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茅于轼：继续让富人富下去穷人穷下去么？
平民经济研究社研究员 陈永苗
2007年8月18日
茅于轼的“保护富人”有三个理解的维度：
第一个是茅于轼近来突破的，对富人的正当权利，例如财产权的维权。应该说，维权是改革开放的逻辑结果，当私人财产权出现之后，必然要保卫自己，免受强制和侵犯。茅于轼记忆中的50年代国有化运动，与文革中知识分子的政治迫害（迫害并不是来自底层，而是知识分子内部，很奇怪为什么反思文革的时候，总是把人民当作知识分子的替罪羊）交织成一片，这些都是用大多数人的名义，用人民的名义。与文革反思一样，人民还是这种利用中替罪羊，政府使用了人民的名义，在当下侵犯少数正当来源的富人财产权，和少数不正当来源的小鱼小虾（绝大部分不正当来源都是权贵，政府的自家人，或者就是政府官员自己，不会侵犯的）。而人民并没有从中受益。茅于轼主观上为捍卫正当阳光富人财产权的，客观上更大地捍卫了违法腐败富人权贵。茅于轼把这一小撮不顶用的人，当作了富人主流。为了一小撮人，把人民当作了替罪羊。政府是侵犯财产权的首恶，茅于轼要维富人财产权，矛头应该指向政府，并且和人民联起手来。人民并不痛恨少数正当来源的富人，相反羡慕崇拜，可以放心地联手。不联手也不要“诬蔑”。
第二个是避免民粹主义和未来革命。茅于轼当心，搞市场经济和“先富”起来，是在养猪猪大了要杀掉。确实有这种可能性，民生倾向如果没有沿着法治宪政的轨道走，就可能走民粹主义的路数，再次国有化征收。还有就是洗一步的用暴力革命流血再分配，穷人造反。
这两步确实要避免，可是这并不是对穷人谆谆教诲可以行得通的。穷人其实比富人害怕革命，没有实在没有活路的时候，其实都是受气包。可是即使每一个人穷人、知识分子都赞同茅于轼，并且抱茅于轼的话当成红宝书好不好，可是美好的意图不能当饭吃。
违法腐败富人权贵一步一步紧逼，不给活路，这时候茅于轼如果要为穷人做事，那就是挡在“推土机”前面，对富人训诫说理，对富人说话，把温暖的背影给穷人好不好。也就是对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一步一步紧逼的情形之下，茅于轼就好心办了坏事，明显拉偏架。坏人十八般武器全来，茅于轼还谴责穷人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抱住穷人身子。
要避免民粹主义和未来革命，并不依赖于民众觉悟有没有茅于轼高，而在必须把权贵当作恶人，把富人当作坏人，而不是功臣，因为富人的主流是坏的罪恶的。可以把阳光富人放到一边，或者当作盟友，我相信阳光富人也是痛恨黑恶富人的。这样才能够让知识分子避免，为了照顾少数阳光富人，而藏舞纳垢连黑恶富人也一概保护了，才能够让知识分子从庙堂之高走下来，下降到公民社会中间，和人民组成联盟，避免人民自发变为暴力流血革命。才能够形成可以与权贵相对抗的政治力量，以政治对抗政治，以力量对抗力量，形成均衡，才有可能让富人妥协，才有可能让穷人不用造反。
我就很奇怪，经济学中不是假设人性本恶。茅于轼如此怀疑穷人的人性，为什么就不怀疑富人的人性。只能说明茅于轼对穷人有其自己没有自觉的偏见。茅于轼就这么相信，富人不用说理，就天然而然是好人，不是掠夺的狼，而是哺乳的羊。颇为奇怪的是，茅于轼好像不对富人不大要求什么，宁可自己作，自己为穷人办事，也不要求富人承担精英的责任，都是很卖力把富人“立”为精英。我这里必须说的是，即使茅于轼对富人严加训词，富人还是倾向于做坏事，迫害穷人。对富人讲道德，是没有用的。何况不讲。
第三个是民众心中的“隐痛”：继续让富人先富下去。
邓小平提出经济发展的目标在于全民共同富裕，如今这个目标不再高悬于天空之中，而是摇摇欲坠。为了发展国家经济，适当的不公平是可以容忍的。只有在可以容忍的范围内，剥削才是被同意的。超出道德底线的不公平是不可容忍的，是罪恶的。只是致力于发展国家经济，而对如何让国家经济的发展成果最终落实于每一个个人缺乏可靠的，明确的方案，这足以使目标坠落。模糊的方案不能避免经济发展只受益于特权阶层的情形。乌托邦梦想幻灭的人们可以认为，从内部产生的蛀虫已经侵蚀了绝大部分奋斗的成果。如果社会存在大规模超出道德底线的不公平现象，可以说，几十年来的奋斗，不过是黄梁一梦，转头已空。
在人们的心中，邓小平提出的“富裕论”中，必须有一个前提，让民众相信这才是符合普遍利益的。这个前提就是共同富裕。邓小平这样将“共同富裕”的目标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手段进行分离，由特殊趋于普遍。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共同富裕”之间有一种连带关系。一些人或者一些地方，有幸被选中成为“先行官”，但是他成为先行官的同时，也必须承担起一项连带责任。这就是履行帮助未富者一起富裕的义务。这种义务是天生的，没有人回避的余地，是无对价的，也就是没有回报的。至于如何履行，当“先行官”富裕到何种地步的时候应该开始回报，这是默示条款，没有明说，但是谁都心底清楚。共同富裕这一目标不能束之高阁，必须不时地责问，不断计算他们与目标的距离，看看有没有逃逸出去。
按照“共同富裕论”、“先富带后富”的逻辑，在时机成熟时，就应该开始“传帮带”的动作了。现在穷人担心，或者已经看到不能让先富起来的人像是挤公交车，已经上车的人都希望快点关上车门，或者是要扔下未富的人不管了。
从北宋王安石以来，凡是提出“牺牲眼前利益，争取将来更大利益”这类口号的变法，都失败了。这类口号，只能是有共同利益的小范围，比如家庭内部提出，才有意义。放大到全社会，则毫无价值。因为牺牲的人（大众），和分配的人（公权），没有共同利益。既然许下的是将来利益，那当前的利益受损，就理所当然了。这样，公权必定利用这个借口掠夺大众，将口号改造成有利于自己的形式：“牺牲（你的）眼前利益，争取（我的）将来利益”。让富人先富下去，就是让穷人更穷下去。
这类变法要成功，只有两种可能：1，牺牲利益者就是分配利益者，也就是分配的人做出牺牲。这种从自然天性来说，概率等于零蛋甚至负数；2，将分配利益者，和牺牲利益者，通过制度互相牵制。这就只有分权，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切蛋糕和选蛋糕”。
第一种可能，依赖于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是大公无私的。我想茅于轼也不会这么认为。经济学已经明白了政党官员有自己的利益，而且也教诲说人性是自私的。第二种可能，我在《给改革一个死刑判决》中说明了，政治体制改革即使展开，也会出现一个非驴非马的，就像市场经济出现非驴非马的一样。
茅于轼认为，改革必须坚持，改革失误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只能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去解决，而不是走回头路，尤其是否定改革的方式去解决。
已经被改革这条思路，或者这条思路在当下扭曲形成的“政策”搞得这么糟，难道这条思路还有力回天么？深化改革能担保什么，nothing。1995年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已经流传这种说法，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如今要求进一步深化，那是狗进厕所，不仅找死，而且找被大便淹死。走这条思路，就意味着扭曲。这是一种必然性。因为已经形成惯性、磁场和黑洞，改革就意味着扭曲，深化改革意味着进一步扭曲。首先请茅于轼显示出来深化改革有挣脱惯性和磁场的勇气和力量，再来谈深化改革的希望。
改革理想与现实之间，只有在例如改革初期那样合适的时间内，改革理想可以牵引改造现实。当过了临界点的大部分时间，理想与现实冲突越大。改革理想与黑暗现实之间，改革理想仅仅是黑暗现实的贞节坊和保护伞。
改革已经成为一种迷信和世俗邪教
陈永苗
2007年8月18日
我发现茅于轼的支持者，我的反对者，其实看扁了茅于轼。我非常清楚茅于轼的梦想，放到当下虽然是空想乌托邦，可是这是近百年探索的根本出路。实际上茅于轼老一辈的知识分子，是在探索中国的出路，在捍卫一个当下已经不合时宜的根本出路。《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只有在这个层次上展开的讨论，才是紫禁之巅的决战。茅于轼不想让这个梦想被遗忘，急迫地在当下实现，所以在不适当的时候，说了看起来不适当的话。我丝毫没有反对市场经济的理想要在中国实现，我想做的不过是此路不通，就换个路。直接进攻肯定失败，只能换一个办法从后门什么。
我的《请问茅于轼：穷人还有富裕的机会么》一文，是在梦想是否要在当下实现继续延伸这个层面展开的。梦想与现实和解，这是我的政治考量。如果不和解，梦想就会被现实击碎，变为负面的东西，变为可耻可笑的东西。实际上我和茅于轼一样，想保存这个梦想，我只是反对激进，另外想办法。茅于轼在政治上是保守的，在市场经济是冒进的。
一叶并不可知秋，在一个极度分化的社会里。茅于轼的支持者，大多从自己的经历出发管窥，以偏概全。这些人毕竟是少数，都是既得利益者的小尾巴，而茅于轼与我都是在讨论大多数人的出路。实际上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之所以要战胜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因为前者能更更好地满足大多数人出路。这在西方的自由主义经典里面说很清楚。少数有门路，正好说明大多数没门路。斯密曾推想，在每一个兴旺繁荣的社会，有一个富人的同时，必定有五百位穷人。
尤其对于老右派，改革是最后一跟稻草，最后一线希望。他们只能在对文革的控诉中忆苦思甜，对改革既希望又失望，失望完了又希望，希望完了又有希望。他们还相信坏的市场经济有净化能力变为好的，相信经济自由必然带来政治自由，还不相信89的枪声已经断绝了政治体制改革。
他们在希望和失望中轮回。希望是他们精神上最后一块私有财产，共产党绝对保证的。89的中坚人物之一刘苏里说过一个名言，共产党执政一天，永远改革一天，永远经济增长一天。在这些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人看来，如果有人要打破他的希望，那就是断绝他们的生念。从政治立场上，他们反专制，但是精神上，他们所思考的时间里，就只有改革，改革已经深深浸入骨髓，如果告诉他改革已经失败，他们就天旋地转，不知道如何活。就像1976年毛泽东去世，全国人民就觉得天塌下来一样。
所以这些人与民国的保皇派康有为相似，心在曹营身在汉。嘴巴上反专制心里紧紧拥抱专制。在精神上，他们和共产党是一伙的，一起拥抱着改革这个木板，不让自己淹死在历史海洋里。
要说有希望，晚期癌症也是有希望的，你心脏挨了一刀，也是有一丝丝挽救的希望。没有彻底断气之前，都是有希望的。甚至尸体还是可以人工呼吸抢救的。总之他们在绝望中希望着，而且不让人绝望，实行话语暴政。你绝望，他就和你着急。
我就很奇怪，你可以有一丝丝希望，可是为什么要强迫穷人，大部人没有希望的人去接受。不接受就是刁民，就是暴民。如果你要人家希望，至少要给人家办个社会保障，至少要对富人狮子吼：蠢猪，不放血就日后流血。我就很奇怪，就板子打在穷人身上，让穷饿着肚子，穷着孩子，被富人宝马车压在下面呻吟时，还要冷静理性。
很显然富人更强更大，作为先富起来的人，就应该责任更大，板子更多应该打在富人身上，茅于轼应该劝富人为穷人多办好事，这样穷人就觉得富人还不错，怨气就消解了，就不仇富了。茅于轼完全属于好心办坏事，正如他批评革命左派一样。茅于轼也是想让穷人不仇富，可是变成了穷人单方的责任，其实更有效的办法就是劝富人为穷人多办好事，实行互动。茅于轼好心办坏事，越批评单方，越激起愤怒。越批评，茅于轼想避免的穷人革命，可能性就越大。
身在此山中，不知庐山真面目，而且越陷越深。把改革当作唯一出路的人，不过是自己观念的奴隶，身上无形枷锁自己看不到而已，还要给别人戴。改革已经成为一种迷信和世俗邪教。可悲！
请问茅于轼：穷人现在还有机会富裕么？
陈永苗
2007年8月18日
我发表《给改革一个死刑判决》以来，总是有人给我带民粹主义的帽子，带革命派的帽子，我和他们说，民权并不是民粹，维权并不是革命。穷人实际上已经承认改革伦理，维护改革共识。农民最大程度的承认市场经济，进入了城市成为农民工。现在问题并不是诬蔑的“穷不是硬道理”，而是“想富不让富”。“左右社资”之争，与过去完全不同，这次的是关于如何分享改革成果的，观念之争的背后完全是利益。左派他们已经暗中承认改革，受到改革共识的约束，尽管使用过去意识形态的话语，但是话语的背后是改革利益的分享，而不是回到过去。
从整体上来说，改革时代只有两个阶层：改革的受益者和受害者。这一点对后改革的维权时代非常重要。社资之争或左右之争，到了维权时代，就是改革的受益者和受害者之间的争论。
我的《给改革一个死刑判决》描述了“想富不让富”的分配格局是如何形成和运作的，到目前为止，这个格局始终没有变换，也没有看到未来有大变化的可能性。穷人们虽然哑巴迟黄连已经不耐烦，不再相信，已经躁动不安。这时候，是要拿实际利益才可以安抚他们，而不是依仗已经被识破撕破的空头支票。 这张空头支票会自己损害穷人，这很清楚，只有老的糊涂可爱、不愿意承认现实的改革教信徒，才视而不见。
如果80和90年代，确实机会有的是，还有空间，至少没有图穷匕见。可是到了今天，一些没有泯灭良知，还要眼睛长在脸上的改革派，也承认改革下去就是互相伤害的游戏。请张看眼睛看看80年代后出生的大学毕业，受害于教育产业化的孩子们，你教他们如何有80和90年代大学生天之骄子的信心，如何有施展才华的机会。穷人只有受害，受穷的分，那还有富裕的分。
我在《给改革一个死刑判决》提出，由福利经济学到制度经济学的进路，既然作为改革的思路，就必须要考虑到其实验的结果，与理想中的图景差距多远。理想多美好，但是现实中结出毒果，这种方案肯定要被抛弃。别瞎论证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从而给人们一个定心丸或者继续给人们打气，致使人们继续受骗而“希望”下去。如果要打气，就拿出一个来良好的市场经济来给我们看，而不是画饼充饥，让我们望梅止渴。请拿出一个良好的市场经济给我们看。
如果茅于轼认为穷人现在还有机会富裕，那就把机会展示给我们。不要告诉我80年代90年代，不要告诉我江浙民营企业家如何。绝大多人的穷人从来没有80年代90年代的黄金时代，绝大多数的穷人生活在江浙以外，为家小糊口已经是一生最大的能力范围，更别提有资金投资当民营企业家。
茅于轼自己陷入这样一个信仰当中，不可自拔：他把繁荣看作幸福之本，把经济发展看作所有其它社会进步的基础，他相信，只有能够使经济发展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水平，所有其他问题都迎刃而解。茅于轼生活在这个幸福的孤岛中，除了这个信仰，其他的坏可能性，已经到了水深火热他也可以视而不见。即使看到了，他也可以告诉你说，这都是临时的，幸福很快就来临了，日子会好的。即使到了地狱，这种鸦片依旧。这是茅于轼一个人的幸福，并不是中国人的幸福。要别人相信，至少要有东西担保，要让人有信心。
从今天看改革，可以大声宣布：改革与文革一样，都是失败的，代价惨重的。改革从文革走出，是0到1的进步，带来了莫大的心理震撼。茅于轼至今还在这种晕眩中，这个已经破灭的美梦中。对0到1的进步津津乐道，当作了可以战胜一切困难的宝贝，于是守株待兔中，而物换星移，如今株已经不存在，还在守候那个梦幻。其实这个梦已经成为恶梦。
市场原教旨主义与毛左派是一根绳子上的两个蚂蚱，虽然互相仇视。毛左派信仰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而中国的现实变的如此差，腐败如此严重，都是偏离马克思主义造成的，所以药方还是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之中，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市场原教旨主义也认为药方是对的，只是路走错了。正如穷人认为中央政策是对的，只是地方乱执行一样。
不要和我说改革初期是对的，意图是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所反对、所妖魔化的文革，一开始人们也普遍认为是对的，意图是好，一开始有几个人怀疑过？改革已经付出巨大代价，中国未来可能几十年，上百甚至几百年都要埋单，例如环保，这时候，为什么还要走下去，代价不如文革惨重是不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是不是？
如果穷人还有富裕路，就请茅于轼指出来一个可行的，而不是给人画饼。如果穷人已经没有富裕路了，请问茅于轼老先生，那你现在鼓吹那些，不是在祸害穷人么，给穷人有害的“鸦片”，让穷人断绝后路，继续迷糊不起来抗争，而永远穷下去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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