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秘书”鬼话难自圆
阴谋“史”家心力交瘁
春 秋 行 09.09.24
弄些个“前秘书”(包括冒牌货李锐辈,或什么“身边工作人员”之类)或前战友、同僚“当事人”、“知情者”,出来讲鬼话,撒谎构陷,虽是老把戏,然新时期阴谋“史”家却乐此不疲,尤以《炎黄春秋》最为轻车熟路。
今日在《环球视野》论坛读到马宁东君文章,叫做《胡耀邦的所谓秘书究竟要干什么?》,是专为胡前总的前秘书高勇和“高层秘闻”专长作家师东兵之间的笔墨官司而写的,是非曲直且休管他,却想到今年是胡耀邦先生辞世二十周年,《炎黄春秋》总该有所表示吧!便去查一查该刊今年1~9期目录,动静倒不怎的,统共只四篇,逢忌日的第四期《向胡耀邦同志学习》,炒的还是反毛悍将李锐五年前的旧饭,第九期头篇叫做《胡耀邦逝世前半年的心态》(下简称《心态》),值得说说,余者皆不足道哉!
《心态》刘崇文,是胡前总的另一位前秘书。两位前秘书在胡生前、临终、逝后,案前驾后的服务,忠心耿耿自不待言,与领导——领袖及其家庭,私交甚笃,如今斯人西去,二十年后的思忆文章,该是有所为吧。
高前秘书简介(该是自介吧?):“高勇,1959年3月1日至1964年8月15日任胡耀邦秘书,同耀邦同志一起住过牛棚,下过干校,也曾随同耀邦同志一起参加庐山会议等重要活动。耀邦同志辞世之后,高勇曾在耀邦同志家里协助接待群众吊唁,参加耀邦同志追悼会及安葬共青城事项。高勇同志为耀邦同志的真挚朋友,与耀邦同志家庭也有深厚感情。”
刘前秘文中称,1988年11月下旬在长沙主持刘少奇诞辰90周年学术研讨会,胡也在长沙休养,托人传言“想让我去当他的政治秘书”,“从1954年到1980年一直在团中央工作,其间1957年到1959年担任他的秘书”,胡先生“无私忘我、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的精神,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好学敏求、爱惜人才的热忱,深刻、敏锐、新鲜和活跃的思想,近乎天真、过于率直的性格,爱憎分明、襟怀坦荡的品德…”并且“耀邦同志是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仅就他在粉碎“四人帮”后,那么坚定不移、大刀阔斧、不顾一切地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彻底平反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系列冤假错案,就足以证明他的大智大勇、有胆有识、无私无畏…”
高前秘书对师东兵“披露”高层——当然包括胡前总——的“帮派语言,甚至是黑话”,大加鞭挞,斥之曰,“他常常编造中央领导两三个人在一起漫骂攻击另外的领导人,说的话都是帮派语言,甚至是黑话,而且有表情、有动作,连人家内心的活动他也知道。退一万步说,就算有那种场合,你师东兵怎么会在场呢?师东兵编造的中央领导人的对话中常常还有什么“凡是派”、“改革派”、“保守派”等等,其实对中央划分这派那派的,都是外国敌对势力,中央领导人历来是反对这类说法的。”
可刘前秘书却不是这样看的,在胡先生过世二不年后,他还能形神并茂地描述自己亲历之事,驳倒了高前秘书关于“对中央划分这派那派的,都是外国敌对势力”所为的“说法”。
毛泽东同志也曾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事实上,派中有派,也是顺理成章的,历来如此。《心态》道:
“直到这时,耀邦同志仍心有余悸,尚存畏惧,颇多顾忌…自然,耀邦同志也有将他一生经历记录下来的想法,但同时他也有借此以掩人耳目的意思。而且,他又一再声明,现在不写回忆录,只是为了备查,并不想写什么东西,就是怕引起猜疑,招来麻烦。正如他所说的“我也不会发难,有家庭妻儿子女,不能舍得一身剐了!”…迫使他下台的那次生活会的阴影,一直还笼罩在他的脑海里…这次中央生活会…他总觉得这件事可能还没完,他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宽恕和原谅。在他下台前后,小平同志曾对他说,你的问题揭到哪里算哪里,让大家揭。还说:你总觉得我妨碍了你!你老想树立自己的形象!生活会后,他曾同李昭去看望过邓小平一次,谈了15分钟左右,邓很冷淡。在我们日常的交谈中,他尽量回避提到小平和陈云同志,万不得已时也从不直呼他们的名字,而是用摸右边耳朵代表指小平,摸左边耳朵代表指陈云,可见其之噤若寒蝉。他还告诉我,有一次,他去拜访叶帅,在他俩谈话时,叶帅把收音机开得大大的,唯恐被人听到…此后不久,他就突发心脏病而与世长辞…”
“我一直觉得,可以想象耀邦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是怎么突发心脏病的…无比的忧伤苦恼,巨大的思想压力,不断冲击着他那病弱的身体,结果导致血压急剧升高,心脏大面积梗塞,终于一病不起。最后,这位协助邓小平开创了中国历史新纪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就这样带着悲哀和遗憾,很不心甘情愿地走完了他73年光辉的人生历程。”
二十年前,正是一句胡死因的谣传,诱发一场妖风恶浪,差点断送了人民共和国。
喻权域同志在其《对真理标准讨论的再思考》文中,回顾了亲身经历的事件导火线是怎么被制造并点燃的,摘录如下:
1989年4月,胡耀邦同志病逝。有人马上造谣,说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批评胡耀邦不执行邓小平同志指示,不认真清除精神污染,不认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耀邦同志一气就气死在会场上。
这个谣言传播很快很广。中央党校有人贴出挽联,上写:“该死的没有死,不该死的死了。”前一句指邓小平,后一句指胡耀邦。当时的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高狄同志马上予以制止,并在全校宣布了纪律。但是,这个谣言和这幅挽联很快就传遍北京的党政机关和大专院校。
我当时在新华社担任《经济参考报》总编辑。我在新华社的编委扩大会议上说,这个谣言的危害性很大,建议派国内部中央采访组的记者前去采访、调查,弄清真相。新华社领导采纳了我的建议,派记者李尚志进中南海作了采访调查,又去医院和胡耀邦家里作了采访调查。事情很快就搞清楚了:中央那次会议根本没有人批评胡耀邦,也没有涉及胡耀邦。耀邦同志是在那次会议之后好多天,在医院里因为心脏破裂而去逝的。
新华社记者李尚志写出了一篇记述胡耀邦同志生病、住院、去逝经过的通讯,报送中央分管思想、宣传的胡启立、芮杏文同志审阅。他们俩人都不同意新华社公开播发,理由是:新华社出面辟谣,会使谣言扩散得更宽。 (注:胡启立是《炎黄春秋》的核心)
1989年春夏之交在北京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就是从那个谣言开始的。
阴谋史学的技俩之一,便是消弥重大政治事件的历史联系和时代背景,隐蔽阶级立场及利益归属的斗争本质,以掩饰自己难言之隐。虽然议论“X·Y动乱”至今尚是个犯忌的话题,亦决非一篇短文所能说清楚的,但那历史结局是清晰的:“民运人士”变天派分子,海外的如今竟堕落为“台独”、“藏独”、“疆独”势力及其后台霸主的乞食吹鼓手,极个别的杀回来,如吴稼祥辈,会同新西山会议派和“炎黄”诸“史家”,组成反毛、弃社、废共、灭国的“08宪章”同盟,正为中国“普世化”、“邦联化”死命吆呼着。
借机敲打“D老爷子”,是“炎黄”诸公当前政治上所必须的,谁叫你弄个“四项基本原则”和“十个如果”?他们都是复辟的悍将,转向的精英,九十年代汇集于阴谋史学大本营《炎黄春秋》,何况,其中不乏因为胡先生、赵先生被“拿下”,而丢了权势的高官、国师爷,于私而言,正好出口恶气。
但《心态》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对胡先生光辉品德的抽象溢美之词,却被具体形象素描弄得一丝不挂。读罢《心态》,掩卷回想:映入脑海的,只不过是个患得患失、心虚胆怯的政客,简直到了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的地步。“就是怕引起猜疑,招来麻烦。正如他所说的‘我也不会发难,有家庭妻儿子女,不能舍得一身剐了!’”,甚至私下日常交谈,也“尽量回避提到小平和陈云同志,万不得已时也从不直呼他们的名字,而是用摸右边耳朵代表指小平,摸左边耳朵代表指陈云,可见其之噤若寒蝉。”这与“襟怀坦荡”、“大智大勇、有胆有识、无私无畏”“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沾得上边吗?《心态》几乎是直白地道出了那种:怨其“过河拆桥”,恨其“垂帘听政”,惧其“卸磨杀驴”的“心有余悸,尚存畏惧,颇多顾忌”的“人之常情”。想玩韬光养晦?甘拜下风吧;“不能舍得一身剐了”,是否说半截话?全句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影射谁是“皇帝”?没有“家庭妻儿子女”,就敢拼个鱼死网破?看不出来;称小平同志指责胡某说,“你总觉得我妨碍了你!你老想树立自己的形象!”有证据吗?一场极为严重的政治斗争,居然成了婆媳斗气、帮会内哄的闹剧,说得通吗?“春秋笔法”讲究微言大义,东施效颦乎!
毛主席指出,共产党人在路线斗争中,“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要有“五不怕”精神,即“一不怕开除党籍,二不怕撤职查办,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伯坐牢,五不怕杀头。” 胡先生虽然“下岗”,还保住政治局委员身价,享受着国家领导人级别待遇,何以吓成这样,怕啥?
若让胡某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化下去,别的不说,西藏、新疆说不定已经玩丢了。
阴谋“史”家们有些心力交瘁啊!鲁迅所指,“捣鬼有术,但也有限”,此其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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