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ao yun和藏独暴乱看两大失误
朱晗
2008年3月16日
ao yun和藏独自然是风马牛不相及，可今天两者却相连成为一种怪异的扣索套在了中国的脖子上。ao yun本属体育游戏，到了中国这里便成为别人的政治匕首；达赖藏独余孽早已成螳臂蚍蜉之类，到了今天却变成了统一和稳定的危害了。“崛起”之势如日中天的中国，反却深陷囹圄，仿佛历史开了倒车，岂不怪哉？这恐怕只能从中国政府自身寻索其间的原因了。我以为政府工作存在两方面的失误才导致这些困扰：
其一是主办08ao yun的失误。
当年，举国上下都沉醉在申奥成功的狂欢之中时我就疾言挞伐过，当时资改派不务正业，无视中国战略环境和周边形势的日趋复杂，置内政外交及反独促统等当务之急于不顾，反而极倾全国之心力去对一个西方卖粗弄蛮的无聊游戏醉生梦死。殊不知，小到破落大户的纨绔子弟，大到尾朝末代的亡君败臣，都是如此玩物伤志到不知死期之将至的程度。我当年是极力反对申办08ao yun的，理由一就是时机不对。08年明摆着就有太多的事要发生，中国政府就是轻装上阵也不免被弄得伤精耗神、虚汗淋漓，何况怀揣一个ao yun阿斗，就是子龙再世也难于陷阵应付，更不提如何征战自如了。所以主办08年ao yun实在是失时。
理由二是政府如此看重一个ao yun，把举办ao yun视作国家民族崛起的象征，这本身便是彻头彻尾的文化投降主义的表现，又实在有些失体。试想孙中山当年后脑勺蓄着大辫子宣称推翻满清该有多讽刺。满清倒了，就要剪辫子，中国崛起了，就不在乎一个ao yun了么。再说了，国家都没有能力统一，却撑破一张虚荣的脸皮举办ao yun，那就好比买不起车，却买一张车套挂在窗外显摆，表示自己也算是玩车一族，那是多么的市侩和俗气。资改派时期就是会不断弄出这种俗气和市侩的政治来。不仅于此，资改派简直就是给他的后继者安上了个定时炸弹，疆独、藏独、台独以及其他还不得而知的什么炸弹都如期而至地围着北京ao yun纷纷炸开了。引爆时间是资改派自己设定的，还能怪谁？
这次藏独暴乱在ao yun前爆发，连同其他的事件当然都是可预见的，对其后势发展之深浅，谁的心里都没有一个准谱，也不知西方暗算的冷箭会从哪一个角落射来。确实，ao yun这个劳什子对国家之正务有百害而无一利。摆下它扭曲国家经济政策、腐化官风民俗、助长贪腐浪费等诸多经济和行政弊端不谈，就看近来从苏丹达尔富尔问题到疆独恐怖事件，再到拉萨暴乱等等层出不穷的麻烦就明白，北京ao yun给境内外形形色色的那些欲毁我长城或亡我之心不死的敌对势力提供了他们求之不得、而且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明明知道窗外有苍蝇嗡嗡，却非要开窗晒鱼干。你放着一屋子的事做不了，整天挥着拍子追苍蝇的日子叫人怎么过？这种自添乱子找麻烦的勾当，不是非常失智吗？
事到如今中央政府如果舍不得横下心来，抱着被人抵制而只开半个ao yun，甚至终止ao yun的心理准备，将很难应对和处理好这些纷至沓来的挑战，进而又失策到让敌人把北京ao yun变成为套在中国头上的麻袋，让中国被人天昏地暗一顿暴打，过后自己的一条腿是怎么断的都不知道，这是我们不得不提防的。
其二是民族政策的失误。
藏独能有胆暴乱反映出若干年来国家政策层面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必须引起政府深刻的反思。在思想认识方面，我们必须全面清算胡耀邦在民族问题上所犯下的历史错误，清除他留下的遗患。在胡耀邦之前，中国根本不存在什么西藏问题和疆独问题，那几十年中国的国际环境远远比今天更严峻。可是在“党的民族政策得到完善”后的二十年间，民族问题却越来越成为安全与稳定的隐忧，而且日益严重地成为西方敌国见缝下蛆、甚至破体而入的疮口。问题就出在80年代，胡耀邦配合社会上出现的 “伤痕文学”风潮，在党内大搞所谓“良心”和“宽容”的歪风邪气，同时也将他个人的道德幻想延伸到国家民族政策领域，强行推出《少数民族自治法》，反而却人为地制造了民族隔阂和对立，破坏了民族融合的自然历史进程。
作为人类历史的遗迹，民族多样性或许是一种可炫耀的文化奢侈，但对任何政权来说都是一种政治负担。古今中外凡强盛的政权大多都是单一民族的。百蛮来朝的盛唐政权即使存在多种民族成份，但绝对不容许他族共治。奥匈帝国以及前南斯拉夫的分崩离析都说明由多民族自治构成的政体是一种高度不稳定的政治结构，建立在这种低商值结构上的国家政权不无例外都是统治强度极高、对统治者才能要求更高的短命政权，其统治者也都不无例外地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政治、外交和经济成本，因此没有一个这样的国家能腾飞而起，成为一方霸主的。
民国时期的“五族共和”和新中国建国初期的民族自治是中国经历蛮族统治后所特有的历史残留现象，这个不得已而继承的遗产必须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绝不能成为历史的反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民族融和、民族同化是中华民族不容选择的终极目标。没有秦帝国的书同文、车同轨，就没有大汉四百年的长治久安，更没有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数千年不灭的凝聚力。胡耀邦的那种政治上的恣意豪达、自负放逸是逆历史而动的自我陶醉，他在国家民族政策上的“天真烂漫、淳朴无邪”倒不如说是一种小资情调的故作风雅，其荒谬，与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那些在动荡时代不合时宜的舞文弄墨者大有一比，而两晋南北朝中原三百年的动乱史正是这种政治风气最具说服力的的诠释，所以胡耀邦那种“启异端以纵才情，标新奇以示豪达”的政治嗜好与浮浅作派对国体的危害是极其深远的。
在政策方面，我们已经到了非得要反省、检讨、修改国家民族政策不可的时刻了，对民族政策必须来一个全方位的拨乱反正，否则今后还将继续出现蒙独、回民宗教冲突、甚至满独等诸多问题，形势会越来越复杂。这些问题还没有爆发出来，不是因为他们不存在，而是因为中央政府统治能力依然强大。但谁也不能保证统治能力不会改变，事实上这第三、四代政府的统治能力远不如第一、二代。所以我们今天不着手修订新时期民族政策——这事关民族兴衰之千秋大业的严肃问题，我们很可能与历史失之交臂。
老一代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有很大程度上受到列宁的影响，人为地强调民族平等、自治、自决。今天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与俄国恩将仇报、反目成仇的不在少数，另俄国头痛不已，一肚子的苦水倒不出，可见这种意识概念使然的民族政策有多么的失败。中共当年效法苏联，人为地在汉人中分离出两个大的“民族”：回族和壮族。回族其实就是信奉伊斯兰教的汉族，那么我们是否也应该再从汉人中划分成册出一个“基督族”、“佛族”和“道族”呢？壮族本来就是汉族南迁形成的，被周围的南蛮称作“僮”，后来被周恩来改作“壮”，以避“人童”歧视之嫌，还为壮族创造出本不存在的文字，真好比放个马蜂窝在家里做摆设，不知哪一天会不堪其扰。
既然是人为成伪就应该返伪归真，撤销回、壮两族。另外不少民族如满族已完全同化于汉族，也该退归于历史了，除了历史文化上存在的意义之外，无必要在行政上被另立为一族。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中经过从新认定，估计至少可以在行政上减少三十多个不必要存在民族分支，因此可以收回不少地区的民族自治权，免除这些地区的特别行政支出，这对我国内地、尤其是少数民族不发达地区的社会发展与进步是有极大好处的，因为这么做是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的。而对于藏独和疆独只能是以暴治暴，当政府像俄罗斯夷平车臣那样刈除乱贼之后，西方的那几招拙劣的表演早已成狂犬吠日，不会再有人搭理了。
原载：华岳论坛，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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