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老先生，学问不能这样做

茅于轼老先生，学问不能这样做

评他的《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主报告）》

：王士海 提交日期：2009-1-3  天涯社区

本人简单看了一遍天则所发布的《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主报告）》，发现存在很多问题。下面就简单地说一说。

评论一：对《前言》的评论
如果说报告主体内容还有一定的科学性的话，那么有茅于轼先生撰写的这篇前言就完全可以当成胡言乱语看待了。
作为前言，它的主要内容无非是交代一下研究背景，介绍一下研究结论。可茅先生的前沿又写了什么呢？写什么还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他说的对不对。

茅先生先说耕地和粮食产量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凭常识就知道这句话是错误的。可人家会说常识不一定就是正确的，人家茅先生可有依据，什么呢？就是“我国改革以后的三十年人口增加了45%，粮食产量增加了60%，而耕地是减少的”。
首先要说的是，最近三十年，人口到底增加了多少呢？茅先生说是45%，俺不知道他的数据是哪里来的，是美国的？世界银行的？还是粮农组织的，或者是他老人家自己清点的。我查了一下2008年统计年鉴，发现1978年底人口为9.6259亿，2007年底为13.2129亿，29年间增加了37.26%。看来茅先生为了论证自己的正确性不惜去造假了。
其次要说的是，30年间我国的耕地规模是减少的吗？
1978年到2006年底，中国的耕地规模到底减少的吗？从该报告附录一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到：1978年耕地为99389.33千公顷，到了2006年是130039.2千公顷，实际上耕地规模增加了30.84%！我不知道茅先生这个“耕地是减少的”的结论从何而来？难道又是“茅式数据”吗？
好！有可能是老先生不知道从哪个网站上看到了这个数据，或者是老眼昏花看错了数据，我们暂不争究这个，要重点看的是他话中的逻辑和一些大家不了解的事实。
需要说明的是，这三十年间，粮食播种面积是有所减少的，1978年是120587千公顷，到了2006年是105489千公顷，减少了14.31%。估计老先生想说的是粮食播种面积有所减少。
为什么播种面积减少了而产量增加了呢？那是因为亩均产量增加了。1978年亩均粮食产量只有168.49公斤，而到了2006年增加到314公斤。（注意：这里是亩均，要考虑广袤的低产田）茅老先生要说明的是由于亩均产量的增加，所以中国才不会因为因为人口增加而出现粮食紧张。他把这归功于科技进步。是科技进步吗？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为什么？
因为1978年的时候中国农业是传统农业，而改革后，随着化肥等要素的普遍应用，粮食产量才会增加。换句话说，八十年代初的时候，人家日本的亩产量已经是中国的两倍了，因为他们已经普遍使用了化肥、农药等。中国经过20多年的现代化改造，化肥使用量基本上已经赶上了日本的水平，而亩均产量也已经差不多了。我们再看看粮食的目均产量变化情况：1990年时粮食亩均产量已经达到了262.187公斤，比1978年增加了55.61%；到了2000年粮食亩均产量为284.078公斤，比1990年增加了8.35%；2006年的亩均产量为314公斤，比2000年增加了10%。我们可以看到粮食的亩均产量的大幅度提升仅仅在前期，当化肥普遍以后，产量增加的幅度就大幅度降低。
我们再看看化肥使用情况：1978年，每亩使用的化肥还不到4公斤，到了1990年为11.64公斤，到了2000年为17.68公斤，而2006年变成了20.44公斤。由此可见，化肥增加的幅度要比粮食亩产增加的幅度大得多。
也就是说，粮食产量在这三十年增加了63%并不能说明未来土地的生产能力可以有很大提高，只能说明当时的生产条件太差了。难道七十多岁的茅先生不了解这个情况吗？绝对不会，他当年下乡时一定知道当时农民是如何种地的。他之所以不加分析地得出这个结论的目的是什么？为了论证自己是正确。这起码可以说是学术失范，当然前面的数字问题就不是失范这么简单了，而是学术造假！！
这里要强调一个问题：和茅先生一样，以上数据都是统计年鉴上的，来之于官方。官方关于耕地的统计是有问题的。从该报告附录一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到1996和1995年的数据有一个断层，差了30000多千公顷。为什么会这样？就像陈锡文所提到的那样，中国的耕地规模谁都搞不清楚。在取消农业税之前，地方政府倾向于少报耕地面积，那样收取的部分农业税就可以被他们截留，也可以为自己的减负责任找一个缓冲空间。实行农业补贴之后，地方政府有的又倾向于实报甚至多报，可以获得更多的补贴。还有一种情况是当地的耕地要远多于上报的数据，多出来的那部分土地实际上也在耕种，每年的粮食总产量中也包含这部分土地产出的粮食，但是如果地方政府要把这些土地专为非农用途，虽然从统计数据上看好像耕地面积没有减少，但实际上种粮的耕地减少了。事实上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这也是说政府为什么要严控土地，因为中央政府不能控制的土地太多，即使严守18亿亩红线不放松，实际中的耕地还是在大量流失的。
这只是对茅先生一个观点的评论。下面再说另外一个。

茅先生为了是自己的观点易于被普通民众接受就把房价上涨的责任归为耕地保护。事情是这样吗？当然，土地价格当然会构成房价的一部分，从全国来看土地价格占房价的比重为 20%左右，北京能达到30%。以我哥们
负责的一个项目为例，土地价加上建造成本为4000，房价为8000（北京四环附近），他认为土地占比有30%。这和实际上发达国家的情况差不多。真正造成房价上涨的是炒作。北京到处都有开发商囤积的土地，根本不愁没有地块。

说耕地保护政策会限制城镇化。保护土地并不是不发展城镇化。中国实行耕地补偿制度，按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由占用耕地的单位负责开垦与所占用耕地的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没有条件开垦或者开垦的耕地不符合要求的，应当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规定缴纳耕地开垦费，专款用于开垦新的耕地。城市化不能以饥饿为代价。

这两点不想多说，觉得很没劲。这种不经论证就信口开河的方式实在不值得讨论，就像他上次提出要提高大学学费一样。

我倒有兴趣说一说他对莱斯特布朗的评价。他说人家的逻辑是“认为中国高尔夫球场太多，会导致粮食生产不足”。就这么简单吗？这么评价人家与其说是在污蔑布朗不如说实在展示自己的无知。布朗的分析是很有理由的。人家是怎么说的呢？人家的观点如下：
（1）随着收入的上升，中国人民的饮食会迅速多样化，从严重依赖淀粉类主食，转为更多地食用副食品，因此造成了对粮食的更大需求。
1978年中国的全国猪肉消费量是700万吨，到了1994年，上升到了3000万吨。禽肉（鸡肉和鸭肉）1990年的全国消费量为320万吨，1994年上升到了660万吨，只用了四年就翻了一倍多。这两种肉类都非常消耗粮食，1吨猪肉需要消耗4吨粮食，1吨禽肉则需要2吨。（因此，禽肉相对比猪肉便宜。）
鸡蛋的消费也在快速上升。1990年，人均每年的鸡蛋消费量是100只，政府的目标是到2000年提高到200只。到那时，中国的人口是13亿，这就意味着全国一年需要2600亿只鸡蛋，以及13亿只母鸡（假定每只母鸡一年生200只蛋）。除了这些令人生畏的数字，更重要的是，这种人均鸡蛋消费量翻一倍所要求的新增饲料，比澳大利亚一年的粮食产量还要多。
水产品的需求也在上升。以日本为例，1994年日本消费的水产品总量大约是1000万吨。中国的人口比日本多10倍，假定人均水产品消费数量相同，那就需要1亿吨。这个数字与目前全世界一年的捕捞量相等。如果这些水产品全部是人工养殖的，那么一年需要2亿吨饲料，这比印度一年的粮食产量还要多。
酿酒业也是消耗粮食的主要行业。1994年，中国人一年消费130亿升啤酒，仅次于美国。预计四年后，这个数字就将翻一倍。如果中国的每个成年人每年多喝一瓶啤酒，那就需要新增粮食产量37万吨。如果每人每年多喝3瓶，那么新增的粮食需求就等于挪威一年的粮食产量。
除此之外，不要忘记中国的人口还在快速增加，每年新增人口数大约为1300万。从1990年到2030年，全国人口总数预计新增4.95亿人。这意味着，即使人均粮食消费量保持不变，中国每年也需要大量增产粮食。
（2）与粮食需求快速增长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耕地却在不断减少。
工业化进程要求使用更多的土地。假定有1亿农民到城市中打工，每家工厂可以吸收100个工人，这就需要新建100万家工厂，还必须新建与工厂配套的仓库和道路。许多新工厂都必须建在耕地上。中国的12亿人口，大部分都居住在东部和南部宽约1000英里的一个条形地区中，这也是中国最好的耕地所在的地区。
此外，中国政府决定，将汽车业作为未来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其他三个产业是计算机、通信和石油化工。）1992年，全国车辆的总销售量是120万量，包括轿车、货车、卡车和公共汽车等。到2000年，预计这个数字将达到300万辆。到2010年，全国汽车保有量可能达到2200万辆。这些车辆需要几百万公顷的道路、高速公路、服务设施和停车场。
（3）比土地更稀缺的是淡水。
1994年中国的用水量是1949年的6倍，整个华北地区都是缺水区，其中大部分城市都在抽取地下水。1950年，北京的地下15英尺处是含水层，今天则在地下100英尺以下。抽取地下水的速度，已经超过水源补给的速度。这样下去，地下水总有一天会抽完。到那时，只能减少灌溉用水了。
除了灌溉用水不足，农业用水还必须补贴城市。中国大约有300个城市是缺水城市，其中之一是北京。据说北京外围的农民被禁止从水库中取水，因为必须保证首都用水。北京附近所有的水，都属于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农业只能依靠雨水，因此农业生产效率非常低。
中国的城镇人口正在膨胀，这意味着每年会新增几百万人使用抽水马桶。这导致生活用水的急剧上升。农村和城市在竞争水源，失败的一方永远是农村。
（4）农民失去的不仅是水源，还有土地。
从1990年到1994年，耕地减少的数量抵消了生产效率的提高，因此粮食产量没有增加。从长远来看，这种趋势肯定会继续下去，粮食产量肯定将要下降。
中国的现代化，与西方最大的不同之一是：中国在工业化之前，就已经人口过度了。工业化的进程，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耕地减少，即使生产效率提高，也无法抵消这种趋势。
以日本、韩国和台湾为例，工业化分别导致耕地减少52%、46%和42%。日本粮食产量最高的一年是1960年，到了1994年，粮食产量减少32%。韩国和台湾的粮食产量与1977年相比，都减少了24%。中国未来肯定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5）如果到2030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只减少五分之一，假定人均粮食消耗量不变，那么单单新增人口所需要的粮食，就等于一年2亿吨。这个数字与1994年世界粮食出口总量相等。
如果中国的人均粮食消耗量增加，从1994年的每人每年300公斤，增加到400公斤，与台湾的水平相仿，比美国的每人每年800公斤少一半，那么中国需要进口3.69亿吨粮食。
（6）中国有能力进口那么多粮食吗？答案是中国有这个能力，因为中国有巨大的贸易顺差。单单1994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就是300亿美元，这笔钱足以买下当年全世界所有用来出口的粮食。
但是更大的问题是，谁能提供那么多粮食？答案是谁也不能。中国对粮食的需求，将会超出全世界所有粮食出口国的出口能力。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是美国，但是美国产量根本不足以满足中国的需要，而且世界上还有100多个国家都从美国进口粮食，它们的粮食需求也在快速上升
（7）随着粮食进口的增加，中国的粮价将会不断上涨，最终推动世界粮价上涨。中国的耕地稀缺问题，最终也将演变成世界性的耕地稀缺。中国的淡水稀缺，也将引发全世界的淡水稀缺。
（8）为了避免世界性的粮食危机，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必须考虑四个建议。
①坚持计划生育政策，减少人口数量，争取不突破现在预测的人口峰值16.6亿。
②大力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集中力量开发国家特别需要的农业新技术。
③实行保护耕地的国家战略，将交通系统从以轿车为重点，转为以公共交通为重点，发展城市铁路，提倡近途交通使用自行车。
④推广全国性的节水计划。
（9）如果中国无法做到这几点，继续大量进口粮食，那么将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人类对水产品的捕捞量，将会超过鱼类的繁殖能力；对淡水的需求，将会耗尽地下水，导致耕地最终成为旱地；对耕地的过度耕种，将会导致杀虫剂和化学肥料的大量使用，而这些化合物都会被人类自己吃下去。
上面九条就是《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主要内容。坦率地说，虽然布朗的估计有些粗糙，但是十几年过去了，我们足以看到其当年的预见性。大家能得出布朗的逻辑仅仅是“中国高尔夫球场太多，会导致粮食生产不足”？我想头脑健全的人都不会？茅于轼先生为什么会得出这种结论？我想他不是头脑不健全，而是根本就没有认真看过或思考过人家的文章。以这种鄙视的口吻嘲笑人家，到头来嘲笑的只有自己。
事实上，布朗是一个值得中国人尊重的西方学者。现在的中国学者和民众基本上已经接受了布朗的主要观点，他现在对中国粮食问题的讨论重点转向了农业资源和生态方面，是很有说服力的。

还有一点想强调一下：茅于轼先生的观点似乎比报告本身的结论更为激进，或许是他觉得研究结论没有达到自给的期望，非要在前言中强化一下。甚至报告中根本就没有得出土地保护造成房价上升，限制城镇发展等结论。

这里我还要讨论一下茅于轼先生在天则网站上发表的帖子《为什么18亿亩耕地红线没有必要？》
http://www.unirule.org.cn/SecondWeb/Article.asp?ArticleID=2711
首先他把骂他的人说成是那些被他得罪了根本利益的一些人，看看论坛里那些数万骂他的网友都是被他的最利益的人吗？非也！只是众网友认为这位教授在打着学术的幌子为房地产商呐喊，正所谓既做婊子又要立牌坊。
下面就是他所谓的“45%”和“减少了”，是那个面讨论了，有点搞笑。
在下面他用“日本消费的粮食中有40%靠进口”来说明中国也可以靠进口。可惜老先生根本不了解日本。我办公室有一位日本某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目前在中国做访问学者。他告诉我虽然日本的粮食不能自给，但在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主食大米不仅可以自给而且还在出口，鱼也可以自给。一旦发生意外事件，日本人绝不会挨饿。日本进口的粮食主要是美国小麦。
不过，我还要说的是，日本不是“消费的粮食中有40%靠进口”，而是粮食自给率只有40%。我相信这次茅先生不是看错了或者算错了，而是根本不了解情况。他的学生们竟然没有看到这个错误，还让他网上丢人现眼，服了！！

算了，对于前言已经说得够多了。
报告可能不是茅先生写的，前言却一定是他写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茅先生做学问的态度和精神，实在值得晚辈学习啊。

评论二：研究假设
任何研究都有一定的假设，或明示或暗含。很显然，在这篇报告中，他们的主要假设是暗含的，起码我没有看到明确的表述。
有人要问了，写研究报告干嘛还要假设？不错，研究报告尤其是政策性研究报告应该以事实为依据，不能做一些不切实际的假设。但是，任何分析都要有逻辑起点，即使不明说，假设也是存在的。比如要研究粮食安全，其暗含假设就是粮食的生产与供给与人们的行为有直接相关性。否则研究就没法展开。
虽然该报告没有明示假设，本人还是从报告的分析中提炼出他们暗含的最基本的假设，其他假设在后面讨论，大家看看是否到位：
假设一：耕地规模在未来的年份里不会再减少；
假设二：粮食的亩均产量的上升可以在耕地规模不变的情况下满足增加人口的粮食需求；
关于第一个假设可以从报告的分析中，尤其是对未来预测的分析中看出来，这些分析没有考虑耕地还会不断缩小。他们的分析都基于现有的耕地规模，得出的结论是粮食安全问题不会严重。该报告的研究目的就是说明现有的土地保护政策过于严格，因此，需要放松。如果放松了土地管制，必然会造成耕地的流失，那么他们分析的基础就不存在了，那么研究结论就不成立。所以，基于该假设的分析得出的结论必然是矛盾的。
第二个假设能否成立取决于如何看待技术进步对于粮食生产的影响。毋庸置疑，科技进步是粮食产量增加的主要因素。但是科技并不是万能的，尽管袁隆平先生曾梦见稻穗像高粱穗那么大，但现实中很难实现，即使稻穗真能长那么大，到时候大米亩产量是高是低还不好说呢，毕竟目前高粱的亩产量遥远低于大米的亩产量。中国农业和日本一样属于小农经营，精耕细作加之高投入的肥料使得亩均产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我们很难期盼产量再有多大提升。即使科技进步真的可以进一步提高亩产量，在耕地规模不变的情况下或许可以满足未来新增人口的新增粮食需求，但是耕地规模还是会减少的。因此，仅是科技进步了，粮食紧张的情况会比该报告的结论严峻的多。
这两个假设比较隐蔽，但很关键，没有他们，该报告的分析就是瞎扯淡了。有了它，该报告不是瞎扯淡，但失去了现实意义。顶多算一篇质量较高的应用题答案。

评论三：对《概论》的评论
本报告的概论部分中规中矩，没有什麽好说的。需要强调的几点是：
第一、第8页也分析了“近年来中国耕地面积急剧下降”的事实，但是在后面讨论中却把这个事实剥离了；
第二、第10页也提到了粮食价格高涨会引起一系列社会问题，并举出了一些例子。这说明他们明白粮食危机不一定会产生饥荒，但很可能会造成其他危害。但是在后面分析中研究的目标是防止饥荒。粮食危机不一定造成饥荒，但同样也会产生其他可怕的后果。
第三、在第15页的附录部分的注中说“1996年以后中国统计年鉴中耕地面积的数据是一致的”，数据全都是130039.2。我看了看国土资源统计年鉴，发现并非如此，我不认为这里是在造价，而是学术精神的缺失。实际上，从1999年到2005年，耕地每年以2千万多亩的规模减少，累计减少了约1.1亿亩。2006年以后的国土统计年鉴没有找到。

评论四：对《粮食安全的测定——粮食缺口》的评论

这一部分主要是讨论了粮食缺口的计算。问题有：
在24页中，他们说“这样的计算是假定粮食的余缺是一个概率事件，它不能解释突发的偶然事件，如战争，火山爆发引起的气候对粮食生产的影响，能源突然涨价引起用粮食替代能源的事件、内乱以及大规模入侵造成的粮食供应不足等”
事实上，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因为纵观20世纪出现的饥荒和粮食危机，哪一个不是由突发事件引起并推进的？把这些突发事件排除掉，还有什麽能引起粮食短缺？不知道茅先生能不能说明一下。

这部分基本上就是一个大而且简单的计算题。

评论五：对《解决我国粮食短缺的国内途径》的评论
对于这部分有几个问题需要讨论：
第一、第46页，报告在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因此饲料和工业用粮的快速增长对口粮的压力并不大”。情况果真如此吗？
有一个问题我没有弄明白：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是不是耕地里长出来的？如果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快速增加了，对耕地的需求会不会增加？那么种口粮的耕地会不会减少？如果减少了，对口粮的压力会不会增加？
在后面，报告为自己的这个结论提供了一个应对方案是“工业用粮和饲料用粮完全可以保持一个较低的自给率”。从这个角度考虑，如果饲料和工业用粮主要靠进口，在减少更低的情况下不就对口粮的压力不大了吗？
那么我们要先弄明白什么是饲料用粮，什么是工业用粮。这里指的饲料用粮主要是玉米。玉米主产区是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河南、山东，其中黑龙江、吉林、辽宁为春玉米，河北、河南、山东为夏玉米。夏玉米为麦收前后种，不影响小麦种植，也就是说，对于夏玉米来说，增加播种面积并不影响冬小麦产量。工业用粮的用途是什么呢？面包、饼干、方便面、糕点、各种零食都来之于工业用粮。我们口粮减少了，但是对粮食的需求未必就会减少。工业用粮里还包括一部分饲料用粮。事实上，把工业用粮、饲料用粮与口粮区别看待没有什麽意义。他们都是土地里长出来的。某一项增加了都会对其他的产生压力。
第二，在第49页报告指出“我们可以看出，粮食消费呈现双降态势，一方面食物在居民日常消费中的比例在下降，另一方面粮食在整个食物消费中所占的比例也在下降”。
这个表述的目的无非是说明：人们对粮食需求降低了，故而耕地需求也就减少了。
但是我们要明白这所谓的“双降”意味着什么。“食物在居民日常消费中的比例在下降”并不意味着人们对食物的需求就减少了。相反，20多年来中国人口增加了3亿多，对食物的要求比以前增加了，人们能够放开肚子吃饭了，单个人比以前吃的也多了。因此，用恩格尔系数来说明问题毫无疑义。第二个降能说明人们人们对粮食需求减少了。但是这只能说明生活水平提高了，对蛋、奶、肉、水果等食物需求增加了。以猪肉为例，要生产一斤猪肉需要三斤粮食，人们对肉的需求增加了，但对土地的需求却没有减少。不管是蛋，还是奶最终需要的还是耕地。口粮需求减少了能说明什么呢？能说明人们对耕地的需求减少了吗？
第三、对中国来说，投入增加就可以增加单产吗？
这个问题也可以这么问：劳动和中间品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替代耕地？
在这个问题上，报告首先计算了产出弹性。这里有一个观念问题，那就是土地的产出是不是没有止境的？如果没有止境，那么只要不断地投劳投物，其单产就会不断地提高。那么一厘米耕地就可以养活全世界人。如果土地的产出有止境，那么止境在哪里呢？就是目前科技所能提供的最大产量。袁隆平在试验田里的产量还是有限的，就不要说一般耕地了。
报告中的计算方式的假设前提就是土地的产出是没有上限的，这个假设已经注定了这种计算方式没有什么意义。
在3.4.4部分，报告计算了“为弥补十年一遇，五十年一遇，百年一遇的粮食歉收带来的生产不足所需的中间品和劳动的投入增加”。这种研究意味着耕地还有过剩的生产能力。是那样吗？我们都知道中国和日本一样，都属于小农经营，特点就是精耕细作，劳动和其他要素的边际产出几乎是为零的，这种情况下，耕地的产出几乎到了极限。实际上，日本和中国的亩均产出也几乎是世界上最高的。
更为重要的是，“为弥补十年一遇，五十年一遇，百年一遇的粮食歉收”都是突发性的，而农业生产要受生物性和季节性的限制。粮食危机的周期一般不会超过一年，危机出现具有突发性，当时令一过，如何替代？2020年6月夏粮欠收，春种已过，7月份市场价格开始反应供需矛盾，10月粮价飙升3倍。到那时，如果我们的茅教授还活着，请问：12月你还能种粮食吗？
还有一点报告中有个十分明显的纰漏。真正影响粮食生产的除了耕地、劳动和他们列出的17项投入，更为重要的是淡水资源。对于大部分北方地区来说，限制粮食生产的因素就是淡水，缺水成了华北和西北地区农业生产的主要障碍。没有水，化肥用的再多有什么用呢？莱斯特布朗先生就是看到了这方面的问题，而我们的茅教授偏偏可以忽视了这个因素。
第四、在第58页，报告指出：“现有高库存是维持在现有粮食生产条件基础上的，如果中国在未来选择降低粮食自给率，更大程度上依赖进口。通过国际贸易维持这样的高库存是否可行，会遇到哪些困难，这些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应该说这个表述是很中肯的，这个问题也直接影响着报告的结果，很遗憾的是报告的结论并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报告的撰写者已经考虑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为了是自己的报告更利于自给的预期而可以忽视了，这又是一个学术态度问题。

评论六：对《解决我国粮食短缺的国际途径》的评论
这一部分有以下几个问题指的评论：
第一、报告指出“世界的粮食生产潜力完全可以解决世界粮食的未来需求”，因而“国际上可以解决我国粮食问题，不存在障碍”。
首先要说的是，这里指的是生产潜力，有潜力不一定表示实际供给。2007-2008年世界同样有潜力解决世界世界粮食问题，但是同样出现了粮食危机，一些国家出现暴乱，非洲国家出现了饥荒。
其次，有供给不一定表示可获得。2007-2008世界粮食生产同样可以满足世界人口的需要，但是由于粮价飙升，好多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根本买不起粮食，粮食危机因此而发生。注意：粮食安全的含义包括三个层面，买得起是第二个。
第二、报告用“我国谷物产量与世界产量波动的相关系数较低”来说明“我国遭遇粮食危机，世界其他国家的粮食供给依然是充足的”。
这里暴露的是研究方法的错误。
“我国谷物产量与世界产量波动的相关系数较低”的得出是基于现有的粮食贸易格局，即中国的粮食进口很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加之政府的调控，“我国主要粮食作物生产的年度波动与世界（中国除外）粮食的年度生产波动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线性相关关系”就再正常不过了。一旦我们放松耕地管制，粮食进口大增了，这种分析还成立吗？
也就是说，这个分析的基础和结论的基础是完全相反的，那么结论的逻辑正确性就存在很大问题了。这就相当于说：通过茅于轼50岁之前的体力数据可以得出结论说他可以背动50公斤的大米袋子。所以70岁的茅于轼同样也可以背动这种米袋子。
难道“天则”的“经济学家”们真的意识不到这个错误吗？我觉得不会，故意而为之罢了，这又是学术态度问题！
第三、报告的分析是基于中国外汇充足这个前提的。
这个假设又存在很大问题！
首先，现在有大量的外汇并不表示将来依然如此，想想美国就可以明白了。美国曾经拥有大量的外汇，可现在呢？
还有就是，影响中国经济态势的因素还很多，我们怎么能保证中国的经济永远都会好下去而不会变坏？起码目前来看，我们没有依据如此乐观。看看历史就知道了。国际上的“中国崩溃论”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
其次、土地一旦变成建设用地再变成耕地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你们见过哪个地方把非农用地变成耕地的？
耕地的流失几乎是单行道，一旦流失就很难再回来，我们难以保证五十年后中国经济会怎麽 样，但我们要给后代在没有外汇进口粮食的情况下能养活自己的耕地。当然，五
十年后茅先生必然是在地下了，可我们大部分人还活着。
第四、在报告65页，承认了对中国禁用可能性的存在，但是在结论部分却得出了“在我国具备充足外汇储备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对我国实行粮食禁运的可能性较低，而发生世界范围内国内贸易保护的概率机会不存在”。
首先要说的是，中国还有台湾问题、XIZHANG问题、新疆问题。这些问题完全可以成为西方对中国进行禁运的理由。
其次，这个结论的前提是外汇充足，可他没有考虑多少年后中国外汇不充足的情况，这个前面说了，不再赘言。

难能可贵的是报告毕竟承认了中国存在被粮食禁运的可能性，而茅于轼老先生根本就不承认这种可能性。所以我在开头就说茅比报告要激进的多。

评论七：对《结论》的评论
结论部分就是对前面内容的总结，基本上没有什么好说的，有一点我想啰嗦几句。
结论中说：“将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绝对地对应起来，或者说将耕地保护的主要原因归诸于粮食安全，则无疑是错误的，甚至是极为有害的”
让我不解的是，我在报告中没有看到它的这个就论是如何来的。不加论证地结论性表述是很不恰当的。
本文中说：“这种意义上的“耕地保护”、及其与粮食安全的绝对“捆绑”，则是本文欲加否定和批判的。而本文研究的结果恰好达成了这一目的。”
而本人却并没有在本文中看到他们是如何批判的，通篇看来，论述的重点不是否定“捆绑”，又何来“本文研究的结果恰好达成了这一目的”？如果仅看《前言》和《结论》或许可以接受他这个说法，但是看了主体部分就难以苟同了。

评论七：说一说治学态度
我觉得福特基金会看到这个报告一定会很生气。
《前言》漏洞百出就不说了；
《概论》都是别人的东西，没有看到多少“天则”的，没有什麽好说的；
《粮食安全的测定——粮食缺口》就是一道计算题，统计专业的本科生不用毕业就可以做，而且做的会比这更好；
《解决我国粮食短缺的国内途径》种最有科技含量的部分，他们用的是人家卢锋（收入效应）、黄季焜（粮食需求预测）、陈卫平（制度和科技因素）的研究，把这些去掉，剩下的又是一道简单的技术经济学计算题；
《解决我国粮食短缺的国际途径》只是简单的资料堆积，没有多少技术含量；
《结论》应该都是他们的，但是基于上述研究的结论能有多少意义呢？
这就是茅于轼先生组织的研究。
除了空喊的口号，几乎不会有多少东西是福特基金会所感兴趣的。
亏他们还敢说“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科研人员认真规划、努力钻研、 深入探讨并广泛交流，课题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不错，这成果确实够显著的。
建议茅先生好好看看别人的高水平的研究吧。光忽悠人忽悠不到诺贝尔委员会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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