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炎黄春秋》杂志文章《五个不幸早逝的人》的“代表性”
本文认为《炎黄春秋》杂志2008年8月号《五个不幸早逝的人》是滥竽充数的文章,其所叙述的五个不幸早逝的人的“代表性”,远不如当今"不幸早逝"的人,并且举例对比,让人自思.
《炎黄春秋》杂志2008年第8期刊登了一篇题为《五个不幸早逝的人》的文章。按照《炎黄春秋》杂志的自我标榜，其赵友慈应该是《炎黄春秋》所拥有的一大批“高水平的”，也就是所谓“资深的革命家”、“革命和建设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或者“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之一。但是看完该文章全文，怎么也看不出他所谓的“高水平”；更看不出他文章所写那五个不幸早逝的人所“很有”的“代表性”。
作为“对古今中外、重点是当代革命和建设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纪实月刊，《炎黄春秋》刊登如此平庸的文章，实在愧对读者。或者是缺乏所需来稿，编辑捉襟见肘，不得已而用以充数，也未可知。反正不管怎么说，刊登此种滥竽充数的文章，要象该杂志自吹的“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史料价值，在海内外读者中享有很高的声誉”，恐怕是很难的。另一方面，其猛往后看、勇向“前”看、就是不敢直看当面的嫌疑也是大大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就拿这篇文章来说，现在而今眼目下，摆在当面的可以“悼念”的“不幸早逝的人”远比其所写的那几个“很有代表性”多啦！实在是难以计数啊！这里不妨举几个随便从网上就可以找到的例子，大家（包括《炎黄春秋》的读者）可以比较一下谁更有“代表性”。
先看当官的：
曾经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的成克杰，在职期间多次接受建筑承包商的大额贿赂，包养了一个情妇，并通过情妇更加大肆收受财物。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经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核准，2000年9月14日 成克杰被执行死刑。
从成克杰开始，大小贪官越来越多，数不胜数。从为有关企业在获得相关许可证、药品进口、注册、审批等方面谋取利益，多次收受贿赂，严重破坏了国家药品监管的正常工作秩序，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的原国家药监局长郑筱萸，到收受工程承包商贿赂共计2226万元（相当于所在县年财政收入五分之一）的重庆市巫山县交通局原局长晏大彬，贪钱数额越来越巨，罪行骇人听闻。这些被判处死刑的“公仆”真是前腐后继，其“代表性”不知道超过“特殊年代”多少倍。
这些“早逝”的“公仆”还把他们所身处的官场当成生意场和战场。例如：
广东湛江遂溪县海洋与渔业局局长宣雄将副局长陈振华杀害于其办公室，据他交待，杀害陈振华的动机是因为陈多次在公开场合称要接替自己局长的位置，故心生愤怒，最终下了杀陈的决心。
原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的长青乡教育办公室副主任，仅仅因为两个乡教办主任都离退休年龄太远，就雇凶杀人。
河南舞钢市委书记也雇凶杀死该市八台镇镇长。
网载，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自杀身亡后又一个官场惊天新闻：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副书记王志平于 2008年2月5日 (农历腊月二十九)“不幸遇害，牺牲在工作岗位上”。行凶者系呼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局长关六如。案发时，关某在王志平办公室内枪杀王某及一名与王某“关系密切”的女税务干部后，饮弹自尽。据传，关六如此次行凶，源于买官不成，遂起杀心。亦有传言称，事发前关六如职务被撤，心怀不满，故报复行凶。更有传言称，关六如欲行凶的对象并不限于王志平一人，其自杀前曾留下遗书及买官的送礼列表，涉及当地多名高层官员。
不仅高层，最低的村官也有被杀的：2005年6月21日上午8时许，昆明市宜良县云南宜良县的 刘 女士早上去上班时，发现满大街都贴着‘告白书’，就仔细地读了两遍。据 刘 女士回忆，“告白书”的大致内容是：“我是路美邑乡清水塘村委会村民，我叫姜某某……被我杀的村主任当过两年保安后，开过赌场，替人收过债，参加过黑社会等不正当职业。回到村里，一边出钱拉选票，一边威胁群众一定要选他，才得以当上村主任。随后，村主任就让自己的表弟、弟弟也担任了村干部，把村子搞成家族式的；村主任还乱收费，村民盖烤房（烤烟草用的），每平方米收10元，畜牲圈每平方米收6元，县上拨了3万元现金，也全被村主任私吞，村民没拿过一分钱；村主任还利用村子修路用的水泥、沙子、混凝土建了一栋新房子。有一天，我去挑水，遇到村主任，他用石头砸我的头，砸得我晕晕的，还说：“等我洗完澡再来收拾你。”当时，我在村里的一家诊所看了医生，刚回到家，就见村主任拿着一把刀，气势汹汹地说：“老子不把你全家杀了就不是人。”我当时很害怕……为了避免女儿受伤害，我故意往外跑以引开村主任，他拿着刀追了出来，首先在我的大腿上砍了一刀，接着又砍了一刀。不知村主任被什么绊着了，我才得以反身抓住他的刀，为了自保，在他的腰上砍了几刀，就这样把他杀死了。村主任在村里横行霸道，其妻子因为屡劝不止，也服毒自杀了……”
这一些杀人者和被杀者，这样的身着“公仆”外衣的贪官，一个接一个“早逝”，确实是很“不幸”的；其层出不穷，确实是是党、国家和人民的不幸。
再看平头老百姓：
咱们只说说矿难。近年的矿难实在太多了，动不动就死上百人。
例如38岁的聂清文，是湖南涟源市七一煤矿的一名安监员。2003年他遭遇矿难身亡。他的遗言是用粉笔写在安全帽上的：“骨肉亲情难分舍，欠我娘200元，我欠邓曙华100元......”。
仅举这一个就“很有代表性”了吧？要把动则几十上百“不幸早逝”的矿工都写一写的话，够《炎黄春秋》出版多少期？《炎黄春秋》文章所批判的“史无前例的年代”，矿难也达不到近年这种水平，确实是“史无前例”的，连总理也为之落泪。
之所以如此，私有化是一个很根本的原因。君不见广东兴宁市大径里公司负责人曾云高在矿难发生后，称要拿出3亿元“摆平”事故。他是兴宁市、梅州市两级人大代表。兴宁市人大常委会还授予了他“发展兴宁经济突出贡献者”称号。他公司的股东及家族中还有政协委员和当地税务官员。曾在1999年广东省属国有四望嶂矿务局破产倒闭后顺利接盘，并获得四望嶂煤炭资源最好的“一矿”。知情人说，当时“一矿”的生产总值“上亿元”，但“在官商结合下被曾云高以500万元买断”。经过几年的运作之后，曾云高迅速发迹。知情者称，曾云高在买断“一矿”的经营权后，成立大径里公司，并在近几年实施“大兼并”。而所谓“大兼并”即是以金钱和权势强行买断其他煤矿的经营权，大兴矿和永丰矿(即这次发生透水事故的“主井”和“副井”)就是“大兼并”过程中归到曾云高名下的。
我们还可以看看学生和知识分子：
18岁的云南女孩邓欣(化名)终于跨进了大学门槛。然而，没有喜悦，只有痛悔；邓欣说：“我宁可没有考上，宁可永远在家里种地种田，宁愿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是我害了妈妈。”邓欣的家乡云南省沾益县盘江乡大兴村是个贫困村，“很多人家除了种地，没别的收入来源。有的人家连买盐巴的钱都没有。”邓家也是常常没钱买盐的人家之一，邓欣的妈妈李粉香一个人挑着全家的生活重担。邓欣的爸爸邓云华在花山镇煤矿上给人打工装煤车，2002年5月的一天，这个消瘦的汉子在干活时突然晕倒。医院诊断是脑血管梗塞，抢救过来的邓云华半边身子不能动弹，完全丧失了劳动力。妈妈李粉香患有严重的风湿病，一直在吃药；倒下的邓云华让这个年收入不过几百元的家雪上加霜，李粉香到处借钱给丈夫治病，外债欠了1万多元——对一个常常连买盐钱都没有的家庭，这笔钱简直是天文数字。奶奶70岁了，妹妹15岁，刚上初三，哪儿都得花钱。“妈妈压力太大！”邓欣说。 6月28日 ，她查到了自己的高考分数，510分，远远超过所报考的昆明医学院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专业去年的录取分数线。不出意外的话，她将在昆明医学院完成4年的本科学业。从知道女儿高考分数开始，李粉香就天天叹息。“妈妈不知道怎么给我筹集学费，一年好几千元啊！还得供妹妹，至少要让她念完初中吧？”外债累累的邓家现在要借50元钱都成了大问题。李粉香越来越绝望。 8月1日 早晨9点多，奶奶发觉不对劲：“她起得很早，给我倒了水，放好药，还把柴劈好搁好。可这时屋里好一阵没有动静了。我起来突然看见，她已经……”谈起那个刻骨铭心的早晨，奶奶也泣不成声。
据 2005年9月20日 《新京报》报道： 9月14日 晨，天蒙蒙亮，中科院高能所28号楼下，茅广军的尸体被人发现，警方排除了他杀。很多人难以相信，这个人缘极好，前途光明的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的博士后，会选择这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36岁的茅广军，不独是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的博士后，而且是德国洪堡学者和日本STA学者，在32岁时就成为了正研究员。根据新闻的透露：茅广军的人生失意有两端，一端是婚姻的破裂，但更令人不能容忍的一端，是体制的压迫，是中科院人事制度安排对于茅广军心灵空间的挤压，——“中科院三年一次的考核，茅广军没有通过被解聘，据说是文章数太少了，中科院高能物理所让他把房子交回，并一年内另找单位离开。”
再看看讨要工钱者：
《燕赵都市报》2007年7月22日报道 多次向开发商索要工钱未果后，河北省景县景州镇元小王村的包工头曹勇17日服毒身亡，其家属将其尸体抬到开发商家里抗议。景县公安局20日零时30分以曹勇家属“非法侵入个人住宅”为由，出动五六十名警察，将曹勇尸体强行拉走。曹勇的弟弟曹蕾与妹妹曹建军当场服毒，曹勇的叔叔下落不明。曹蕾20日凌晨因警方强搬尸体也服毒。此前他曾向记者介绍，他哥哥是个包工头，去年麦收的时候，与金坛公司签下协议，承建该公司开发的温馨家园6号住宅楼的清工，协议工程款60多万元。后哥哥在当地找了几十名老乡干了起来，本来今年五一就交工了，但开发商支付了部分工程款后，仍欠了20余万元，哥哥多次讨要未果。哥哥为给老乡垫付工资，卖掉了家里粮食，还借遍了亲朋好友。20日3时10分左右，记者在景县人民医院内看到曹蕾、曹建军和曹伟伟一动不动地躺在病床上输液，医护人员还给曹建军输上了氧气，3人的表情看上去都很痛苦。主治大夫告诉记者，他们被送来的时候，神志都比较清楚，曹蕾、曹建军两人都拒绝进行洗胃治疗，现在还在观察之中。
农民工挣钱不容易，卖淫女也是不幸的：
发生在2008年4月5日凌晨的东风广场一年轻女子半裸从30楼坠下。事发后广州市公安局表示女死者可能是自杀，并推测其为性工，死者名叫“谭静”。东风东路东风广场内的清洁公司萧姓女工第一个目睹了悬挂在该楼横梁上的女尸。据萧姓女工事后回忆，死者20余岁，“只穿了粉色内衣，没有穿鞋子，流了很多血挂在横梁上”。另有保安说，女死者是5日凌晨和3名外籍男子（可能是韩国人）一起到东风广场的，他们均非该小区住户，3名外籍男子中的一人租住在丽豪阁T7栋。丽豪阁一名王姓住户向媒体提供一个重要信息，5日凌晨3时听到楼上男女吵架的声音，其中一个女声叫喊：“3个人怎么只给一个人的钱？”正是根据上述消息，当时民众及媒体推测该死者是一名性工，疑因嫖资问题和3名男子发生争执并被对方从30楼扔下致死。
赵友慈的文章说到“特殊年代缺医少药的问题，不妨也看看当今的例子：
网上有一篇《谁来帮这位河南农民工讨回公道》是这样写的：
“我叫刘丰祥，男，现年58岁，汉族，现住宁夏银川市，原籍河南省淅川县大石桥乡西岭村。现就我堂弟刘长三（男，病逝时52岁，汉族，河南省淅川县大石桥乡西岭村人，系老红军后代，属当时在湖北省十堰市的外来务工人员）2005年因病送往湖北省十堰市东风汽车公司总医院，该院见死不救、拖延致死（二年来一直冰冻在东风汽车公司总医院太平间）和十堰市卫生局副局长袁晓明玩忽职守私自销毁十堰市人大批示材料及十堰市公安局人民路派出所刘所长和龙警官违规违纪插手《十堰晚报》社侵犯名誉权赔偿经济纠纷向社会公众进行反映，希望得到你的关注和支持。”（全文略）
另一篇《生命被慢怠 受伤民工死在医院》的文章。说的是“福建连江出了一单因为没有交上110块的输血费，一位急诊病人得不到及时治疗导致死亡的事儿，最近福建省卫生厅通报了这个事件，这家医院的院长副院长都被撤了职。最近在山西省灵石县又出了一单类似的事件，一位农民工负重伤住进了县人民医院，晚间病情加重，家属和护士多次敲门，哀求值班大夫前去看看，却因影响值班大夫睡觉，引起这位大夫的强烈不满。从病人入院到死亡近２２个小时，家属心急如焚，主治大夫却满不在乎，一直说“没事、没事”，结果病人到死都没来得及进入手术室。”
还有一篇《又一个见死不救――来自四川广安的报道》：“2006年 11月7日 下午16时40分:在东方小学幼儿园上学的熊洪徽被其爷爷熊泽荣接回家。回到家后，因家人疏于照看，熊洪徽误服熊泽荣刚买的用于浸泡麦种用的剧毒农药"3911"。18时30分:将其送到广安市第二人民医院进行抢救。医生对带来小孙子的爷爷要求先交800元洗胃费才可以开始洗胃救护，但是这位老爷爷的身上只带了100多元。小孙子的爷爷恳求医生先救人，他马上去凑钱。但医生因钱不足不予洗胃。2个多小时后，4岁的小孙子死亡。11月9号，小孙子的父母回到了广安。当日，乡邻和小孙子的父母把花圈摆放在二人民医院的大门外。因为围观的人太多，交通警察及110到了现场。 11月10日 ，冲突升级的日子。越来越多的人围住了第二人民医院，交警的禁止通车的范围越来越大。二人民医院附近有广安市重点中学－友谊中学高中部及育才中学，周末围观的学生也越来越多。（具体冲突的原因笔者不知道）双方冲突从晚上开始一直到11号凌晨。冲突的结果是共有20名左右的学生或者群众受伤，重伤数和有没有学生死亡暂时不清楚。第二人民医院门窗被砸坏，大门都不见了，里面的设施及仪器基本被砸坏，连被子等都被烧光，冲突升级到最后，人门围住了第二人民医院附近的广安市交通警察第一支队，被交警及武警用人墙挡住，人群在交警人墙的外面砸坏了警车，并且用鞭炮点燃扔进了车里面，警车被当众烧毁。人群在附近用同样方法点燃了另2辆警车，并阻挡119火警进行灭火，直至最后警车爆炸。10晚开始，广安全城武装戒严，武装警察像市民投放数10枚驱散弹，这段时间内,广安地区对外通讯设备(电信,移动,网通,联通)完全关闭。学生和警察冲突，学生死二人，警察死一人，被焚毁警车三辆。
例子实在太多，新鲜的就不举了吧。赵友慈的文章不是说他悼念五个“不幸早逝”的人是要“中国人永远不要忘记那段历史，并从中吸取教训”吗。看了以上一些当今年代也可以称得上是“不幸早逝”的人的例子，赵友慈会“永远不要忘记，并从中吸取教训”吗？《炎黄春秋》的读者会“永远不要忘记，并从中吸取教训”吗？中国的老百姓会“永远不要忘记，并从中吸取教训”吗？
附文：
五个不幸早逝的人
赵友慈
2008年第8期 炎黄春秋杂志
《炎黄春秋》今年第1、第3期先后刊登了《被迫自戕的我的七位老上级》和《我们连里的七个“反革命”》，读后感触颇深。不禁使我联想起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在五七学校短短的三四年中，我们仅有百十人的连队，竟有5个人凄惨地离开了人世，实在令人痛惜。为了缅怀故人，激励生者，忆往鉴今，现凭记忆所及，将彼时的景与情记述于后。
老红军邱兰标
邱兰标，长征时在红四方面军，解放后长期在中央机要部门工作，文革前是我们机关的负责人之一。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机关另两位负责人被中央点了名，上了红头文件，罪名是“窃取中央机密”，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邱没被点名，有人猜测：传说长征途中叶剑英得悉张国焘企图谋害毛泽东，叶要将此信息告知毛，那时邱兰标在红四方面军当通讯员，此信息可能是邱传递的，立了功，中央现在要保他。可是随着运动的发展，邱的处境艰难了：一些人要揪，一些人要保，争论不休，形成对峙。到了1967年初，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来到我们机关，在大会上宣布：邱兰标是杨尚昆的人。一句话给邱定了性，成了“三反分子”，对他未来的命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69年初，机关全体人员来到江西五七学校。邱已年过五旬，经过了两年“黑帮分子”的生活，身体已很虚弱，又经两天两夜的旅途劳顿，到干校后的第二天就到寒冷的筑堤工地参加劳动，回来就病倒了。他卧床两日，病情加重，急送南昌医院，但为时已晚，加之医生得知他是“走资派”，不尽力抢救，当日就停止了呼吸。这位十几岁参加革命，经过出生入死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洗礼，经过千难万险的考验，对革命事业做出过贡献的老红军，就这样凄惨地离开了人世。临终时，他身边没有一位亲人。
部主任吴善昌
吴善昌，50岁上下，身体结实，为人正直，生活俭朴，口碑很好，过着单身生活，是我们机关一个部门的主任。文化大革命他在劫难逃——既然机关负责人因“窃取中央机密”被打倒，他作为保管中央机密部门的主任，自然是“帮凶”了。
在小组批斗会上和写交待材料时，吴不说假话，不乱“咬”人，不承认“罪行”，因而遭到严厉斥责。他顶住巨大压力，不低头，不屈服。在当时情况下，这种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实在难能可贵！从他身上我看到了彭德怀的影子。
到五七学校后，吴仍过着“黑帮分子”生活，没有行动自由。约1972年冬，突然听说吴善昌死了。情况是：某日夜，吴突患急病，未能及时抢救，遽然去世。我们连队地处农村，方圆几十里一所简陋的医院也没有，去县城或南昌，每天只有一次火车，连队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一台手扶拖拉机，去南昌要颠簸几个小时。得了急病，束手无策，只能听天由命。严重的缺医少药和长期的精神折磨夺去了这位本应受到人们敬重的老干部的生命。
壮年木工老李
李某，30多岁，木工，身体健壮。原来我们不是一个单位，由于我住他们单位的宿舍，经常看到他提着工具箱到各宿舍院修理门窗。来五七学校一年后我们两个连队合并，但对他的情况知之甚少，连他的名字现在也想不起来了。在连队，他主要做木工、瓦工活儿。可能是1971年春，某日，突然听说：李××死了！又是穷乡僻壤，交通不便，缺医少药，造成了这一悲剧。噩耗传到北京，他爱人急来江西，料理后事，在五七学校住了很长时间。
高材生罗敬贤
罗敬贤，1965年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我们机关。当时我们机关选调干部条件高、审查严，各高等院校也首先将优秀毕业生输送到中央机关。小罗来机关仅半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到五七学校后，我们曾同住一个宿舍。他给我的印象是：思维敏捷，敢于发表意见，生活节俭，对家庭情感很深。后来知道，他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全靠母亲含辛茹苦把他抚养成人，又不知克服了多少艰难困苦，供他上学直至大学毕业。约1972年夏，听说小罗怕干重活，还经常请假。又过了一段时间，得知小罗病了，腿都肿了，得的什么病也不清楚。某日凶讯传来：小罗死了！小罗的死在连里引起很大震动，因为他太年轻了，才二十六七岁，太可惜了！不祥之感笼罩着连队，小罗这么年轻，说走就走了，这种厄运不知哪一天会落到谁的头上。
噩耗传到广东罗家，罗母、妻子携一岁多的幼子火速赶到五七学校。婆媳二人整日泪水洗面，悲痛欲绝。在追悼会上，婆媳哭得撕心裂肺、肝肠欲断，站立不住，要两个人架着。这是我参加过的追悼会最悲惨、最让人难以忍受的一次。事后很长时间，人们还在谈论：罗家孤儿寡母，祖孙三人今后的生活出路在哪里？他们在未来的生活道路上要渡过多少道难关啊!
小姑娘冯元秀
冯元秀，小名小六儿。来五七学校前，我和她家同住一个宿舍院。那时，我们每周回家一次，周六下午，小六儿和她的哥哥姐姐与我的两个孩子结伴，到公交车站接她的爸爸和我。见到我们，孩子们高兴极了，簇拥着我们回家。我对小六儿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今天想起来犹如昨日，历历在目。
一件是：某年“六一”，机关组织各家属院的孩子联欢，小六儿和我女儿（她们同龄，当时约四五岁）报名参加演出，合唱《太阳照在金山上》。联欢会那天，我带着六七个孩子，很早步行前往。一路上孩子们蹦蹦跳跳，有说有笑。联欢开始，轮到小六儿她们演出了。二人从未登过台，当她们看到台下黑压压的一片人时一下就蒙了，张口要唱却忘了歌词。越紧张，越想不起来，呆呆地站在台上。我十分焦急，在台下又无能为力，多想主持人能提醒一句，她们就会顺利完成演出。遗憾的是，尴尬的局面持续了几分钟，主持人说：“那你们就下去吧。”两个孩子垂头丧气走下了台。回家的路上，没有了欢笑，听不到歌声，真是偃旗息鼓、铩羽而归。
另一件是：我们到五七学校两三年后，在北京没有工作的家属陆续来江西安家落户，小六儿一家也来了，全家团聚，其乐融融。她大哥元松到我们排当小“五七”战士，与我同住一个宿舍。某日午休，只见房门轻轻地开了，小六儿蹑手蹑脚走到哥哥床前，用小手抠哥哥的脚心。元松被弄醒了，睡眼惺忪地寻找恶作剧者。小六儿躲在门后，作着鬼脸，得意地笑了。此时她那俏皮、天真、活泼的样子，好像定格在我的脑海中。
过了些日子，我去冯家串门，一进屋，就感到屋内被悲凉、凝重的气氛所笼罩，全家人都在，只是不见小六儿，我不禁问道：“冯嫂，小六儿呢？”没想到，经此一问，冯嫂再也无法控制心中的悲痛，放声痛哭。原来，前几天小六儿被蚊子叮咬，得了急性脑膜炎，由于附近没有医院，去县城、南昌又没有交通工具，没能及时抢救，病魔无情地吞噬了她那不到7岁的生命。
小六儿如果还在，该是四十多岁了。
今天重提这些令人伤感的往事，不仅是悼念逝者，也是让人们知道，这些不幸的人都是在那史无前例的年代逝去的，且很有代表性：既有为革命做出过贡献的老红军、老干部，也有刚刚走上工作岗位、才华未展的青年知识分子；既有正值壮年的普通工人，也有花朵般的小姑娘。可见那场浩劫的危害之广，灾难之深。中国人永远不要忘记那段历史，并从中吸取教训。从这些不幸人的遭遇，也暴露了我国长期构建的城乡二元社会的严重弊端：广大农村缺医少药、交通不便，……因而造成种种不公、歧视甚至悲剧。庆幸的是，国家已决定花大力气解决这个问题，以使曾对社会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亿万农民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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