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怎么样和怎么样中国—西藏、奥运会及其他

中国怎么样和怎么样中国—西藏、奥运会及其他

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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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春天，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西方主要国家，都有点不寻常。

中国战胜肆虐几个省的雪灾，可以腾出手来，集中力量迎接8月间的奥运会了。中国是一个为人类文明做出重要贡献、拥有世界最多人口的文明古国，是作为由于选择社会主义而取得独立与主权、经济社会长足发展的第三世界国家，获得奥运会的主办权，是很自然的事情。中国希望办好这次国际性体育盛会，向世界人民展示自己的善良、好客和友情。

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战争进入第5年，败局已定，无须讨论。自2007年底起，“衰退”成为美国经济圈的流行词。[1]相关的议论寒气逼人：“美国经济正在走向严重衰退”、“美国经济正陷入7年内第二次泡沫后衰退时期”、“美元帝国的黄昏已然来临”、“美国统治世界的局面将告终结”。[2]这年年中次级贷款危机爆发的时候，美国经济是否衰退，还是一个存在不同看法的问题，2008年一到，这种衰退，就成为各方人士判断局势时候共同认可的前提了。

布什承认，美国经济处于“艰难时世”。他的财政部长保尔森也说，国家经济正在“大幅往下反转”。媒体的调子越来越晦暗阴森——2月4日美国《新闻周刊》，有《美国经济濒临绝境》；4月1日英国《独立报》发表《美国2008：大萧条》；4月22日英国《金融时报》，又有《毁灭之路？美国预估经济衰退的深渊到底有多深》，详尽讨论美国经济的衰退“形状”——V形、U形还是L形；5月18日，《华盛顿邮报》再次提出具有震撼力的问题：《老牌经济大国纷纷衰落，下一个该轮到美国了吗？》，认为美国“像英国和荷兰经历过的那样，丧失全球经济领导地位，这一天似乎离我们不远了”。

年初，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进行民意调查，“民众普遍认为国家发展方向错误”。[3]6月间美联社的调查显示，76%的美国人认为“国家走向错误”。法国前总理、现任欧洲议会议员的米歇尔·罗卡尔的分析，可以算作一种解释：全球经济充满了“有毒套餐”——过去25年间西方国家直接和间接工资在GDP中的比重从11%下降到8%；1940年到1970年几乎不存在的险峻就业形势和工作不稳定，现在影响到超过15%的发达国家人口；美国平均工资停滞不前，而1%的人口获取了GDP增长成果的一半；企业老板薪金和普通雇员工薪收入之比，从1980年以前的40倍，扩张到300倍至500倍。“最坏的还在后面”：“所有的要素都已经到位，引发长久的剧烈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4]

二十一世纪以来，世界历史运动的风向，一直在发生转变。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相比，新自由主义的凯旋曲，正在被送葬的哀乐所取代。[5]“转移”、“转弯”、“转向”、“转轨”、“转型”、“拐点”，越来越被赋予别样的含义。

俄罗斯从“休克疗法”的噩梦中醒来，终于看懂，“悲剧是用‘与文明世界接轨’这种理想的形式表现的。要永远记住教训：俄罗斯张开双臂表示拥抱，而西方看到的，却是举起双手表示投降”，因此，俄罗斯不得不“完全停止”这种“接轨”。[6]从普京时代起，这个国家拒绝再按照美国的订单和型号实行“转轨”，用美国参议员约翰·麦凯恩文章的话来说，“它现在似乎正在走自己的路”。[7]

英国报纸认为，2007年世界的重要动向，是中国和俄罗斯使弗朗西斯·福山那个“历史终结论”归于落空：“俄罗斯和中国显然发展得很好，但它们并未遵循西方自由民主的范例，倒是满怀厌恶地对这个模式提出了挑战。”[8]

在第三世界，比如印度，出现对于所谓“转型”的真正具有创新意义的认识：无论“经济”、“发展”、“转型”，都不再是无可置疑的正面词语，有坏的“经济”、“发展”、“转型”，也有“好的经济发展观”的“转型”——“从一个存在阶级剥削的社会，转变为一个不存在阶级剥削的社会”。[9]

拉美国家一个接一个把“华盛顿共识”送上被告席；重要的不仅在于这些国家发展取得的成就，尤其在于一旦摆脱新自由主义，就意味着告别灾难。西欧国家针对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社会风潮，从来没有间断过。在亚洲，伊朗在美国军事威胁中捍卫自己利用核技术的尊严；韩国民众涌上街头抗议政府同美国签定自由贸易协定和进口美国牛肉，人数从数万增加到上百万；一个多数美国人从地图上找不到的小小的喜马拉雅山国尼泊尔，竟然冒出一个叫做尼泊尔共产党（毛泽东主义者）的组织，在没有任何外援而只有外来强大压力的条件下，从农村改革起步，领导武装斗争10年，成为获得最高选票的政党，成为引导国家从美国支持的封建君主制改变为享有独立和主权的共和制的决定性政治力量。

对于世界多数国家首先是第三世界国家来说，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再是照搬照抄西方资本主义模式，而是在各自的起点上，程度不同地寻找和创造符合自己情况的发展道路。

在美国全球统治的政治路线图上，中国怎么样和怎么样中国呢？

发展经济的中国，可以吗？——“美国决不会容忍出现势均力敌的竞争者。如果中国在今后几年继续大力发展经济，美国和中国很可能会在安全领域发生激烈的对抗。”[10]

崛起的中国，可以吗？——据说，中国崛起不利于西方民主的传播，而是“意味着世界再也不能认为民主的前进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11]即便恩准崛起，亦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中心2008年1月8日“中国经济增长及其对世界的影响”研讨会所说，“二十一世纪前半部分的挑战，将是如何从经济、政治和军事上，把一个崛起的中国，融入到国际体系中去。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任务”。

这不过是沿袭布热津斯基确定的美国战略。这位美国战略家，早已把美国对华政策的“压倒一切的目标”，锁定于“让北京融入全球体系”[12]。1995年，在日本举行的一个题为“构想与行动——向新的世界秩序挑战”的国际形势讨论会上，他曾直接说出对中国的最深层次的不满和担忧：“中国是一个独立意识非常强的国家。德国的宪法、日本的宪法，其实都是美国给制订的。中国的宪法不是美国制订的。”

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政权开恩向中国签发出生证和生存证的，只能是一个四分五裂、贫弱混乱、低眉弯腰、匍匐在地的中国。只要中国还是一个统一的、享有独立和主权的国家，只要中国还有些许民族凝聚、民族自卫的愿望和能力，不管你是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甚至不过是封建主义，它终归要板起面孔，终归要让你不得安宁。

美国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但是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在历届美国当局的安全战略、国防战略、军事战略中，在所有有美国政府背景的关于经济、人权、文化、环境的各种报告中，中国总是榜上有名，除了间或点缀几句似是而非的空话，中国在实质上从来就不属于正面的因素，从来就被列入威胁美国安全的那些妖魔鬼怪的栏目。在行动上，无论直接一点还是间接一点、明一点还是暗一点、远一点还是近一点、大一点还是小一点、文一点还是武一点，即使言辞亲如热恋的情人，采取经济的、政治的、思想文化的乃至某种程度上军事的方式，对中国乱说乱动，从来没有一天停止过。

因特曾经网披露兰德公司2003年的一个报告，主要根据美国入侵和肢解南斯拉夫的经验——报告援引美国史汀生中心高级研究员肯尼斯·阿伦一篇文章中的话说，“美国一天之内在科索沃投下的炸弹当量，比中国部署在福建瞄准台湾的所有导弹的总当量还要高。”——提出美国同中国进行战争的四种情形，强调“在魔鬼还未长成时就消灭它，是唯一的选择”，“必须把中国炸回到石器时代，50年不得翻身”。

东边、西边和南边，军事包围圈已经大体构筑就绪。飞机、导弹、大炮、军舰各就各位，一声令下，就准备从天上、海上、陆地，全方位地、立体式向中国扑过来。美国一篇网上文章，题为《加强力量，瞄准中国》。[13]美国前国防部长温伯格，在他的一本《下一场战争》中，“以一个军人的专业角度”，直言不讳地宣称：中国将被炸成废墟。“甚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欧洲盟友提出的计划，尤其不能容忍存在某种程度的自主权（如中国的做法）的计划，如有必要，它将以武力加以摧毁。”[14]

这并非完全是纸老虎、豆腐老虎、泥足老虎的牛皮。一个用血腥浇筑、拿人民生命作祭品的华尔街大厦，帝国主义政权里总会孕出一批战争狂人。一旦发起疯来，人民最终将把它送入坟墓，然而牺牲将是惨烈的。另一方面，中国不是阿富汗、伊拉克、索马里。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历史上唯一地击败所有帝国主义入侵者却唯独地对人民敬如父母的英雄军队。朝鲜战争中，拥有最现代装备的美国兵，在仿佛寂静到没有生命的冰天雪地里，忽然陷入冲杀而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刺刀和炸弹的地狱里哭爹喊娘、求饶缴枪，——那种场景，足以使他们在几个世纪里胆战心惊。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武力恫吓，就往往成为政客邀功、文人请赏的一种筹码了。

随着美国霸权和资本主义一并搭上飘摇动荡的泰坦尼克号，它更加不得不为自己的全球统治地位而战，不得不为自己的发展模式、价值观、意识形态的全球合法性和统治地位而战，进入到“全球性的价值体系和思想竞争”。[15]以至不惜调遣北约这样的军事力量，“捍卫自己的价值观”。[16]

2005年3月14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载文，提出“第四次世界大战将怎样进行”的问题，称美国“第一流分析家”的共同认识是：这是“同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一样”，却又是“奇特的战争”：“一场激烈的意识形态战争”。[17]

2006年9月11日，“9·11”事件5周年，布什电视讲话扬言进行一场“全球反恐战争”，并且称之为“二十一世纪意识形态决战”。

美国以所谓“非意识形态”和“普世价值”消解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捍卫自己利益的意识形态，成为演变东欧、解体苏联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经验和美国意识形态的基本战略。对于美国来说，居于第一位的，正是意识形态。

美国驻意大利大使理查德·加得勒说：“决定美国资本主义命运和前途的是意识形态。”[18]

美国著名官方学者亨廷顿认为：“对于美国人来说，意识形态重于疆域。”[19]

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说：“美利坚是一个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民族。”[20]

《华尔街日报》载文论述美国的贸易政策，直接把美国称为“政治性极强”的国家。[21]

“历史的终结”论的始作俑者弗朗西斯·福山甚多胡话、昏话，但是他下面的话，却堪称真知灼见：“冷战不是以军事上征服对方，而是以意识形态征服对方的方式和平地结束的”。[22]

法国一家报纸这样论述美国倡导的市场经济：使市场成为“一种政治计划和一个政治角色”，“美国正在传播一种意识形态：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同步发展。美国传播这种意识形态，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23]

两位德国的畅销书《全球化陷阱》，把新自由主义叫做“华盛顿和伦敦的掌权的市场激进派把供求规律美化为可能有的最好的指导原则”的“国家意识形态”。[24]

日本一家杂志写道：“美国同冷战时期的敌人苏联一样，是一个意识形态很浓的国家，在某些方面，美国甚至超过了苏联”，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就是“打着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名义的美国化”。[25] 

苏联时代的“持不同政见者”、俄罗斯著名哲学家亚·亚·季诺维也夫，提出资本主义全球化中的“意识形态全球化”问题。他认为，“‘全球化’一词，是美国为首的西方，为争夺对整个人类统治权的战争，制造的意识形态伪装。用全球主宰者所希望的那种精神愚弄人类，即实现意识形态全球化，是这场战争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26]

他如此评论美国侵略伊拉克的战争，如此评论美国宣传的所谓“两个文明世界的对抗”之说：“这完全是美国试图掩饰它争夺世界的意图和为这种意图辩护的意识形态把戏。” [27]

美国著名思想家诺姆·乔姆斯基，在其所著《霸权还是生存：美国对统治全球的追求》一书中说，统治全球，就是“美国政治寡头的意识形态”。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在联合国大会向美国人推荐这本书，称之为“一本伟大的著作”。在这以后，这本书在亚马逊网站图书销售榜的排名，从第20664位，上升到第一位，该网站和邮箱第一天就收到1万多封信。

另一位美国著名思想家詹姆斯·佩特拉斯认为，美国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理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应用，目的是论证不断扩大的社会不平等，扩大的社会两极分化，以及国家资源日益被转移给资本都是正确的”，“它还为一个根本性的政治目的服务，即用它来在意识形态上论证日益扩大的阶级不平等的合理性”。[28]

意大利记者朱利叶托·基耶萨写道，“我们大家都生活在‘意识形态’的强大磁场上，在这个磁场上，规则是由‘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制订的”。

但是我们大家，不管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都是在“美国”模式的框架中思维的。形成社会舆论的大众媒体所推

广的，就是这一模式的思想。请看这不就是意识形态吗？按照这一意识形态，这个模式就成了对无数群众来说是“唯一可能的”模式，而群众的舆论则是由人数不多的一批美国模式的崇拜者和手中掌握大众媒体的祭司和助祭们来定的。共产主义不是已经死了吗？好极了，必须用“美国”模式来填补这个空缺。就因为它是“唯一的”模式。[29]

在自己的衰退中发动布什所说的“二十一世纪意识形态决战”，在2008年的美好春天里，成为美国为首的西方的一个重大战略步骤。他们终于从中国西藏和中国举办奥运会，发现了自己的“天赐良机”——或者说，发现了自己制造的“天赐良机”。

西藏在祖国怀抱里从农奴制枷锁中解放出来、蒸蒸日上。只是西方在这里不断制造“问题”。西方利用西藏干涉中国内政、支持进行分裂和复辟奴隶制活动的落后野蛮政治势力，出钱、出主意、训练骨干、舆论煽动，早已有之，于今为烈。策划数年，而有2008年3月14日少数人进行打砸抢烧的事件：“对华盛顿和中央情报局来说，这看来是制造一个制衡中国的天赐良机。”[30]

印度媒体写道，关于西藏事件的“离奇的新闻报道、画面和评论文章，是知名的国际通讯社、西方报纸和电视网络一手炮制的”，“就在这场条件反射式的媒体宣传战展开的同时，布什政府掀起了一场国际政治宣传战”。[31]

4月8日，中国奥运火炬手金晶，一个柔弱残疾的女孩，在被认为是西方文明标志的巴黎街头，突然遭遇壮汉的粗暴袭击。同一天，德国外交部政策网站供认，几家西方政府控制的机构以及它们豢养几十年的“西藏流亡政府”，共同制定了一套利用这一事件在全球掀起反华浪潮的方案，计划在奥运火炬传递期间，采取能产生“公众效应”的行动，使抗议活动在8月奥运会期间达到高潮。德国一家月刊也说，西藏的事件和奥运会，“突然变成意识形态和心理宣传的战场，反对中国的人在这个战场上发泄着自己的不满和失望情绪”，使中国宣传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句口号中提到的梦想，在转变成一场噩梦”。[32]

这使我们想起，2001年，当中国提出申办奥运会的时候，布热津斯基曾经表现出一种令人生疑的热情。他把这同希特勒德国主办的1936年柏林奥运会、“血腥镇压阿富汗”的苏联举办的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等量齐观。他的计谋在另外的方面：借奥运会“加剧要求变革的压力”，促使中国发生“10年前摧毁了苏联集团”的那种变革，“从这一点来看，奥运会对于中国日益衰落的共产主义信仰来说很可能不是件好事。事实上，奥运会也许会加快它的衰落”。他的文章，有一个政治性和火药味十足的题目：《共产主义能和奥林匹克对抗吗？》。[33]美国报纸还发表一些相关议论。比如说，这是“在政治和经济上给中国挖好了陷阱”，是“摧毁中国的最后一棒”，“着眼点是未来的变化”。

制造与利用中国的西藏“问题”和中国举办奥运会的“问题”，对于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俄罗斯媒体看出，这是因为西方担心其“全球主导权”受到威胁。[34]西班牙报纸说，这是它“争夺新领地”，以期“在全球建立它的统治权，构建全球帝国”的一种动作。[35]

西方承认，最近30年来，中国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过去共产党政权实施重大项目时所特有的超出正常限度的爆发力，让世界直接目睹了中国奇迹”，然而他们不满意：“经济奇迹并未自动带来民主奇迹”。西方利用他们的“天赐良机”对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中国进行“真正的政治变革”，正是阻止中国“倒退到使用毛的口号”，目的是“消除共产党的权力垄断”。[36]

西藏事件，被作为西方“媒体恐怖主义”的又一个新案例：“事实上，就在美国的核导弹瞄准中国和俄罗斯、航母监视着台湾海峡、五角大楼定期对中国进行侦察飞行的时候，美国的宣传机器已经在长时期制造舆论，向全球加工灌输古老的‘黄祸’理论：巨龙的苏醒”。躲藏在这种“媒体洗脑”和“意识形态入侵”后面的，“永远是反共产主义”。[37]

在这个“意识形态和心理宣传的战场”上，西方反华势力的武器，就是秘密策划、兴风作浪、公开煽动、制造和散布谣言。这使一种“信息恐怖主义”：“信息武器是一种肮脏与不道德程度丝毫不亚于恐怖主义的把戏”。[38]

香港报纸载文指出，伊拉克战争以后，西方的战争观和斗争理论，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持续进化。美国国务院刊印的《二十一世纪斗争的新模式》叙述的斗争手法，同西方反华势力在西藏事件和奥运会火炬传递中使用的手法，几乎如出一辙。这就是，“以微不足道的成本，即把圣火传递搞得天翻地覆”，“连恐怖分子和暴乱分子的那一套也用上了”。文章说，“在这场风波中，西方反华势力有效地结合颠覆、人道工作和起义运动，来操纵地方与全球舆论，这些正是恐怖分子与暴乱分子最惯常的做法”。这种“二十一世纪意识形态决战”中“西方对华新斗争模式”，现在“可能只是牛刀小试，作为今后更大规模应用的参考”。[39]

正在西方热热闹闹地摆弄他们“对华新斗争模式”的时候，中国四川汶川和周边地区，发生罕见的严重地震。顷刻间山崩地裂，房倒屋塌，街衢化为瓦砾，生命埋于废墟，哭喊响彻云霄，巨大的灾难带给中国人民撕心裂肺的悲痛。然而从灾难袭来的最早的瞬间，中国人民就团结得像一个人，13亿颗心一起跳动，13亿肩膀一起昂起，“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铸就抗击灾难的铜墙铁壁。

要懂得什么叫中国人民的“独立意识”和“自主权”吗？

看一看余震不断的灾区里，我们的满身泥泞血迹的人民解放军战士，我们的亲人遇难而奋战在救灾最前线的共产党员和人民教师，我们的来自各地各行各业的奋不顾身的志愿者，我们的从废墟中爬出又爬进救出同学的孩子们吧。看一看我们的无论生活多么艰难也要倾其所有争相无私捐助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甚至私人企业主吧。这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凝聚起来的一个伟大民族的战斗力，这就是中国人民对西方“二十一世意识形态决战”和“西方对华新斗争模式”的回答。

中华民族，是一个乐于学习和善心待人的民族。中国向西方学习，已经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学到许多正面的东西，也学到许多反面的东西，有时候学得好一点，有时候学得差一点。学习的最大收获，就是越来越深信不疑：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

正如邓小平所说：

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2008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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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济学家预测，衰退不可避免》，美国《华盛顿时报》网站2007年12月25日。
[2] 《余震使得信贷危机接踵而来》，英国《金融时报》2007年11月12日；《爆破声已隐约传来》，美国《纽约时报》2007年12月19日；《美元帝国的黄昏已然来临》，日本《中央公论》2007年12月号；《美国统治世界的局面将告终结》，日本《日本经济新闻》2007年12月12日。
[3] 《最新民调显示民众对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发展猜想深感悲观》，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8年2月8日。
[4] 《资本家溶化》，韩国《韩国时报》2008年3月4日。
[5] 可以顺手列举一些代表性的文章的题目：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经济学教授詹姆斯·克罗蒂《新自由化作用已经失败》，乌拉圭《第三世界经济》月刊2001年3月-4月连载；《全球化进程崩溃》，美国《哈泼斯杂志》2004年3月号；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正在沉没的全球化》，美国《外交》杂志2005年3/4月号；《全球化为何停滞》，美国《华盛顿邮报》2006年4月24日；《帝国日落》，印度《前线》2007年3月24日；《美国面临帝国终结的创伤》，法国《外交界》2007年10月号；《世界从“动荡”转向“动乱”的危机》，日本《选择》2007年12月号；《美国新自由主义的穷途末路》，日本《经济学人》2008年1月8日；《经济史中的拐点》，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8年1月22日；《2008年：新自由主义全球死亡》，美国《评论》双周刊2008年2月1日；美国《外交》杂志前总编辑、《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世界拯救我们》，美国《新闻周刊》2008年2月4日；《2008：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死亡》，西班牙《起义报》2008年2月17日；《石油-粮食-衰退鸡尾酒，全球的泰坦尼克号？》，西班牙《起义报》2008年3月13日；《美帝国主义伸展穷尽，天下大乱》，台湾《中国时报》2008年6月17日。
[6] 《2008年世界形势可能的发展趋势》，俄新社莫斯科2007年12月24日。
[7] 《我们为什么必须坚定地面对普京》，英国《金融时报》2007年6月13日。
[8] 《世界新秩序危及美国》，英国《卫报》2007年12月23日。
[9] 《印度的转型与发展》，《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6期。
[10] 《巨人之间的冲突》，美国《外交政策》2005年第1/2期。
[11] 《米利班德认为，英国承担着进行干预的道义责任》，英国《卫报》2008年2月12日。
[12] 布热津斯基《华盛顿应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香港《亚洲华盛顿日报》2000年7月28日。
[13] 《加强力量，瞄准中国》，美国《华盛顿时报》网站2006年4月20日。
[14] 见《对美国霸权的打击——二十一世纪将不是美国世纪》，墨西哥《全球化》1999年第6期。
[15] 罗伯特·卡根《历史的轮回》，美国卡内基国家和平基金会网站2008年4月10日。
[16] 《五位智者为北约寻找“全球战略”》，法国《费加罗报》2008年1月31日。
[17] 《即将来临的风暴——学者和评论家的黑色预言，以及较高的期许》，美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2005年3月14 日。
[18] 理查德·加得勒《在意识形态领域推销美国》，美国《纽约时报杂志》1983年3月20日。
[19] 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第45页，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20] 见刘建飞《论反共主义在美国产生与发展的根源》，《美国研究》2000年第2期。
[21]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没有给拉丁美洲带来多少它们现在没有的好处》，美国《华盛顿日报》2007年4月18日。
[22] 见《重新认识未来》，俄罗斯《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1998年第11期。
[23] 《国际关系：从地缘政治到地缘经济》，法国《回声报》2001年1月25日。
[24] 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第150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25] 《美国推行“美国化”遭受挫折》，日本《选择》1999年第1期。
[26] 亚·亚·季诺维也夫《意识形态全球化的本质》，俄罗斯《独立报》2002年2月26日。
[27] 《伊拉克之后美国将打击中国？——季诺维也夫访谈录》，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2003年3月11日。
[28] 詹姆斯·佩特拉斯《全球化：一个批判性的分析》，《批判的范式：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第24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29] 朱利叶托·基耶萨《别了，俄罗斯！》第56-57页，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30] 《西藏、“大博弈”和中情局》，香港亚洲在线2008年3月26日。
[31] 《细账问题》，印度《前线》双周刊2008年5月23日。
[32] 《北京呼唤的（奥林匹克）精神》，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时政月刊》2008年4月号。
[33] 布热津斯基《共产主义能和奥林匹克对抗吗？》，美国《纽约时报》2001年7月14日。
[34] 《奥运圣火和信息恐怖主义》，俄新社莫斯科2008年4月10日。
[35] 《“所有这些都是中央情报局一手策划的，他们付钱给达赖”》，西班牙《起义报》2008年4月12日。
[36] 《西方民主国家在中国面前患意志缺失症》，法国《解放报》2008年5月15日；《谎言的国度，变化的帝国》，德国《商报》2008年4月21日。
[37] 《西藏问题、黄祸与媒体恐怖主义》，西班牙《起义报》2008年4月19日。
[38] 《奥运圣火和信息恐怖主义》，俄新社莫斯科2008年4月10日电。
[39] 《西方对华新斗争模式》，香港《信报》2008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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