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茅于轼先生，您何不直道而行
茅于轼教授最近写文章，称自己要“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茅教授说，现在为穷人说话的很多，替富人说话的很少；为富人办事的很多，为穷人做事的很少，这是不正常的，所以“我要反其道而行之”。
我读了深为诧异。某种程度上，我愿意这样理解茅教授的说法：既然为穷人说话和为富人做事的人都已经很多了，多一个少一个无妨。然而，我以为，学者贵在直道而行，行事本乎道德，治学本乎真知，而非以站在哪一边的人之多寡而预定自己的轨迹。
我可以同意茅教授的说法，现在为穷人办事的人不多，而且对茅教授在为穷人做事上作出的努力（如给农民小额贷款）深为敬佩，但我几乎不能同意他的另一个判断，那就是现在“为富人说话的人很少”。
富人既能够因为出得起酬劳而让很多人去办事，也同样能够为酬劳去让很多人说话。通过做事而获得酬劳还需要很大的付出，通过说话而获得酬劳简直算坐地收钱，“口力劳动”的回报不是比脑力或者体力劳动的回报更经得起投入产出比的衡量么？当然，通过“口力劳动”去服务于富人，也是要有条件的，情形正如“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当了专家了，说话有影响了，也就可以“货与富人家”了。
事实上，我看到，今天已有太多的人，文武之艺学成也好，未学成也好，博士、教授、专家之类的名头一戴，就可以开始“出货”了，既可以货与帝王家，也可以货与富人家。于是人们听到了很多高头讲章，一个地方要撤古建筑，有人来论证那根本就不算历史风貌；一个富人要推销一样产品，有人来说如何有利于身心健康；一个城市要上某项目，有人来宣布绝不用担心环境污染。这些都叫“权威意见”。我看到，这种货来货去的把戏搞多了，人们已经对“专家”不那么客气了，专家的学术道德与为人道德都被深度怀疑。
“为富人说话的人很少”，从数量上说，也许是这样的，但数量少又怎么样呢？这是一个大众传播时代，而非口耳相传的时代，抢话筒的游戏中，“权威意见”总是要得胜的。这又是一个知识和人才双双得到尊重的时代，而非一个投票时代，故而重要的不是人数的多少，而是成员的影响力，有影响力的少数具有绝对的优势。
在今天的传媒上，再不会见到教穷人怎样过日子的内容，而教人怎样过好富日子的东西，看得人都已经麻木了；生活观念、生活方式、生活态度、生活场景也已经高度富人化了，在传媒上，穷人不只是丧失了位置，也基本丧失了尊严，人们羞于以他们的形象来代表这个昌盛的时代，也不肯给他们的生活赋予意义。出类拔萃者才能获得各种享受，因而才能获得生活乐趣，而穷人乃至普通人都应该羞愧，这才是传播制造的人生意义。
在这种情势下，茅教授担心“为富人说话的人很少”，不能不说是误判。为富人说话的“权威”太多了，声音太大了，富人的意识形态在今天都已成为事实上的“政治正确”，穷人已差不多变成单纯的被同情者，而不再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力量了，还能说“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吗？而因为这种误判而“反其道而行”，生怕富人吃了亏，就更是迂腐。即使要“意见平衡”，茅教授也该去平衡一下富人拥有的“权威意见”过剩，而不是立意“为富人说话”，做锦上添花的事情。请问，立意要“为富人说话”，茅教授是否会为富人帮腔时踊跃上前，遇上富人有什么问题时刻意回避，这又算不算曲学阿世的一种特殊形式呢？
我想，一个学者，固然要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但也不必硬要反千万人之道而行。说出自己的真认识，表达自己的真看法，而不管人数之多少，这才是直道。茅教授，您何不直道而行？
2007-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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