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别乐观”
周末，朋友的孩子约我喝酒，这孩子基本上是我看着长大的，和年轻人在一起，人也觉得年轻些。我们找一个家偏僻但有特色的小餐馆，在雅座里喝酒。孩子十几年前很幸运(公务员考试不象现在这么竞争激烈)，通过考试成了公务员。不过，今天他很郁闷。我们谈了很久，回来我想了很多，把他工作后我们先后几次聊天的内容作了整理。于是有如下文字。
十多年前，孩子毕业，是名牌大学的好学生，英语六级计算机二级，属于同一地区同龄人中的优秀分子。找工作前，朋友征求我的意见，他在企业做，虽然也很有能力也很努力，但单位效益不好，工资不是很高，爱人是大专学校的老师，收入也是中等偏下。他比较了一下，想让儿子考公务员。问我的意见。当时公务员的工资和非垄断性国企、非盈利性事业单位都差不多，如加上奖金就可能少了些，当时还没有医疗保险。他认为公务员很稳定，旱涝保收。我建议：孩子这么聪明能干，最好能到大型企业工作，因为工资高，管理也规范，靠能力相对多些，孩子将来容易成功。不赞成他到机关工作。因为机关工作看似清闲，实际上身闲心不闲；看似社会地位高，实际上等级分明，下级有时和农奴一样。孩子来了，要么一腔热情碰得头破血流全部化为乌有，一身才华没有舞台毫无用武之地，最后变成一个一无所长、满腹牢骚的人；要么孩子不满意重新选择职业，只有这两种结果。我一再强调，男怕选错行，一定要慎重。然而朋友认为我是公务员，一天按时上下班，不用倒班，也没有什么下岗啊、保险啊之类的担忧，不象国企改革使企业的人危机感都很强。我也说不服他。孩子就考了公务员，一考就考上了。
考上公务员的孩子，因为我颇有些经历，常喜欢和我聊。我发现这孩子特别爱独立思考，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于是经常劝他，少说话多做事，属于自己的事一定干好，要对得起俸禄；不关自己的事不要总发表意见，要小心惹事；同时在机关一定要利用工作之余学点有用的东西，力求有所成就，让自己有点安慰或自我肯定的载体。
刚进了政府机关，孩子十分自信，当时二十出头的他，纯正的新中国的下一代，父母都是建国后出生，又都是党员，虽然赶上自然灾害、文革等，但都是受党教育多年的比较正统也比较实际的人。孩子的青少年时期正是改革开放年代，社会风气清新向上，所以这种家庭中成长起来的他对一切也都是充满热情和信心。他参加工作转正后，就有一个雄伟的计划，要用多少年时间成长为中高级干部，为改革开放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孩子是认真的，他给我看他的政治理论学习笔记，里面充满了对国家前途未来的思考，他对特色理论以及党的重要文件，都能够谈出自己的理解。当时他已经对职级的晋升等有了渴望和了解，计划用20年时间达到省部级以上职位，一展身手。
我总是觉得孩子充满热情，但真是有点天真可虑，但我又不能打消他的积极性，于是我们有了第一次聊天。我给他算了个时间表：按当时的公务员职务升降暂行规定以及干部任用条例，大学毕业生可直接定级为科员，但由于他在一个县的部门任职，所以只能定为办事员，3年后任科员、9年后可任科局长，14年后任正处，20年后正厅级；任非领导职务10年正科，20年正处，30年正厅， 31年后才能任到副省部级。他当时是23岁，等到了省部级也就53岁。
听到这，孩子特别兴奋。我看他有点过于理想化了，就泼了点冷水：“虽然按照年限是这样走的，但现实中能够完全按这个年限走，直到国务委员级，一步都不停的概率是百万分之一左右。越往上职位越少，竞争越激烈，同时有限的职位在不同层级的不同部门之间分配是不平均的，所以不能把理想等同于现实。”看到孩子不解的目光，我只能再进一步分析：“职级的晋升，单位的级别越高相对职级晋升也就容易些，反之同样。象你所在的县，一般公务员到了科级也就到头了，担任科局长的就算是相当有成就了。到了地级，能以处级退休已经是相当有成就了，后面的都一样。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虽然机关的一切都同职级挂钩，职级越高享受的待遇越好，可是既然选择了公务员这个职业，就一定不能把职级的高低当成人生的一切，因为职级的高低并不是完全和能力、贡献成正比的，它里面有很多因素。比方你的同学中，同是公务员，转正后你任办事员而他们任科员，不是你们的能力差异，而是所在位置不一样。对于这种不公平，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作为公务员，一定要在自己的人生规划中设置两个以上价值实现标准，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样以后才不会一无所成的。同时，做为自己的人生规划，33岁能任正科就是你最大的成功!”
孩子毕竟是孩子，有点失落又有点不甘心地巧妙地反驳我：“寇准19岁当县令，毛主席28岁当中宣部长那又是为什么呢？”“封建时代，官吏的选拔，从三代的世袭世禄，到汉代的荐举，再到魏晋的九品中正，是一点一点进步的，到了魏晋，又变成世族把持，官员的孩子还是官员。于是到了隋唐，产生了科举制，这个制度是比较能够实现公平的，所以唐宋后，能够有很多优秀人才通过考试，直接在翰林院任职，然后再到地方，最后成为一代名臣，比如曾国藩。清以前，吏制也有很多探索，如我们现在这套制度不是什么新东西。玄宗开元十八年就有“循资格”的授官法。就是讲年限。‘无问能否，选满即注，限年蹑级，不得逾越，非负谴者皆有升无降’。这种方式有好处，工作起来省心，但更有危害，结果是‘庸碌者便于历级而升，挺特者不能脱颖而出’。所以实施了25年后，玄宗感到无人可用，于是明知李林甫人品不好不得不用。最后酿成安史之乱。关于唐代和后面的宋明清几代吏制和治乱的关系，其实是深深值得研究的。建国后，毛主席提出了培养接班人的思想，后来丰富为老中青三结合的干部路线，由此产生了梯队、培养后备干部、实践锻炼等具体干部政策。改革开放后，基本是坚持毛主席的干部路线的。但由于平反使大量老干部恢复工作，产生了领导班子年龄偏大的现象，于是小平同志提出了干部四化方针，特别强调了年轻化和知识化的问题，要看到这是应对文革后的特定历史阶段提出的特定的解决措施。这个措施对于解决当时干部工作中的问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后来，这个干部政策发生了扭曲。以我的经历来看：主席时代，干部的职级和职务结合不象现在这么是死的，比如，我过去的科长有行政13级的，副科长有行政18级，县长有行政8级的。他们都是党的中高级干部，当时因为犯了错误，高级别低职位的很多，大家也都能接受。还有副总理级担任县委书记的。现代的吏制有些问题，主要是不象主席时代级别和职位是分离的。再一个是把小平同志的应对当时局面的具体政策原则化片面化，把知识化具体实践中搞成高学历化，把年轻化搞成一刀切。改革开放前期，我们的干部政策注重革命化，政治思想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是第一位的，越往后革命化的要求贯彻越不好，因为不好操作，不象知识好、年轻化和专业化好操作。关于这些问题，以后你有了体验我们再详细谈吧。这个里面，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原因，这期间，你好好想想五四精神对中国政治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为什么文革会发生，等工作几年后，有了具体体验我们再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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