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徐友渔先生《过去年代就没有腐败?》一文
老 兵
徐友渔先生最近在《中国新闻周刊》上发表了《过去年代就没有腐败？》一文，有人可能认为有新论点、新证据，立即做了转载，《作家文摘》就是这样做的（见该报第1063期第4版）。
徐先生认为过去的年代（徐先生文章中明确地指明：“毛泽东时代”）就有腐败。“有必要破除（‘过去年代没有腐败’）这个一厢情愿的美化。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绝非伊甸园。”他要人们，尤其是没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年青人不能真的相信“伊甸园”的神话。
什么样的“伊甸园”神话？徐先生有一段长长的文字如下，不可不原文照引，以免产生曲解。原文如下：“面对现在的社会存在的腐败现象，有一种议论流行得很广，即改革前的‘过去年代没有腐败’。这种观认为了，改革固然取得了经济增长的成绩，但付出了道德、社会风气和社会公正的代价，是得不偿失，弊大于利。它认为：改革前年代的特权、腐败比现在轻微得多。人民生活不富裕，但很公正。”“那是一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人平等的时代。”
为了“破除这个一厢情愿的美化”，破除“伊甸园”的神话，徐先生一口气拿出了七、八个证据，但不能说服人。
第一个证据：改革开放之前“同样存在特权、腐败和社会不公正，存在社会矛盾和民众的怨气，‘四清’运动可以说明干部利用职权贪污腐化谋取私利有多么严重。”
据我们所知，“四清运动”开始之初，中央曾提出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认为基层政权和基层干部烂掉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等等。但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随即发现判断有误，迅速提出23条（有中央文件），并迅速纠正了过去的做法。“四清运动”整个过程证明干部包括基层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原本设想在基层开展这个运动之后，在国家机关也要展开。但后来并没有这样做。对整个干部队伍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个评价，一直保持到文革前。四清运动仅在农村展开，广大机关和城市并未卷入。徐先生说的“存在社会矛盾和民众怨气……有多么严重”，请问有何根据？我们当中的人，都直接下（乡搞过四清，并担任队、组长）有亲身经历，总该有发言权吧。
第二个证据：“文化大革命‘反官僚特权’的口号获得民众的狂热支持，说明当时社会矛盾多么尖锐。毛主席在一个批示中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乡贪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可以想一想，毛泽东的话描述了一幅什么样的社会不公和社会对立的图景。”
这一段话，我们读了又读，想了不止一想。我们弄不懂徐先生这一段话究竟要说明什么问题。毛主席的这一段批示和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正确吗？文化大革命不是给全盘否定了吗？给全盘否定了的东西，可以作为政治腐败的根据，徐先生居然荒唐到这种程度。
还要指出，文化大革命是要打倒党内走资派，打倒“走资派还在走”，不只是徐先生文中的“反官僚特权”。徐文引用的毛主席批示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资产阶级分子。反对这个阶级和分子，少用了这几个字，变成徐先生笔下的“反对官僚特权”徐先生能这样行文吗？
再要指出：徐先生几次用了“特权”一词，不知具体何所指，不能虚幌唬人。徐先生说“获得民众狂热支持”，这倒不假。但群众运动不是天然合理的。林彪在文革中说“群众运动天然是合理的”，那是错误的。89年的天安门事件，百万群众上街，够狂热的，能证明“政治腐败”吗？
第三个证据：“那个时代不平等并不是首先表现在经济上，而是政治上。党员和非党员、团员和非团员、甚至积极分子和非积极分子之间，在升学、提干、参军等等前途攸关的大事上待遇是不一样的，更广泛，更严重的是，人们根据家庭出身的不同，从一生下来就被分成三六九等，以后的个人努力和个人表现基本上不作数。”
这一段话所说的情况，在那个年代确实有，但也不是绝对的。这种状况的造成，有其历史和政治背景：我们党是在长期极其严酷的阶级斗争后取得政权的；而在新政权建立后；又较长时间处于敌对势力政治、经济、军事围攻之中，与敌对势力的斗争依然严峻，因此阶级斗争弦一直绷得很紧，警惕一直很高，为了维护和巩固新政权，认识和实践上有左的甚至极左的偏差。后人可以议论批评，但不能把这些拔高到“政治上腐败”上。也不能把这些问题任意夸大。因为那个时代生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家庭的人，入学、入党、提干的大有人在。徐先生不是也说是“基本上”吗？不能把这些问题说成是政治上腐败。还因为社会发展到今天，也远不是人人平等。没有人说什么三六九等，但当今社会中不是也存在很大差别、差异吗？穷人富人，城里人乡下人，农民、农民工、下岗人员，金领白领蓝领、干部与平民、在职人员与离退人员等等，等等都一律平等吗？能把这些差别、差异说明是“政治腐败”吗？至于重视党员问题，今天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单位里处以上甚至科组以上的，不也是党员占绝大多数吗？你总不能说是“党天下”吧？
第四个证据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北京曾有一个名叫杨国庆的青年，因为‘阶级路线’政策而对前途绝望，在友谊商店砍伤一名非洲和一名欧洲外交官。死刑当然属于咎由自取。但反过来可以想想，当时没有铤而走险但有类似的年轻人有多少。这种整体性的歧视政策在文革中发展成为赤裸裸的血流论。”
个别刑事犯罪事件，一定与什么论有关吗？能够据此证明毛泽东时代“政治腐败”吗？现在的社会里，杀人与被杀的，又有多少，徐先生知道，触目惊心啊，那又是因为有什么论的影响吗？能证明现在的社会“政治腐败”吗？如果不能，那么徐先生的立论站不住脚；如果能，岂不荒唐透顶！
第五个证据其实是两个：其一是“关于飞机失事，直至80年代还属于‘阴暗面’不准报道，难道我们可以说，中国真是今不如昔，以前飞机不出事，现在经常出事”。
这又是一些个案，过去飞机失事不准报道是否属实，历史久远我们弄不清楚。但过去和现在，飞机能年年、月月失事吗？公开报道就万事大吉，不公开报道，就证明什么“政治腐败”吗？
其二，“60年代初河南信阳地区饿死的人就达100万以上，但有多少人知道？”三年困难时期，确有饿死人的，不仅是河南一地，有人说安徽更严重。但具体数字，谁也说不清楚。各种说法都有，迄今没有权威性材料。当然不管怎么说，都是那段时间的令人痛心的严重失误、严重错误。人们有权议论、有权批评。但也要具体分析。当时和现在都没有公开报道，因为怎么也弄不清具体数字了。据我们最近问信阳和安徽一些同志，他们说，当时中央派了李先念调查处理信阳等地事件，基层干部不说实话，省里也搞不清楚。 后来撤了省委书记曾希聖和其他地方干部的职。造成这种交代不清楚的原因，在于：当时许多干部，先是弄虚作假，浮夸成风，中央也受蒙弊，造成严重后果后，有些干部害怕承担责任，又千方百计地掩盖搪塞。局面相当困难。当然中央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后来的党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和一些同志做了检讨。历史旧帐可以算，但上纲到毛泽东时代（整整一代啊！）都有“政治错误”，客观公允吗？徐先生非常强调信息传递、公开报道问题。举飞机失事和信阳饿死人等例子，说明过去当时当局严重封锁信息传递，不让公开报道，因此人们抱怨声音少，现在信息开放，公开报道多，抱怨声音多了。“所以，凭抱怨声音的多少和大小来评判腐败的程度，是不可靠的。”这些话仔细分析，也站不住脚啊。现在人们抱怨的声音多多了，根本原因不是正在于徐先生自己也承认的：“纯粹就事论事，我们必须承认现在的腐败比过去严重”吗？
其实，对言路路不断开放，加强透明度，也是近一、二年的事。前几年两家很有社会影响的杂志：《中流》和《真理的追求》被查封，《中流》主编魏巍同志被软禁，就未见公开报道。非典流传也有一段时间未见报道。香港凤凰台和《凤凰周刊》所报道的许多事，大陆内也未见。有些问题、有些事情，在形势复杂和十分敏感的情况下，如何报道，当局当然有所考虑。不能都上到“政治腐败”上去。
徐先生煞费苦心，搜罗了这么多的证据，力图破除人们“一厢情愿”的“伊甸园”神话，为的是对改革开放保驾护航，防止有人“那种言外之意，即对改革开放作整体性的否定，主张回到过去”。可现在辩护，这就不对了，就犯了错误了。徐先生犯了立场、观点上的错误。徐先生可否认真考虑一下：“有一种议论流传得很广泛”，那是为什么？如果站在广大人民，特别是芸芸中、下层人民的立场上，细察民情，倾听民声，不抱成见，客观公正，就会发现这种议论流传得很广泛的原因为何？就会认识到这些议论基本上是符合那时实际状况的，基本上是正确的，也是堵塞阻挡不了的。
徐先生的错误，还在于没有遵循历史唯物主义。评价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要力求客观公允，实事求是。列宁教导我们：“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如果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那么，对“毛泽东时代”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风物长宜放眼量”。这个历史时期跨度达十多年，是一条历史长河。对十多年评价，不能只局限于一时一事，或几件事。，最近，甘林同志在《还原历史还是颠倒历史？》文章中，引用了恩格斯的一段话：“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纯的历史事件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少会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页）这一段话，说得多好啊！毛主席时代有得有失、有成绩也有失败，有光辉夺目的辉煌，也有使人痛心的错误。就失误而言，人们还可以举出徐先生没有举的例子，除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外，还有胡风事件、反右派、反左倾等等。
致使经济上受到严重损失、政治上有不少冤狱，都是事实。但与之同在的，还有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是中国历史一段极其重要的时期。
新中国实现真正的统一、在对外方面“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突破各种敌对势力政治、经济、军事、舆论等等方面的围攻，打破了重重封锁和孤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结交了遍天下的朋友。对内，在旧社会千疮百孔的基础上，开创了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奠定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迅速铲除了各种旧社会遗留下的污垢，治安良好、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民族实现了大团结等等，等等。毛泽东时代是一个群星璨烂的年代。今天的改革开放，不是改朝换代，不是天上掉下了馅饼，而是在毛泽东时代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起来的，是站在前辈肩上向前进的。那个时代的是非功过自在人心，自有公正的评价。人们对毛泽东时代，有肯定、有憧憬，不是没有道理的。周总理、刘少奇、朱老总、陈云等无数老一代革命家，清正廉洁，鞠躬尽瘁为人民。正是由于他们同毛泽东共同努力，不仅缓解社会危机，而且保持社会的发展。周总理逝世后十里长街泪相送。老同志至今提起他仍然十分怀念。许多老一代革命家当年对毛泽东的一些错误决策，有异议，有抵制，如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二月逆流”，就是对这场运动中的错误的抵制。不少老一代革命也有抵制种种不公正待遇，；人们都深深同情。那个时代，成百万的干部大都无私奉献，做出了可贵的贡献。现在徐先生“立马横刀”，说那个时代有特权、政治腐败，徐先生，您下得了手吗？就是对毛泽东同志，也要一分为二。晚年有失误、有错误，但功大于过。他为中国革命，贡献了六位亲人，他为夺取、建立、巩固人民政权，奋斗终生。他是毛泽东时代的决策人，那个时代的成就，都有他的伟大贡献。毛泽东对自己的失误并非毫不觉察，毫不自省。除大跃进中的错误，他在七千人的大会上做过检讨外，文革后期，对四人帮有所批评：特别是逝世前，他曾对一位非洲总统表示过忧虑。毛主席说，现在怎么这样乱啊！那位总统说：“天下大乱，乱了敌人，锻炼了自己。”毛主席说，不是，我说的是国内。对毛泽东的是非功过，可以评论，可以议论，但一刀砍下去，说他政治腐败很不客观，不负责任。徐先生不会不知道，现在有许多人（如“激情广场，大家唱”）唱起“抬头看见北斗星，心中怀念毛泽东”仍然满怀激情。对那个时代，究竟应该如何评价，胡锦涛总书记今年7月26日在中央政治局进行第四十二次集体学者时做了高瞻远瞩的概括：“我们党带领人民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的斗争充满艰辛，我们党带领人民巩固政权，实现现代化的实践同样充满艰辛。”在探索前无先例，又是一个十分落后腐败的大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何等艰辛，何等复杂。邓小平说：“要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是这样，难道过去就不允许。对当今改革开放，人们在肯定成就的同时，也有反思、有议论、甚至有怨气、怨言。这也是必然的。改革开放以来，环境污染严重、资源破坏加剧、腐败触目惊心，国有资产不断流失、贫富悬殊扩大、社会严重不公，“三座大山”问题、三农问题、社会风气不好等等，不能不使人担心。当前，又面临经济发展过速、通货膨胀明显，投资增长过快，出口遭到很多限制等等新的挑战。社会发展中的这许多难题，有许多是过去遗留下来的。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面对各种挑战，有清醒的认识。
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对人民中的反思，议论、怨气、怨言也能虚心听取（人代会、政协会、各党派座谈）。解决中国的难题，不断取得持续发展，只能依靠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我们可以献计献策，但决不能坐在书斋里随意“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制造人们思想上的混乱。
（本文为外交部的老参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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