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朔
（一） 前言
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CNRS）研究主任、兼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教授马可?克黑朋（Marc Crépon）在最近所出的重要著作《塑造敌人的文化》（?imposture du choc des civilisations）里指出，在西方近代的政治，特别是国际政治上，长期以来既存在着一种“没有指定敌人，就没有政治”的思维方式。这是一种阶段性策略被形而上学化而造成的“身份”与“标志”政治学，“敌人”可以不固定，但却不能没有。而到了现在，这种“塑造敌人的文化”，所针对的乃是伊斯兰社会和中国。克黑朋如此说道：
——“塑造恐惧的理论本身，最终目的无他，就是要指定新的敌人。我们一再使用“塑造敌人的文化”一词，应该从两层意义上来理解——理论的意义以及实践的意义。首先是在实践面上，透过所有手段，使人与中国和伊斯兰社会为敌，如此一来，就没人会怀疑美国作为西方文明霸主的必要性。将中国和伊斯兰世界指为敌人，其实也就是向其他西方国家宣告：‘看清楚吧！你们是多么需要我们的领导。我们肩负着西方文明的未来，是不作第二人想的西方捍卫者……’实际上，费尽心思捏造敌人，并非只是在讲述何种状况会出现一个精准的威胁而已，而是将威胁本质化。”
克黑朋是当今法国年轻辈学者的佼佼者，他两年前到台湾，曾指名和我有一场对谈。我们都对当今西方塑造恐惧和敌人的思维方式觉得不满和忧虑。用比较哲学式的说法，那就是通过建造“异己”（the others）来确认“自己”（selves）的这种认同政治，已愈来愈成为一种主要的趋势。而这种趋势又随着媒体的发达与垄断而更被加强，当今的媒体结构只是表面多元，实质上则是讯息生产愈来愈集中，因而成了塑造“政治正确”最便捷的通路。
谈到这点，我们就不得不要特别重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华顿学院金融教授赫曼（Edward S. Herman）和批判大师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所著的《塑造同意：大众媒体的政治经济学》里提到的一个核心观念。他们指出，当今的媒体早已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塑造所谓的“民意”、“政治正确”甚或风潮的一种动员网络，而整个操作的核心和起点，就是决定谁是受害人。西方在控制下会决定有些人是“有价值的受害人”（worthy victims），而另外的则是“没有价值的受害人”（unworthy victims）。所谓“有价值的受害人”，指的是这种人的受害是它们的道德资本，可以藉此而炒作渲染塑造出风潮和民意。而“没价值的受害人”则因受害者不符合其利益，根本就不予理会。举例而言，伊拉克两次战争已死亡百万以上平民，但这些人有如猪狗，是最典型的“没价值的受害人”。西方特定强权，就是透过“有价值的受害人”与“没价值受害人”决定了塑造敌人的方向。这种对“受害人”有没有价值的定义，最戏剧化的例子，乃是多年前中国曾发生一个人挡坦克之事，尽管该人并未受害，但因为他有价值，遂被塑造成了英雄；另外，几年前，有个美国女孩瑞秋看不惯以色列人压迫巴勒斯坦人，因而到巴勒斯坦从事人道义务工作。有一天眼见以色列军队用推土机要铲除巴勒斯坦人住房，她用手高举护照，企图挡车，但该推土机却硬是在众目睽睽下将她碾过，当场压平死亡。但瑞秋如此惨死又如何？媒体根本不予理会，她是个“没价值的受害人”。她成不了“烈士”，也不是“英雄”，而只是“无知少女”和“恐怖分子同路人”。由“有价值的受害人”和“没价值的受害人”这种区分的操作模式，我们对所谓的“你的恐怖分子是我的自由斗士”这种说法，才会有更具体、也更操作面的理解。当多了这种认知，也才会对西方媒体透过运作而在塑造“政治正确”时有所警惕。这也就是说，当今的世界权力形态早已从古代的炮舰权力中分离出来的一个“话语权”的权力领域；可以很轻易地藉着讯息、话语、符号等的操作塑造出敌人，从而褫夺它在国际社会从事活动的正当性。“话语权”的权力领域，有些时候的力量甚于枪炮。
（二）“修理中国”（China-bashing）和将中国“公敌化”的趋势
当我们理解了“塑造敌人”的文化后，再去回溯近十余年来的世局变化，就会发现，在一九九零年代，它主要针对的乃是让前苏联地区“失安定化”（Destabilizing）包括俄罗斯经济解体。美国《纽约时报》曾报导过，美国担任俄国前总统叶利钦经济顾问的某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承认，他们的顾问目的乃是“要让未来的俄罗斯领导人无权可集”；此外则还有肢解南联，以及派遣雇佣兵介入科索沃和车臣叛军等。
而最值得注意的，乃是二零零六年一月十日《纽约时报》根据“资讯自由法案”得知，美国自一九九零年代起，在“国际开发总署”之下设置了一个“启动转型办公室”（Office of Transition Initiatives）。这个办公室名义上是在援助动乱地区如利比里亚、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其实则是为前苏联地区及势力范围的颜色革命做准备；另外则是对拉丁美洲的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展开颠覆工作。二零零二年四月委内瑞拉的未成功军事政变即该办公室操盘。《纽约时报》并查知，“国际开发总署”透过该办公室，经过一家设在马里兰州贝希斯塔镇叫做“另类发展”（Development Alternatives）的公司，陆续将二千五百万美元之支持各种“非政府组织”用于在委内瑞拉做工作的经费发放下去。后来该办公室策动成功的二零零三年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二零零四年乌克兰“橙色革命”、二零零五年黎巴嫩“香柏木革命”、二零零六年吉尔吉斯“水仙花革命”，已广泛被世人知悉。乌克兰“橙色革命”后，俄国得知有大批自波兰派入的“非政府组织”人员在操纵，因而普京公开表示“希望这不是美国意图制造混乱”。但二零零五年小布什总统访问波罗的海三小国后在记者会上被问及此事时公开承认，表示“颜色革命”乃是美国输出民主的政策。美国以波兰为基地的做法，近年来始终企图以白俄罗斯为下次颜色革命的对象，白俄罗斯也持续多次逮捕并驱逐来自波兰以“非政府组织”名义派入的间谍。由此已证明目前“非政府组织”早已成了国际政治上的一种动员系统。
而在对中国方面，根据《纽约时报》后来的报导，二零零零年小布什第一任当选，在就职前其政权移交小组在他德州农场不断开会时，即已决定将中国列为未来最大对手，该政权移交小组甚至也决定了后来的伊拉克政策。这也是布什新政府就职三个月内即批准了一项称为“未来军事发展纲要”的原因。《纽约时报》曾摘要透露该文件内容，它主要是针对中国而来，包括发展小型核武、增设航母战斗群，为将来可同时开辟两个主要战场而准备等。该项计划因为“九一一”而暂时搁置，但已在二零零六年后批准，小型核武研发的一百五十名核武专家也已低调展开工作。
特别值得注意的，乃是随着中国的持续发展，过去的“中国威胁论”主要是集中在东亚战略问题上。但随着中国参与到非洲事务，特别是与能源有关的事务，以及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中非合作论坛”的大规模举行；再加上中国在太空航天上的突破，被认为“侵犯”到过去被欧美垄断的领域。这也是从二零零七年起，“修理中国”和“中国威胁论”已开始急速升温、扩大，并全方位化的原因。“中国军事威胁论”、 “中国核潜威胁论”、 “中国太空威胁论”、 “中国环境威胁论”、 “中国商品威胁论”、“中国通胀威胁论”、 “中国新殖民主义威胁论”这些威胁论的不断加工出现，其实已成了一种新的“政治正确”。特别是美国次贷风暴演变成全球信用危机，美元持续贬值已演变成全球通货膨胀及物价危机，美国已需要寻找一个替罪羊，于是“中国需求扩大”遂成了最似是而非的理由。这也是旧偏见加上新恐惧、“中国威胁论”大行其道的原因。而我们不能低估了它的作用。人的认知并无所谓的客观性，而通常都受到输入的讯息之左右。当政府、国会议员、媒体、非政府组织不断以“中国威胁论”进行“讯息轰炸”，人们的认知当然也就跟着改变。最近有许多民调可以为证：
例如，在最近，盖洛普民调，认为中国是经济强权的已高达百分之四十。当问及哪一国是美国首要敌国时，点名中国的已暴增到百分之十四，仅次于伊朗和伊拉克。中国已取代了北韩，成了美国人眼中的第三大敌国。由这些民调已可看出所谓的“民意如流水”的确是事实，这也印证了在这个媒体时代，要塑造敌人是何等的容易。而上述民调皆为“反奥运潮”之前所做。更值得注意的，乃是英国《金融时报》在“反奥运潮”出现之后的民调，根据该民调，欧洲民意已将中国视为全球最大威胁。去年法国认为中国是最大威胁的仅百分之廿二，现在增至百分之卅六。德国则由百分之十八增至百分之卅五；英国则由百分之十六增至百分之廿七；意大利则由百分之廿六增至百分之四十七。媒体时代“塑造敌人的文化”之威力已由此可见。
因此，北京申奥，其原本目的是要藉此来自我肯定，俾将举办奥运当作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但我们其实也早已知道，当北京申奥成功之日起，意图阻挠及杯葛的声浪即从未停止过。这也显示出，围绕着“北京奥运”这个标志，它早就成了一个“意义战场”。北京这边乃是根据它所认知的“现代” 这个标准，希望将奥运办好；但另外的力量，则企图将“北京奥运”的意义篡夺，而后赋予它另外的意义。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那种敌对的力量，搭乘着近年来早已形成的“修理中国”的顺风车，主要以西藏问题为火种，立即引发“反奥运潮”，的确是场高明的操作与斗争。西方近年来高唱“中国威胁论”已久，特别在这个经济动荡的时刻，他们基于共同的需求，要为全球经济恶化找一个替罪羊，这遂使得“中国威胁论”格外成了一种“政治正确”；其次，则是近年来经济持续恶化，欧美皆右翼当道，原来尚分歧的“单边主义”目前已告统一步调，所谓的“人道干涉主义”也成了新的主流。欧美已不再因为干涉他国内政而觉得不对，反而更以干涉他国内政为证明自己道德优越性的理由。这意味着一种新的帝国主义已告兴起，并成为另一种“政治正确”。这两种“政治正确”汇合，终于造就了“反奥运潮”的出现。
也正因此，对于这波“反奥运潮”，我们已不能低估它的威力。“反奥运潮”是将中国“公敌化”的重要阶段。我们已不能用过去那种简单的“被丑化”观点来看待这次的“反奥运潮”。过去的“被丑化”乃是单一事件，它的实质伤害有限。但“公敌化”则不然，它是场庞大的“意义战争”和“贴标签战争”；当“被公敌化”，中国即成了被定义的“妖魔”和“敌人”，今后无论从事国际的经贸或政治活动，都将因正当性的被褫夺而受到限制，这对中国的长久发展将是极大且致命的阻碍。其次，当被“公敌化”之后，强权更进一步的干涉似乎也就变得有了道德上的理由。中国的西北和西南边境一向受到列强觊觎，设若被“公敌化”，这些边境必将滋扰和干涉日甚。“反奥运潮”和过去所有的“修理中国”皆不同，它是个“修理中国”的决定性战役，要褫夺中国作为国际成员的正当性！
（三）西藏独立运动和反奥运潮
由近代后进国的沧桑史，人们皆早已知道，后进国的边陲地区或因地缘政治，或因宗教、种族等因素，而注定成为强权见缝插针、挑唆分化的孔隙。这次“反奥运潮”虽有其他名目的人权问题，但最主要的仍是藏独问题。而有关藏独问题的形成，涉及两个关键的课题，一是西方的“西藏印象”的微妙变化，另一则是西方，特别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介入。
首先就西方的“西藏印象”而言，它一直是个随着时代而变化的课题，但值得注意的，乃是从一九五零年代由于“中国——西藏”的对立二分，西方已将它长期以来“东方——西方”的二元论里，把中国视为“坏东方”，而西藏则是“好东方”，把西藏美化、圣化，认为西藏是拯救人类文明的未污染圣地，西藏的歌声是天籁。美国密西根大学佛教及西藏研究教授小罗培兹（Donald S. Lopez, Jr.）在《香格里拉的囚徒：藏传佛教和西方》一书里，即如此表示：
——“西藏和藏传佛教乃是西方幻想长期以来的对象。自从最早的威尼斯旅行家和天主教传教士在蒙古朝廷邂逅西藏僧侣后，有关他们高山家园的神秘故事以及他们陌生宗教的魔力，即在西方想象里占有独特的地位。在过去两百年里，有关西藏社会特别是它的宗教之评论，摇摆变动得很大。藏传佛教有时候被认为是佛陀正道最堕落败坏的变体，而有时候则又认为它是佛陀最嫡系的传承。这种摆动在廿世纪的历史过程里，由西藏抗拒欧洲强权的殖民主义野心起，到西藏屈服于另一亚洲强权的殖民野心为止，表现得最为清楚。”
大体来说，西方的“西藏印象”或“西藏论述”，乃是随着西藏的权力位置而移转的。当西方殖民主义将西藏视为一个它们野心的对象时，它们就会丑化西藏，认为西藏是未开化的文明，是僧侣贵族专制主义，是和北韩一样的封闭社会；而自从一九五零年代解放军入藏后，由于西藏的权力位置改变了，这时候将西藏美化即成了新的论述方向。对于这种变化，小罗培兹教授如此写道：
——“十九与廿世纪初西方的藏传佛教解释，乃是西方殖民主义传统的一部分。但不像大多数亚洲佛教社会，西藏从未遭到欧洲强权的直接控制，也未曾真正试着去现代化，如成立欧洲式的大学或输入欧洲技术，或将优秀人才送到欧洲受教育。欧洲强权入藏受阻的原因里，最主要的乃是一七九二年乾隆皇帝下令管制西藏与外国的交流，但这并未影响到西藏和亚洲本身和中国的交往。因此，直到廿世纪，欧洲对西藏都只能在边界交流。西藏因而成为英俄强权权力争逐下一个珍贵的奖品。英俄不断试着要和拉萨政府建立关系，经常派遣间谍，偶尔则伪装成佛教朝圣，或以地图测绘名义进入西藏。在此阶段，它们都把西藏说成“孤立”、“封闭”，和中国并无两样。但中国则在一八三九年鸦片战争被英国强迫打开。因此，当时西藏乃是强权帝国野心之对象，但因它们的欲望无法实现，遂更加使它们增强了这片冰雪高原的幻想，因而对传统西藏社会的浪漫描述遂告出现，有些至今仍然存在。许多这样的夸张说法，到了一九五零年解放军入藏后开始发挥更大作用。在十九世纪，许多欧洲学者及殖民官吏都将中国和西藏视为“东方专制主义”，西藏统治者达赖喇嘛则是“神王”，而中国则是“无能的君王”。早在一八二二年黑格尔在《历史哲学演讲集》里甚至在谈到喇嘛教时认为它把人当神不但矛盾，还令人恶心。在第二次大战期间，相对于专制的日本，中共有个短暂的时间被说成是自由爱好者。但一九四九中共获胜，于是东方专制主义又告表面化，并与毛泽东重叠。而解放军入藏，则不是说成这个专制者侵略另一个专制者，而是被说成黑暗力量对抗光明的力量，西藏人是圣人，而中国人则是贱人。．．．．．．而自从一九五九年开始有了西藏流离社群后，西藏佛教文化开始被说成是永恒的古代香格里拉之结晶，它在喜马拉雅山超出了时间和历史之外．．．．．．而西藏历史则是人类之前与之后的中心，是要拯救世界与人类心灵，达到和平，多彩多姿，快乐之境。”
因此，当代西方的“西藏印象”或“西藏论述”，一如它们的其他论述，都是根据权力关系而决定的。当代的西方由于西藏的权力位置已变，遂从一九五九年起进入了一个将西藏全面美化和圣化的阶段。加上近代西方出现所谓的“新时代”（New Age）趋势，对异国情调特别偏好，西藏文化也就不断被各种文化名流加持，更加透过大众媒体与消费文化所扩散。这是一种文化气氛，而西藏独立问题附着在这种气氛上，当然也就变成了是一种神圣的、纯净的运动。欧美强权有权力，以及根据这种权力而形成论述与知识：“塑造敌人的文化”又怎能不无往而不利呢？
除了一九五零年西方藉着它们的“西藏论述”而建构出将西藏美化与圣化的气氛，从而达到经由这种对比而妖魔化中国之目的外，更重要的乃是在这种文化权力之后还有另一种现实权力的介入与操纵，它就是美国中情局的介入西藏问题。
前面经已提到，有关西藏问题，从来就是列强交锋之地。过去欧美日俄在此区域皆间谍浪人活动频繁。由于英国殖民统治南亚次大陆，与西藏毗邻，其特务角色最重。只是二次大战之后，西方势力在内部已有消长，因此法国在印支半岛的角色遂转移到美国手中，这乃是越战发生的结构性原因；而过去英国介入西藏的角色，也开始转移到美国。
美国中情局于何时介入西藏问题，一般皆认为是一九五九年“三一零”动乱之后。但不久前英国特务威格奈尔（Sydney Wignell）出版了回忆录《世界屋脊上的间谍》，首度公开在一九五五年偕同另一特务哈诺普（John Harrop）受到印度军事情报局委托，伪装成登山者入藏，但不幸很快即被发现并遭逮捕。书中提到，他们在应讯时即已得知当时也有两名美国中情局特务被捕并认罪。除此之外，美国《纽约书评杂志》在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那一期里，刊出了美国作家莫斯基（Jonathan Mirsky）的访问达赖喇嘛记，在访问中达赖喇嘛坦承：“一九五九年西藏康巴族暴乱，如果没有中情局帮助是不可能到此规模的。”由于一般皆认为中情局介入是在一九五九年之后，因而莫斯基遂在该文中宣称是达赖喇嘛记错了。但实情似乎并不在莫斯基这一边。
有关中情局介入西藏之事，许多有关中情局的著作皆有提到。今以二零零七年刚出版的、由美国作家威勒（Tim Weiner）所著的《中情局史》为例，该书指出，中情局在第二次大战后开始介入东亚事务。一九五七年最先介入印尼苏哈托的政策，并出动B廿六轰炸机掩护，但一九五九年一名中情局轰炸机驾驶员波普（Allen Pope）滥炸，至使中情局被迫退出印尼，转移其他地区，包括西藏在内。当年中情局在科罗拉多州的“海尔高山营区”（Hall Camp）开始训练西藏游击队，并开始定期支付流亡的达赖喇嘛每月一万五千美元，到一九七四年始告停止。中情局的西藏计划，以一九六九年达到全盛时刻，当年因为经费增加，中情局旗下的西藏游击队员多达一千八百人。但尽管中情局介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并不以为然，有次中情局长杜勒斯向他简报，艾森豪威尔即表示：“我们这么做，难道不会让中国对西藏人作出更厉害的报复式压迫吗？”这也是后来尼克松（尼克森）为改善美中关系而将中情局计划停止的原因。但尽管军事性的计划停止，但政治性的计划则仍继续，并在欧洲主要城市如维也纳等设立西藏工作单位。非常值得注意的，乃是近年来随着“非政府组织”的兴起，运作吸收以及成立自己直属的“非政府组织”，早已成了中情局最主要的工作。举例而言，《华盛顿时报》乃是中情局及日韩情报特务们联手而设的媒体，其表面代表人为南韩统一教创办人文鲜明。文鲜明即一度企图成立“全球非政府组织联合会”。由此即可看出“非政府组织”早已纳入动员以形成“民间声音”的重要性。有关“非政府组织”的动员，早已成了观察当今新干涉主义发展不容忽视的课题。例如，前面已提到的“国际发展总署”下设的“启动转型办公室”即对各种“非政府组织”拨款。而被拨款的组织则为了保密而在档案里删除。再如当今俄国莫斯科即有“非政府组织”愈万，百分之九十以上皆为有关人权项目者。再如二零零六年美国国务院为反制南韩对北韩的非敌对性政策，而在南韩举行了连续三天的反北韩盛大国际研讨会，被动员出面抨击北韩的美国“非政府组织”即多达一百五十个以上。
当今，由于对西藏问题的长期经营，最主要的乃是西藏文化和西藏人早已被圣化美化，且成了部分西方名流表现自己道德超越性和优越性的标签，使得西藏文化的圣化早已成了西方大众文化里主流的另类文化之一。这时藏独问题的操作自然变得极为容易，一出手就可变成“政治正确”。
这次欧美的“反奥运潮”，据称既是美国国务院、德国“弗里德里希—瑙曼基金会”以及西藏社群从去年五月即制定的计划，以塑造反中气氛，并在北京奥运传递圣火及举办竞赛期间达到高潮。“反奥运潮”从去年非洲达尔富尔（达富尔）问题起就已表面化，只是达尔富尔问题的动员度不够，造不出气势，只能说是暖身，终于从西藏问题上正式引爆。由人们检举西方媒体在报道西藏暴乱问题时，将二零零一年西藏武警协助拍摄电影《天脉传奇》的画面也用来故意误植，由此亦可看出这波“反奥运潮”有备而来的力道是如何的巨大，以及不择手段的程度了，“塑造敌人的文化”通常都有“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特性，为了将伊拉克塑造成公敌而炮制假证据，这早已人所共知。而今，同样手段用于塑造“反奥运潮”，又有何奇怪呢？
（四）藏人棋子化的悲剧
近代强权一方面为了在地缘政治上取得着力点，另方面或为了在别国有代理人，通常都会在针对国家的边陲地区或少数民族地区挑拨分化，塑造对立与冲突。由于后进国之所以后进，必然百废待举，因而插针的缝隙必多，一挑就成。而一旦有了对立冲突，那个国家就等于有了痛脚，可以任意的去踩，而且百踩必有效，在踩痛脚的过程里，强权国家也可藉此证明自己的道德优越性，并在对和它毫无关系的问题发言时取得制高点。
后进国的少数民族被挑拨乃出现冲突，乃是一种经常出现的悲剧。在亚洲，老挝的苗族即是惨例。根据前中情局人员派克（James F. Parker Jr.）所著《中情局在老挝的秘密战争》，以及美国作家华纳（Roger Warner）所著《射月：老挝的地下战争》所述，老挝的苗族世居骨坛高原。越战时美国为了切断北越军队进入南越的通路，遂由中情局出面收买苗族将领王宝，由王宝动员苗族人当中情局的雇佣兵，而武器军饷则由中情局提供。全盛时期苗兵多达三万九千人。问题在于苗族人口不多，当了雇佣兵一年，长期打游击的折损极大，到一九七零年代初成人已愈来愈少，必须征召十三或十四岁的儿童当兵，亚洲的童兵问题以老挝为始。一九七四年越战失败，苗族人被抛弃，有些人幸运地越境逃到泰国，辗转后接运到美国流亡。但大多数则在老挝森林里逃窜，到了一九九零年代末至廿一世纪初逃亡约卅年后，残兵才一一弃械投降，老挝苗族经此波折，形同种族准灭绝。这就是少数民族被利用的下场。
除此之外，近年来由于伊拉克战争，中东的库尔德族问题已普遍被人知道，但因讯息被扭曲，多数人皆被误导。库尔德族散居俄、土、叙、两伊等五国之内。在五国里，其实以伊拉克的库尔德人自治程度最高，待遇也最好。只是列强交锋，五零年代是俄国挑拨伊拉克库尔德人叛变；一九七零年代则是中情局挑拨伊拉克库尔德人叛变，但叛变后旋又为了政治及石油利益将库尔德人出卖。近代先后多次被利用的库尔德人部落酋长巴扎尼（Hustafa Barzani）后来流亡美国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一九七九年郁郁而终。他在生前结识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霍格兰（Jim Hoagland）。霍格兰在一九九一年即在报上撰文，为美国挑拨利用库尔德人而加以谴责，该文引用巴扎尼的话：“美国是个太大的强权，以至于它太会利用并出卖少数民族如库尔德人！”今天库尔德人仍在被利用，但其代价又如何？美国在土耳其的利益大过库尔德人的利益，中情局不但提供情报给土耳其，逮捕库尔德人领袖，并纵容土耳其军队越境进入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地区扫荡。
因此，后进国的边陲及少数民族地区被挑拨，这实在是个棘手但又令人怜悯的难题。这些人一被强权挑唆，都一定会产生过度膨胀的幻想，于是原本或许还有对话的可能，但被挑拨利用后，受到挑拨者就自然而然会彻底地激烈化。这是一种宿命的悲剧，在许多国家都正上演着。全球许多后进国的族群内战，都是强权介入和激化的结果。藏独势力的激烈化就是个最具体的例子，它也是近代的“代理性冲突”之一。在人间社会里，也有一种人喜欢挑拨别人家庭或妯娌关系，挑拨者可藉此显露自己的道德优越性，也可藉此取得别人家庭事务之发言权。人固犹且如此，何况国际政治上的强权行为呢？
因此，今天的藏独问题确实让人扼腕，藏独的激烈化将使汉藏关系理性讨论与解决的空间被压缩，最终的结果则是藏独势力在更加被挑唆后，沦为代理的棋子，其下场将和老挝的苗族相差无几。这也是达赖喇嘛在海外藏人流离社区日益边缘化的原因，他不再有实质角色，但仍保有宗教领袖残余地位，并在强权的运作下，用他来合理化并掩护藏独激烈的那一面。
其实，强权的挑拨分化，的确对当事国会造成极大的困扰甚至伤害。但强权的这种手段，它本身却也未必是赢家。就以西藏为例，在中情局组织并指挥西藏游击队的时代，由于中情局之目的只是“骚扰”，因而被鼓动的西藏游击队由于被激化，遂对中情局的领导层极为不满。中情局当年指挥西藏游击队的特务马切提（Victor Marchetti）后来回忆时即指出美国之目的与激进藏人目的之不同而造成的摩擦。而正因如此，遂演变成今天这种美国政府与激进藏独相互绑架、同步激进的情况。但这也使得北京官方和中国平民对美国也更加警惕。
（五）结论：从“反奥运潮”学到什么？
近年来美国为主的西方，一波波各式各样的中国威胁论开始出现；由于中国为了开拓油源和市场而伸展进入非洲，由于非洲传统上即是美欧的殖民地盘，不容外人介入，这也是美国及法国总统最近相继走访非洲，美欧也跟着大笔炒作“中国殖民主义”的理由。所有的这些动作不断相互激荡，终于在这次“反奥运潮”到了高峰。由这个发展过程，人们已应可知道，中国的兴起和企图在国际社会扮演角色，它将遭受的阻力之大，将远远超过一般人估计的范围。中国必须在各方面格外努力，这虽是老生常谈，但确是不容忽视的至理。但由这次的事件，我们却也看出了，中国在许多方面的确空白得极为严重：
1. 首先由这次西藏事件而引发的问题，再加上稍早前达尔富尔问题的闹事，他们本质上都是学术上所谓“权力、知识、话语”的课题。美欧以它的媒体与知识权力，透过话语的操作而塑造出特定的“政治正确”话题和气氛。当这种“政治正确”被塑造成功，西方名流就会来插花，这种“政治正确”也会像吸铁一样，让别的人不能也不敢拒绝，大家都不自觉地去重复这种“政治正确”，扮演起所谓的“反舌鸟”的角色。这其实已显示出，在国际社会上，除了政经军事的竞争外，有关话语权的竞争，有时候它的重要性可能还大过政经军事。但有关国际社会话语权的问题，长期以来却显然都被北京忽略了。中国从来不善于用国际社会听得懂的说法去说自己的问题；也不善于用国际社会听得懂的说法去谈其他国家的问题甚至世界性的问题。正因为在话语权上空白，近年来“修理中国”才会成为最廉价、也最无抗力的流行。而我们切莫以为话语权是容易的事，它涉及学术与思想能力的提升，涉及主体性的确立和讯息掌握及解读的能力，它才是所谓“软权力”的核心。当然它也涉及对西方话语的理解与批判反思。但近年来中国似乎早已形成了一种奇怪的见解，似乎对西方去做批判反思就是“左派”，就不是“自由派”；似乎只有媚西方之俗，扮演“反舌鸟”才叫“自由派”，这是思想学术的自我设限与压抑。而经过这次“反奥运潮”，话语权问题已迎面而来。它也提示出了一点，那就是一国不能只靠政经军事，人文社会思想这个领域绝对不容荒废。
2. 其次就西藏和相关的问题而论，中国的少数民族众多，乃是全球民族构成最复杂的国度。但中国近代对如何处理少数民族问题却显然缺乏超越性的视野，反而是汉族本身根据近代与世界互动的经验，把许多西方的坏元素内化成了自己判断的价值标准。意思就是说汉族会认为自己所代表的是“现代性”，而少数民族则是“传统性”，并认为将“现代性”强加诸别人身上是一种“进步”。过去西方根据这种片面的认知而君临他们的少数民族，几乎少数民族都到了种族灭绝的程度，北美印地安人全盛时愈三千万，最惨时只剩七十余万。当印第安人已濒临绝种、完全不再有任何威胁，他们才回头圣化印地安文化。这种西方对待少数民族的经验，中国已必须有自觉的去超越，并塑造出自己对少数民族的思维方式与政策走向。当今不是“和谐社会”之说盛行吗？人们倒不如思考如何塑造出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和谐”的社会。而这也绝非容易的事。个人倒是主张北京似乎已有必要广泛动员有研究有想法的人文及民族学者、少数民族领袖、思想稳重但又进取的官吏，为进步的少数民族政策催生。如果中国能在少数民族问题上超越西方走过的恶劣旧路，这对整个人类史都将是一大贡献，这也才符合早年所谓“多种族共和”的精神。汉藏、汉回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和谐”、“共和”的一部分而已。
3. 由这次“反奥运潮”，人们已应警惕到，当今的世界秩序其实已走向了一个新的危险期。前两年，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哈伯玛斯）（Jürgen Habermas）在《分裂的西方》（The Divided West）里就指出，这种危险乃是一种以人道为名的干涉主义，透过国际组织以遂其帝国野心。今天的“反奥运潮”可以说就是新干涉主义的再一次展现。如果世界的主要国家不能对这种“假人道、真帝国”的走向加以反制，则可见的未来更多动乱已可预期。也正因此，为了世界和平，也为了后进国有免于被干涉和被挑拨分化的自由，从而有稳定发展的机会，整个国际社会已到了必须拟定新秩序，并对“行为规范”（Behavior code）有所约束的时候了。这意味着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已不能像过去一样不对重大问题表示意见，而是应当对某些与许多开发中的后进国攸关的课题扮演“起动”角色，使其能进入国际日程表。近年来，西方进步的知识分子对强权应如何规范已有过许多讨论，对干涉主义的为害也有极多反省。中国长期以来在国际社会皆是依别国设定的规则与日程表办事，从不能在规则与日程表上做出贡献，往后已可考虑调整了。这也是让传统“免于干涉的自由”得以体现的唯一方法。
近年来世局日益纷乱，而强权复炽无疑是主因之一。当代意大利哲学家博比奥（Norbert Bobbio）在《赞美温柔》里指出，人类的价值取向有二：一是自以为优越而企图支配他人他国的价值，另一则是与人为善，以强助弱，以先进助落后的价值。他指出吾人应当而且必须相信人类的确有着普世性的价值进化过程，只是一旦进步者自以为进步且强大而恣意干涉侵略，这时候进步与不进步的差别就告消失。这也就是说以不进步的方法推动进步，那种进步就会变得可疑起来。因此他遂主张强权应以与人为善方式推动进步，则落后者不受胁迫、不被挑拨，就会欣然持续追求进步。博比奥的这种见解，对当今欧洲进步自由派人士启发极大。这也是吾人对强权干涉挑拨亟为反对的原因。经过这次“反奥运潮”，除了中国应格外自求进步外，或许也到了我们应向国际发出呼吁，要求强权与人为善多一点，并结束以人道为名、实为帝国复炽的干涉主义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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