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不该为富人讲话”是伪问题
：樊桂
贫富论战白热化背后是贫富差距临界
自茅于轼宣布为富人说话之际，贫富论战这把火就烧了起来，尽管现在另一始作俑者薛涌暂时休战，但火还是越烧越旺，大家都赶着往火里添柴浇油，火已烧到白热化。
在这把热火后面所隐藏的事实是——贫富差距已经临界。
这种临界引起社会各方急切的焦虑，这种焦虑又体现在这白热化的互不相让的论战中。所以，火是越烧越旺，论战者的火气也越来越盛。
在这场论战中，茅派焦虑的是——贫富差距这么大了，中国向来又有铲平主义文化传统。要是这样发展下去，穷人会造反，导致社会激烈动荡，最后富人、穷人的财富都会灰飞烟灭。所以他们试图通过倡导维持现有财产状况，以求社会和平渐进。
应该说这种焦虑是可以理解的。
但由于他们过分焦虑，以至于精神高度紧张。所以，茅的支持者在论战中充满着对论战对手的猜忌，如笑蜀不点名指薛涌批茅是另有所图；王从圣则怀疑讨好穷人者，是有政治野心。这显然是对论战对手进行道德判决。
对为穷人代言的论战对手的不信任，也显示拥茅派对穷人很不放心，极度害怕穷人闹暴力革命。其实，如果政治、经济上不频临崩溃，单纯在文化道德上仇富（假设有这样的仇富存在），是否能引起社会剧烈动荡，实在令人怀疑。
茅派对穷人的不放心，主要是对穷人文化道德的不放心。茅派也主要是从文化道德上来揭示和批评仇富。这就注定他们离不开以道德高下来作为论战手段。
因此，他们以茅先生道德高尚来证明茅先生真是忧国忧民，不应受批评；同时以揭露对手道德低下来否认对手言论的可信度。这显然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道德高尚并不代表其所作所为是绝对正确，是不可批评的。
道德评判徒使双方对立情绪增强，无益于对事理的深入揭示。这是茅派在这场论战中最失分的地方。
在批茅的人中也有很大的焦虑，这就是——他们认为，中国富人获得财富本来就有“原罪”。他们坚信，这是他们新眼所见的事实。现在富人不但资本雄厚，经济上处于强势；而且他们与权力关系紧密，甚至官商勾结，政治上也处于强势。如果再对富人进行保护，富人的优势将进一步扩大，穷人将更加处于弱势，穷人将更加没有机会致富。这样下去，贫富差距将更大，社会陷入剧烈动荡的风险将更大。因此，不能提保护富人。
我认为这种看法更接近现实，也更符合未来需要。所以，我也加入批茅行列。
但是批茅也有走入极端的。如批茅主将陈永苗说，为穷人说话天然正确，为富人说话没有政治正当性。这是极不恰当的。在现代民主宪政社会中，每个人、每一个团体、每一个阶层都可以有自己的代言、代议人，这是民主宪政议题应有之义。凭什么只能给穷人代言，而不许为富人说话，这是不是有些专制？陈先生是宪政专家，你提出的“宪政爱国主义”曾经让我很心动，我希望宪政不是讲在嘴上，更希望你是在行动上是实践民主宪政的楷模。
为什么同是批茅者，我还要批评陈永苗？
因为，茅先生为谁讲话是宪法规定给他的言论自由，即使你否认现行宪法的正当性，根据民主宪政原理茅先生还是有言论自由，所以，茅先生为富人说话没有任何障碍。
“该不该为富人讲话”是个伪问题。
而且讨论这样的问题对解决当前困境也没有多大意义。
况且，我认为，只要目前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不作根本性转变，贫富差距将进一步拉大，中国人对这种差距的焦虑也会更强烈，富人与穷人谁该保护这样的的问题迟早要引发大讨论。今天好不容易开始了，大家却把精力放在讨论是不是该为富人讲话这一伪问题上。实在是浪费！
另外，茅派主要是在文化上形而上地批判仇富，批茅者也是形而上地指责对方不该为富人讲话。双方及第三方都没有谁考虑到在形而下的制度中寻找解决贫富差距太大的办法。我认为这样的相互指责流于肤浅。
应该更深入探求中国贫富差距的根源，作一些更有建设性的建议，使贫富差距能减小一些，让大家的焦虑感和对抗情绪降低一些。当然能提出根本性解决方案更好。
不必在无谓的问题上纠缠，使贫富对抗显得更激烈，这样做的结果，极有可能与双方原本谋求避免让社会陷入剧烈动荡风险的目标相反。到时候，自责也晚了！
为深入讨论，我试作如论题，供各位朋友参考。
（1）、中国贫富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在影响贫富差距的三种因素中，政治、经济、文化，谁是起主要作用的？或者有哪一种因素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2）、中国贫富差距过大到了什么程度？它会给中国带来多大的风险？可否评估？
（3）、中国贫富差距过大现状能否改变？如何改变才不致于社会剧烈动荡？
小弟鲁顿，只能想出这几个议题。希望能有人补充。
同时希望博客中国能支持和引导这些议题的的讨论，并允许有政治建议；另外希望能容忍各种观点，不要象《南都》那样拒绝薛涌，自毁名声。
贫富差距过大这把悬在中国人头顶的利剑，何时才会被撤走？
我祈祷！
樊桂----2007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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