拭目以待：看茅于轼怎样回答薛涌
——茅于轼为富人争些啥？
贫富分化成为一个公共话题，对“贫富分化”和“仇富”问题的讨论，让曾经共处同一阵营的自由知识分子出现了分化 。近期茅于轼与薛涌有关“富人”与“穷人”之争，掀起了又一轮的观念激荡。
茅先生此前有过“为富人辩护”而受网民围攻的经历。这一次，他“为富人说话”的文章发表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媒体的评论版，无论他愿意不愿意，他再一次被摆上了“为富人代言”的代表席，辩论迅速在网络和纸媒上同时展开。
现居美国的薛涌一直关注国内时事。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年他“主要精力是在和‘主流’们斗争”，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家”们。他认为他跟他们“虽然都主张市场经济，但是意识形态不同”，“他们讲‘效率优先’，我讲‘权利优先’”。在基本的立场和多数的观点上，他不赞成茅于轼，他接连写了多篇文章反驳茅于轼。他反对“仇富是中国社会历来贫穷的根源”，反对“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他认为“要勤劳致富，就必须保护穷人”，“贫富分化不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他举例说“人权平等”的充分的市场经济国家，贫富分化反而没有一些专制国家严重。特别跟所有论者不一样的是，他认为在贫富差距如此之大的情况下，“老百姓有一定的情绪是合理的”，并且他们的声音也应该得到表达。（2007年09月11日《南方人物周刊》）
看样子，《南方人物周刊》作为一个平台，准备让薛涌和茅于轼拉开架势公开辩论。本次《周刊》先采访了薛涌，薛涌认为：所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基尼系数都比咱们低，贫富分化都没有咱们严重。中国的贫富悬殊在亚洲第一，在全球排第三十几，排在咱们前面的，都是非洲那些穷得不得了的国家。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还在急剧扩大，再往前走就是世界前几名了。这种社会怎么能不仇富啊，不仇富不正常。
薛涌在这里只是谈了贫富分化，分化的原因没有多说。无庸讳言，许多富人并不是凭能力、才智和勤奋致富的。比如官商勾结、贪污腐败、机会不平等、掠夺国有资产、国有垄断行业凭借行政垄断的高额利润攫取私利、征地拆迁中对穷人的剥夺等等，而合法致富则阻力横生、赔本赚吆喝。可以说，中国人并不仇富，而是仇恶、仇腐，但由于现阶段中国富人和恶人重叠率较高，所以生出了仇富情节。
从薛涌的谈话中看出，在这场争论中他为穷人争的是权利，他说：”在西方发达国家，它有制度化的方式来抑制富人的权利。比如竞选，每一个人的捐款多少有一个控制，防止富人通过金钱的方式，谋得过多的政治利益。金钱多少可以不一样，但权利要平等。成熟社会有一套这样的方式。在没有这一套的时候，仇富的这种心理，包括仇富的道德，对社会很有益。“
估计很快《南方人物周刊》就采访茅于轼了，不知道茅于轼在这场贫富之争中为富人争些啥？我们拭目以待。
王锡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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