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倒退不是出路
国奥兵败奥运会，国足兵败世界杯预选赛，于是乎有人提出了职业体制不行，市场化不行，并说只有倒退回专业体制才是唯一出路。
笔者看来，并非如此，倒退不是出路，而是死路一条。
真正的出路在于，有机的结合专业足球和市场化足球。在低龄阶段用国家的专业体制来保证青训质量，在成年阶段用职业化来保证国足和世界接轨，保持一个向上的竞争力。
本文纯属业务探讨，不要上纲上线。文章很长，也请网友读完再回复。
本文数据来自李承鹏博客和其他的一些网络上。
1. 专业体制何曾成功？
先说世界杯。
1957年我们第一次冲击。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队首次冲击世界杯，在与印尼队的两回合比赛中，中国队先是在客场0∶2输给了对手，可是回到北京主场后，中国队4∶3战胜对手，从而将出线的悬念留到了附加赛上。然而，中国队在这场比赛中0∶0与对手战平，根据当时的规则，中国队因为净胜球少一个惨遭淘汰，中国队的首次冲击之旅也就此止步。
1981年，我们附加赛0：1输给了对手。为什么，仓促组队，没有集训。如果是职业化球队，需要长期集训么？根本不需要。而我们现在国足经常输球的原因就在于背离市场规律的长期集训。不说欧洲球队，就是日本 韩国也不需要长期集训。
1985年5月19日 国足主场迎战中国香港队，国足1∶2告负，这也是著名的“5.19惨案”，中国队小组便告出局。现在我们的职业队打不过日本韩国，但打打香港有问题么？
1989年第四次冲击：在决赛阶段首场比赛中战胜了沙特队，可是之后，中国队却在与阿联酋以及卡塔尔的比赛中都被对手三分钟内逆转，黑色三分钟让中国队与世界杯再次说了再见，也再次倒在了最后一刻。
1993年伊尔比德惨案小组出局这又是中国足球的一个灰暗时刻，首次由外教执掌的中国队强势出击小组赛，可是施大爷的队伍却遭遇了伊尔比德惨案。在伊尔比德的比赛中，中国队先后负于了伊拉克队和也门队，尤其是输给也门队的比赛，中国队丢掉了出线的主动权。尽管回到成都主场后，中国队取得了四战全胜的成绩，可是依旧无法扭转被淘汰出局的厄运，中国队再次折戟小组赛。
这就是专业体制下我们冲击世界杯的历程。大家想想，在那个时代，亚洲各国普遍没有开展职业联赛，我们都打得如此费劲，如果现在我们退回到专业体制，拿什么和人家职业联赛的球员打？
再说说奥运会。
好不容易去汉城，结果怎样？几年好歹进了一个，比以前有点进步。好歹平了新西兰，比以前有点进步。
2. 我国足球是市场化么？
不少批评国足的人都动辄拿市场化说事。中国足球是市场化么？明显不是。他是一个行政足球指导思想下的有着市场化躯壳的畸形儿。他的实质不是市场化。市场化谁说的算？资本说了算。但我们的足球市场谁说了算？中国足协。说停联赛就停联赛，说停升降级就停升降级。足协大部分政策都出自如何当官、如何对上负责的出发点，而根本不顾及足球应有的规律。
我引用李承鹏的一段论述，说说足球体制的问题
“
1、中国足球根子在于“体制”是铁的事实
现在的争论比十年前我写《中国足球资本论》时还要复杂，那一年随着王健林退出，我首次提出了“资本力量决定中国足球未来市场的发展，职业足球的生产力决定着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又会反过来影响生产力发展，中国足球最大的症结在于体制”，在王俊生首倡所谓“职业足球”和甲A后，旧有的专业队式的生产关系已不能满足于新的足球生产力，如果中国足球想要发展，必须借鉴英超大联盟或日本模式进行体制上的改革。
这是我，我们，的悲哀，十年前提出的“体制”问题到现在还在争论着，甚至十八年前我生平写出的第一篇足球评论《难圆中国足球梦》中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听到很多人在二十五年前呼吁的东西现在还在呼吁，渐已成哀嚎，这不是我们的先见之明，这是中国足球大环境几十年来的反动。
从三部份的调查报告中揭露出一些人有些猥琐的作为，可这不是文章目的，就像黄仁宇先生的历史指引，不要从道德的角度分析历史，而要从技术的角度纵横历史，我只是想通过一些细碎的事情来反映更深的体制，可以看出，这次中国队兵败又一次毁于“体制”，如果体制不会派来一个外行来足协，如果体制不让我们牺牲世界杯力保奥运，如果体制不制造出一个“队委会”，如果体制不让杜伊从一个血性教头变成谢亚龙的“同体”……我想，关于中国足球“体制”的问题已达成共识了，可是仍然有一些人出于某种目的，举出朝鲜、伊拉克这样极端的例子来反对“体制”改革，这实在愚蠢。
中国足球完败于“体制”是铁的事实，不要因为亚洲三流的中国打不过亚洲二流半的朝鲜，就像遗老遗少一样兴奋地举出“体制无过”，朝鲜如果真的很优秀，它应该每四年去世界杯上玩一回，如果我们的专家还把能战胜中国足球队就当成好的榜样，那我真就无话可说了。伊拉克也是同理，作为一个有着久远足球传统和优秀人种的国家，一群技艺超群的球员可以在去年赢得亚洲杯冠军，不到一年连世界杯预选赛小组赛都出不了线，这种不确定性已说明了一切，何况，伊拉克足球其实是借腹怀胎，借卡塔尔、科威特联赛的腹怀伊拉克足球遗腹子的胎。
朝鲜足球还能某种程度领先中国足球更说明一个问题：中国足球既失去了专业队时的集中式优势，也没有受益于真正职业体制的恩泽——
中国足球是这样一个怪东西，它既没有被纳入国计民生的政府力行改革中去，得不到足够的重视，但它又是亿万民众关注的社会焦点，每一个动作都会成为目光所在，它一只脚已跳到市场的大海里，另一只脚还在行政的岸上，可不可以这么说：中国足协其实一直在玩劈叉，在这样难看而且难度极高的体操动作中完成不可完成的任务。它就是中国社会行业的一个缩影，是双轨制下的尴尬。
有人曾说，如果一定要用“十七大”来指引中国足球的突破口，那么从浩繁的文件中有一条，“行业自治”，中国足球是中国行业之一，如果能达到中国特色式的“自治”也就是能够很大程度按职业足球本来的规律来运作，其实中国很多行业已在进行尝试并已取得成功，但是中国足球却因为它并不涉及到经济重要领域而被改革潮流忽略，这样的“自治”还需等待很多年。
中国足球败于“体制”，这样一个影响力深远的民间游戏却受制于一个局级单位，而且这个局级单位上面还有一个副部级单位，这就形成了世界足坛一个很搞笑的风景，一个很难让中国足协正面回答的提问是：国际足联一直有“政府不能干预足协事务，否则将禁止该国足球参与国际足球赛事及活动”的条款，这个例子近年来发生在伊朗、澳门、伊拉克等国家和地区的足协，它们都曾遭到了不同时间的处罚，但是中国足协一直以来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实际负责运作的就是“足球运动管理中心”这一局级行政单位，像停止升降级以及参与国际足球事务很多事情都有干预之嫌，在未来越来越规范的运作中，中国足协会不会因此遭到同样的处罚，就连中国足协也不敢肯定。
说到“体制”不能回避的就是2004年“足球改革风波”，那是一场被夸大了权力之争而忽略了积极意义的风波，由于诸多投资人背景的复杂以及行为不检点，这场运动被主流媒体简单视作“俱乐部要推翻足协自己当家作主人”的二人传式的闹剧，投资人的失败是必然的，可至少让中国足坛意识到“职业足球首先是一个市场行为，其次才是行政管理行为”。一个小插曲是，当俱乐部投资人要求足协通报明细帐目时，却发现在市场上并无大作为的足协福特宝公司每年要收取高达百分之二十的“管理费”，这笔费用的去处一直被视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中国足球顶级隐私，投资人的不满显而易见，为什么中国足协及管理部门并未对中国联赛进行实际投入，却要白白拿走百分之二十的收入？
不止被视为“不劳而获”的福特宝公司，还有实际上只是足协广告部的“中超公司”……我想，我对中国足球甚至中国体育体制上的质疑已经足够猛烈了，我突然想换个角度来解释，现行的足球体制恰恰也是让中国足协和体育总局饱受其害的症结，比如说上面的“百分之二十”，很长时间内它是中国足协的难言之隐，是它在俱乐部投资人面前抬不起头的的重要原因，现在想来这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其实在英超大联盟里，英足总就是作为拥有“一票否决权”的股东存在的，即使套用那个无所不在的“中国特色”，体育总局也可以其无可质疑的管理资格和政策制订者身份获取或变相获取一个股东地位，收取分红谈不上天经地义也可以是顺理成章的，但可惜的是，由于中国足球体制方面的先天缺陷，由于市场游戏规则的缺席，本来应该是阳光下的利润的那百分之多少的分成，成为疑似违规操作的行为。
不要再拿乒乓球、羽毛球这些主要是中国人在进行顶级研究的项目抵挡足球的彻底职业化进程了，其实乒乓球这样的项目在很多体育强国眼中更多是一项娱乐游戏而不是真正意义的竞技，这是世界人民给中国人民留下来的一个奥运金牌念想，千万不要把它看作是什么独领世界风骚的核武级项目。
一年花五千万就能保证一支打遍世界无敌手的乒乓球队，而这个投入只有鲁能、申花力争冠军赛季一半多点的投入，不要用篮球的所谓“职业化”来相比该死的中国足球了，我必须纠正一下过去不太准确的说法，其实篮球是中国目前最火的运动，但它还不是第一运动，李元伟面对公众和市场的态度非常高明，但篮球界的观众和市场考验还没有真正到来，极有可能的是，现在中国足球所经历的，就是明天篮球要经历的，望李元伟先生认真对待。
再用行政单位+半市场的模式来搞中国足球的推广只有死路一条，它的影响力和经营规模实在不是其它运动能够相提并论的，抛开种种繁复的理论不谈，关于“体制”最现实的技术问题是：在目前，除了国务院以外，还没有一个行政单位或一级政府能够独力支撑起高达百亿基础投资游戏，更遑论，即使不按照欧洲先进国家如英国、西班牙的联赛规模，按照日本的K联赛也将达到1000亿人民币的投入规模。
政府没有必要也无力去支撑这样一种纯民间游戏的管理了，阎世铎时代曾经把《足球》一篇“国资委要求国资企业退出足球不良经营”当成假新闻，可这篇新闻现在看来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它是在时代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的瓶颈，只不过要看中国足球界怎么去玩了，但是，更悲哀的不是我们遇到了阎世铎或谢亚龙，而是整个足球圈因其文化、阅历、市场意识的缺失，根本没有意识到曾经摆在中国足球面前的机遇。
在那场“足球改革风波”中，由足协请来的诸多专家发表的“足球更大的功能是‘公众事业’，应更多考虑它的社会影响力和特殊性”最终占据了上风，而“理顺职业足球市场关系，奠定职业足球市场基础和青训基础，用经济手段推动中国足球和世界接轨”的说法望风披靡，那场风波平息了，更大的市场危机却暴露出来了，随之是西门子等大量赞助商的退出，有缺乏常识的专家把这个大量退出的行为简单看成是国家队成绩不佳，其实中国国家队在几个月前才获得亚洲杯亚军，中国足球市场机制的缺席才导致我们过多地把救市的希望寄托在国家队成绩上，一但出局则如丧考妣。
而英国足球不会因为英格兰国家队无缘欧洲杯而失去火爆……这样简单的例子已不用多说，建立新的符合职业足球特征的体制成为中国足球未来唯一的道路。
2、中国足球的体制改革短期内无真正希望
中国足球的复杂性表现为：每个人都能为自己的行为找到最合理的理论注解，而且在短时间内居然能体现其正面的效果。在保守派一直回避体制缺陷后，最近两年的中国足球出现另一种诡异的现象：凡不出线，就拿“体制”说事。
去年亚洲杯失利，本来是一个主教练能力和个人性格的问题，但是谢亚龙却在赛后第一时间推出“这是一个体系的失败”，潜台词即把一切推到“体制”上去，本次二十强赛的出局，谢亚龙再次抛出“我们得从整个体系去寻找问题”的说词，这很有道理，但对于解决问题又非常危险，虽然中国足球最大的问题在于“体制”，也就是“天灾”，但是“人祸”也是不能回避的事实，关于谢亚龙在任期内所作所为毋庸赘述，我的同事赵震提出一个“体制下的人”和“人下的体制”的关系，究竟是“人决定了中国足球的体制”，还是“体制决定了中国足球目前人的状况”，我个人更倾向于后者，我也不反对“就目前体制也应该做得更好”这种观点，因为在目前体制做得最好的团体球类项目就是中国篮球，它是幸运地碰上了一个姚明，加一个易建联，或许还有王治郅，但我很难相信中国足协能够抓住这些机会让个体来提升整个运动的热度。
把“体制”作为借口，却竭力地利用目前落后的体制达到个人目的，这和晚清时节北洋水师的情况如出一辙，是资深官宦老于世故的做法。中国足协为什么一直没有出现川渊三郎式的人物，不是没有这样的能力，而是根本就没有这个欲望，川渊生长的环境和郎效农生长的环境一如淮南淮北，包括在媒体眼中较有好评的张健强、朱和元、南勇包括隐退的张吉龙等，无一有成为下一个川渊的可能性，从目前态势而言，这些足协的所谓能人最多只是具体足球业务的干才，缺乏大智慧和真正改革的决心。
借助外界或高层力量？中国足球经历过“自下而上”的风波，不成功，盼望过“自上而下”的奇迹，遥遥无期，那种盼望清官大人突然驾到的善良的人们，其实完全没有意识到有多么幼稚。
虽然对长期市场前景看好，但我对中国足球短期内的前景表示绝望，关于具体足球改革的设想将我还将在以后进行更加专业范围内进行探讨，但这不属于大众传媒阅读的范畴，在此，我只想说：中国足球体制的改革不可能独立于中国经济改革之外获得成功，因为中国足球实际上是经济现象的一个缩影，种种迹象表明它甚至远远落后于中国经济改革的诸多领域，必须要等到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获成功后，才能随之改革成功，而且我的预感是，等待这个时机并非三年五年即可，可一但等到时机成熟，具体改革的过程却相当迅速，至少，因为中国人热情，好动，擅长于一拥而上群起而拿下之，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就是“超女”和“大片”。
具体阐述这个观点需要很长的篇幅而且枯燥难看，这里只能说一些简单逻辑：一、中国足球不是非洲足球，可以依靠人种优势、法国足球殖民、人口快速流动来完成；二、中国不是日本、韩国，在国家鼓励私人资本巨大增涨后，这些资本可以巨额投入到社会事业的建设上，比如郑梦准现代集团其实是整个韩国足球的基础，而中国所谓足球富豪徐明、宋卫平与郑梦准相比其实力实在不值一提，根本无法胜任提升一个国家足球水平的重任，更重要的是，现行环境根本不允许这样的资本存在；三、中国未来五至十年也许更长时间内，还需要快速增长GDP，还有如股市、楼市、能源、环境、医疗等诸多重大社会经济及福利事业嗷嗷待哺，从经济学和中国式经验而言，只有等社会进一步增加财富而且生产力已迫不及待要改变些什么的时候，才能在更广大的社会公众领域里改变某些游戏规则，这一点，包括中国的电影业电视剧制作和艺术行业……这时，才是中国足球改革的机会。我不知还要等多长时间，这是一个技术问题，目前还看不清。
”
李承鹏说的只是他的个人观点，但不无道理。
3、专业体制限制球员自由
专业体制下，球员可以自由转会么？不行。
那么我们现有的所谓“市场化”体制下，球员可以自由转会么？也不行！
在中国足协的种种规定中，有关俱乐部有权在合同结束之后控制球员30个月参赛证的条例最为不合理。
这里说到的参赛证是由中国足协向每一名注册球员颁发的证件，同时这张证件也是这名球员参加比赛的“通行证”，只要是参加在中国境内进行的比赛，无论中超，中甲，乙级联赛还是足协杯，他都必须出示这张证件。但是，参赛证并不是在球员自己的手中，而是由俱乐部代为保管，并且在比赛开始前统一上交足协监督部门。为了保证俱乐部的利益，同时也保证他们能够严格管理球员，足协曾经出台这样一条规定，那就是俱乐部有权在出现特殊情况的时候扣留球员的参赛证，哪怕球员在与俱乐部结束了合同之后，他们仍然有权控制球员的参赛证长达30个月！这也就意味着，哪怕这名球员转会到了其他俱乐部，但是只要俱乐部随便找一条理由，比如说他违法了俱乐部的某某规章制度，从而拒绝归还参赛证，那么他在新东家依旧无法参加任何比赛。
这种霸王条款就是专业体制的产物。如果不是专业体制，郝海东不可能留不了洋。以他的技术和意识，成为东方核弹头不是不可能。如果我国足球真的是市场化，那么球员至少在转会方面是能保卫自己权益的。就像欧洲一样。但就是这种霸王条款，导致我们球员不仅无法再国内俱乐部转会，而且不能出国——你敢为了出国和俱乐部闹翻么？俱乐部直接就给你三停。
在专业体制的影响下，我国足球出了许多笑话。有则是关于麦超的，因为麦超人事关系属于广州市体委，又因为广州要组建城运代表队，再因为广州队本周联赛要打深圳队，出于利益驱使所以广州市体委就公开要求深圳队主帅麦超辞职。麦超成为本赛季中超首位下课主帅。
如果俱乐部不是那么强势，如果俱乐部不是带有专业队的作风，那么我们不少球员是可以出国留洋的。毛剑卿、蒿俊闵、沈龙元、陈涛、朱挺、杨璞、安琪、冯潇霆，看上他们的不仅仅是欧洲二流球队，其中不乏阿森纳、格拉斯哥流浪者这些顶级球队。但就是由于我国不是真正的市场化，俱乐部就是不放人。而球员除了甘吃亏，一点办法没有。
4、解决方案——专业体制和职业化结合
足球出现问题了，能一下子就退回去么？我们市场化还没进入，怎么就说市场化不行呢？
如果真的退回，中国足球将倒退到上世纪70、80年代的专业体工队赛制，从此没有连沪争霸、没有川辽大战，没有沪深无间道，有的只是“锻炼身体，保卫祖国”时代的沈部打北部，中南分区友谊赛，以及“津鲁从来是一家”的工会拔河比赛的口号……今后数年中国足球的情形如下：大部份赞助商撤退，半数俱乐部老板转身，球员在得不到职业待遇的情况下频频打起假球，媒体关注度锐减，市场机制全然破坏，青训制度彻底败坏导致少有家长送孩子踢球，北方10支南方6支球状队导致足球地区水平发展不均衡……我们只能和东帝汶、不丹进行生死资格赛……中国足球还没有完全死去，但只是时间问题。
“举国体制”没错，它给中国带来金碧辉煌，但以市场程度很低的乒乓“举国体制”来要求市场程度很高的足球，是典型的一刀切粗暴行政模式，违背市场，违背运动规律，最终必被市场和规律惩戒。
举国体制也不是一无是处，在青训培养的问题上，她有独到之处。我们不能认为的把举国体制和职业化足球对立起来。把他们结合起来才是中国足球的出路。
笔者认为，
南斯拉夫足球成功在于他们有扎实的体校培养小球员。现在我国足球青训几乎没有，所以只能通过专业足校和特长校的方式培养小球员。
但在联赛层面，我们可以选用市场化，一方面由于市场化运动员可以得到高的收入，另一方面，我们的专业体校可以保证我们运动员的质量。这样，我们的运动员如果踢好了，可以进入俱乐部得到较高的回报，他在体校中必定刻苦训练。而只有运动员有好的回报，才会吸引更多的人来体校。
在诸多产业都已经市场化的今天，如果不能保证运动员高收入，运动员在退役后拿什么生存？他们不想我们有个可以长期赖以生存的技能，很多足球运动员除了足球一无所知。他需要积蓄来重新开始他的退役生活。
而至于爱国主义教育和文化教育必须在专业体校完成。这样的措施一举两得。
现在的中国足球问题多多，但不管怎样，热爱他的人还很多。在去年，谢亚龙曾想退回到专业体制，阎世铎更是两度想退回到专业体制。但他们的尝试都被媒体 球员 俱乐部和广大球迷抵制了。大家平时骂国足、骂联赛，但真的发觉联赛要没有时，都坐不住了。为什么？联赛就是我们的孩子，自己的孩子犯了错，您就杀了他在弄一个么？可以么？
回到足球本身，我们的俱乐部在亚冠联赛上能和日韩一较高下，这点足以证明，职业化足球的方向没错，要一直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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