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要学会挨骂
中国人骂人的历史很悠久。夏朝时就开始了：“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 据说这是夏朝的百姓诅咒夏桀的话。古往今来，没有被骂过的可能就黄帝和尧、舜、禹了，那都是我们的始祖，创制文明，有大功于天下，推位让国，谁也没有理由骂。到了夏以后，估计没有不挨骂的了。可能夏启、商汤、周文武是没有人骂的，他们是积德累世，吊民伐罪的，取得了百姓的拥护。
到了周以后，骂人的多，还骂出了水平。这个水平的体现就是孔老夫子整理的那本书，还名之为《诗经》。看样子只要骂出水平还能出书。周人还是让骂的，周厉王不想让骂，召公还给他做思想工作“为民者，宣之使言”，“ 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厉王不听，结果三年后“流于彘”。周代还有一个弘扬骂文化的传统。春秋战国一骂，骂出了个百家争鸣。不过到了后世，就不是那么好骂了。尤其是战国后期，法家们重视舆论，慢慢地就不让骂了。到了秦始皇，就根本不让骂了，骂人的全都陪兵马俑去了。所以秦二世而亡。虽然不让骂，但人们只要有嘴，总还是想着法子骂。在骂人这个领域充分地发挥了智慧。
骂人也分不同水平的。最低级的骂人要么三代以上，要么腰带以下，要么拿人母亲说事，这种不值一谈，纯属脑残一族。稍好一点的直来直去，比如有个人就讲“嘉靖者，家家净也”，这种人也有骨气也值得敬佩。再好一点诱导着骂，比如古代有些著名娱乐明星，他们就善于诱导着骂：象优孟哭楚庄王厚礼葬马、敬新磨智责县令谏后唐庄宗。更好地点就是写文章直接骂，这已经是中国自秦以后地主士人专制(不是封建社会)社会的一个传统，最有代表性的是魏征的《谏太宗十思书》，还给挨骂找出了理论依据“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古代士人们有忧国忧民的传统，总是爱骂，实在不让骂了写诗骂，写书骂，拐着弯骂。有写诗骂的，如唐人老拿汉人说事，明明是玄宗重色，偏偏要说成汉皇。有写文章骂的，如苏老泉的《六国论》，偏拿六国说宋人的事。还有编故事写书骂的，比如好多人就从《西游记》中看出来骂了谁谁谁。
骂人是要有资本的。首先脑子要好，要能骂要会骂，不能乱骂。那些以为拿人家母亲说事就能起作用的骂者，往往是智力发育赶不上身体发育水平的。会骂的骂者最著名的是孔明先生。先是一个人到东吴和一群人骂，结果骂赢了；后来在两军阵前和王朗吗，把人骂死了还不赔命。
敢骂人就要不怕打，甚至不怕死。因为骂谁都有风险，轻则骂急了打起来弄个鼻青脸肿，重则就不好说了。因骂人而最不怕打的就是邹元标了，屁股肉都打没有了还不改，家乡人都称他是“打不死的邹元标”；最不怕死的一个是前面说的海瑞，抬着棺材骂，另一个就是方孝孺了，他只写了四个字，就被杀十族，临刑前都没有怕过。不过因为他被杀，从那以后，天下读书的种子就绝了。
敢骂人光靠胆子大还不行，还得有人帮。秦以前，奴隶制的封建社会，骂的自由是有的，人的牺牲精神也是有的。主要原因一个是有条件，在郑国骂了人，可以到齐国去避难，还不至于跑都没有地方跑。另一个是当时有气候，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大夫们有道德规范，违背了他就要自杀，《国语》、《战国策》里记了很多。汉初这个气候还在，大臣们下狱后往往是伏剑自杀的。所以大夫们对骂人者也还是相对宽容的，象子产就不毁乡校。秦以后，天下一家，骂了人，你哪跑啊，最惨的就是张俭同志了，被撵得到处乱跑，见有人家就去投宿，还幸亏那个不爱吃梨的孔融，否则“望门投止”这个成语恐怕也没有了。越往后，这个气候越不好。到了明朝，尤其洪武年间，你不骂人都说你骂人，那个过滤词真是太过虑了。写文章千万不敢用什么光啊、秃啊、贼啊的，否则有可能脑袋不保。清朝就更麻烦，连写首“清风不识字”的诗都惹事掉脑袋。不让人骂，容易出大问题，清前期老百姓活不下去，信白莲教，后期土佛爷不让信了，听说怕洋人，就信洋佛爷，硬惹出来个洪杨之乱。所以不让骂也不好。
清朝的文字狱最厉害，因言获罪的最多，于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牺牲精神就最终灭绝了。不过即死即生，就是在牺牲精神完全灭绝的清朝，这个精神又浴血重生了。谭嗣同同志能跑而不跑，他说中国还没有为变法而流血的，要流就从他开始。谭前辈临刑还骂：“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好一个“快哉快哉”，拯救了一个民族，从此后，牺牲精神又在中国恢复并发扬光大了。于是人们接着骂，而且居然跑到国外骂，清末保皇党和革命党就是这样。
不同文明的骂法也不同，中国文化过于成熟，早就没有宗教意识，人性早就解放了。不过由于生产力的不发达，解放得过早的人性，往往以不人性的方式来展现。不象西方文明，正在发育，人性没有解放，所以人为地规定人生而有罪，和上帝定个契约，只有通过赎罪才能解脱。后来马克思引申为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的解放。西方文化因为有这个契约，所以他们有一个最基本的共识，就是从人和神的约定从发，渐渐地引申了人权啊、自由啊等等一系列共识，并在这个共识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制度。西方文明的最根本的共识是自由，因为他们内心深处精神不上自由，要赎罪，所以他们特别重视自由。自由就要约束权力，所以他们搞了个三权分立。但没有经济上的权力，所谓的自由是假的，你不信骂骂老板试试？他们为了解决能骂的问题，搞了骂人会议，一般还上下两两院，天天骂，还搞了个四年一次的大型互骂比赛，看谁能骂过谁，谁骂得好选谁。其实啊，骂来骂去，老板还是老板，骂老板还是要解雇的。这就是他们的民主，实质上过光嘴瘾了。这一点早被马克思发现了。
中国文化由于人性早就解放，所以大家都是生而自由的，没有绝对的权威，形成共识也难。靠什么形成共识呢，先是道德。秦以前是讲道德的，老子不专门写了一本讲道德的书吗？古人认为“道生天地，德出贤人，道生德，德生正，正生事，是以圣王治天下，穷则反，终则始”，最终都是要回到道德上来。道德的本质是什么呢？公平，“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所以中国文化最本质的共识是公平。连强盗们都讲这个理，比方宋公明们不就一天到晚嚷着要“替天行道”吗。怎么保证公平呢？一个途径是圣王的自我克制，没有圣王了怎么办，靠“骂”。所以这个“骂”是中国的一个悠久传统。
当领导，是公共人物，肯定要面对各种不同的利益关系的调节，做得再好的，也有人骂。因此，领导干部一定要能够忍受骂，学会如何处理挨骂。在这方面，我们要学习古人，也要学习今人。
讲道德的周人们是重视如何挨骂的，看看，他们居然发明了“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典，史献书，师箴，瞍赋，朦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等十多种挨骂法。骂了后呢“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由于周人能挨骂，所以他们家坐了八百年。汉人也是能挨骂的，以至到了唐人，人们还借他们的宽容来骂他们，不过骂的是不是汉人而是唐朝自己的人。唐朝开始也是比较宽容的，唐太宗挨了骂，气得回家摔东西，甚至把鹰都捂死在怀里。往后就布袋换麻袋，一代不如一代了。不过到了民国时期，据说又能骂了，好象那是一个民主时期。如果能骂了，国家早就强了。强汉为什么强悍呢，有传统，汉文帝首先是主动讲道德，比较节俭；再一个是能挨骂，张释之先生作为下级，骂了他，他就改了。刘恒先生能挨骂的美名，后人是经常念叨的，大名鼎鼎的苏东波，就经常念叨“何日遣冯唐”。大唐为什么大，唐太宗让骂，所以叫大唐。民国之所以能骂，不是忽然间民智开了，圣王来了，允许骂了。而是皇帝没了，军阀来了，租界有了，骂人的人有地方躲，不用象张俭同志那样见门缝就钻。不过那时骂人的风险也是很大的，想想就明白了。如果没有风险，何以鲁迅先生能有百十个笔名？何以会在左联五烈士？
毛泽东同志是善于处理挨骂事件的，延安时期，发生了一起雷劈死人的事件，有人骂，有人就想抓。主席不干，凭什么骂人啊，一分析，明白了，粮收多，发动了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如果当时不让骂而抓了人呢？没有人敢骂，但物资还是那么缺乏，老百姓失去了信任，这种情绪会通过参加部队的当地干部，在整个队伍中传播，会使我们的队伍物资上缺乏、精神上涣散，后果能不严重吗？
主席不仅善于正确对待，而且总结出来一套完整的经验，他认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如果我们有缺点，就要让人民骂，你骂得对了，我们就改，这样我们才能把事干好。他还提出了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制造了提出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我们可不要小看这些，这都是伟大领袖针对传统文化的弊端提出的有针对性的科学举措，保持和发扬这个优良传统，我们就能无往而不胜。
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虽然经过曲折，但坚持不断探索，提出了“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的建党目标，并成功地探索出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有效途径。正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这样一种政治局面的不断保持，使我们党的事业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成功地进入了二十一世纪。
新世纪以来，我们党坚持发扬民主、科学决策，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理论，坚持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使我们有效地应对了非典、特大风雪以及汶川地震等一系列严峻考验。所以，作为党的一名领导干部，一定要保持和发扬这个传统，以宽容的心态对待各种“骂声”，通过听取群众意见，了解群众的所知所想，找准存在的主要问题，这样就一定能够使我们顺利解决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不断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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