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阳:中国《零八宪章》的闹剧
节选自黎阳《“持枪抢劫”与“持权抢劫”》
“民主精英”跑出来说:要制止“持权抢劫”就必须“民主化”——“民主是个好东西”。
303人跑出来闹了个“中国《零八宪章》”,声称“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
这一切很让人哭笑不得:敢情“民主精英”水平如此之凹,实在是“盛名之下其实难符”。
“持权抢劫”的关键是“权”——“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暴力只能用暴力来镇压,权力只能用权力去制约。“持权抢劫”就是“匪”,靠“民主表决”去制约“匪”,就等于赤手空拳拿上本法典去抓杀人犯。
看“民主精英”整天喋喋不休说“民主”,感觉就象看见哭了半天还不知道该哭哪座坟头的傻瓜蛋,又好气又好笑,不得不费点笔墨讲点基本常识。
1.民主小常识
1).一个人不需要“民主”。两个人无从“民主”。要“民主”,至少得三个人以上。但这“三个人以上”不能是一家子,否则可以家长说了算——“家长制”。家长之所以能说了算,是因为其他人的生存离不开家长。由此得出常识一:经济上依附于人的人与被依附的人之间无民主。
2).私有企业中雇员与老板的关系是经济依附关系,所以私有制企业内无民主:怎么管理是老子的私事,老子爱怎么着就怎么着,谁也管不着。如果是公有制企业呢(真正的公有制企业,企业头头一手遮天的不算)?那就有民主。因为企业不属于哪个个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只要有利于把企业搞好,谁的意见对就听谁的——这就是民主。由此得出常识二:民主不民主取决于所有制。公有制才容得民主——同一个企业,同样那些人,公有制时容得民主,私有化了就容不得民主了。
3).“民主精英”会争辩说,不对,我说的民主不是企业管理,而是政治,超出一个企业的范围。如果这样说,那所谓的“民主”就要打个折扣了:工作场所民主意味着工平时天天都能享受民主。工作场所不民主意味着工起码大多数时间享受不到民主。每个人的一日三餐重要,还是几年一度的会餐重要?不吃一日三餐只吃几年一度的会餐,这人是不是有病?由此可见“民主精英”对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民主并不感兴趣。他们的“民主”是“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的“抽抽民主”——几年抽抽一次——常识三:近在身边、天天看得见摸得着的民主才是最实际的民主。
4).按“民主精英”的“民主”要求,不限于一个企业,而是扩大范围。那该扩大到什么范围呢?村?乡?县?地?省?国?全球?宇宙?无论如何得有一个确定的范围,研究的是这个“确定的范围”内的人的民主。范围不定,“民主”涉及的人就不定。换句话说,必须先确定范围,然后才谈得上民主。范围一确定,所涉及的人也就确定了,跟每个人的主观愿望没关系。也就是说,不管每个人愿意不愿意,反正只要包括在确定的研究范围内,那就被扯到“民主”里头了:人只有合成群才谈得上“民主”。不合到一起,各干各的,彼此毫无关系,谈何“民主”?而这群人合到一起就是“集中”。 没有“集中”,根本不需要“民主”。没有集中,人全散了,你“民主”个屁。人为什么肯集中在一起?有共同的凝聚——国家与民族。所以“民主”的前提是“集中”。而这个“集中”必须是无条件的——当中国人,集中在中国,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这个“集中”都必须存在,这才谈得上“中国民主”。否定这个原则的“无条件民主”就是分裂,就是肢解国家——“无条件民主”虽然在名义上“少数服从多数”,但没规定什么范围内的“少数”,什么范围内的“多数”,那只要我愿意,完全可以纠集一伙人独立成一个“多数集团”,不参与其他人的“民主范围”:在我这块地皮上我就是多数,你们管不着。你要强迫我们“集中”到中国这个范围,那就是“专制独裁”——“民主”不是得自愿吗?我不“自愿”,你逼我“集中”在中国,那就违背了“民主”的原则。就凭这一条,就足以肢解中国——常识四:民主的前提是“集中”,没有“集中”就没有“民主”。
5).集中到了一个特定范围内的人未必跟民主有关。比如我若走到香港大街上碰到记者问我对陈冠希艳照的看法,我也会回答:“干我屁事,我只打酱油”——事与我无关,相应的民主也与我无关——常识五:民主只存在于利益相关的人之间。
6).有个案例:一群强盗决定“民主”作案,从目标选择到作案方案等所有环节都按“民主”原则表决通过。案破后强盗们在法庭上争辩说,我们从头到尾都严格遵循了“民主”原则,为什么还要抓我们?法官忍俊不禁,说:“你们干的是犯罪,程序再‘民主’有什么用?”——常识六:民主的前提是正义。没有正义的“民主”毫无意义。
7).假如上述案例中的强盗改变一下作案方式,把受害者跟自己强盗团伙的人夥成一个“民主单位”,以“民主表决”要受害者把财产交出来,然后说,我们没有犯罪,只不过让受害者遵照“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献出财产而已。这种辩解成立不成立?当然不成立。这仍是抢劫,只不过以“民主”的方式伪装而已——常识七:以“民主”的名义掠夺别人不是民主,而是犯罪。
8).假如上述案例中的强盗把所有的抢劫对象都包括进“民主”圈子,每次只表决牺牲一个人,告诉其他人:我们只要他一家的钱财,你们如果投赞成票,那就分给你点油水,否则没你的好,软硬兼施让其他人赞同或保持沉默中立,这样的“民主”有效无效?当然无效。这里的“多数”是玩弄手腕假造的,不算数——常识八:靠玩弄阴谋诡计、搞小动作制造的“少数服从多数”不是民主。
9).盗贼拐卖妇女往外先花言巧语允诺种种好处, 如介绍工作,便宜买卖,诱骗受害者跟着走,等到达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地方才凶相毕露。如果警察在盗贼原形毕露之前抓罪犯,受害者往往还配合盗贼撒谎。——这种“民主”“自愿”算不算数?当然不算数。常识九:靠诈骗取得的“民主”、“自愿”无效。
10).毛泽东说:“关于军事民主,必须在练兵时实行官兵互教,兵兵互教;在作战时,实行在火线上连队开各种大、小会。在连队首长指导下,发动士兵群众讨论如何攻克敌阵,如何完成战斗任务。在连续几天的战斗中,此种会应开几次。此项军事民主,在陕北蟠龙战役和晋察冀石家庄战役中,都实行了,收到了极大效果。证明只有好处,毫无害处。”——这里的民主是“做事”的民主,为的是如何把事做好:“发动士兵群众讨论如何攻克敌阵,如何完成战斗任务”。美国大选,选民和竞选人无不认同选举是“为了美国利益”,是如何把美国搞好,而不是如何把美国搞垮。从来没有见过哪个竞选人说自己竞选是为了肢解美国,或宣布为了民主自由可以肢解美国。可见美国的“民主”同样为的是“做事”:维护美国利益——常识十:民主必须是“做事”的民主,目的是把“事”做好。由此推论:与“做事”不相干的“民主”是假民主。
类似的民主常识还可以总结出一大把,但这十条是比较起码的。
整天在中国闹“民主”的如果真有民主常识,那就应该至少认同以下几条:
第一,民主的大前提是为了中国利益,是如何把中国搞好,而不是如何把中国搞垮。
第二,“民主”的前提是“集中”。没有集中就没有民主。消灭了集中,也就消灭了民主——凝聚到一起的人才有民主。把凝聚在一起的人拆散了,瓦解了,还有何“民主”可言?所以说凡是导致凝聚瓦解的“民主”都是假的——“民主”是“中国”这个“集合”存在前提下的民主。不能说为了民主就可以把中国拆散了。中国“民主”不“民主”不能取决于某些“精英”人士的主观感受,而必须有实实在在的客观限制——不得危害“中国”这个“集合”的客观存在。如果若干“精英”说民主就民主,说不民主就不民主,那天晓得会闹成什么样——如果有人一口咬定不拆散中国就不“民主”呢?
第三,真民主,关注的是普通老百姓能否随时随地享受到近在身边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民主,是公有制下的人民民主,而不是利用私有化剥夺普通人的民主机会、把民主变成少数“精英”个人飞黄腾达的工具的“民主”。
第四,真民主,就不允许以“民主”的名义损害多数人的利益,更不允许以“民主”为掩护作案,把别人的财富据为己有。
第五,真民主,关注的是“做事”——是“做事”型民主,而不是“做官”型“民主”。
“做事”型民主:出发点是“做事”,为把事做好而发扬民主——为了医好病、打胜仗、解决技术难题、制止贪污腐败、救国救民等等,所以发动群众、开动机器、献计献策、想方设法——着眼点是“做事的办法”,谁证明自己把事做成做好谁管事。只在乎“如何把事做好”,不在乎“谁来做官”——民主不民主体现在“如何做事”上。
“做官”型“民主”:出发点是“做官”,为自己上台而“民主”——摇唇鼓舌、哗众取宠、攻讦鼓噪、想方设法让人以为其他候选人全是混蛋笨蛋,唯独自己是救世主,只有把国家交到自己手里才一切光明……谁证明自己“更有资格”谁“做官”——着眼点是“做官的资格”,谁能“让人们以为自己最优秀”谁当政。只在乎“谁来做官”,不在乎“如何把事做好”——“民主”不“民主”体现在“谁来做官”上。
“做事”型民主——谁做得漂亮就听谁的。
“做官”型“民主”——谁说得漂亮就听谁的。
对于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谁为国家为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切切实实做了好事谁就是好样的。符合这一原则的民主只能是“做事”型民主。
2.“知识分子”、“知识界”、“知识型”
“知识分子”这个词的英语是intellectual。但从不见国外有谁自称“知识分子”intellectual,只见具体道出自己的职称或学位:教授Professor、老师 Teacher、工程师Engineer、博士Doctor,等等。这是有自知之明的用语,表示只承认自己拥有某一部分知识,但不是无所不知,所以不会用癞蛤蟆打哈欠般的口气标榜自己是独家代理“知识”的“知识分子”、“知识界”、“知识型”。
只有中国有些人一开口就自称“知识分子”、“知识界”、“知识型”。这种用语不但浸透了“傲慢与偏见”,而且实际是公然侮辱大众:你是“知识分子”,意思就是说别人都是“无知分子”;你属于“知识界”,意思就是说别人都属于“无知界”;你是“知识型”,意思就是说别人都是“无知型”——开口就把中国人分成两大类,一类划分为“知识型”、“知识界”、“知识分子”,意思就是“知识”都纂在这类人手里,那其他人可不就只能被划分为“无知群氓”?(这种划分就成了如今“剥削有理”、“压迫有理”的“理论基础”:“知识精英”优于“无知群氓”,所以应由“知识精英”统治“无知群氓”;应由“知识精英”白白占有“无知群氓”的劳动成果。)
如果当着某人面说:我只跟人打交道,不跟你打交道,这算不算骂对方“不是人、是畜牲”?算不算“侮辱人格”?算不算“侵犯人权”?算不算犯罪?面对全社会自称“知识分子”、“知识界”、“知识型”,别人稍有不同意见就说别人“暴民”、“反智”,这在逻辑上与“我只跟人打交道,不跟你打交道”的辱骂没什么两样,而且侮辱的是全社会的绝大多数人。
在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的旧中国,有书本知识的人自称“知识分子”还勉强说得过去。如今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中学毕业,个个都有书本知识,个个都算“知识分子”。现在任何人再以“知识分子”、“知识界”、“知识型”自居就是污蔑兼诈骗——你有什么权力宣布别人“无知”?你的“知识”能比别人多到哪里去?人生必备的通用基础知识中学里都教了,再往上就是专业教育,无非是沿某个犄角旮旯别人不大去的地方往下钻,获得某个独门领域里的特殊知识。而专业知识只能在专业领域里称王称霸,出了那个专业耗子洞你那个专业知识就不算数了,就没什么是只有你懂别人不懂的,就只能以通用基础知识为标准衡量知识水平。不管什么学位,在通用基础知识领域即常识范围内大家的教育程度都一样,都是中学水平,谁也不比谁高多少低多少,都一律平等。比如我,中学毕业后就再没上过中文课,所以我的中文教育水平就是文革前北京市普通中学的教育水平,既不算“专家”也不算“知识分子”。但就中文而言,我就敢藐视许多所谓“专家”、“学者”、“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写的东西往往连形式逻辑都不讲,更不用说满篇味若嚼蜡的八股调了。凭这点我就敢说,如今凡是打着“知识分子”、“知识界”、“知识型”之类招牌唬人的家伙全是一帮欺世盗名的骗子和侮辱大众人格的罪犯。
还不止于此呢。
真正有知识必须既会读“书本知识”这“有字之书”,又会读“实践经验”这“无字之书”。只有两种书都读过、读两种书的本事都具备的人才能叫“有知识”。只会读“有字之书”是“半瓶子醋”,而且还是小半瓶子——因为只会捡别人的“二手货”,非得等别人读“无字之书”读懂了、吃透了、写成“有字之书”了才会坐享其成——有的甚至连坐享其成、读懂“有字之书”的本事都没有,还得经过老师在课堂上揪着耳朵往里灌这一道工序才勉强能硬填进肚子里若干——假如没有因消化不良吸收不畅而被排出体外的话。如此“小半瓶子醋”靠“多年的道路走成河,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混上几年混出一纸文凭、几篇“论文”、读“无字之书”的本领半分没有便居然“老太太触电门——抖起来了”,便以“知识分子”、“知识界”、“知识型”自居了,实在可笑之极,虚伪之极,卑劣之极。所以如今凡自吹“知识分子”、“知识界”、“知识型”的都是“文氓”——“文化流氓”。更确切地说,是“文氓”、“文痞”兼“文丐”的酸臭文人。
3.从发起签署的303人看“中国《零八宪章》”闹剧
这303人中,自称工人的5个,占1.65%,自称农民的8个,占2.64%。自称工程师的10个,占3.30%。自称的职业属于“知识分子”的199个,占65.68%,自称的职业属于“政治活动分子”的57个,占18.81%——“知识分子”与“政治活动分子”加起来共256人,占84.49%。
由此可见,闹“中国《零八宪章》”的基本是一群所谓“知识分子”、“知识界”、“知识型”的“文氓”、“文痞”兼“文丐”的酸臭文人。
这些“知识精英”都是“个体户”——脑力“个体户”,尤其是“文人”型“精英”,其谋生“特色”是个体经营,行为特征也自然个体“特色”十足——工程师、医生之类“做事”型脑力劳动者要创造财富、要谋生一般都离不开集体协作和分工合作,知道不能违背自然规律,比如不能违背能量守衡定律之类。“文人”型“精英”就没这许多牵挂,一切全凭自己灵机一动和三寸不拦之舌,不需要任何人的协助,也不受任何客观规则的制约。成功了,决不感谢别人;失败了,必定诿过于人。谋生方式与集体劳动没关系,与客观规律没关系,思维方式自然也极端反感“集体”、“组织”、“客观规律”之类一切约束自己随心所欲的东西。这种谋生方式和相应的思维方式从本质上讲其实跟婊子卖淫一样:都是匹马单抢个体做买卖,都是找到客户就有了一切,都是谁出价高就卖给谁,都怕自己的“自由”受妨碍,都最讨厌“原则规则”、“客观规律”、“严肃认真”,都最喜欢“自由化”, 都以“自我感受”为最高原则:我的“快感”、我的“人权”、我的“民主”、我的“自由”……从头到尾都是“我、我、我”——凡是妨碍了“我”的需求的东西都恨之入骨……所不同的是一个卖自己的肉体,一个卖自己的灵魂加别人的肉体;一个尚知羞耻,知道自己干的这行不是什么光彩的行当,不会大吹大擂,也不准备永远干下去,一个恬不知耻,津津乐道,乐此不疲;一个没有话语权,不能在舆论上给自己立贞节牌坊,一个有“话语权”,可以在全社会把自己的买卖“神圣化处理”——“为自由奋斗”。
“文人精英”都是以“知识分子”资格立身处世,只要别人崇拜,不肯尊重别人。不尊重别人就不可能有凝聚力。都是独自谋生,不需要集体劳动。不需要集体就不需要凝聚。不需要凝聚就不懂得凝聚的必要,就不会团结人。“文人精英”彼此“文人相轻”,对普通老百姓更不屑一顾,毫无凝聚力,自己一盘散沙,也见不得别人不是一盘散沙,看见有凝聚的集体性东西就有气,就要拆:集体农业束缚了“个人自由”,所以要拆散集体农业。公有制企业束缚了“个人自由”,所以要拆散公有制企业。“共产党”束缚了个人自由,所以要拆散“共产党”,国家束缚了“个人自由”,所以要拆散国家——不承认“集中”是“民主”的前提:不承认“民主”服从于“中国存在”,而坚持“中国存在”服从于“民主”需要:为了实现“民主”,不惜肢解中国——“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2008年1月“凯迪论坛”(猫眼看人)有人写了篇文章“中国一旦实行民主必然分裂”,在头2349个跟贴中,直截了当表示“愿意分裂中国取得‘民主’”的有828个,占35%。)
大英帝国瓦解了,成立了“英联邦”——印度、巴基斯坦、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等现在还是“英联邦”的“成员国”呢。但“英联邦”能算是一个国家吗?
一旦“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那中国所有省都可以“独立”了:你台湾能以“独立”地位参加“中华联邦共和国”,我为什么不能?所谓用“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统一台湾”是假,全面肢解中国是真。
有人把《零八宪章》比喻为捷克的《七七宪章》,而正是《七七宪章》导致捷克斯洛伐克国家解体——从捷克斯洛伐克分成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把《零八宪章》比喻为捷克的《七七宪章》,不打自招承认就是要象分裂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分裂中国。
(我有一次在途中偶与一捷克学者邻座,聊天时好奇地问:“你们国家怎么就分裂了?闹什么矛盾闹的?”对方答曰:“什么矛盾呀!全是那帮政客瞎起哄闹的。老百姓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稀里糊涂就分成两个国家了。还不是那帮子人个个都想当总理总统部长,自己给自己封官做。”)
“自由知识精英”只认“自由”,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束缚的“自由”。与“自由知识精英”的这种习性非常符合的东西有二:一是处于真空里的“气体分子”,那是绝对“不受任何束缚”。二是白蚁——总是把“有束缚”的东西变成“没束缚”的东西,完美地体现了“解放”与“自由”,恰如鲁迅所说:“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社会上这样的东西一多,社会是要糟的”。如果从拆散“束缚”、破坏“凝聚”的角度看“自由”,中国古代的“凌迟”倒成了“解放人体各组成单元”的“自由之举”了:让人的肝肠五脏四肢五官全获得“自由”,让整个人散架子。照此看来,“自由知识精英”的“自由”等于把国家“凌迟”掉,让国家的人民不再受任何“束缚”, 全部“自由”得各顾各,国家没凝聚了,散架子了,可不是跟被“凌迟”一样了吗?
中国历史证明,一旦国家散了架,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军阀混战,天下大乱,老百姓水深火热。对此“自由知识精英”却无后顾之忧:他们的生存本来就不依赖国家的存在和兴衰。国家解体,他们照样当“脑力个体户”,不行可以移民,可以另择主人,可以照样吃香的喝辣的过得有滋有味——只要抱上条洋粗腿。如果让他们有机会决策国家生存时他们决不会替普通老百姓的死活着想——“自由知识精英”鼓噪解散集体农业,单干农民势单力薄苦苦挣扎,而“自由知识精英”们受到丝毫影响了吗?“自由知识精英”鼓噪解散国有企业,工人“下岗”“买断工龄”倍受熬煎,而“自由知识精英”们受到丝毫影响了吗?“自由知识精英”鼓噪“改制全卖光”,无数职工居民整天为饭碗战战兢兢,而“自由知识精英”们受到了丝毫影响了吗?“改革开放三十年”一贯是在“自由知识精英”鼓噪下牺牲别人满足自己,他们从来不付任何代价。如今他们鼓噪为“民主”肢解国家,代价同样要落到普通老百姓头上——借口“一包就灵”取消了对国有企业管理人员权力的一切制约;国有企业闹砸了,不说自己的“一包就灵”造成了企业管理人员“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反而借口“改革不到位,必须深入改革”、“彻底改制”把国有企业全卖光。同样,借口“否定‘文革’、取消四大”取消了对所有干部权力的一切制约;整个社会腐败成风,不说自己的“否定‘文革’、取消四大”造成了各级干部“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反而借口“政治改革不到位、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搞“民主化、多党制”——都是先故意取消权力制约,再借口“制约权力”毁灭一切。拆光了公有经济,又要拆光整个国家——如此无赖,代价却要老百姓承担。
再重复一遍前面总结出来的“学而优则仕”们的标准行为模式:“学而优则仕”——拍脑袋瞎指挥——自吹自擂——巧言邀功——杀良冒功——文过饰非——诿过于人——杀人灭口。
再掰指头数数中国革命历史上“学而优则仕”的“文人精英”们历次著名的草菅人命的拍脑袋瞎指挥:
——井岗山时期:“学而优则仕”的“文人精英”命令用“烧杀”“制造无产阶级”、“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
——“五次反围剿”时期:“学而优则仕”的“文人精英”王明、博古的瞎指挥导致三十万红军被折腾得不到三万,南方根据地全部丧失,老百姓被屠杀上百万;
——“大跃进”时期:“学而优则仕”的“文人政工精英”刘少奇、邓小平大闹“亩产万斤粮”、“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一县一社穷过渡”……导致“饿死三千万”;
——“改革开放”: “学而优则仕”的“文人改革精英”不由分说搞“铁面铁腕砸三铁”、“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让中国融入世界”……“下岗三千万”,折腾几万万;
——如今的“中国《零八宪章》”:一旦“学而优则仕”的“自由文人精英”用“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肢解了中国,那只能是“军阀混战,天下大乱”,死人将以亿计。相比之下“饿死三千万”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记住:在所有没有上过“基层理论联系实际必修课”的“文人精英”眼里,老百姓的命都不是命,都不过是数字和符号——任凭他们根据私利需要随意算计和涂抹的数字和符号。那些闹着用“中国《零八宪章》”瓦解中国的“文氓”、“文痞”兼“文丐”的“自由知识精英”们亦不例外。
鲁迅说:“武则天做皇帝,谁敢说‘男尊女卑’?多数主义(注:布尔什维克)虽然现称过激派,如果在列宁治下,则共产之合于葛天氏,一定可以考据出来的。”
丁玲说:“我不管它‘左’还是右,我也不晓得什么叫‘左’和右,我只晓得现在骂我‘左’的人,都是当年打我右的人!”
……
婊子卖炕必须遵循客户需要,“自由知识精英”卖魂也必须遵循客户需要。“客户就是上帝”,客户喜欢上边就上边舔,喜欢下边就下边舔,怎么喜欢就怎么卖弄口舌言之成理。所以“自由知识精英”只有舌头,没有骨头,“三斤鸭子两斤半嘴,剩下半斤是舌头”,其余部分都是猪尿泡吹的,半点份量没有。
结论:千万别把“自由知识精英”的话当真。
4.靠什么制约权力
“自由知识精英”、“民主精英”的“王牌武器”的逻辑如下: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要根除腐败就必须制约权力——要制约权力就必须民主化——要民主化就必须分权、多党制、自由竞选……
这个逻辑的前边都正确,只是在最后一步捣了鬼,夹带了私货:“要民主化就必须分权、多党制、自由竞选”。
这正是《鹿鼎记》里的小无赖韦小宝的撒谎诀窍:十句话里讲九句真话,唯独关键的最后一句话讲假话,真真假假混到一起,真话多假话少,这样最容易蒙混过关。
“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要根除腐败就必须制约权力——要制约权力就必须民主化”这几条都对,但根据这些前提并不能得出一个唯一的结论:“要民主化就必须分权、多党制、自由竞选”——谁规定的只有“分权、多党制、自由竞选”才能制约权力?谁规定的只准用这样的办法“制约权力”?谁规定的只有这样才叫“民主”?
从“做事”的角度看,只要制约权力,就能根除腐败。既然如此,不管什么样的民主只要能够做到“制约权力”那就是好民主。毛泽东的“大民主”能最有效地制约权力,就是最好的民主。
“文革”之前毛泽东已经建立了对干部的权力的三大制约:思想教育——“为人民服务”、“斗私批修”、“联系群众”;组织制约——党组织监督;人民制约——群众监督。但毛泽东认为这一切制约还不够,“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于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用“大民主”这种形式、这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黑暗面”——哪个“政党交替”的“竞选民主”能做到这条?一个党上台,一个党下台,头头脑脑换一换而已。上上下下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呢?原封不动。这就能“制约权力”?玩笑而已。
“必须制约权力”是一回事,“必须由我来制约权力”是另外一回事。“大民主”是由老百姓直接制约权力,“精英民主”则必须由“精英”制约权力,必须先把权力交给“精英”(由“精英”监管政府,谁来监管“精英”?)——借口制约别人的权力,自己先捞到权力:一口咬定“民主”必须是“分权、多党制、自由竞选”,说白了就是“由我来做官才民主,我做不成官就不民主”——“制约权力”是假,借口“制约权力”夺取权力是真。所谓“做官”型“民主”不过如此。“民主精英”那么咬牙切齿仇恨毛泽东的“大民主”,无非因为一“大民主”了,“制约权力”就没他们的份了。如果当真只为“制约权力”、并无私货,怎么会对“大民主”如此气急败坏?
所谓“民主制约权力”本身就是骗局。“民主”是“权利”(Rights)而不是“权力”(Power),用“权利”制约“权力”的逻辑是“精神胜利法”——精神意愿的“权利”压倒物质力量的“权力”。实际呢?“持权抢劫”的客观规律是“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暴力只能用暴力来镇压,权力只能用权力去制约。仅凭“自由选举”的一纸空文就能消灭物质力量的权力?
“自由知识精英”、“民主精英”们振振有词:西方世界的民主制度就是这样运转的嘛!人家行得通,中国为什么行不通?
“自由知识精英”、“民主精英”们这会儿跟人家西方世界讲“平起平坐”了——你怎么不在经济交往上也要求跟人家讲“平起平坐”?为什么不问问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体系“融入世界”的结果为什么总是中国吃亏、总是西方世界占中国便宜,而不是相反?
现在的世界经济体系是西方为王的经济体系。西方世界要能够成功地压榨全世界,就必须保证自身强大,必须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西方的“知识精英”在这一点上有共识,其自身诉求总与整个体系的利益一致,决不唱根本性反调,决不提出牺牲国家利益的“自由诉求”。“民主”来“民主”去都是如何让本国资本财团更强大而“民主”,而不是相反。比如美国,整个社会的共识就是为了“美国利益”——你说人家“自由”、“民主”,但是人家是围绕着如何符合“美国利益”这一中心去“自由”、“民主”的——换句话说,人家的“民主”是“做事”的民主——如何使本国资本财团强大、能保持压榨全世界的强势地位。这种强势地位带来丰厚的回报,足以赡养“民主精英”衣食无忧——“民主”的“权利”与国家的“权力”毫无冲突,“国家权力”当然乐得给“民主权利”一个顺水人情,维持住“权力”服从“权利”的“形象工程”——如果“权利”的结果危害了国家,破坏了“权力”基础,凭几张选票的“权利”就想动摇国家政权体系的“权力”?门也没有。只不过西方国家的政治体系成熟,能防患于未然,确保“权利”与“权力”矛盾的情况还未出现就无声无息消亡掉。不管如何“民主”,最后结果必定是在几个争论如何为本国资本家谋求最大利益、为本国更好地从第三世界榨取利润的候选人里选一个。这种“民主”跟中国封建社会皇帝“赐自尽”差不多:刀子、绳子、毒药酒任选一样,绝对“民主自由”。
而中国呢?国家利益的需要是改变经济上处处被西方压榨的局面。要如此就必须凝聚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就需要纪律与集中,就与“个人至上”、“只占便宜不吃亏”的“自由知识精英”的诉求矛盾。换句话说,“自由知识精英”的利益与国家利益相反,所以他们就鼓吹“权利”能控制“权力”的假象,好实现用“权利”夺取“权力”。
把这个“绕口令”总结一下:
“民主”是“权利”(Rights)。政权是“权力”(Power)。
实际规律:“权利”是“权利”,“权力”是“权力”。“权利”管不了“权力”,“权力”不服从“权利”。
表面现象:经济上统治世界的西方国家“知识精英”的“权利”与国家“权力”一致,所以能够使“权力”管“权力”看起来是“权利”管“权力”,给人以“权利”管“权力”的错觉。
现实问题:经济上被西方统治的中国的国家“权力”与“自由知识精英”的“权利”矛盾,所以“自由知识精英”大肆宣扬西方国家“权利”管“权力”的假象,以便当真用“权利”管“权力”,用“民主”篡夺政权。
所谓“多党制”在中国肯定行不通:多党制,究竟得多少个“多党”?看看海外“民运”就够了:闹出多少派了?多如牛毛。整天不干别的,狗咬狗、两嘴毛、分裂分裂再分裂——“民主自由知识精英”本性就目空一切,傲视群众,彼此“文人相轻”,一个不尿一个,只准别人盲目崇拜,容不得任何不同意见,赞同自己才叫“民主”,不赞同自己就是“外行不准干涉专业学术”、“你不懂,等你弄懂再来说”、“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有什么凝聚力?能凝聚谁?一闹“多党制”,100个人能给你弄出200个党来。全国加一起呢?“鸡多了不下蛋,媳妇多了不做饭,官多了小兵团团转”,政党多了天下大乱,非把中国四分五裂不可。
历史已经通过辛亥革命给了“民主自由知识精英”一次实践验证“自由民主”的机会,结果是国家分裂,丢了外蒙古,天下大乱,军阀混战,人民生命涂炭。当时闹“民主自由”的“民主自由知识精英”全躲得干干净净,没有一个负责。历史已经让他们证明了自己的无能,证明他们的“分权、多党制、自由竞选” 那一套只能把国家整垮。他们不但不能证明为什么辛亥革命时行不通的“自由竞选”、“多党制”现在就能行得通,而且根本不提这段历史的教训,拼命让人根本不知道这回事。这只能证明他们并不当真想把中国搞好,只是想借“民主”之名闹“多党制”,纷纷拉杆子闹分裂肢解中国。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知识分子从来不是独立的政治力量,“自由知识精英”更是只会依附外国势力,当帮凶打手,不可能真正为中国谋利益。
“多党制”的前提是私有制——只要有私产,就有不同的私产状态,不同的利益倾向,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需要不同的利益代表以便相互既争权夺利又讨价还价,于是有了多党。无产阶级只有一种状态:无产,无私利,没有不同的利益状态。如果是无产阶级专政,是公有制,那就可以靠人民群众通过“大民主”直接监督制约干部权力,就不需要什么“反对党”,一党制就没什么不合理。如果坚持私有制,又要坚持一党制,那只能是法西斯。
把“民主”解释为“多党制、自由竞争”是“自由知识精英”的巧妙的政治诡计:只要这么干,自己稳操胜卷,必夺政权。
“做事”型民主是“谁做得漂亮听谁的”。但“多党制、自由竞争”的制度能确保把“做事”的人全排除掉:一切凭当众说嘴,如同演戏,谁能说会道谁占上风,谁会表演谁占上风,根本不给“做事”型人物表现的机会。尤其现在卡文凭、卡学历,会做事的根本就没有参与竞争的机会。何况“做事”型人物必然忙于“做事”,怎么可能整天不“做事”光练说嘴?而“自由知识精英”的本行就是耍嘴皮子,搞“说嘴竞争”是驾轻就熟,得心应手。这套“民主”政治游戏规则的设计本身是以己之长,克人之短,剥夺别人的机会,确保自己稳赢——这倒令人想起1963年《人民日报》刊登的一首讽刺“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讽刺诗《老虎贴告示》:
——老虎贴告示
本虎张贴告示
众兽一体周知
维护山林安全
本虎义不容辞
颁布三项禁令
全体严格执行
一禁头上生角
永绝抵触争吵
本虎当众发誓
头上只生短毛
二禁天空飞行
保护上帝安宁
本虎对天保证
永不飞上天空
三禁水中游泳
保证饮水卫生
本虎安分守己
决不闯入池中
至于利爪坚牙
理应例外宽大
允许自由使用
无论啃咬撕抓
本虎决不垄断
权利均分大家
三项禁令颁完
今后一律照办
谁说半个不字
惩罚必定从严
破坏和平大业(注:“破坏和谐大业”?)
罪名由它承担
切切此布
——拿破仑说:“绝不做敌人希望你做的事——这是一条确定不移的战争格言。理由很简单,因为敌人希望你做。所以,应当避免进入业经敌军搜索和研究过的作战场地,同时更须注意,不要进入敌人筑有防御工事的地区。”
只要把“民主”解释为“多党制、自由竞争”,那就算是进入了“自由知识精英”的“筑有防御工事的地区”,做了“敌人希望你做的事”,就只能任凭“老虎”们“自由使用利爪坚牙”“啃咬撕抓”而毫无还手之力。
5.结论
在中国搞“精英民主”制约不了权力,制约不了“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更制约不了“持权抢劫”。它不过是“自由知识精英”们分裂肢解中国的工具。“持权抢劫”的真正克星是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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