些气候变化健康风险？
在本报告中，柳叶刀倒计时亚洲中心就气候变化对中国人群健康的影响进行全面评估，关注五个重点领域：气候变化的影响、暴露和脆弱性；针对健康的适应措施、规划和气候韧性；减缓气候变化及其健康协同效益；气候健康的经济与投资分析；以及公众和政府参与。
报告绘制“中国气候健康风险地图集”，针对我国不同省份所面临的不同气候风险，按风险上升速度作了排序，从而明确各省凸显最快的气候变化健康风险，希望促进各省制定更有针对性的策略。
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对我国居民的健康威胁正不断增加，如不及时干预，类似2021年7月河南暴雨的极端天气将更加频繁；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健康风险方面虽取得重要进展，但仍有提升空间。报告建议相关部门加强合作，并制定相应的国家和地方气候健康适应计划。同时，应加强中国的气候减缓行动，确保将健康因素纳入中国实现碳中和的路径当中。另外也应加强社会宣传，提高公众对气候与健康关系的认识。
本文编译自2021年柳叶刀倒计时亚洲中心发布年度报告《中国版柳叶刀倒计时人群健康与气候变化报告》，感谢译者授权文化纵横新媒体发布。篇幅所限，略有删减。文章仅代表观点，供诸君思考。
中国版柳叶刀倒计时
人群健康与气候变化报告（2021）
▍引言：任何国家都无法避免气候变化带来的健康影响
任何国家都无法避免气候变化对健康的影响。如果没有及时和充分的应对措施，气候变化将越来越多地威胁到全球的生命和生产生活，也危及健康中国目标和美丽中国目标的实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和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家园，中国面临着气候变化带来的公共卫生影响。
在2021年，中国制定了多项国家健康和气候变化决策。近年来，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频发，为加强早期疾病干预，国家卫健委也在2021年4月成立了国家疾病预防局。与此同时，中国也在辩证看待短期经济复苏目标与长期气候目标的关系，计划在2030年前达到排放峰值，并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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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人口的不断增加以及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其所面临的气候变化健康威胁也在不断增加。与此同时，中国也处于一个独特的窗口机遇期，如果中国能够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公共健康风险，将造福今后几代人的健康。反之，如果没有及时、充分和有效的应对措施，气候变化对中国居民健康和生命的威胁将与日俱增。
为了推动更及时且有利于改善人群健康的气候变化应对行动，由清华大学牵头建立的柳叶刀倒计时亚洲中心在全球柳叶刀倒计时工作的基础上，从2020年开始对气候变化对中国人群健康的影响进行全面且系统的评估。来自国内外25家顶尖机构的88位专家共同撰写了这份报告。
2021年报告追踪了五个领域、合计25个指标。具体领域有：气候变化的影响、暴露和脆弱性；针对健康的适应措施、规划和气候韧性；减缓气候变化及其健康协同效益；气候健康的经济与投资分析；以及公众和政府参与。许多指标都经过了方法上的改进，报告会尽可能地呈现省一级的指标，以显示中国内气候变化和健康之间的相互联系。
▍第一部分：气候变化的影响、暴露和脆弱性
气候变化正通过多种途径威胁着人类健康。本节追踪中国气候变化与健康之间的相互作用。
指标1.1：高温天气与健康
指标1.1.1：与热浪相关的死亡率
当人们连续几天暴露在超过阈值的高温下时，死亡的风险会大大增加。指标1.1.1跟踪中国与热浪有关的非事故性（即与疾病有关）的死亡率。通过月度死亡率，并结合各省气候的相对风险，更好地反映了热浪期间死亡风险的季节性和区域性模式。
2020年，中国平均热浪天数比1986-2005年的平均值多4-51天。与此同时，和热浪有关的死亡率增加了92%，估计2020年有14500人死亡，其中77%的死亡人数在65岁以上。虽然死亡率每年都在变化，但在过去20年里总体呈现的是明显的上升趋势。与2000-2004年相比，热浪相关的死亡率增加了63.6%，在2015-2020年年均死亡人数约为17270人（图1A）。从地域来看，广东、广西和辽宁省的热浪相关死亡人数最高，占2020年中国总死亡人数的31.7%（图1B）。随着气候变暖和人口老龄化，如果不采取额外的适应措施，据估计，到本世纪末，中国与热有关的死亡人数可能增加到2010年的5至9倍。
图1 热浪相关的致死数
备注：（A）2000-2020年热浪相关死亡人数的趋势；灰色虚线表示热浪相关死亡的线性趋势，水平虚线表示2000-2004、2005-2009、2010-2014和2015-2020这4个时间段的平均死亡人数。（B）2020年各省的热浪相关死亡率。卫生系统通过网格进行每日取样估计，并最终进行省级年度汇总。
指标1.1.2：劳动能力的变化
工作期间暴露在高温环境下会降低劳动能力，并通过减少工资导致社会经济负担增加，从而影响整个公共卫生形势。本报告按照国家规定的行业分类进行统计，并区分了室内和室外的工作场景。
在过去20年中，与高温有关的潜在生产力损失已经增加。在2020年，损失的工作时间达到310-350亿小时（约占全国总工作时间的1-3%），这一趋势同时受到行业劳动力结构变化和气温上升的影响。在农业部门，虽然高温导致了68.9%的工作时间损失，但因农业劳动人口减少，这个趋势正在减弱；然而，在建筑和制造业，高温导致的损失正在迅速增加，建筑部门的高温相关的生产力损失的年平均增长率为8.4%，制造业部门为9.5%。南方的广东和广西两省与高温有关的生产力损失最大，占全国总损失的27.5％。如此巨大的劳动能力损失影响了经济表现，造成了大量的工作和收入损失。户外工受到的高温的影响十分明显，使他们的生计和健康同时处于危险之中。
指标1.2：极端天气事件与公共卫生
指标1.2.1：野火
更加温暖和干燥的气候可能会增加野火数量，而野火通过热伤害和烟雾暴露提高发病率和死亡率。例如，2019-2020年澳大利亚野火直接造成33人死亡，4400多人入院，400多人因暴露在过量烟雾中死亡。如今，我们能够通过数学模型和跟踪野火风险（即人们暴露于非常高或极高的野火风险的年平均天数），并用卫星监测人口暴露在烟雾中的动态。从2001年到2020年，人口加权的野火风险有所下降，但人口受野火影响的程度在大多数年份都有所增加。
2016-2020年，全国年平均野火风险与2001-2005年相比增加了24.5%，20个省份的野火风险增加。其中，东北三省由于火季气温升高，野火风险上升了331.4%。2020年5月30日的大兴安岭森林火灾，波及约16000平方米的森林，超过2000名消防员直接暴露在火灾烟雾中。2020年3月20日四川省的一场森林火灾造成19人死亡，其中包括18名消防员。
指标1.2.2：洪水和干旱
洪水是发生在中国最频繁的自然灾害之一。气候变化往往会改变降水模式和温度，增加当地发生洪水和干旱事件的风险，造成直接伤害，破坏基本的基础设施，加剧病媒性和水媒性疾病的传播。基于《中国气象灾害年鉴》的数据，本报告整理了中国洪涝干旱灾害的日期、受灾地区、受灾人口和经济损失等更详细的信息。
2000-2019年间，洪水灾害的数量大幅增加，干旱灾害的数量保持稳定。由于中国应急能力的提高，从2004年到2018年，中国的洪水和干旱造成的损失总体上有所下降。然而，极端降水和洪水的增加，如2020年在长江沿岸和2021年在河南省出现的极端降水和洪水，有可能扭转极端洪水灾害的这种下降趋势。2018年，有3500-2600万人受到洪水影响，2700-4300万人受到干旱影响，四川省在过去几年中受影响最大。2020年7月，长江沿岸地区的平均降水量达到1961年以来的最高值，威胁到中国中部和南部27个省份人民的生命和家园。2021年7月，中国人口最多、最容易发生洪水的省份之一河南的降水量破纪录，300多人在洪水中死亡，相当于2018年中国洪水总死亡人数的近80%。
指标1.3：对气候敏感的传染性疾病
由于环境条件的变化，许多食源性、水源性和病媒性病原体的传播适应性正在上升。本指标跟踪在中国的埃及伊蚊和白纹伊蚊的气候适宜性和登革热的疾病负担。
由于日温升高，2004-2019年间，埃及伊蚊和白纹伊蚊传播登革热的病媒能力增加了25.4%。就登革热传播媒介能力而言，18个省份都有上升趋势，只有上海的大幅下降。与2005年相比，2019年登革热的伤残调整寿命年举例率（disability adjusted life year，DALY）增加了21倍，达到0.66年每百万人口。与1981-2016年期间的平均水平相比，到本世纪末，若大气中温室气体含量达到8.5 W/m%，高风险省份的数量将增加2.9倍，而这些地区的高风险人口将增加4.2倍。
小结
气候变化对中国人健康的影响正在上升。虽然2020年的热浪比2019年少，导致热浪相关的死亡率和劳动生产率损失略有下降，但总体趋势继续上升。2021年，史无前例的洪水有可能扭转此前中国洪水灾害的下降趋势，而且登革热传播的媒介能力也在上升。如果不及时应对，各类威胁将继续增长，并可能使国家的卫生系统不堪重负。
如图2所示，由于各地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存在差异，中国每个地区都面临着自己特定的健康威胁。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以下省份的健康风险在快速上升：广东省热浪导致的过早死亡、劳动时间损失和登革热风险、四川省的洪水和干旱风险、辽宁省和吉林省的野火暴露风险。各地根据这些威胁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对于提高气候适应措施的效率和效果至关重要。
图2 中国各省气候变化造成的主要健康风险上升情况（2000-2020年）
图标代表每个省变化超过10%的指标数量。在每个省内，将增长率大于10%的指标按顺序排列，变化幅度最大的指标列在前面。
▍第二部分：针对健康的适应措施、规划和气候韧性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共卫生系统的冲击强调了风险评估、适应规划和应急能力的必要性。在中长期内，由于气候变化可能成为比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更大的全球公共卫生威胁，公共卫生系统也应着手准备应对气候变化的健康影响。本节从三个方面探讨公共卫生系统的适应问题：适应性的规划和评估（指标2.1）、适应性的落地和实施（指标2.2.1、2.2.2和2.2.3），以及促进健康的气候信息（指标2.3）。
指标2.1：适应性的规划和评估
在中国的国家级气候变化适应计划中，有一章是关于健康的，但该计划中暂没有一个独立的国家级健康适应计划。因此，本报告收集了各省健康适应进展的具体信息，调整了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气候与健康国家概况调查》的设计，对各地的疾病和预防控制中心开展数据收集。
有六个省份（广东、湖南、云南、四川、上海和江西）报告其已在省级层面制定了健康和气候变化适应计划或措施，另有六个省份报告说正在制定相关适应计划。在所有作出回应的省份中，大多数都认为缺乏多部门合作机制（73%）是制定适应计划的最重要制约因素。只有四个省（广东、江苏、江西和上海）完成了气候变化对健康影响的评估和脆弱性评估。在五个省份，调查显示，由于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人们提升了全球气候变化的健康影响的关注度。
指标2.2：适应性的落地和实施
指标2.2.1：发现、准备和应对卫生突发事件
对于这一指标，本报告使用了一个综合指数系统来跟踪各省发现和快速应对卫生紧急情况的能力，包括与气候相关的卫生紧急情况。从2018年到2019年，31个研究省份中的28个省份的指标得分有所提高，所有省份的平均指数得分提高了5（从的48.1到53.1，满分100）。各省的差异在一年内减少了23.6%（指标得分的标准差从75.4减少到57.6）。中国东部省份对紧急公共卫生情况的准备最为充分。伴随着中国在管控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做出的广泛的努力，这一指标在未来几年将大幅提高。
指标2.2.2：空调使用及其利弊
使用家用空调是降低与高温、热浪等相关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一个重要措施。然而，空调也是家庭温室气体和PM2.5排放的主要来源。随着家庭收入的快速增长，中国的许多家庭已能负担得起在不同房间独立地安装空调：全国每百户家庭的空调存量从2013年的70.4台增加到2019年的115.6台。空调使用对高温相关死亡率降低的预防贡献从2000年的19%增加到2019年的49%。与此同时，自2000年以来，空调产生的碳排放量也增加了4.5倍以上，并在2019年达到2.78亿吨。这些趋势突出表明，空调使用的利弊同样突出，需要开发更有效、更“气候友好”的高温应对措施，如智能建筑设计、被动通风和增加城市绿化。
指标2.2.3：城市绿地
城市绿地通过改善空气质量、缓解城市热岛效应和促进体育活动等方式，为人类健康带来好处。2020年，有三个省份的城市绿化水平非常高，六个省份的城市绿化水平较高，六个省份的城市绿化水平中等——这十五个省份的总人口占中国人口的一半。南方省份的绿化水平远高于北方省份，高水平绿化及其增长趋势反映出中国城市规划的努力。然而，在生态脆弱、经济欠发达的偏远省份，还需要在绿化领域做更多的努力，这些省份大多位于西北内陆地区。
指标2.3：促进健康的气候信息
通过使用气象服务，公共卫生部门能够建立起更加完善的早期预警和管理系统。提供信息服务是多部门协同合作，进而适应气候变化的第一步。各部门之间更深入地参与公共卫生决策和政策实践，对促进健康也是至关重要的。在中国的31个省级气象部门中，有21个报告表示已向公共卫生部门提供气象信息或产品，其中，只有10个省份报告已参与和支持公共卫生相关的决策。
小结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2021年的河南的极端降水突显了风险预警、评估、计划和多部门协作的重要性。然而，在公共卫生的应急管理和行动中，尚未完全将气候变化纳入决策范畴。总体而言，中国所有相关指标的趋势非常积极，例如，在省级层面公共卫生系统的气候变化适应性正在加强，城市绿化和卫生应急管理等项目也在增长。
中国公共卫生部门的气候变化适应还处于初始阶段，缺乏多部门合作、健康风险和适应性评估，本地化规划也有待增强。此外，区域之间还存在不巨大的平等，内陆和经济欠发达省份的适应能力较低。西藏、广西、贵州和海南都有四种或五种与气候有关的健康风险，从2000年到2020年增长了10%以上（图2），但它们的健康应急管理得分却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缺乏适应气候变化的公共卫生管理计划和评估。
▍第三部分：减缓气候变化及其健康协同效益
中国各省目前正在考虑如何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并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2021年4月的领导人气候峰会上，中国首次做出了控制煤炭消费的承诺。这一承诺非常重要，因为淘汰煤炭以及其他加速碳减排的措施，不仅有助于减少空气污染物立刻产生健康效益，而且还能限制未来的温度上升，维护整个公共卫生系统。
除了环保作用外，中国额外的、更雄心勃勃的、注重健康的气候行动计划可以通过减少空气污染、改善饮食和增加体育活动来防止数百万人死亡。因此，选择一个促进健康的碳中和路径可以促进气候和健康的双赢未来。本节跟踪中国在减缓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促进健康等方面的努力，其指标分为三个相关领域：能源系统和健康（指标3.1）、清洁家庭能源（指标3.2）和空气污染（指标3.3）。
指标3.1：能源系统和健康
该指标追踪中国的减排现状。在碳强度和中国总能源供应中，煤炭份额继续下降。中国的发电部门占全国碳排放的44%，而2020年的电力需求增加了3.1%。相对于2019年的水平，2020年的基于风力发电量增加了15%，太阳能发电量增加了17%。尽管疫情暴发初期的隔离封锁导致第一季度的碳排放下降了11%，但由于随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复苏，2020年的总体碳排放比2019年的排放增加了1.28%，达到了近10年来的高峰。2020年的煤炭使用量也创下新高，山西、内蒙古和陕西的增幅最高。
指标3.2：清洁家庭能源
据估计，全世界每年有400多万人死于家庭空气污染，其中妇女和儿童的粉线最高。增加清洁能源的使用比例可直接有益于健康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从趋势来看，电力正在取代农村的家庭燃煤，导致2018年农村居民用煤量减少17.9%。2020年的家庭能源人均消费量增加了12%，比2000年至2018年的7%年平均增长率快得多。主要原因是疫情的隔离封闭期间，居家时间增加导致能源消费增加，电气化对于家庭能源的长期转型至关重要，清洁煤技术可以作为短期替代。此外，更集中的居住规划政策也可以用于推进农村地区清洁能源的普及。
指标3.3：空气污染、交通和能源
从2015年到2019年，中国的一系列环保行动使城市PM2.5浓度下降了28%，而地表臭氧浓度则上升了8%。然而，在2020年疫情封锁期间，暴露于家庭空气污染的农村人口比例上升，总人口暴露的PM2.5平均值增加了5.7微克/立方米。在2019年，因PM2.5死亡的人数比2015年少243,700人（图3）。农业和工业部门占中国PM2.5死亡人数的50.5%，其次是居民部门（12.7%）和交通部门（9.6%）。从地区来看，华东地区因PM2.5死亡的人数最多（423,100），其次是中南地区（391,600）。
图3 环境PM2.5导致的年平均死亡人数
随着交通部门严格的排放标准和新能源汽车使用的快速增长，氮氧化物、PM2.5、碳氢化合物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大幅减少。但在2020年，40%城市的PM2.5污染平均浓度仍然超过了世卫组织临时目标的35微克/立方米（比2019年的52%城市有所改善），98%的城市的PM2.5平均浓度仍高于世卫组织推荐的10微克/立方米。
▍政策建议
中国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中国的公共卫生政策制定者正在总结应对新冠疫情的经验与教训，并新成立了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以提高国家公共卫生治理水平。同时，气候政策制定者和宏观经济规划者正在深入讨论《2035年国家气候变化适应战略》中包含的主要任务，并探索如何在确保长期碳中和目标达成的同时尽早实现经济复苏。然而，不同的决策群体之间缺乏有效的对话，对彼此政策议程的相互联系与影响的认识有限。这种“各自为政”的孤立决策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中国可能无法在应对新冠疫情的同时充分认识到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健康和经济效益——从长远来看，气候变化可能是比新型冠状病毒更大的全球公共健康威胁。因此，我们向中国卫生和气候变化领域的主要利益相关者提出了四项建议。
第一项建议是提升有关部门的系统思维，进一步加强跨部门合作。目前全球各地的气候承诺与《巴黎协定》中1.5℃温升控制目标之间还存在巨大差距，且即使实现了《巴黎协定》的目标，气候变化的健康威胁依然存在，因此，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健康威胁需要在减缓和适应两方面做出长期且系统性的努力。中国应该在这一议题上促进跨部门的协同合作，全面保护和改善中国人民的健康。卫健部门，特别是新组建的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应考虑把气候变化纳入中国居民的主要健康威胁，并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此外，中国与气候和宏观经济发展有关的部门应将健康纳入其政策制定与执行中，以充分体现世界卫生组织和习近平主席的“融健康于万策”原则。
第二项建议是加强气候变化对健康影响的评估，并制定国家及地方的气候健康适应计划。有必要在《2035年国家气候变化适应战略》中加入与气候相关的健康影响评估，国家和地区层面的健康适应计划应有明确目标和时间表。应该考虑将“减少气候变化的健康风险”相关工作纳入每年“健康中国”行动的工作重点中，优先事项包括加强气候-健康风险预警和应对网络建设、促进系统的健康风险和脆弱性评估，以及提高医疗保健机构对气候-健康风险的应对能力。
第三项建议是加强中国的气候减缓行动，确保将健康因素纳入中国实现碳中和的路径当中。淘汰煤炭对改善空气质量具有显著的健康协同效益。如果在中国的碳中和实现路径中过度依赖煤炭+碳捕集与封存这种技术组合，可能无法有效抑制空气污染相关的发病和过早死亡。对中国来说，煤炭的逐渐退出是中国实现居民健康效益最大化的碳中和路径的关键行动。中国已经提出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煤炭控制与淘汰承诺，下一步需要向投资者和生产商发出强烈信号，并考虑停止资助新的煤炭活动。通过促进对零碳技术的投资和进一步减少化石燃料的补贴，目前碳排放的反弹趋势将有望得到扭转，走向一个健康友好的低碳未来。
第四个建议是加强社会宣传，提高各界对气候-健康联系的认识。卫生专业人员、学术界与媒体应充分联合起来，提高公众和决策者对气候变化与健康之间重要联系的认识。应积极开展国家和地方的宣传活动，将应对气候变化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健康福祉联系起来，有效地增强社会公众对于减缓和适应行动的支持与身体力行。
在中国的每一个省份，气候变化对健康的影响都在持续恶化，而各地在适应和减缓行动上的进展参差不齐。目前，中国正在制定几项关键的健康相关气候决策，有机会充分发挥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领导作用，并保护中国居民的健康。新冠疫情的暴发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启示，我们不能错过这个对中国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健康都至关重要的窗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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